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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21日，國際布克獎評選結果在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正式公布，德國作家燕妮·埃彭貝克（Jenny Erpenbeck）憑借小說《凱羅斯》斬獲這一重量級獎項，這也是2005年國際布克獎創設以來，第一位獲得該獎的德國作家。

喜愛文學的讀者應該不會對燕妮·埃彭貝克這個名字感到陌生。1967年她出生在東柏林，祖父母曾從德國流亡至蘇聯，戰后又返回東德，父親為物理學家、哲學家，母親為翻譯家。埃彭貝克成長于典型的知識分子家庭，最終成為一名戲劇導演和小說家。在《凱羅斯》之前，她已經創作了《客鄉》《白日盡頭》《時世逝》三部長篇小說，還包括中篇小說、散文、戲劇等作品。祖輩的人生經歷，必然會對她的文學創作有所施為，因此她的小說經常融合嚴肅的歷史題材和沉重的歷史創傷，堪稱以文學重述歷史的典范。

在國際布克獎之前，埃彭貝克已經獲得了漢斯·法拉達獎、《獨立報》外國小說獎、斯特雷加文學獎等重要文學獎項。盡管她的作品還不算多，卻部部質量上乘，著名文學批評家詹姆斯·伍德盛贊其為“這一代最杰出、最重要的德語小說家”。毫無疑問，埃彭貝克已經成為了世界文壇內一顆冉冉升起的文學巨星。

近年來，羅伯特·瓦爾澤、沃爾夫岡·克彭、托馬斯·伯恩哈德、彼得·漢德克、溫弗里德·塞巴爾德、赫塔·米勒等德語文學大師的作品陸續在國內出版（或再版），以一種集中爆發的姿態讓我們看到了德語文學巨大的魅力。燕妮·埃彭貝克作為文學晚輩，某種程度上展現了德語文學在新世紀的延續與變奏。去年以來，國內引進了她的三部長篇小說，從中我們可以一窺她的創作風格和主題表達，并深深折服于她對德國歷史想象性的文學再現。

《客鄉》：一座建筑的見證

著名文學評論家、《與父親的奧德賽》的作者丹尼爾·門德爾松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埃彭貝克小說的特征——“歷史事件與個人意志的交匯點是她書中反復出現的主題”。埃彭貝克的小說總是彌漫著一股濃稠的歷史感。

《客鄉》也是如此，歷史背景時刻懸置在小說的敘述之中，個人似乎與其保持距離，但又掙不開其巨大的引力。這部小說是埃彭貝克的長篇處女作，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她寫作的風格與基調。小說的故事發生地為德國東北部勃蘭登堡州的一處湖邊別墅，在這棟建筑里，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時光中，不同的人前來居住又倉促離開，包括村長、建筑商、布料商、紅軍軍官、作家等；而在這期間，德國歷史也在經歷著巨大的變遷：魏瑪德國、二戰、種族屠殺、冷戰、東西德統一……

在敘事的進程中，埃彭貝克編織了一座故事的迷宮。閱讀這部小說，就像是在進行一場復雜的心智游戲，太多的草蛇灰線需要爬梳。不過，只要抓住主線，就可以充分享受解謎的樂趣。另一方面，這部小說彌漫著沉重的氣氛和詩意的哀傷，我們的情緒需要穿梭在時間的流動和時代的碎片中，遭受著一個個重大歷史時刻的撞擊。

人物來去匆匆，皆為過客，毋寧說，那棟巋然不動的湖邊建筑才是小說真正的主角。它沉默無言，見證了一樁樁歷史事件的發生及其所帶來的離別和悲劇。小說中的園丁與他所照拂的這座建筑，一動一靜，一人一物，未嘗不是一對互相投射的鏡像。他無名無姓，沉默寡言，卻扮演了時光守護者的角色，同樣經歷了不同的雇主，也在無意中成為了他們命運的見證者。而這座建筑的一批批主人，只是暫時停留，猶如客居他鄉。這部小說的標題“heimsuchung”，Heim是指家鄉、故鄉，Suchung有尋找之義，直譯則是尋找故鄉、尋找歸宿。可惜的是，他們都只是這趟美麗而安靜的逆旅中的行人，在尋找與失落中兜兜轉轉。

尼采在《歷史的用途與濫用》中探討了歷史對于個人、社會與民族的必要性，并提醒我們“必須知道什么時候該遺忘，什么時候該記憶，并本能地看到什么時候該歷史地感覺，什么時候該非歷史地感覺”。埃彭貝克被譽為“德語文學的織布鳥”，她用小說筑造了一座歷史博物館，并“通過那些在歷史轉折中失落的人與物的故事，含蓄地展現歷史磅礴的進程”。以個人史抵達國族史，看似波瀾不驚，實則力有千鈞。

《白日盡頭》：一個女人的史詩

在《白日盡頭》中，埃彭貝克以其精彩巧妙的敘事和天馬行空的想象呈現了一個女人的生命史詩。這部小說最奇思妙想的設定在于，女主人公經歷了五次死亡，作者卻四次“復活”了她，讓她每段猝然而逝的人生被接續，進而以“上帝之手”改寫了她的人生經歷。

“假如人生可以重來”，這是我們經常會有的妄念，埃彭貝克使之成為了其小說中的一個基本命題。她虛設了女主人公的五段人生，這五段人生猶如發生在五個平行時空，只不過她將其統攝于一身，集中矛盾與張力，深描了一個人的世界。

如果只是書寫一個女人的日常，這部小說還不足以成為經典，埃彭貝克的高明之處還在于，她將主人公的人生置于宏大的時代背景之下，并將其嵌在重大的歷史事件之中，個體映射時代，以私人勾勒歷史，從而為小說開辟出了巨大的生長空間，讓一個人的生命延長和伸展為整個人類世界的故事。

主人公的五段人生幾乎貫穿了跌宕起伏的20世紀，其行走的足跡從加利西亞猶太小鎮到一戰后的維也納，再從斯大林時期的莫斯科到柏林墻倒塌后的柏林。其間她與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或是擦肩而過，或是深度參與，她本人命運的齒輪也隨之發生重大轉動。女主人公在這些事件中一次次死亡，就像“死亡不是一個瞬間，而是一個前線，與人生持續的時間一樣長”。

即使作家“逆天改命”，用文字強制重啟了她的人生，主人公還是在耄耋之年走向了死亡。在詩性的文字中，小說別有一番沉重和低郁。

丹尼爾·門德爾松如此評價這部小說：“在埃彭貝克的作品中，宏大的主題與抽離的文風、世界歷史與日常生活、全球性與地域性交織糾纏，這種特質在《白日盡頭》中達到了頂峰，并以最自然和有說服力的方式呈現了出來。”的確如此，《白日盡頭》將個人與歷史有效地融合在一起，關注人的境況的同時，還探討了時間的變遷與歷史的異化，在形式架構與內容實驗上均有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作家這個身份，埃彭貝克還是一位戲劇導演，使得這部小說像是一部舞臺劇——五卷即五幕，上演了五段命運迥異的人生。《客鄉》也是如此，這部小說共包括十二個人生片段，像是一出多幕劇，把20世紀的德國史切割為多個延續的部分，輪番上演著人物的悲歡離合。兩部小說都是書寫德國在20世紀所經歷的歷史陣痛，都講述了一部微縮的史詩，無疑可以視為完美互文。不同的是，《白日盡頭》以一個不斷重啟人生的女主人公為中心，以她的視角講述歷史的動蕩與衍變；而《客鄉》的基點則是一座建筑，不同年代的人物在其中停留，斗轉星移，時過境遷，進而映襯出歷史的滄桑與世事的無常。

《時世逝》：一批難民的境遇

當歐洲難民危機成為一個全球性的政治議題時，文學并沒有逃避和缺席，埃彭貝克用《時世逝》表達了她對這一問題的關切與反思：如何妥善處理洶涌而來的難民問題？如何與不同種族的外來者和平相處？或者更進一步，如何真正地理解他者？人類命運的聯結是否只是一種空中樓閣式的理論建構？

小說主人公理查德是一位剛從大學退休的古典文學教授，妻子已經去世，情人也離他而去，理查德的生活單調乏味，只有住處附近湖中的溺亡男子才能在他內心激起些許的想象。一次偶然的機緣，他注意到了柏林亞歷山大廣場上一群靜坐示威的黑人，并由初始的好奇引發出一個并無目的的研究項目。深入了解這群黑人之后，他又轉換為更加實質性的介入行動——為他們尋找工作機會，爭取他們留在德國的權利。

這部小說的創作顯然基于現實的問題和切身的感受。埃彭貝克采訪了十三位難民，對他們的處境有了清晰的認知。小說中的拉希德、阿瓦德、奧薩羅伯等非洲難民，就是那些被訪者的文學化身。

埃彭貝克的小說未必都是對實在歷史的逼真還原，而是將人物的命運嵌合在巨大而無形的歷史巨輪之中。這部小說雖是聚焦歐洲當下的難民議題，但歷史同樣是無法屏蔽的記憶。柏林墻倒塌前，理查德生活在東德，幼時也經歷過戰爭所造成的顛沛流離。墻倒之后，他的身份被統一命名為聯邦德國公民，但他對西柏林的街道并不熟悉，養老金也沒有西德的同事高，這似乎仍在提醒著他是同一個國家的“二等公民”。

東德生活的記憶讓他對這群非洲難民產生寶貴的共情。難能可貴的是，理查德的這份共情，并非虛偽的道德感。也即，他并非狄更斯的小說《荒涼山莊》中的杰莉比夫人，為遙遠的尼日爾人請愿，卻對門外受傷的孩子不聞不問。他是一位行動主義者，面對這些非洲難民，他送他們生日禮物，邀請他們來家中彈奏鋼琴，還給他們購買家鄉的土地，甚至讓他們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只有他們今天在德國生存下來，才說明希特勒真的戰敗了。”小說中這個平淡的句子，無疑有廣闊的解讀空間。歐洲（更確切地說是西歐和北歐）繁榮富裕，與貧窮落后的非洲形成鮮明的對比。面對那些深陷泥淖的人，歐洲人不應袖手旁觀，而是要去幫助人類共同體中的每一位成員。小說想要表達的，正是“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布克獎評委會稱埃彭貝克“以文學的形式介入歐洲關于種族、移民、民族主義和身份認同的議題，有力地回應了當下日益深重的危機”。在這個愈發動蕩的世界，無論是現實層面還是心理層面，戰爭的硝煙再次燃起，邊界的高墻還在壘筑，這部小說的回應是理解，是共鳴，是人道主義。它也告訴我們，人類的悲歡在特定的情境下是可以打通的。我們應以悲憫的心理、平等的精神和直面深淵的勇氣，真誠包容失敗者的邏輯，深刻體認底層群體的生存困境，并對他們的情感危機發自內心地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