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今年4月發布的2023年度“中國好書”中，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長、魯迅文學獎獲得者徐劍的長篇報告文學《西藏媽媽》入選。

作品講述了雪域高原上兒童福利院的“媽媽們”無私奉獻的感人故事，立體呈現新時代西藏幼有所長的動人畫卷，讓世界真切地看到西藏感人動人的文明風景。日前，本報記者專訪了作者徐劍。

遇見西藏兒童福利院的故事，是偶然中的必然

記者：一提到您的西藏題材作品，讀者便能想到一系列長篇報告文學，如《東方哈達》《怒放》《金青稞》等。在您的創作中，西藏是具有特殊意義的重要文學地標。請您介紹一下，是怎樣的機緣巧合，讓您決定撰寫《西藏媽媽》這樣一部作品？

徐劍：之所以寫《西藏媽媽》這本書，是因為遇見西藏兒童福利院的故事。現在想來，這是偶然，又是必然。

2019年2月，我接到西藏作協好友的來電，邀請我去林芝看桃花。我愉快地答應了，之前雖去了西藏十幾、二十趟，但還一直沒有看過桃花。

所謂“百聞不如一見”，親眼所見后，我驚嘆于西藏桃花的美麗與獨特。雅魯藏布江兩岸河谷、村莊的千年古桃樹連成一片，樹干粗大的老樹發出新枝和新芽，緋紅、粉白的桃花如漫天云霞，與雪山、麥田相輝映。后來我在《西藏媽媽》后記中所寫的“千年一夢桃花落，雪山之巔，古樹蓬春，桃之夭夭”，就是在看桃花的過程中有感而發。

但真正的感動是在林芝市兒童福利院。去看桃花前，西藏自治區文旅部安排了一場關于西藏“雙集中”的采訪。什么是“雙集中”呢？2013年，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頒布《關于全面推進五保集中供養和孤兒集中收養工作的意見》，有計劃地在全區實現有意愿集中供養的五保對象在縣以上供養機構100%集中供養、孤兒在政府主辦的地（市）以上兒童福利院100%集中收養，簡稱“雙集中”。這是西藏在新時代為實現老有所依、幼有所長的具體舉措。

我們上午去了工布江達縣的養老院，下午去了林芝市的兒童福利院。通過采訪，我發現西藏的“雙集中”工作做得非常好。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政府舉措，我在西藏遇見兒童福利院的故事，就是偶然中的必然了。

“西藏媽媽”的大愛，匯成一條情感的雅魯藏布江

記者：從作品內容來看，您采訪的行程幾乎遍及整個西藏，采訪的“媽媽們”的故事更是感人至深。能介紹一下您的走訪經歷嗎？

徐劍：2020年5月，我再次進入西藏，從昌都市第一兒童福利院開始，展開采訪工作、搜集創作素材。然后，溯瀾滄江上源扎曲河而上，經過橫斷山脈，橫穿萬里羌塘，抵達藏北重鎮那曲市。在那曲市兒童福利院，我采訪了3天。再環大北線，抵達平均海拔超過5000米的雙湖縣。之后西行前往阿里，重點采訪了“雙集中”試點阿里地區兒童福利院。離開阿里后，我環岡底斯山、喜馬拉雅山而行，抵達日喀則，再到拉薩，轉道山南，最后返至最初的采訪地林芝。

估算了一下，在7家地市級兒童福利院，我總共采訪了100多位“媽媽”。這些阿媽拉、未生娘（未婚女子）不分年齡與民族，擁有一個共同的名字——“西藏媽媽”，或者說“愛心媽媽”。這些“媽媽”將自己與孩子們緊緊拴在一起，以溫暖大愛撫育了兒童福利院的孩子們。

記者：“西藏媽媽”是這部作品中閃閃發光的文學主體。您通過滿含深情的筆觸，細膩書寫了多位“媽媽”的感人故事。能與讀者分享一些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嗎？

徐劍：100多位“愛心媽媽”，年齡最小的19歲，最大的50歲，她們向我平靜地講述自己與孩子們的故事，就像在講自己的兒女一樣。

昌都市第一兒童福利院的護理員門拉，盡管有孕在身，但仍帶著患病的小卓嘎到四川看病。門拉每天帶著孩子去掛號，一天比一天早，最后終于掛上了專家號。小卓嘎術后發燒，嚴重感染，在重癥監護室住了20多天，門拉一直忙前忙后……從未進過城、剛懷孕的門拉，為一個毫無血緣關系的孩子扛起守護重任。小卓嘎醒來時，一聲輕輕的“阿媽拉”，讓門拉徹底破防，潸然淚下。

19歲的擁中卓瑪擁有“一顆牧場上卓瑪花一樣純潔的心”。她原本在林芝市有一份穩定的工作，聽說兒童福利院擴招，便毅然前往應聘，當了一名“愛心媽媽”，和4個素未謀面的孩子組成家庭。

嘎斯原本在草原放牧，后來到城里一邊打工一邊讀書，幾年后拿到了大專文憑。她畢業后報考上昌都市第一兒童福利院，成了福利院里受教育程度較高的“愛心媽媽”。

另一位“媽媽”大曲宗則把做好“愛心媽媽”當作一種歸宿，她覺得不是她給了孩子愛與家，而是一群孩子給了她溫暖的家和作為“媽媽”的幸福。

還有兩位漢族“媽媽”，她們給孩子們唱漢語歌曲、教孩子們漢語，孩子們特別開心。

書中像這樣的故事比比皆是，每個故事都很感人。這些“西藏媽媽”的大愛，匯成了一條情感的雅魯藏布江。江有多深，她們的情感就有多深，愛就有多深。

記者：“愛心媽媽”的故事發生在新時代西藏的土地上。是否可以說，這是一種民族大愛的傳承，更是這個時代幸福西藏的真實寫照？

徐劍：我在青年時期就與西藏結緣，并在后來的歲月中與西藏有多次親密接觸。西藏這片土地上的大愛、博愛，可以說是深入人心、融入血脈且滲透人們日常生活的。無論青藏高原上風雪多大，嚴寒多么逼人，這種愛都在人們的血脈里奔騰。這就是西藏的歷史和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除了“西藏媽媽”，還有很多人在關心、關愛孩子們。昌都市民政局局長布措的一項工作就是開車到各村去“拾孩子”，為孤兒們找“媽媽”。西藏政府對老人和孤兒采取集中供養，是符合西藏實際情況的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舉措，更與西藏社會穩定、長治久安緊密相連，意義非同一般。

以“有我之境”式的共情傾訴，凸顯作品的真實感、切近感

記者：都說“報告文學是一種行走的文學，好的報告文學是行走出來的”。為了創作，您二十幾次進藏，奔波輾轉于西藏各地，對于行走這一理念您有特別深刻的感受吧？

徐劍：對于報告文學作家來講，行走太重要了！好的報告文學作品，要經過大量的田野調查、實地考察、現場采訪，是一步步走出來的文學。行走可以讓我們更深入地了解這個世界，感受生命的多樣性和豐富性。

尤其是對于西藏、對于青藏高原來說，只有親自到了這里，才能看見這里的壯闊與宏偉，感受到這里人民的善良與質樸。每一次在青藏高原行走，我都激動與感動交織。

記者：《西藏媽媽》雖然是一部報告文學作品，但呈現出一種詩意化和散文化的傾向，這是否也是您情感的一種表達？

徐劍：是的，與我以往的西藏題材報告文學有所不同，在《西藏媽媽》中，我努力突破理性表達的方式，將對“西藏媽媽”的敘述與自身的西藏情結貫通起來，形成不同于旁觀者式的采訪與書寫。通過類似“有我之境”式的共情傾訴，來凸顯作品內容的真實感、切近感。

《西藏媽媽》寫到了情感、命運，也寫到了“媽媽們”自己的家庭遭遇，但她們都能在兒童福利院、在那些孩子中，尋找到自己的心靈歸宿與寄托。這些內容我都是通過閑筆來體現，包括抒情和感慨。文本上呈現出來的，也就是你所說的詩意化、散文化。

就創作理論而言，尤其是現代主義的寫法，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其實應該把感情藏住。但我覺得，《西藏媽媽》應該是一曲關于情感與大愛的頌歌。因此，胸臆間的激情常常噴涌而出，這是一種抑制不住的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