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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吳思敬是1980年代以來中國新詩研究界極為重要的學者之一，其四十余載的詩學研究涵蓋批評、理論著述、詩歌史書寫等多個方面，已形成體系化、開放式的特質，具有鮮明的個性風格。吳思敬的詩學道路與1980年代以來中國新詩研究發展趨勢高度契合，既有追蹤把握詩歌主潮、理論建構及實踐品格自覺的發展線索，又兼有宏闊視野與暢達的文氣、執著堅守與主體的關懷的共時性特征。其全方位的探索與多元立體展開的態勢，交織著年代感和心路歷程，需要一種綜合的方式加以認知與解讀。

關鍵詞：吳思敬 詩學研究 歷史化 綜論

“詩學”一詞唯有指向具體學科、方向或是具體的研究者時才能得出其準確的含義。由此聯系吳思敬的學術研究，這里所言的“詩學”就其內容應當以中國現當代詩歌為主兼及古今中外詩歌及詩歌理論，就表現形式上則包括批評、研究兩個內涵豐富且彼此相關的范疇。自1978年3月11日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第一篇文章《讀〈天上的歌〉兼談兒童詩的幻想》，到2022年6月結集出版《中國新詩理論的現代品格》，吳思敬詩學研究已有四十余年的歷史。四十余載的研究實踐可謂積累了豐碩的成果，并因此擁有多樣化的言說進路。而本文選擇綜論的方式試圖全方位呈現吳思敬詩學研究的圖景。

一、以批評為起點：追蹤與把握詩歌主潮

任何一位學者的起步大致總是從單篇文論開始，而后才在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過程中顯露自己的學術個性和學術實績。依照這樣的路徑考察吳思敬的詩學之路，從具體的詩歌批評走向詩歌研究進而自由穿行于兩者之間，既與時代語境和身份的轉換有關，又與其對于批評、研究的認知和個人的學術理想關系密切。于1978年春開啟詩歌研究之路的吳思敬，曾迅速寫下《讀〈天上的歌〉兼談兒童詩的幻想》《讀高士其的科學詩》《為文藝的趣味性恢復名譽》《藝術的生命是真實》等批評文章。這些文章就當時語境，是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藝復蘇、進入新時期保持內在的一致性；1而就研究本身來說，上述批評實踐則反映了吳思敬敏感于時代風潮、遵循詩歌藝術本質，在具體言說過程中力圖求新、求變的特點。正因為如此，當是年12月他在北京朝內大街路南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圍墻上讀到油印的文學刊物《今天》，首次接觸后來被稱為“朦朧詩人”舒婷、北島、芒克等人的詩作時，心靈才會“受到極大震撼”，“固有的文藝觀受到強烈沖擊”2。此后，由于地域和年齡的便利，吳思敬開始了與這批詩人的交往。“應當說，同這些青年詩人的交往，對他們生存狀態、思想狀態與創作狀態的感興了解，是我在后來的‘朦朧詩’論爭中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站在支持青年詩人一邊的重要原因。”3因支持“朦朧詩”而在1980年代初期完成的《要允許“不好懂”的詩存在》《說“朦朧”》《時代的進步與現代詩》《新詩討論與詩歌的批評標準》，不僅使吳思敬成為“朦朧詩論爭”中重要的一家，而且還使其與許多“朦朧詩”詩人結下深厚的友誼，成為“朦朧詩”的重要研究者之一，他稍后所寫的《他尋找純凈的心靈美——讀顧城的詩》《追求詩的力度——江河和他的詩》都可以作為其“朦朧詩”研究的重要收獲。值得指出的是，在《說“朦朧”》中，吳思敬較早引入“模糊論”的某些理論來解釋詩歌現象，在詩歌批評界開了用自然科學的某些方法研究詩歌現象的“先河”，這種在方法上唯新的理路，在很大程度上預示了吳思敬之后詩歌批評道路的主要趨勢和特征。

吳思敬曾自言：“朦朧詩討論的熱潮消退以后，我的詩歌理論與批評工作大致循著兩條途徑，一條是就新詩理論的某些基本問題進行探討，另一條是繼續追蹤詩歌發展潮流，對詩人詩作予以批評。”4就后一條途徑的發展而言，吳思敬在具體的批評實踐中，一直以親歷者的身份，追蹤詩歌熱點現象，考察、總結當代詩歌的發展趨勢，發現其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把握詩歌主潮，堅守批評的使命，發掘當代詩歌的積極因素，使吳思敬成為當代詩歌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最重要的批評家之一。通過《九十年代中國新詩走向摭談》《裂變與分化：世紀之交的先鋒詩壇》《當今詩歌：圣化寫作與俗化寫作》《轉型期的中國社會與當代詩歌主潮》5等文章，吳思敬較早勾勒了1990年代中國詩歌的圖景、預言其趨勢。通過《中國新詩：世紀初的觀察》《新媒體與當代詩歌創作》《新詩已形成自己的傳統》《一切尚在路上——新詩經典化芻議》《當下詩歌的代際劃分與“中生代”命名》等文章，吳思敬不僅及時地考察了新世紀詩歌的發展脈絡，而且還對其熱點及有爭議的現象如“網絡詩歌”“新詩傳統”“新詩經典化”給予回答，至于“中生代”命名的提出，更是在基于“是對當代詩歌進行宏觀描述的需要”“是溝通海峽兩岸詩歌創作與研究的需要”“是消解中國詩壇‘運動情結’和化解形形色色的山頭的需要”6三點意義的同時，實現了當代詩歌代際劃分的一次整合。上述文章提出的概念或思路已為后來研究者多次援引并進入到部分詩歌史的寫作之中，而吳思敬詩歌批評的意義和價值也由此展現出來。

二、理論的建構與實踐的品格

氣象萬千、汗牛充棟的詩歌作品雖可以喚起讀者的審美愉悅并在具體言說時的人言人殊，但在此紛繁的表象背后，究竟隱含著怎樣的共同本質同樣有待于詩歌研究者的發掘與總結，并成為其肩負的重要使命之一。縱觀吳思敬的詩學發展道路，從具體的詩人、詩作論，到試圖解答詩歌的一些基本問題、總結詩歌的一些基本規律，進入理論研究層面，儼然可以作為一種必然的發展趨勢。

歷史地看，吳思敬的詩歌批評從一開始就隱藏著“理論的種子”。從早期的《說“朦朧”》引入新的方法到1985年受文學界方法論討論形成熱潮的影響、在是年《詩刊》11月號發表《用心理學的方法追蹤詩的精靈》，再到《寫作心理能力的培養》《詩歌基本原理》《詩歌鑒賞心理》《心理詩學》等數部著述的出版、填補學界研究空白。理論化的追求和學術創新不僅具有特定的“年代感”，而且還以由點到面、積少成多的方式成為吳思敬詩學研究的“另一重要途徑”，從而顯現其可以抵達的深度和廣度。

從零散的批評文字中獲得靈感，積累點點滴滴，到自覺的理論構建，形成完整的體系，吳思敬的詩學研究及其走向一直有著獨特的結構方式。他期待通過自己的探究為詩歌的認知、鑒賞帶來某些啟示和捷徑，同時也期待知識和方法的更新為詩歌理論注入活力。正如《詩歌基本原理》的意義是“在我國詩歌理論的研究中較早引進并運用系統科學方法和心理學方法，注意從詩歌的歷史和現狀出發把握詩歌的特殊性，在詩的觀念上、在詩歌理論的構架及體系上均有一定的突破與出新”7；《詩歌鑒賞心理》《心理詩學》作為“姐妹篇”，以心理學的方法考察詩歌生成與鑒賞的一般規律，理論的訴求與方法的恰當融入不僅使之成為“帶有一定開拓性的成果”8，而且也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吳思敬學術興趣點和文藝理論研究的專業歸屬。從最初的批評，到后來理論體系的建構，吳思敬長期積累、勤于思考與發現和持之以恒的學術品質也由此得以展現。

一面是開展具體的詩歌批評，獲得契機，一面是累積經驗，探究詩歌的基本理論問題，“不斷地變更角色，不斷地交叉換位”，貫穿著吳思敬從1980年代到新世紀二十年的研究歷程。“在我看來，詩歌理論的研究與詩歌批評的寫作是相輔相成的。詩歌批評需要詩學理論的指導，詩學理論越是精辟、科學、有說服力，詩歌批評才越深刻、透徹、一針見血。詩學理論貧困失血，詩歌批評自然軟弱無力。詩學理論又需要詩歌批評的推動，詩學理論是思辨性很強的學問，但它不是懸在半空的抽象玄虛的清談，而是詩歌創作與鑒賞的實踐經驗的科學概括和升華。詩學理論研究與詩歌批評的進行最好能保持同步。”9廓清詩歌批評與詩歌理論之間的辯證關系，將發現一步步落實于體系的搭建之中，究其實質是促進了兩者的有機結合和共同發展。至于之后的詩學實踐不僅在發現的過程中擁有源源不斷的動力，而且也必將獲得厚重、扎實的學術品格。

從新世紀以來的批評之路來看，吳思敬不以詩歌基本理論的探索為主要興趣點，但在具體研究中，卻形成了理論內化，強調理論聯系實踐、指導實踐的特質。“詩歌理論的研究不能拘囿于理論自身，從理論到理論，而是要聯系實際，立足當代，關注時下詩壇。”10出于最近出版的《中國新詩理論的現代品格》中的這段心得，說明詩歌理論的研究與建構在吳思敬這里從來不是孤立的行為，它需要結合生動的例證并和當代詩歌發展實際緊密聯系在一起，不斷尋找其生長的可能。上述理解反映了吳思敬始終以整體、動態、建構的視角考察詩歌批評與詩歌理論之間的共通性，而有關詩歌批評和理論的解讀和對話關系，也由此豐富、活泛起來。

三、宏闊的視野與暢達的文氣

閱讀吳思敬的詩學研究著述，可以明確感受到其文字之間的“宏闊的視野”。“宏闊的視野”首先可以與吳思敬對于詩歌基本問題的闡釋聯系起來。鑒于詩歌基本問題的闡釋需要詩歌的系統、生成與發展、鑒賞與傳播，其文化背景必然廣闊無垠，遍及古今中外。從《詩歌基本原理》《心理詩學》等著述所舉例證及分析不難看出：著者知識淵博、視野開闊，既熟悉中國古代詩歌和古典詩學理論，又熟悉西方詩歌歷史的基本脈絡和經典的文學理論。他的詩歌理論旁征博引、內涵深遠，常常涉及文、史、哲多個領域，能夠較為充分地實現詩歌歷時性和共時性的有機結合，并因此顯示出論述的準確性、科學性和相應的說服力。

具體至新詩領域的研究，“宏闊的視野”既指吳思敬可以駕馭大的選題、貫穿中國新詩的歷史，又指相對于具體的對象，能夠將時代語境、詩人和創作有效結合在一起。其中，前者如《中國新詩理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詩學形態》11《〈20世紀中國新詩理論史〉緒論》12《〈中國詩歌通史·當代卷〉緒論》《在傳統與現代間行進的詩學（1949—1973）》13等，不僅包括中國詩歌及其理論的現代轉型、現代化進程、現代品格，還涉及對香港、澳門、臺灣同時期的詩歌及詩歌理論。在這些文章中，中國現當代詩歌及詩歌理論的格局、沿革和節點得到完整的呈現。后者則主要體現在《城市化視野中的當代詩歌》《生命姿態的逼真展示——讀牛慶國〈熱愛的方式〉》《詩人應當是一個民族中關注天空的人》《面對新時代，詩人何為？》《當下中國的詩歌生態》《全球化語境下土著民族詩人的語言策略》等文章中，這些文章或主要結合研究對象所處的背景“知人論世”；或結合時代主題、媒介與技術的變化對詩歌生產、傳播和詩人身份、心態的影響，推演詩歌變化的趨勢和詩人對于時代的回應，并以此折射著者本人對于歷史和現實的理解和活躍的思維。

與“宏闊的視野”相比，“暢達的文氣”主要指吳思敬詩學研究的具體行文過程，敘述連貫、邏輯性強、文筆流暢。與許多“60后”、“70”后詩評家不同的是，吳思敬不是詩人批評家，也不是簡單的“考據派”和“唯新理論派”，他的文章從不追求嘩眾取寵、驚世駭俗的效果，也不以大量的文本細讀、鐘表匠人式的瑣屑拆解見長，更不以材料的無限制堆積和新理論的強硬介入掩蓋內容的貧瘠與匱乏，他的言說流暢通透、深入淺出，力求通過彰顯言說的力度和闡釋的能力吸引讀者走進內部的世界。出于對當代詩論趨勢的深刻認識與反思，吳思敬很早就意識到“新潮詩論”的走勢與特點。“強調批評家在批評活動中的獨立自主作用，起支配作用的是自主心態。批評家把強烈的主題意識滲透到作品中去，將他的藝術感覺轉化為理論形態的表述，它既非對批評對象的簡單闡釋，又不是批評家目無作品的任意發揮，而是基于作品又獨立于作品，完全屬于批評家本人的一種創作”“新潮詩論還體現了詩歌批評由傳統的裁判批評向美學批評、從強調政治教化功能向強調審美功能的運動。評價家不再居高臨下，強使詩人和讀者聽取和接受什么，而是以平等的姿態，交流自己的審美體驗，以讓人領悟什么。”14是以，吳思敬在文章中表現出來的圍繞言說對象，在一個層次或曰場域中展開，實則是對那種程式化、拼貼式研究的自覺規避，而其從容、平和、完整、暢達的文風，也使其文章在強化連貫性的同時增強了某種接受層面上的親和力。

四、執著的堅守與主體的關懷

從經過多年的積累，選擇詩歌研究之路，到從事詩歌評論四十余載，年逾古稀仍初衷不改、筆耕不輟，吳思敬對于詩歌研究的鐘愛和投入，雖與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成長經歷和人格構成的共同趨向和學術研究要堅持自己專業方向的理念等不無關系，但更為重要的，是源自理想與信念層面的執著與堅守和源于內心誠摯的、超越功利的熱愛。“在當今這物欲橫流的世界中，寫詩是寂寞的事業，搞詩歌評論更是加倍寂寞的事業。但是我不會為自己的選擇而后悔。不管詩歌和詩歌評論滑向邊緣的何處，我都甘愿當一名‘邊緣人’，堅守我的追求而矢志不渝。”15從1990年代之后詩歌走向邊緣時甘作“邊緣人”，到2018年獲得“第二屆昌耀詩歌獎·特別榮譽獎”發表獲獎感言時，仍重復同樣的語句、“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吳思敬對于詩歌研究有著令人肅然起敬的熱愛、虔誠和進取精神。應當說，他的執著與堅守本身就是當代詩歌一道“重要的風景”：那里不僅有其在詩學研究領域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成就，有對于詩歌和詩人的理解和關切，還有文本內外主體情懷彰顯過程中的積極、責任與擔當。

如果將吳思敬對詩學研究的執著與堅守理解為一種歷久彌新的精神品格，那么其在具體展開時必然不是一個孤立的行為。正如有學者以“主體性精神”論述吳思敬詩學思想時指出的：“透過吳思敬數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奮斗與輝煌的學術成果，我們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吳思敬以一種近乎神圣的、無尚虔誠的主體精神對于學術良知的自覺秉承和對于詩壇的道義感、使命感、責任感的自覺承擔。”16熟悉當代詩歌的人大致都會知道，吳思敬對于當代詩歌發展及其研究始終保持著持續的熱情。通過長期主編《詩探索》，推動詩歌研究和詩學建設，不斷向詩壇推薦和介紹有實力的青年詩人，其付出的努力和耗費的心血是無法估量的；通過多次組織高質量、有學術價值和紀念意義的國際級詩歌研討會，推進當代詩歌研究，以交流和商討的方式為詩歌史研究和一大批老詩人如鄭敏、牛漢、綠原、邵燕祥、屠岸等留下豐富的文獻資料；還有團結、聯合學界力量，創建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培養學術隊伍，與《詩刊》社一道打造“駐校詩人”品牌，活躍詩壇氣氛，提高當代詩歌創作水平……吳思敬對于詩學研究的執著、堅守，與他對詩歌的摯愛和關懷相互結合，互為表里，這種知行合一的“主體性”，使之在中國當代詩壇上有著無可替代的地位與作用。

結合以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吳思敬的詩學研究其實涉及多個層面，而不是僅僅局限于學術研究的視野之中。因此，任何一種簡約式的評判都無法全面、準確理解吳思敬詩學研究的維度及其內在的關聯性和實踐性。他的執著與堅守、主體的關懷既深刻影響到了他的批評與著述：無論是個案批評、現象解讀還是歷史回顧、理論闡釋，他總是以積極向上的姿態，倡導合理的繼承與建構，在總結、思考和啟諭的過程中提升研究的品位，將意義指向當下，將理想交給未來。同時，也自然而然地影響到他與當代詩壇的關聯方式，相對于后輩詩人和學者，吳思敬總是以扶植和鼓勵的態度，平易近人，關心其成長；相對于紛繁多元的詩學主張，他倡導平等交流、團結對話。在他的身上，可以明確看到一位傳統的、有良知學者的君子風范和主體關懷。在他的文中，則可以讀到從詩歌理想土壤中生長而出的豐沛情感和開放的邏輯。

五、走向詩歌史、文獻整理與結束語

從新世紀以來的發展現狀可知：吳思敬的詩學研究有顯著的走向詩歌史和文獻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趨向：其中，詩歌史方面主要包括主編《中國詩歌通史·當代卷》《20世紀中國新詩理論史》（上下）以及已處于竣工狀態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百年新詩學案》（6卷），文獻史料搜集與整理方面主要包括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20世紀中國詩歌史研究資料選輯”（10卷），編選《中國新詩總系·理論卷》和《中國新詩總論·第3卷（1950—1976）》等等，這些大部頭的、集體合作的著述，自是與學術任務的要求、“紀念百年新詩”活動等密不可分，但就其實踐過程特別是成書之后的結果來看，卻為百年新詩歷史留下了見證和豐富的資料。從詩歌批評到詩歌理論，兩者之間實現互動與交叉轉換，再到如今走向新詩史和文獻搜集與整理，吳思敬從未停下自己在詩學研究道路上前進的腳步并開始向新詩研究的“基礎”溯源，其詩學研究寬博、厚重的一面也隨即顯露出來。

作為一項全新的探索，詩歌史書寫不僅需要歷史的眼光，更需歷史觀念的確立與敘史的能力，可以視為全面考察治史者綜合水平、有難度的工程。正因為如此，在《中國詩歌通史·當代卷》和《20世紀中國新詩理論史》（上下）出版后，受到學界贊譽之余，我們更應當看到其在為詩歌歷史存檔、圖景刻繪過程中獲得的經驗。在克服當代人寫當代史的困惑和正視當代詩歌史（1949—2000）所走過的曲折而反復的道路帶來的寫作難題的過程中，“客觀地呈現當代新詩發展的概況”，尤其注意到需要妥善地處理好“政治文化與詩學文化的關系”“地下寫作與公開寫作的關系”“大陸詩歌與臺港澳詩歌的關系”“少數民族詩歌與漢族詩歌的關系”17；并在具體書寫過程中“堅持美學的批評與歷史的批評相統一的原則，把詩人詩作放到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根據詩歌的特殊的審美規律，科學地衡量其成敗得失。參照歷時態的傳統文學理論與共時態的當代文學理論的諸種觀點和模式，并從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等多種學科中汲取新的觀念，拓展觀照中國新詩的視角與思維空間”，和“合理設置框架，不僅從行文中，而且從編排上突出對當代詩歌發展做出杰出貢獻的詩人，力求主次分明，取舍得當”18的經驗總結，既是《中國詩歌通史·當代卷》清晰、全面描述當代詩歌歷史的前提，同時也是其遵循“多元一體，打通古今”的編寫原則，順利完成一部“通史”的結果。與之相比，《20世紀中國新詩理論史》（上下）還根據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強調——

本書貫穿一種文體意識，即不是平列地、單一地敘述新詩理論史的事實，而是在對不同階段新詩理論的范疇、結構、內涵、形態、演變等做出梳理和描述的基礎上，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貫穿八十年的中國新詩理論的若干焦點問題上，諸如對詩歌現代化的思考，詩體解放與詩體變革，自由與格律的消長，審美獨立性的追求，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及現代主義的并峙與兼容等，從而有助于總結新詩發展八十年的歷史經驗，有助于詩歌理論家對中國新詩理論從縱的發展到橫的聯系做全面的勾勒剖析，并在借鑒古代詩論和西方詩學理論資源的基礎上，完成中國新詩理論體系的獨特建構。19

上述原則與追求在不同程度上同樣體現在詩歌文獻資料搜集與整理之中。總之，吳思敬的詩歌史研究和文獻整理堅持整體性建構，在客觀依照時間和空間邏輯的前提下，充分注意對言說對象的動態把握。他既強調代表性，又力求發掘為歷史塵封的有價值的部分，而其研究的整體性、開放性、前瞻性等特點，自可作為新詩史研究及相關實踐的寶貴經驗。

如果著眼于細節，吳思敬詩學研究值得探究之處還有很多，只是由于篇幅和行文方式所限，無法一一陳述。概而言之，四十年的堅持不懈、辛勤耕耘，已使吳思敬詩學研究形成自己的體系、風格和特有的發展軌跡。他的詩學研究豐富、全面、立體、厚重，既有批評家的敏銳，又有史學家的視野和人文關懷，具有非凡的實踐性和高度，值得我們在探求和學習中不斷發現與總結。

注釋：

1 關于這些文章和其與時代語境之間的關系，本文主要參考了吳思敬《詩學沉思錄》，遼寧人民出版社，遼海出版社2001年版，“自序”第1—2頁；王士強整理的《吳思敬學術年譜（1978—2020）》，《名作欣賞》2021年第19期。

2 3 4 8 9 15 吳思敬：《詩學沉思錄》，遼寧人民出版社、遼海出版社2001年版，“自序”第2、3、4、5、5—6頁。

5 該文原為吳思敬編選《主潮詩歌》“序”，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后發表于《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1年第2期。

6 吳思敬：《當下詩歌的代際劃分與“中生代”命名》，《文學評論》2007年第4期。

7 吳思敬：《詩歌基本原理》，新星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

10 吳思敬：《中國新詩理論的現代品格》，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337頁。

11 該文最初收錄于《走向哲學的詩》，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后修改以《二十世紀新詩理論的幾個焦點問題》為題發表于《文學評論》2002年第6期；又略作調整后為吳思敬主編《中國新詩總系·第9卷·理論卷》之“導言 現代化進程中的詩學形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

12 該文收錄于吳思敬主編《20世紀中國新詩理論史》（上下）之“緒論”，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包括“中國新詩理論的現代品格”“中國新詩理論的現代轉型”“中國新詩理論發展脈絡”三部分，后以此為題，分成三篇文章，收錄于《中國新詩理論的現代品格》，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版。

13 該文發表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7期。又為吳思敬主編《中國新詩總論·第3卷（1950—1976）》之“導言”，寧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收入時題為“在政治糾纏中行進的詩學”。

14 吳思敬：《〈磁場與魔方——新潮詩論卷〉編選者序》，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頁。

16 張大為：《主體性精神與全方位的詩學探索——論吳思敬的詩學思想》，《陰山學刊》2004年第2期。

17 吳思敬：《困惑與解蔽——關于〈中國詩歌通史·當代卷〉寫作的幾點思考》，《中國文化研究》2013年第4期。

18 吳思敬：《后記》，《中國詩歌通史·當代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704頁。

19 吳思敬：《后記》，《中國詩歌通史·當代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988頁。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人文社科青島研究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