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自二〇一〇年非虛構寫作概念被命名和傳播以來，各種題材和風格的作品開始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中，時至今日，大多數作品很難再現當初的震驚和陌生體驗。它開始以更柔和、樸素、親切自如的姿態出現在我們的閱讀中，這是非虛構寫作廣泛抵達讀者生活的一種表現，也是一種文體深入發展自然而然的結果。

袁凌的《曬水》集結了關于“曬水”的三個同題故事，不同地點的打工人不約而同地用曬水的方式完成日常洗澡，看起來是一種民間智慧，其實是一種無奈的選擇。第一個故事發生在陜西西安凹底村，作者發現鐘點工解決洗澡問題的方式是曬水，比澡堂子省錢。第二個故事在北京朝陽十里堡高廟村，等待拆遷的村莊設施殘缺，人們會蹾幾桶自來水在門前曬熱，傍晚回來兌上涼水洗澡擦身。第三個故事在皮村，工友小馬借房東正屋前的好地面曬水洗澡，他曬水的礦泉水桶，還承載著一段友情，是工友離京時贈予他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個打工者的故事也是對所有底層打工者生活狀況的一種描摹。與很多社會觀察和調查的宏觀視角不同，《曬水》選擇了一個具體的問題，他們如何洗澡，就像如何上廁所、吃飯、洗衣服、看病、出行、讀書一樣，這是一個可以給出N種答案的問題。每一個答案都不是簡單的答復，而是隱含著不同人生故事的人物素描，比如從那個站在院壩里擦身的男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騎手工作的特殊性，他需要抽空在晚高峰前完成這個生活程序；一個叫歪哥的工友，因為直接用涼水洗澡導致脖子完全歪斜，下肢不聽使喚，余生只能坐在輪椅上。《曬水》使用了散文的寫法，描寫了三個場景和一些人物的生活片段之后，有一個自然的感嘆和抒情：“陽光并沒有拋棄高廟村的街巷和只能租這里最便宜房子的人們。它帶給騎手和高樓里等送餐人的暖意，是相同的。”“從西安到北京，陽光似乎穿透了鐵皮或者半透明的塑料殼，和熱量一起保留在了曬過的水中，成為打工生涯中難得的一份安慰。”

蘇莉的《穿過命運的迷霧》是在醫院護理丈夫透析的漫長記錄和觀察日記，從非虛構寫作題材的內部分類來看，屬于疾病書寫，近年來國內外出版過大量此類作品，記錄治療過程，祛魅疾病本身，安撫指引疾病患者，引起社會對特殊疾病群體的關注和思考。從疾病書寫的角度看，作者記錄了透析人經歷的心理過程，從逃避、羞恥到抗拒，然后是無奈地接受，最后帶病生存、接受它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透析無非就是上個高價廁所，因為你的身體無法排除那些廢料，機器幫助你排除而已”。在記錄個人生活世界以外，作者還書寫了透析人的眾生相，每一種特殊的疾病都是一個共同體，他們互通信息，情感互助。作品提到兩位在不同時間點上掙扎的透析人，一位透析時間長達二十年的病友，根據手上的資金清晰地計算出生命會在哪一天結束，并做好了離開的準備，但他撐到了透析費用納入醫保的那一天，活下來了。另一位透析多年的病友，因親朋好友張羅不到錢而放棄，眾人眼睜睜地看著他吐血而死。他死后第二年，透析費用納入醫保，親人們后悔沒有再堅持一下。透析人的小社會也不總是悲情故事，病房戀情時有發生，也有修成正果組成家庭抱團取暖的故事。這篇非虛構作品還有一個維度是個人的成長，在照顧愛人的十年里作者“從一個敏感懦弱的小知識分子變身為生活的斗士，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和我原來最恐懼的現實生活短兵相接，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了家里的頂梁柱，家人的護佑者。我和困難掰腕子，和我們的命運掰腕子，只為了能讓那終將一別的時刻來得晚一點、再晚一點”。

朝顏《嗩吶一響，世界都安靜了》是一篇人物稿，講述了演奏嗩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肖卿華的故事。這類題材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多次出現在“最后一個×××”的文學敘事中，被城市化進程和經濟高速發展所遺棄的民間藝術、傳統工藝、邊緣藝術、手工藝術、地方文化等，一方面承載著獨特的精神訴求、藝術水準和歷史記憶，另一方面又越來越無法找到自己的傳承人。在悲情、哀歌的情調之外，比較客觀地展示了肖卿華的生活環境和生命的小宇宙。他有一支相對固定的五人樂隊，五個知根知底的樂手，彼此之間建立了深厚的默契，領頭的人只需一個手勢、一聲起調，吹打唱彈便和了上來。公吹、婆吹、鑼、鼓、鈸，五個人，五張凳子，每張凳子里該坐什么角色，誰可以擔任幾個角色，大家都心知肚明。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受到保護和政府資助的情況下，他們仍然默契地參與和構造著地方社會的小傳統。同時，也沒有避諱傳統行業的江湖性。江湖中不成文的規矩，肖卿華是師傅頭，掌握著寬田鄉范圍內的話語權。東家找樂隊，就和師傅頭商量，而地域范圍內的紅白喜事，其他樂手也不能隨便接，需要先尊重師傅頭的意見。因為接活和個人品性的問題，肖卿華也經歷過團體的傷害。《嗩吶一響，世界都安靜了》是一篇中規中矩的人物故事，肖卿華的故事在小說（比如肖江虹的小說《百鳥朝鳳》）、紀錄片中幾乎原版演繹過多次，一篇非虛構作品在增加了地域、政府加持的維度后，可能還有一些問題應該獲得展示，比如背叛的徒弟有沒有自己的苦衷，嗩吶對當地人來講是不是有價值的藝術，非物質文化遺產對當代經濟和文化來講能否帶來新的活力，這些問題是文明與藝術得以繼續棲息的解釋空間。

我們很難從一部具體的非虛構作品出發判斷它是否是杰作，輕易的贊美等同虛擲的豪氣。非虛構寫作更大的價值和意義在于忠實記錄、看見并描繪，可貴的是作家的意識動機。作家大衛·福斯特·華萊士創作過大量非虛構作品和隨筆，他區分優秀藝術和平庸藝術的標準值得借鑒，兩種藝術的分水嶺位于藝術核心目標的某處，“即隱藏在文本背后的意識動機，它必須和愛有關。必須和這樣的修為有關——說出能給予愛的那個自己，而不是僅僅想要被愛的那個自己”。這三篇非虛構作品都表達了與愛有關的意識動機，對他人生活細節的關切，對以個人為半徑周遭痛苦的體認以及對文化傳承的焦慮，他們看見并修補這個世界的痛苦、傷害與失衡，無論距離遠近、自覺還是隱藏，同時也是在說出能給予愛的那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