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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有情皆可狀”，這是北宋邵雍哲學的理路，也是他詩歌的一個重要特質。觀物，是主觀有意地觀察事物，去尋求物理，尋求攝取主觀所需，尋求理趣以愉悅并升華主體的精神。宋人關注自然與日常的書寫，本就形成了宋詩獨特的理趣。邵雍的觀物之詩，則更頻繁地取象于自然世界和常用簡易之物，從這兩重觀照中分別推尋物理，最終把握大千世界之道，追求主體精神升華。

邵雍觀物吟詩，既不離日常，又超然于物外，既追求心隱，又通達天理與人情，他也以“敢于世上明開眼，會向人間別看天”的獨特視角自得。他有不少題為《見物》《觀物》《待物》《樂物》的詩歌，這些題名的使用，反映出他觀照物象的不同境界，以及在這觀照當中構筑的天人秩序。

觀詠自然：法天地之序

“洛陽最得中和氣，一草一木皆入看。”邵雍所關注吟詠的自然物，就像《六一詩話》中記載的“于是諸僧皆閣筆”故事，不出山、水、風、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在這部分詩歌里，邵雍用的大多是熟語，也很少憑借細致描繪或者想象發散去呈現景物。

邵雍凝視自然物，更多的是為了點綴心境，成就理趣。比如他詠魚，“已絕登門望，曾無點額憂。因思濠上樂，曠達是莊周”，是從《莊子》中傳下來的濠梁之趣，是自由、生機和隱遁的象征；花木則反襯出他對世俗功業的不在意，“客說河州事，經營杳未涯。訝予獨無語，貪嗅杏香花”，從見物上升到了觀物的層面。

邵雍作《觸觀物》言，“觀時見物理，主敬得天真。心凈星辰夜，情忻草木春”，他眼中的自然是充滿生機、富于秩序的。他贊慕天道的生生不息，“百谷仰膏雨，極枯變極榮。安得此甘澤，聊且振群生”。在他筆下，雨水經常和造化生意聯系在一起，“春雨細如絲，如絲霢霂時。如何一霶霈，萬物盡熙熙”；春露秋霜的變化則是盛衰一理的體現，“為露萬物悅，為霜萬物傷。二物本一氣，恩威何昭彰”。他也從枯榮變化、四序回環中觀察并展現盛衰變易的秩序：牽牛花“謝既成番次，開仍有后先”，梁間燕子“物情誰道爾無知，秋去春來不失期”。物極必反，而又不超越這種秩序，所謂“泰到盛時須入蠱，否當極處卻成隨”，也呈現出他對《易》學的理解。

天地萬類如此，人間的秩序也效法它、融入它而成。邵雍將自己安置在時序之中，“雖然春老難牽復，卻有夏初能就移”，在天人之際恰得其分。他對日常之物的觀照，最終被他上升到向內探尋的層面，與他個人對“樂”的追求合一。“日往月來，終則有始。半行天上，半下地底。照臨之間，不憂則喜。予何人哉，歡喜不已。”此詩題為《歡喜吟》，邵雍也正是以生機與秩序的觀察者自居，因通達并融入此理而樂。

摹寫日常：究人世之序

日常的事物也廣泛地存在于邵雍的詩歌書寫中。這些日用之物出于人手，更多地承載了他關于社會治理的理念，但也成為構筑天人秩序的重要部分。

他樂于提及自己乘坐的“小車”，“小車行處人歡喜，滿洛城中都似家”，稱賞這種簡易中的安適自在，及與眾生同樂的佛家心態，并且以此作為內省工夫的象征。此外，他又在《天道吟》中言，“隱幾功夫大，揮戈事業卑。春秋賴乘興，出用小車兒”。此處的“隱幾功夫大”，既有《莊子·齊物論》中“南郭子綦隱機而坐，仰天而噓”的坐忘遐想之義，又有《孟子·公孫丑》中“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幾而臥”的懷志自重之義。在此，邵雍將儒釋道自然地融合在他的吟詩與理趣之中。

邵雍吟詠日常事物時，在構筑其天人秩序的思索中，融入其哲學思考。如他在《因何吟》中提及各種調味品的筆法，是仿效《天問》的無理之問：“梅因何而酸，鹽因何而咸。茶因何而苦，薺因何而甘。”但若聯系他的《問調鼎》，“請將調鼎問于君，調鼎功夫敢預聞。只有鹽梅難盡善，豈無姜桂助為辛。和羹必欲須求美，眾口如何便得均。慎勿輕言天下事，伊周殊不是庸人”，他對慣熟之事的探問便轉化為了長存于日用飲食之中的秩序感。

鹽梅之為物，在先秦就與“和”這個重要范疇聯系在一起。“和”在儒家思想體系中，從“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到“上下和親而不相怨”，從陶冶德行到秩序建構，都發揮了重要功能。

物我之間：成自得之樂

邵雍的《待物吟》言：“待物莫如誠，誠真天下行。物情無遠近，天道自分明。”待物，就是在觀物過程中，如何看待、對待事物，包括人與物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在這種姿態中，他自身的主體性就得到了加強。

在“待物”之時，邵雍同樣將道德履踐和天人秩序關聯在一起。對于日常之物，他不會鋪寫奢侈，“君子亦保物，保故不保新。筇生蜀部石，貂走陰山塵。善扶巇崄路，能暖瘦羸身。行坐不可舍，常如睹斯人”，無論布裀還是貂裘，都被作為普通的用器對待，帶來軟暖，寄托情誼，進而上升到“保故不保新”的相處之道。

邵雍以隱士自居待物，在世間萬物中尋求自我安頓與自得之樂，卻格外強調自我的存在，隨時都對身周事物保持一種清醒超越的觀照。一方面，他置身園林，但并不沉溺景致，反而批評其間人為的痕跡，“更小亭欄花自好，盡荒臺榭景才真”，“不用丹楹刻桷為，重重自有翠陰垂”。

當時的士大夫大多借園林景觀的構筑寄托田園之志，追求“心隱”的狀態，但園林本身卻是地位和財富的象征。邵雍則不受園林景觀的局囿，他通過靜觀與內省，將日常的景物抽象化，化作遙遠的池閣、江湖甚至桃源：“池平有類江湖上，林靜或如山谷中”，“安樂窩前小曲江，新蒲細柳年年綠”。在這種精神系聯中，他的“心隱”便更加超脫，如他在《思山吟》其二中所言，“只恐身閑心未閑，心閑何必住云山”。

另一方面，在“心隱”之際，邵雍又以“官守”自比。他的《林下局事吟》寫道：“閑人亦也有官守，官守一身四事有。一事承曉露看花，一事迎晚風觀柳。一事對皓月吟詩，一事留佳賓飲酒。”官守是職責的象征，是同隱士身份相抵觸的，邵雍卻故意將二者相提并論，將對自然事物的關注與對內心境界的主宰合二為一，共同置于天地的秩序當中，使自身的隱士姿態在更高的觀照中越發合理化。

邵雍對“物”的界定，也有一種自得其樂之感。他在《安樂窩中四長吟》中自得地寫道：“安樂窩中快活人，閑來四物幸相親。”他最為得意的“四物”是詩、書、香、酒。香與酒，尤其是酒，是他詩中尋常之物，但詩和書就不同尋常，是他所作的《伊川擊壤集》和《皇極經世書》。在此處，邵雍坦蕩地將自己的著作和日常諸物一樣平等地作為“物”來觀照，在天地之間將個人情志與今古之思熔為一爐，可以說是他“觀物”姿態的極致。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