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子宜置丘壑中”
《世說新語》喜好比較人物。如《品藻第九》: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此時,庾亮貴為晉明帝皇后的兄長,剛接替王導成為中書監,是后來明帝的顧命大臣,權勢自不可擋。而謝鯤,代表彼時的陳郡謝氏,剛剛渡江南來,在王敦幕府任職,距離成為一流的貴族,還需數代人才的積累。于是,或是謙虛、或是回避,謝鯤答道:如果相比在朝廷之上的作用,我大概是比不了庾亮;但是,放情山水方面,我倒是勝過他。《品藻第九》中明帝以周顗比郗鑒、周顗比和嶠、周顗比庾亮等,大概回答都是世俗之外,別有所得,但唯獨謝鯤這句話,被后人記下。《世說新語·巧藝第二十一》: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里。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愷之為謝鯤畫像時,便有意嘲嘲他這句“一丘一壑,自謂過之”,于是把他畫在了石頭里。不想千年之后,1964年在南京市中華門外戚家山的五座殘墓里,出土一塊石質的墓志,上書“晉故豫章內史陳國陽夏謝鯤幼輿……”。
謝鯤墓志的出土引發了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的關注,郭沫若認為:謝鯤及同時期無論中央還是極辟遠地方的墓志,以及《平復帖》和南北朝寫經的字體,都有隸書筆意,而王羲之所作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帖》并無這種特征。郭沫若又結合《蘭亭序》的內容,斷言此文非王羲之的原作,《蘭亭序帖》更非王羲之的筆跡。此論一出,不僅是對千古流傳的東晉書法藝術的顛覆,更是對書法史和文學史的重大改寫。中國當代文化史上有名的“蘭亭論辯”由此展開。
如果說謝鯤因他的墓志“端委廟堂”,東晉另一位名士溫嶠,則因他的墓志出土而洗清一大謠言。溫嶠是東晉前中期政壇重要人物,史籍中記他博學屬文,風儀秀整,英穎顯名,更有和其舅氏劉琨在北抗胡,成為劉琨的使者南下勸進的經歷。南下前,劉琨對溫嶠說:“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將他比作兩漢名臣班彪、馬援,可見劉琨對溫嶠的看重。到達建康之后,“王導、周顗、庾亮等皆愛嶠才,爭與之交”。此后在平定王敦之亂、蘇峻之亂中,溫嶠都功不可沒。但就是這樣“忠誠著于圣世,勛義感于人神”(陶侃所撰喪表云)的溫嶠,《世說新語》里卻記了他一筆,見《假譎二十七》: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余,乞粗存活,便足慰吾余年,何敢希汝比?”卻后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婿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世說》說溫嶠在喪婦之后,通過設局向自己的從姑娶來自己的表妹為妻。然而劉孝標注據《溫氏譜》所載溫嶠婚姻情況,認為此條虛謬。因此溫嶠到底有沒有騙娶一節,成為自《世說》成書以來很大的一個爭議。而在2001年南京北郊郭家山的溫嶠墓志出土之后,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溫嶠歷任妻子的名字:高平李氏、瑯琊王氏、廬江何氏,并沒有出現“劉氏”的名字。由此可以斷定,《世說新語》里記載的這個故事純屬坊間傳聞,墓志的出土證明劉孝標是正確的。
六朝人感慨人生無常,“死生亦大矣!”墓志恰如其跨越死生的“通行證”。墓志里的故事還有更多,從形制的演變到葬俗的發展,從生平的補充到家族的重現,更何況是在東晉南朝那個被后人神往的時代——瑯琊王氏、陳郡謝氏、太原溫氏這些貴族及其子弟們曾經鮮活地生存在當時的國都建康,現在的南京城中。墓志的平靜記載下,是他們每個人獨特的人生——天下聞名的良將賢臣,名門大族的普通一人,終守閨閣的貴族小姐……這方石頭是他們在這個世界上活過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