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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篇小說《敦煌》的出版，頗具文學價值，但并不止于文學。僅就描塑人物、打造情節、蘊蓄主旨等常規的文學表達來說，晚近二十年的長篇小說已然挨挨擠擠，近乎豐富繁盛了。《敦煌》以唐代貞觀至今近1400年作為敘事的時間線索，在闊大幽微的歷史縱深中，挖掘人與神、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的關聯法則，并力圖揭示情感的辯證法和生存的哲學。其中，“敦煌”既是佛教圣地、民族發展的界碑，也是人性坐標、人心里的珠穆朗瑪峰。而后者，則是《敦煌》的實質性意涵。

1．成長：情感的辯證法

《敦煌》的主角祁希（后改名雪祁），身份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宮廷畫師。祁希是《敦煌》人物圖譜中的關捩和中樞。他的思與想、言與行以及他的身份、職業技能等，牽動和連綴起各類人物，由此建構起特定時空內駁雜繁復的人生場域。這樣的技術把控，本來是小說家的基本能力，并非陳繼明僅有。但《敦煌》形象設計的獨特性在于，以祁希為核心的人物活動牽涉到人與神性、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人與自我之間縱橫交錯、多維立體的內在聯系，顯現了宗教、歷史、民族、文化、哲學等各個層面的內涵，進而生成小說混沌深厚的意義蘊藉。

祁希之外，陳繼明寫出了各種不同類型的人物。從李世民、閻立本到慕容豆、足娘、令狐近知、智忍花、勝覺、賊疙瘩，再從“我”到慕思明，歷史與現實、民族與世界、廟堂與民間、宗教與凡俗，凡此種種都內蘊于地位、職業、性別、年齡、性情各自不一的人物心理和行為中。陳繼明沒有圖解和單純演繹，以求“再現”或者“闡釋”，而是聚焦于情感，表現多個維度的情感關系。一是人與神性的情感。神性佑護的光輝，讓人敬畏、虔誠、真摯，也奠定了小說舒卷自如、從容沉靜的敘事基調。二是人與自然的情感。狼、羊、馬、駱駝、老鼠，風、沙、雪、雨、石頭，人與天地萬物之間平和、溫煦、靈意通達。三是人與社會的情感。對家國的情感，如祁希和朝廷上的君臣；對族群的情感，如慕容豆、慕思明；對人的情感則表現在小說的大多數人物身上：友情寬和，親情仁厚，愛情婉曲熱烈。四是人與自我的情感。如陳繼明在創作談中所言：“人如同直接生活在鏡子里。敦煌是鏡子，千佛洞是鏡子。在鏡子面前生活的每個人，同時是自己的‘終極關懷者’。”關懷自我就是愛自我、檢省自我，但這并不等同于自私、自戀或自負、自大，這是在天地神性的籠罩下，個體的人應該敞開心府，由卑微到自尊，從利己到慈愛，堅韌、篤定、豐厚而博大，如令狐近知。

而在四組情感關系中，人與自我的情感是樞紐，人與神性或神的關系是必要條件。因為人與神的情感關聯，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情感變得不同俗常，也在痛苦、掙扎、困窘之后，讓人心自省，平易而優容，仿若精神涅槃。祁希、慕容豆、足娘、智忍花、令狐近知、賊疙瘩、慕思明等人物，都經過了一個精神成長的心路歷程。陳繼明甚至采用死亡的結局，來印證自己設定的情感辯證法，如賊疙瘩明明有能力越獄逃跑，卻慨然就刑；智忍花可以隱姓埋名，卻選擇自殺；慕思明縱身一躍決然赴死，好似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就此，《敦煌》的一個重要意涵得以展示。

2.弱：人的生存哲學

《敦煌》的敘事架構，是俯瞰與切入相結合的形式，也即全知視點和參與視點相互補充。不時出現的“我”勾連自稱是吐谷渾后代的慕思明，建立起回望、思考的俯瞰視角，然后是祁希和其他人物從自己的視角觀察、審思個體和感受現實境況。“我”作為小說敘事架構的核心要件，想象大唐和敦煌是全知俯視，面對慕思明則是參與性的平視。“我”是以一個當代中國人的目光，看向一千多年前的大唐氣象、想象莫高窟的輝煌神性、感嘆古往今來平凡眾生的人生遭際。于是，由“我”講述祁希的一生，再讓祁希聯動帝王將相和普通百姓等各類人物，不僅拉開了和一般長篇歷史小說的距離，更主要的是為了辨析和表現一種“弱”的生存哲學。

小說中的個體人生，在萬物有靈的神性面前是弱的，在大地山川、風霜雨雪面前是弱的，在世事曲折、人心詭譎面前是弱的。尤其是人在面對自我的時候，弱而無力的感覺近乎極致。就像陳繼明自己的感慨：“他們生活在當下的一時一刻，也生活在‘總體糾結’中”。這時候，“總體糾結”的人需要正視人的“弱”，也需要克服、戰勝、超越自己的弱而無力。因而，人必須建立一個精神坐標，找到、培育和固定自己心中的“敦煌”。

為揭示這一主題意涵，陳繼明采取了交錯視角下的思辨性敘事。敘事人“我”追今撫昔，既有理智的思索研判，也有感性的喟嘆唏噓。一方面，在史實史事與想象虛構的交匯融合中，宏觀地辨析人物愛恨情仇、哀樂喜怒之中的因果關聯；另一方面，又從人物的內在心理活動出發，顯露個體人生成長的情感軌跡和認知路徑。總體上，《敦煌》的思辨性敘事常常表現為哲理性的語句，內蘊著特定視域下的一種結論式判斷，可令讀者深思和回味。諸如：

所謂的綠洲性格里，有安詳，有柔軟，又有膽怯，有哀怨；有英雄豪杰之氣，又有羸弱無力之風；有大氣和大度，又總是逆來順受。

在我眼里佛陀不是神仙，是一個聰明人。

慈悲并不是佛陀發明的，在佛陀出世以前，慈悲早就存在了。……慈悲是不需要下跪的。

這是面對神性、自然，面對社會和面對自我時，人的喃喃詰問，人的思慮辯難，人對弱的自我的扶助和提升。天空和大地之間，人是有思想有情感的生靈，既弱且強。于是“敦煌”的意義，正在陳繼明虛實相生的敘事進程里漸次顯現。

3. 凝視：“敦煌”的意義

在中國人的文化存儲里，“敦煌”是一個不能逾越的存在，但基本停留于一種常識性的定位。也即“敦煌”一面是具象的物理性實體、一個坐落在中國西北的小城池，另一面又是抽象渺遠的歷史遺存、一座佛的圣地。因此，“敦煌”看似實在，實則含混。而長篇小說《敦煌》則以嫻熟精雅的藝術筆墨，以祁希為形象中心，讓人性和神性互為鏡像，就此賦予“敦煌”具體而多維的意義。

具言之，陳繼明沒有像井上靖的《敦煌》那樣，凸顯西北大漠“平沙萬里絕人煙”的荒涼和冷寂，而是以直面的勇氣和凝視的目力，借助御用畫師祁希的平常視角，逐漸進入了“敦煌”內部的細微之處，讓祁希尋找神性的溫度，也使他感受到了自我的弱小。離開宮廷的祁希，到了敦煌城后改名雪祁，這是人靠近神性的起步。祁希摹習佛窟內的壁畫和造像，是人熟稔、禮敬神性的開始。待祁希認識令狐昌一家，和令狐近知、令狐琴、勝覺和尚等人開窟作畫，再經歷從宮廷到俗世的紛爭與生死，祁希的尋找漸近終點。當四十七歲的祁希帶著令狐琴重返敦煌的時候，“敦煌”已經成為祁希心中的敦煌，成為他人生的皈依之地。“敦煌”改變了祁希的命運走向和生活軌跡，藉此“敦煌”也成為神性的化身。神性寬厚、祥和，神性溫煦、慈愛，神性庇佑人與萬物，因“敦煌”而具體，藉人心而無形。所以，人人都應該建立一座自己心里的“敦煌”。

若與1958年井上靖的小說《敦煌》比較，面對“敦煌”，宋代書生趙行德是仰視、保護，唐代畫師祁希則是平視、創造。前者是傳奇的寫法，后者注目的卻是天地之間的凡俗人生。所以祁希是幸運的，他用傾心聚力的“凝視”找到了自己的“敦煌”。“敦煌”讓自我的“弱”變得堅實而有力量，變成了一種命運的韌度和強勁。十三個世紀之后，“我”的朋友慕思明暴烈赴死，大半生的尋找卻以死亡為皈依，進一步佐證了“敦煌”的意義。或許，這也可以理解為小說《敦煌》對當下蕓蕓眾生的委婉質詢。

陳繼明說：“我想以最大的勇氣直接進入敦煌的內部，寫一部觸及敦煌心魂的小說。”“敦煌”的“心魂”是什么？雖然答案就在小說中，但每個讀者的感受和理解不同，結論也會多樣多元。畢竟，人人心中都應該有一座“敦煌”，而“應該”的指向是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