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西南聯大校歌里說：“絕徼移栽楨干質。”絕徼，是邊遠之地。

1937年，北大、清華、南開三所著名大學“辭卻了五朝宮闕”，一路南下，弦誦“山城”昆明，成為那個時代的盛事；昆明，亦因此成為一代學子向往的圣地。而出生于“山城”的我，在懵懵懂懂中長大，關于那時的一切，學校、老師、書本和城市都沒有告訴過我更多。對我而言，這片土地似乎一度失去了記憶，重回“絕徼”之境。直到多年前開啟關于西南聯大的訪談工作，使我的生命與我的故鄉重新建立了特殊的聯結。

一

我的父母，他們的青春與云南的抗戰高潮疊合。對我而言，他們成為最早的口述者。從童年時起，父母就總在我耳邊講述一些他們深切懷念的小故事，只言片語中透露出小城在歲月掩藏下的無限霞光。在那些觸景生情的言語背后，蘊含著巨大的歷史能量。

母親愛唱的一首歌是《教我如何不想她》，她的老師教的。老師說，這個“她”，也可以是“他”或“它”；可以是一個人，也可以是一件事、一個地方。母親的老師是西南聯大學生、東北流亡青年，到昆明市女中代課，勤工儉學。一講到故鄉，老師就聲淚俱下，女生們也跟著哭。很多年后，我采訪西南聯大校友李曦沐，他說：“西南聯大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在全市、全省都有很大的影響。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很多中學的老師是聯大學生。”聽到這里，我心領神會。母親講過，“一二·一”大游行那天，市女中的女生們就緊跟在聞一多先生的后面。

父親每遇到氣憤的事情，總會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這是孔子的話，聞一多先生寫在門楣上，父親親眼所見。從學校教育中，我知道聞一多是革命烈士，每年清明，學校都會組織少先隊員去為他掃墓，但那時的我不知道他還是一個有趣的人。父親帶著我在昆明城里逛，講著那些故事，讓我對家鄉有“蓬蓽生輝”之感。

翠湖春水蕩漾，我和小伙伴們時常去劃船。多少大家和著名學子曾在這里流連。在那些早晨與黃昏，他們來來往往。起初，昆明人看不慣北方都市男女散步時挽臂而行，曾經發生過在暗處扔小石子的事情。當時，昆明最豪華的南屏大戲院放映好萊塢電影，現場口譯粗劣，也招致一些南下的知識階層觀眾的噓聲和嘲笑。

一切又像昆明的天氣，雨過總會天晴。昆明的青年學會了手挽手到翠湖去談戀愛，而南屏大戲院請吳宓教授做文字翻譯，詩意的文本立刻傳遍影院。聯大學人與質樸邊民相處如魚得水，豐富了那段無可取代、異彩紛呈的歷史。那所影響了父母青春乃至一生的大學，它存在于昆明，不是一個幻影。

繁華的武成路，一條街都是上下門板的店鋪。有時老板和店員會提早關上門板，他們要去聽大學教授的演講。很多著名教授經常對昆明市民演講。在云南大學和昆師禮堂，父親聽過潘光旦的優生學、梁思成的建筑學，還有劉文典講的《紅樓夢》。

翠湖畔的幾條小巷，鳳翥街、珠璣巷、文林街，住的多是平頭百姓。那里面曾經布滿小茶館，供聯大學生讀書。父親說：“這里也可以稱作‘集賢館’了，這些街巷的美名不是白來的。”“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昆明這些地方是可以“入史”的。

據《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中華書局2018年版）記載，擔任西南聯大總務長的鄭天挺時常要去富滇銀行辦理錢款事宜。我不禁猜想，父親對這位聯大負責人一定面熟——父親曾以銀行學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進入富滇銀行。

一個家庭，應該有些家傳之物。飛虎隊撤離時，父親買下一些物資，如軍用水壺、望遠鏡等，以資紀念。家中的大衣柜里，還珍藏著一本紙色發黃的《“一二·一”慘案死難四烈士榮哀錄》（昆明學生聯合會編印），封面是火炬和拳頭，有兩行豎排的字：“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幼小的我，于是記住了“亞里士多德”這個名字。

我家的相冊中有一組很小的、用老式135相機拍攝的“一二·一”游行的照片。父親對我說：“在游行隊伍中，凡是扛大旗的，走在前面帶頭呼口號的，都是地下黨員。發生沖突時，救女生的，掩護大家撤離的，也是地下黨員。”那些日子，每到夜里，就會聽見警車的尖哨聲。哨聲一停，特務就停車抓人。第二天就會聽說，某個熟人或朋友被抓了。即便是那樣，斗爭也沒有停止。“一二·一”慘案發生后，母親和幾個女生應地下黨的安排，拎著手袋在夜間散發傳單。

我家在翠湖邊一幢法式洋樓里，我的父母時常掩護朋友。母親的閨蜜王孃孃先在我家隱蔽，然后跑到“山那邊”的解放區去了。很多父母對往事緘口不言，使子女對那些歷史渾渾噩噩。而我父母把一生最珍貴的經歷告訴了我，這是最深的感情與傳承。

后來，我考進了北京大學，隔壁是清華大學。假期回去，父親總要問起，某位教授狀況如何？是否見到并親聆指教？我心里覺得父母“執拗”，大學里的名師豈是隨便可以見到的？

誠然，當年他們的印象就是這樣。他們有理由認為，我進入的就是他們當年感受過的那座校園。

大學二年級時，我熟悉的鄰居韓天石先生從云南調入北京大學，任黨委書記。童年印象中韓伯伯謙和有禮。我們在北大校園共同度過了激情澎湃的20世紀80年代初。那些逝去的校園歷史似乎又重新回來，疊加在一起，深沉厚重，終于迸發出了“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強大呼喚。個人曾經的蹇困被拋諸腦后，我們都沉浸在宏偉的藍圖中。

二

北大，給我一種力量與智慧的滋養。1986年，我赴美考察好萊塢與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的電影學院，歸國后去海南，投入影視實踐。1998年秋，我毅然回鄉，策劃啟動西南聯大紀錄片項目。

1999年，在北京大學勺園的會議廳，季羨林的“米壽”慶典上，時任北大校友會常務副會長的郝斌將我引薦給時任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副會長的沈克琦。在場的老領導張學書、王學珍都記得我這個調皮的學生，聽說我準備開啟西南聯大的紀錄片工作，他們說：你不是創作過不少作品嗎？言下之意：你可以的。那個冬天，天氣異常寒冷，風似乎穿透了勺園的墻壁。我開著電視，裹著棉被，看北大學生在天安門歡慶澳門回歸，聽《七子之歌》的稚嫩童聲穿越神州大地，喚醒久遠的歷史。

在我房間的桌上，攤著關于西南聯大的散亂的名單、資料和文件。我將尋覓與聆聽歷史的主人公們，那些壯麗史詩的書寫者們將在我的攝像機前一一登場。

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當時設在北大內，是一個負有歷史責任感的社會團體。在經費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他們堅持出版《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簡訊》，記錄了眾多校友的回憶，文字真誠而樸實。

校友會提供的名單，讓我極大地節省了精力和時間，以最快的速度抵達了一個個標桿性的人物。我先后與4位會長合作，他們的人品業績，為一眾校友所認可，他們中的每一位也在這段歷史中扮演過不凡的角色。

郝詒純會長，曾被譽為聯大的“校花”，她的多才多藝與堅韌的事業心廣受校友稱贊。在西南聯大連任兩屆學生會主席，可知她深孚眾望。她青春時的照片，像舊日的影星，且富有書卷氣。在我們拍攝的視頻中，晚年的她氣度雍容，又無絲毫珠光寶氣。這樣一位美麗的女性，為救中國之貧弱，毅然選擇地質學，獻身于荒野與實驗室。她曾對我嘆息道：地質專業的艱苦令很多家長和考生望而卻步。郝詒純病逝時，我敬獻挽聯：“女兒貴有山河氣，麗質天賦日月魂。”

梅祖彥會長，是原西南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兼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之子。初見梅祖彥，是在北大辦公樓的一次會上，我非常驚愕，恍若梅貽琦校長從歲月里走了出來。在西南聯大的校友中，他不給人矜持感，言行溫婉有度。他給我講過少年時期撤出北平、輾轉到昆明的經歷：“日本人侵占了我們的領土，我們逃了出來。到天津的時候，我們住在天津租界，看到外國兵；坐船到上海，在上海租界看到印度的巡捕；又到了香港，香港也有外國兵，那個時候它受英國的殖民統治……所以，對外國人侵占中國的領土，我們有很具體的印象。”這段敘述里有一個青年對祖國的愛與痛，令我印象深刻。后來，他自愿報名從軍到前線去，拋下沒有完成的學業，沒有得到西南聯大的畢業文憑。他曾在隨機飛越駝峰航線時遭遇過日機的追擊。20世紀50年代，他“無護照登機”，選擇從美國歸來。

“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中有8位西南聯大人，這是梅祖彥最早告訴我的。他特意寫來掛號信，連剪報也寄來了。其時我正在琢磨，這部關于西南聯大的紀錄片要怎樣推出，才能讓社會、讓這個時代進一步了解西南聯大？這個信息，為我正在構思中的片子找到了立足點。

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授勛儀式的鏡頭，拉開了《西南聯大啟示錄》紀錄片的序幕。“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杰。”聯大校歌的歌詞，唱出了這個民族的心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在扉頁上也用了這8位“兩彈一星”功臣的照片。這是一個最有深度的共識點，它成為整個社會認同西南聯大的價值指針。梅祖彥病重時，我去北京醫院看望。他眼中噙淚，手里握著《西南聯大啟示錄》的光盤。

梅祖彥之后，沈克琦擔任西南聯大校友會會長。沈先生原是北大副校長，《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就是他主持編寫的，對大學的歷史，他情有獨鐘。他是我的史料顧問，一直到他過世，我跟他合作了20 年。每當做好一集樣片，我都送給沈先生審看，也暗自希望聽到嘉獎，但每次都是被他“無情”挑剔。他指出的都是疏漏，全不給我留一點面子。看他的臉色，片子似乎一無是處。那一段漫長的日子，我戰戰兢兢，但求無過，消除了夸飾之心。直到紀錄片在央視播出時，沈先生才展露了笑容。我明白了：這就是西南聯大的學風。后來，沈先生知道自己患病，為了寫完北大物理系的系史，他放棄了手術，校友會的工作也交給了曾擔任國家測繪局局長的李曦沐。

1945年2月，英、美、蘇三國召開了雅爾塔會議，決定加快反法西斯戰爭勝利進程，蘇聯準備對日作戰，但國內正面戰場卻連連失利。國民黨的腐敗無能激起了民眾的憤慨。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實現民主政治成為人民的強烈要求。浙江大學、復旦大學等校的學生都發表了對國是的意見，昆明文化界也由314人署名發表了《關于挽救當前危局的主張》。在這一形勢下，4月4日，西南聯合大學學生自治會召集全校學生代表大會，討論通過了《國是宣言》。李曦沐便是這份《國是宣言》的起草者。為了表示期盼黎明，地下黨員的他曾更名“李曉”。他一直沒有放棄對現實的思考，仿佛還是當年那個熱血的東北流亡青年。

任繼愈是校友會的名譽會長，我3次采訪他，從此也成為先生的“入室弟子”。在對歷史的總體把握上，先生是引領我登高望遠的導師。從1937年的暑假奔赴長沙，到步行湘黔滇，再到1946年隨校北歸，先生的經歷貫穿了西南聯大始終。在眾多南遷學人的往事回顧中，任繼愈是唯一能夠講述“長沙大辯論”的親歷者。當時學生們激烈爭辯著：是上前線，還是繼續讀書？錢穆先生做了總結，說要“用上前線的激情來讀書”，因為戰后的中國需要人才。這使得戰時大學與前方將士的目標一致，那就是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強盛的新中國。

任繼愈以哲學史家的敏銳感知，銘記了這場“長沙大辯論”，并將它講述出來。一個人的記憶，與他的洞察力相關。任繼愈在采訪中再三說到“民氣”。他說，這些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底層人民，不愿意當亡國奴，是他們在支撐著中國的抗戰，抗戰的力量與信心都來自他們。中國的“民氣”始終不衰。任繼愈先生有一句動情的話：“誰領著人民走現代化道路，大家就擁護誰，老百姓就跟著誰走。”2007年11月，在南沙溝寓所，先生將兩枚西南聯大校徽贈予我，一枚是他當學生時候的，一枚是他留校任教后的。

三

在1999年至2009年這10年間，我采訪的聯大人物共計200多位。其中110多位是“一對一”單獨采訪，其余為集體采訪和會議實錄，包括對家屬的采訪。為了進入當年的時代氛圍，我還大量閱讀了文字資料，如《吳宓日記》《梅貽琦日記》、聞一多的書信、蔣夢麟的《西潮》、楊振寧的《讀書教學四十年》等。

采訪前，對每一位被訪者我都要做認真的準備。采訪提綱不是簡單的提問，它必須架起跨越時空的交流之橋。這些提問與交流我都盡量保存下來，形成文本。它們也是口述的一部分，決定了訪談的深度。聯大的學子也像他們的老師一樣，是多元的，各具個性的。如果我的問題風馬牛不相及，老人們會因失望而變得冷漠，關上那座記憶之閘。把握每個人在這段經歷中的重要細節和故事，是打開他們的心門的鑰匙。我要獲得的是一種從容狀態下的心靈傾訴，一份具有歷史深度的回顧和沉思式的總結，而非即興的、炒作賣點的采訪。這很大程度取決于我前期的準備。在接觸過程中，老學長們會以特有的智慧以及對我的觀察，來確定我是不是一個可以對話和有資格“聆聽”的人。

我一直在擔心，對楊振寧、李政道二位的采訪能否實現，能否盡興。在那個特殊年代里，他們是率先為中華增光的雙子星座，西南聯大這個話題離不開他們。當時二位都住在美國，回來的日程又總是安排得很滿。在沈克琦先生的鼎力幫助下，我們終于對這雙子星座進行了圓滿的采訪。

李政道先生回國，我是在半夜從電子郵箱里收到的消息。沈先生將我們的采訪安排進李政道緊張的日程里，我即率攝制組赴京。在中關村見到李政道，剛從北戴河參加完國家領導人會見活動后趕回北京的他毫無倦色，談起母校來興致勃勃。他看完采訪提綱，拿起筆來，劃掉了開場白式的內容，說：“前面兩個問題沒有必要，否則你的時間會不夠的。”后來，我才明白，他是要留下時間，帶我觀摩一個文理合璧的藝術展。

一年后，我在清華園里采訪了楊振寧先生。楊振寧在看了我的提綱后說：“很好，就按照這個來吧。你讀了很多書。”如此，開啟了一位經歷成功巔峰之后的科學家面對故國、故園以及故友的深情回顧。楊振寧那博聞強記的頭腦和巨人式的襟懷，那深厚的人文底蘊和縝密的科學思維，凸顯出強烈的個人魅力。他侃侃而談了4小時，采訪超時，仍意猶未盡，便打了個電話，請夫人先行用餐。

采訪中，我獲得了一個珍貴的歷史情節：當楊振寧在上海的宴席間收到鄧稼先寫來的信，告訴他中國的原子彈制造，除了最早有蘇聯的極少幫助外，沒有任何外國人參加時，楊振寧不由得熱淚滾下，起身去洗手間“整理儀容”。這件事我是先從許鹿希（鄧稼先夫人）那里知道的，而后在楊振寧這里得到了證實。這個情節在紀錄片《西南聯大啟示錄》中播出后，被多方報道傳播，震動著中國人與海外華人的心。

對于大多數我無法獲得更多材料的被采訪者，我采取了包容性更大的提綱。例如董樹屏先生，我知道他當年是西南聯大工學院的教員，學生中有“兩彈一星”元勛。他從東北的貧困家庭講到自己的流亡經歷，講到他受命轉移清華工學院的教學物資，歷盡艱險抵達昆明——這在我當時接觸到的那些紙本資料中根本沒有記載。此前，我只知道工學院院長施嘉煬率隊外出測量時，梅貽琦要他帶走大批器材。這批物資轉移的成功，使得日后西南聯大工學院成為一支勁旅。道別的時候，董先生指指放在過道上的一個紙箱說：“那是我在美國的同學送我的一臺電腦，我要用它來寫回憶錄。”兩個多月后，攝制組在北大拍攝時，我聽到了董先生猝然離世的消息。他仿佛是在等我前來。類似的事情，還發生過幾次。

四

拍攝一部影片，由于資金成本有限，采訪是有提綱和時間限定的。但西南聯大的校友們卻希望傾訴平生經歷，時常怪我“風風火火”。這些珍貴的傾訴，是難以取代和不可再生的資源庫。這些西南聯大的校友們都從民族的苦難中過來，且具有良好學養，無論是直接的還是含蓄的，他們的講述都會切中現實。而無論是談社會理想、民族復興，還是個人追求，最后又都集中在對教育的思考上：

李政道在肯定了當下教育的普及時，提出大學的“精”的問題，講了要以人為“種子”的教育理念。楊振寧談到他切身感受到的中美教育的差異：中國教育重視基礎知識，而美國教授們的“著眼點不一樣”，更重視思考與創新，“過了些時候，我漸漸了解到，這是使你知道‘什么地方有問題’最重要的一個方法。我也吸取了他們這個精神”。

哲學系鄭敏把西南聯大教授的講課喻為“幾百年的陳酒”，在學生眼里，“老師本身就像教科書一樣”。朱喬森回憶，他的父親朱自清說過，“要給學生一滴水，自己首先要有一桶水”。沈克琦說，物理系上課，老師喜歡用“開窗戶”的方式，對那些定律公式往往只提一個頭，然后開列書單，并指定去讀哪一章哪一節。這樣就讓學生從教科書走進名家經典，游向廣袤的知識海洋。任繼愈說，大學“文理不要那么分割”，尤其是“要看到世界”。

歸僑鄭林慶是中國摩擦學的開拓者，他回憶起一個課堂細節，說明教育需要留出“空間”讓學生主動思考：“有一道題應該怎么做，先不給學生講，讓你們想，老師也在那里想。看了半天，畫了一條線，這條線一畫下來，問題立刻就清楚了。你就跟著他想，雖然他不告訴你怎么想，他想出那條線，你立刻就覺悟到：我就沒想到畫這根線，他為什么能想到？幾分鐘的時間，那是幾堂課都教不出來的東西。”“現在教學也趕時間，一天限定你必須教多少。一個鐘頭，塞滿了，很快地講”，他認為這樣難以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

抗戰期間，季羨林在德國留學，但他在學脈與精神上仍屬于清華、北大這一系統。在他的訪談中有若干重要史實和觀點，如王國維“為文化而死”；講到陳寅恪一家“三世愛國”的事跡，他用了“遺傳”這個詞，把文化精神與血統聯系起來。任繼愈先生的訪談中談到氣節、統一、民氣、現代化等，可與之類比。我與二位先生都有深度交往，他們的閱歷、專業、個性差異很大，然而他們關注的問題卻是如此相近。

對當年的一些歷史真相，楊業治既是當事人，又是最后的見證者。他講述個人閱歷很簡短，卻提出了有爭議的西南聯大校歌詞作者的問題。他直言不諱地說“詞還是羅庸的”。楊業治是僅存的參加了校歌委員會討論的人。老先生是“坐觀天下事”的睿智之人，那時《吳宓日記》剛問世，正在爭論不休中，他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吳宓的同人——表示，《吳宓日記》是可信的。夕陽西下，在那間布滿回憶的書齋里，楊業治朗誦了歌德的《奉獻》：

你們帶來了歡樂的日子的景色

好一些可愛的人影在那里升起

像一個古老的半已湮沒的傳說

初戀和初次的友誼隨著來到

喚醒了舊日的痛苦的怨訴

復述著生命的迷宮似曲折的道路

又說起那些被命運奪走了美好的時光

《聆聽：西南聯大訪談錄》這本書今年7月終于正式出版了，包含了陳省身、吳征鎰、費孝通、任繼愈、楊振寧、李政道、朱光亞、王希季等各界大師級人物。他們中有的現在已經辭世，而在世者也已入衰年，不能再做大體量的訪談了。這些內容成為珍貴的絕版資料。眾多著名的科學家、政治家、社會學家、哲學史家、藝術家、詩人圍繞著西南聯大這個主題，展現出他們的人生追求和思想境界，是留給后人的瑰寶。“口述”蘊含著厚重的歷史積淀，帶給我們無盡的思考。

（作者：張曼菱，系作家、制片人，著有《西南聯大行思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