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清朝末期，在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振興教育開通民智思想的影響下，北京率先興辦近代圖書館，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正式建立了京師大學堂藏書樓（后改稱北京大學圖書館）。這是北京地區最早的近代圖書館。從此，只為一定范圍內少數人服務的藏書樓轉而成為向廣大公眾提供閱覽服務的圖書館。辛亥革命后，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圖書館在社會教育中具有重要作用的思想成為共識，圖書館事業進入快速發展期。 

擁有豐富珍貴藏書是基礎

圖書館，顧名思義以藏書為基礎。北京地區的藏書事業歷史悠久，歷經遼、金、元、明、清等朝代的不斷經營和積累，由宮廷和官府藏書到私人收藏，延續數百年，聚集了全國圖書精華，形成了在中國歷史上極其豐富多彩的藏書，這為近代圖書館創辦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北京宮廷和官府藏書非常豐富，早在10世紀30年代，遼升幽州（今北京）為陪都南京（也稱燕京）后，就成為當時遼宋之間文化交流的中心，燕京地區大量刊版佛經和儒家經典，為藏書事業的興起創造了條件；金貞元元年（1153年），改燕京為中都，定為國都，開創了在北京地區營建官府藏書的先河。金在攻陷北宋京都汴梁時，將“宣和館閣之儲”悉數北運，收藏于中都；13世紀70年代，元建都大都（今北京），在攻入南宋京城臨安（今杭州）后，先后兩次將南宋官府藏書及書版并江南諸郡書籍運回大都，藏于奎章閣和崇文閣等處；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于永樂十九年（1421年）選南京文淵閣藏書北運至北京文淵閣，藏書多達4.5萬余卷，其中不少宋、金、元歷代遺留下來的善本；清朝建立后，北京的藏書事業達到了中國封建時代的高峰，承襲了明朝官府的全部藏書，在紫禁城和圓明園的文淵閣、文源閣收藏《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并在昭仁殿、武英殿和皇史宬等處收藏圖書。封建時代北京的私人藏書雖然不及江南發達，但是清光緒年間滿族人國英將其藏書2萬余卷建“共讀樓”，制定章程，開放供士子閱讀。這在近代圖書館事業興起之前，無疑是一創舉。

正是北京地區擁有數量巨大的豐富藏書，為北京率先興辦近代圖書館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新文化運動等思潮成為助推劑

清朝末年，隨著西方思想進入中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此起彼伏，北京成為新思想的中心。康有為、梁啟超等在實行變法推行新政時就明確提出開設公共性質的藏書樓的主張。清宣統元年（1909年），籌建京師圖書館，即現今國家圖書館的前身。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后，新文化運動助推北京地區圖書館事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新文化運動主張勞工、平民均應有受教育的機會，圖書館對普及大眾文化和提高民族素養以“喚起民眾”有重要意義，為近代圖書館事業創建和發展提供了思想準備。

新文化運動不但解放了人們的思想，而且促進了大量新式學校和圖書館的興起，比如北京政法專門學校、清華學校、燕京大學等普遍設立了圖書館。甚至故宮、頤和園、北海公園等昔日的皇家園林也紛紛成立圖書館，向公眾開放。此外，中國政治協會、博物協會、社會調查所等學術研究團體也辦起了專業性的圖書館（室）為其成員和社會服務。私人也設立了許多有影響的圖書館，比如紀念蔡鍔的松坡圖書館、盧靖辦的木齋圖書館、錢稻蓀辦的泉壽東文書庫、北京香山教育圖書館、北京青年會圖書館等。

五四運動給民國圖書館事業的建設注入了活力，民國初期北京地區圖書館事業取得巨大進步和發展。這一進步和發展促進了有關圖書館問題的學術探討，也促進了圖書館界協調協作的進步。圖書館協會應運而生，辦刊物，同時開展有關近代圖書館的宣傳和教育活動。大學開辦圖書館講習會，開設圖書館學選修課程，培養圖書館工作人才。1947年，北京大學開設了圖書館學專修科，后來成為國內培養圖書館學高級人才的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新思潮促進了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民國圖書館大量涌現，使一般平民享用文化典籍及新的科學文化知識成為可能，起到了振興社會教育的作用。

先進知識分子做出實質性貢獻

蔡元培、魯迅、李大釗等先進知識分子在民國圖書館興起中起到了至關重要作用，做出了實質性貢獻。中華民國建立后，一貫倡導民主與科學、支持新文化運動的蔡元培出任民國政府首任教育總長，他非常重視圖書館事業，在擬訂的教育部機構中設立了專管圖書館事業的社會教育司，并邀請魯迅先生來京擔任這個司的第一科科長，主管圖書館和博物館工作。

魯迅先生來到北京上任后，不等安頓好家眷，就馬不停蹄地投入到京師圖書館的籌備工作當中。1912年8月20日的《魯迅日記》中記載：“上午，同司長并本部同事四人往圖書館，閱敦煌石室所得唐人寫經，又見宋、元刻本不少。閱畢，偕齊壽山游什剎海，飯于集賢樓。下午四時始回寓。”魯迅先生從擬定章程到館址選擇、入藏圖書，都十分關心。

在緊鑼密鼓籌備下，1912年8月27日，京師圖書館在什剎海廣化寺開館。此為北京地區公共圖書館之始。在魯迅先生積極協調努力下，《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永樂大典》等珍貴古籍入藏京師圖書館。1913年在宣武門外青廠武陽會館夾道路西（現為后青廠胡同25號）又設立了京師圖書分館。同年，在宣武門內大街路西，抄手胡同口外（現為宣武門內大街抄手胡同183號）創建了京師通俗圖書館。1917年成立了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圖書閱覽所，備置通俗書報及有關教育的物品，供游人觀覽。這三個圖書館（所）于1927年合并，改稱京師第一普通圖書館，即現今首都圖書館前身。

這一時期，京師學務局還在各“宣講所”設立了九處公眾閱報所。短短五六年時間，北京地區從無到有，出現了四座近代公共圖書館。

另一位對民國圖書館做出卓越貢獻的人物是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現代圖書館奠基人之一李大釗，被稱為“中國現代圖書館之父”。

1918年1月，李大釗任北京大學圖書部主任，在任職期間，他銳意改革，主張各類圖書兼容、中外文化并存，提供開架閱覽，延長開館時間，以方便讀者；提出以“為謀取大多數人閱覽便利”為目的，限期還書，加快圖書流通，提高圖書利用率；規定貴重書、工具書、普通書只有一部者，“僅得在館閱覽”，既利保存，又方便讀者。在李大釗的影響下，北京大學圖書館從舊式的藏書樓開始轉變為新式的圖書館，館藏結構、管理與服務方式都有了很大變化。

此外，李大釗明確提出，提高圖書館工作質量、發展圖書館事業，關鍵是要發展圖書館學教育。因此，李大釗在1920年暑期承擔了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舉辦的圖書館講習會“圖書館教育”課程的講授工作。這是我國圖書館界首次舉辦的講習班，在我國圖書館教育事業中具有開拓性和示范效應。同時，李大釗并不滿足于北大圖書館的建設與發展，為謀求我國圖書館事業的整體進步，他倡導北京大學圖書館與匯文大學校圖書館共同發起，聯合清華學校、北京協和醫學院等單位的圖書館于1924年成立了北京圖書館協會，為1925年成立的中國圖書館協會提供了范例。李大釗不僅對北京大學圖書館轉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也為中國現代圖書館學研究和制度建設樹立了成功的樣板和典范。

上世紀30年代中葉，北京地區已有公共圖書館8個、學校圖書館24個、專門圖書館（包括專門學校圖書館）42個、特種圖書館3個，總數達77個。民國圖書館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為新中國成立后現代圖書館建設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今天北京已成為全國圖書館事業最發達的地區，也是全國圖書館業務協調協作、圖書館學教育、圖書館學術研究以至國際交流的中心。回首往昔，我們不應該忘記民國圖書館初創和發展的艱辛，更不能忘記其為我國現代圖書館事業奠定的堅實基礎和做出的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