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在生態文明建設不斷推進的新時代，生態文學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它已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生長點，具有獨特的時代價值和文化意義。

生態文學是伴隨生態問題出現而產生的文學門類，具有較強憂患意識。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在生態問題日益嚴峻的背景下，一批作家出于對生態環境的關注和反思，通過文學作品傳播生態保護理念，推動了生態治理工作的開展。徐剛《伐木者，醒來》、劉貴賢《中國的水污染》、岳非丘《只有一條長江》、陳桂棣《淮河的警告》，以及哲夫的“江河三部曲”《長江生態報告》《黃河生態報告》《淮河生態報告》等，直面生態環境保護問題，敲響了生態危機的警鐘，喚醒了人們對生態環境的重視。

新時代以來，生態文學超越了環境保護的觀念范疇，有了新的拓展。一方面，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的深入推進，作家對生態環境問題的關注度不斷提升。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生態環境質量的持續改善，生態環境保護內涵外延不斷擴大，作家的關注角度和認識不斷深化，將目光更多投射到生物多樣性、氣候變化等領域。生態文學的內容更加豐富，形態更加多樣，注重反映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互動關系。何建明《那山，那水》，梁衡《樹梢上的中國》，劉醒龍《上上長江》，阿來《云中記》《攀登者》，李娟《冬牧場》《遙遠的向日葵地》，葉梅《福道》，沈念《大湖消息》，李青松《北京的山》等，從不同角度對“告別伐木時代”的生態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進行了新的探索，生動詮釋了新時代生態文明理念。

新時代以來，生態文明建設取得了顯著成就，“綠水青山”的美麗畫卷、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圖景、生態環境保護工作者的感人事跡，為文學創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素材和靈感。新時代生態文學創作需要立足新的時代語境，呼應時代需求，擔當新的時代重任，圍繞中國式現代化和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進一步激活生態文學的時代價值，創作出有精神高度、文化內涵和藝術價值的生態文學高峰作品，推進美麗中國建設。

加快構建以生態價值觀念為準則的生態文化體系，是構建生態文明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新時代生態文學發展的根本方向。新時代生態文學的創新發展，需要以文學作品構建新時代生態文化體系。《瓦爾登湖》《寂靜的春天》《沙鄉年鑒》《夏季走過山間》《昆蟲記》等，之所以能在世界生態文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正是因為其對生態文化體系的構建。

新時代生態文學的生態文化體系構建，首要任務是立足中國本土實踐，傳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中華民族向來尊重自然、熱愛自然，綿延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孕育著豐富的生態文化。回望歷史，中華文明能夠成為人類文明史上唯一沒有中斷而延續至今的古老文明，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原因就是中華文明創造了豐富而深刻的生態思想與生態文化。“天人合一”“萬物并育”“民胞物與”“和合共生”“道法自然”“萬物齊一”等觀念，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理念，也是今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遵循。

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促進了古代文學的發展。《詩經》的“賦比興”手法，《離騷》的“香草美人”范式，都是以自然萬物為抒情明志的依托。陶淵明的詩強調人與自然的一體性，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魏晉時期的山水田園詩開創了生態文學詩詞典范，唐詩宋詞更留下了大量諸如“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等從自然生態中萃取的詩文。

新時代生態文學要充分借鑒、傳承和發揚中華優秀生態文化傳統，深入踐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要充分挖掘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自然和生態的論述，借鑒國內外生態學、生態美學等重要研究成果，圍繞生態文明建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全面構建新時代生態文化體系，為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撐和實踐基礎。

隨著生態觀念的深度變革和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實踐，生態文學也進入了新的創新發展時期。生態文學不是簡單的生態環境保護文學，也不是純粹描寫花鳥蟲魚的自然文學，而是要展現生態文明的多樣性，揭示生態文明的豐富內涵。

為此，新時代生態文學進行了積極探索，產生了各具特色的生態文學作品。申平、胡冬林、沈石溪、黑鶴等創作的動物題材文學，以動物為主角揭示生態文明的倫理意義；鐵穆爾《星光下的烏拉金》、李娟“牧場”系列、王月鵬《海上書》等揭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徐剛《長江傳》、王若冰《渭河傳》、郭保林《大江魂》、趙德發《黃海傳》等為江河湖海等自然生命體作傳；任林舉《玉米大地》、阿來《草木的理想國：成都物候記》、王辰《桃之夭夭：花影間的曼妙旅程》、付新華《螢火蟲在中國》、冉浩《螞蟻之美：進化的奇景》、張煒《我的原野盛宴》等博物書寫，讓大自然“說話”，呈現自然之美。

新時代生態文學呈現出“跨界”創作現象，不同題材的文學創作洋溢著濃厚的生態關懷意識。楊志軍《雪山大地》在講述三代人的奮斗故事中，表達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哲學。劉亮程《本巴》在探尋民族歷史記憶中，揭示了草原游牧生活與民族命運的關系。喬葉《寶水》、關仁山《白洋淀上》、歐陽黔森《莫道君行早》、老藤《草木志》等鄉村振興題材小說，也都融入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實踐，生態、文學雙向互動、水乳交融，打開了作家書寫的嶄新空間，生態文學已成為新時代文學高質量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新時代需要建設性的生態文學，應倡導生態整體主義理念，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處與可持續發展，充分發揮人的生態責任意識，提出具有建設性的發展構想，創作出深深扎根于大地又符合中國實踐的生態文學精品。

（作者系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