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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涯》2024年第4期|戴冰:透析的戈多
    來源:《天涯》2024年第4期 | 戴冰  2024年08月13日08:19

    編者按

    1953年,愛爾蘭現代主義劇作家塞繆爾·貝克特的兩幕悲喜劇《等待戈多》首演,自此以后,這部劇在世界各地的舞臺上,尤其是在大學校園和各種小劇場長演不衰。《等待戈多》表現“什么也沒有發生,誰也沒有來,誰也沒有去”的主題,也成為很多后來的作家寫作的母題。

    在《天涯》2024年第4期發表的戴冰的小說《透析的戈多》,也是對塞繆爾·貝克特的致敬。戴冰筆下的小說家面對疾病與死亡時不愿成為等待者,而是努力化身戈多,反向尋找生命原動力。從這一點看,戴冰的“透析的戈多”似乎比塞繆爾·貝克特的原版戈多走得更遠。

    透析的戈多

    戴冰

    看戲的整個過程中,我不時側過身子,小聲問傅昆是否還能堅持。

    如果身體有什么不舒服,我說,我們就先走。

    每次他都露出一種嗔怪的笑,同樣小聲說,沒問題,我哪會連這點時間都坐不住呢?

    戲演到四分之三的時候,我又問他,他就有點不耐煩了,說,你別老這樣問啊,老這樣問很打擾我看戲你知道不?

    戲是晚伶劇社根據《等待戈多》新排的,一出小劇場話劇,名字叫《葉子說他明天準來》。演出地點在屋吉咖啡館。看戲時我沒太留意具體時長,但感覺至少有兩小時。坐我前排的是一個帶著一男一女兩個孩子的年輕女人,從頭至尾背脊筆直,紋絲不動;兩個孩子則顯得很不耐煩,不時古怪地扭動身體,或者把頭繞到年輕女人的背后,照鏡子一樣,交換一個表示痛苦的鬼臉。事實上,正是兩個孩子的表現一再提醒我關注傅昆的身體狀況。

    演出結束后,按照慣例,導演和演員要和觀眾們進行一次半小時左右的現場互動。主持互動環節的是這出戲的投資人朱藝嘉,我和傅昆的票就是她送的。朱藝嘉先點了幾個戲劇界專業人士發言,然后問還有哪個觀眾有話想說。我伸出手,一再示意朱藝嘉看傅昆。朱藝嘉終于看到了。

    那個戴眼鏡的朋友,她說,你來說兩句吧。

    傅昆四面看看,確定朱藝嘉說的是他之后,緩慢站起來,同時惶恐地連連擺手說,你們這個戲太深奧了,我可不敢亂說。

    朱藝嘉不饒他,說,隨便說兩句嘛,總不至于看了一晚上,最后啥想法都沒有是吧。

    傅昆還是連連擺手拒絕,但在重新坐下來之前,他指了指前排的兩個小孩,說,硬是要我說的話,我只能說你們幾個人等那什么葉子,等得實在太久,小朋友們都受不了啦。

    全場一片哄笑。導演李婉頤接過話筒說,前面幾場,已經有不少觀眾抱怨演出時間太長,今天這位觀眾又提出同樣的問題,可見是大多數人的一個感受。

    我們回去商量一下,她說,下一輪演出前,看能不能把時間再縮減三分之一。

    全場鼓掌。傅昆有點興奮,湊到我耳邊,說,那我不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這個比喻不倫不類,跟他平時寫的那些小說差不多,不過我沒有嘲笑他,相反,我贊許地拍拍他的大腿。多年來,他發給我的那些小說中充斥著類似的語言,只要看到,我就會在下面劃一條紅線,然后退還給他,一句多余的話不說;他接到退稿,從不辯解,隔一段時間,又會發一篇新的過來。時間久了,我怕他有想法,于是偶爾寫一篇散文或者小說,也發給他,并且謙遜地留言,希望他能同樣給我提提意見。但自從三年前他開始每周三次到省醫院進行透析之后,他再沒給我發過任何一個字;而我則把他之前的小說一篇一篇從微信里翻出來,像在黏稠的沼澤里艱難跋涉一樣,花費大量時間給他逐字修改,陸續發表在我編輯的一本文學雜志上。雜志是內部月刊,免費贈閱交流那種,稿費少得可憐,但他在網絡上看到公布的目錄后會第一次打電話感謝我,收到樣刊后會再次打電話感謝我,收到稿費后又會第三次打電話感謝我。他不厭其煩,我不勝其煩。我曾和出納商量,看有沒有什么辦法能讓樣刊和稿費同時到達他的手中,這樣,至少可以減去一次電話感謝。出納是個促狹的九零后小女孩,她假裝閉上眼睛,抬頭想了一會兒,說,唯一的辦法就是雜志和稿費都不給他寄,而是你代領,然后親自給他送過去。

    這不就同步了嗎?她說。

    我知道你這是在同情我。每次感謝完我之后,他都會這樣說,而且不等我反駁,又會立即補充一句,我現在最需要的就是別人的同情了。

    說實話,我真談不上有多么同情他,我在網上查過,他這個病,如果控制得好,再活過十年八年,甚至二十年都不是不可能。他已經五十一歲,再活個一二十年,和常人又有多大的差別呢?我只是不想他除了透析就是在等待透析,希望除了透析之外,他的生活中還有點別的什么。

    在發表完他之前給我的所有小說之后,我勸他繼續寫。

    你看,我說,你的東西只要稍加潤色,就可以發表。以后你每年寫個兩三篇,我給你發出來;有特別好的,我甚至還可以給你推薦到別的刊物去。

    但他表現得心灰意冷。

    就算真能再活一二十年或者三十年,他說,也比別人活得累啊。你知道的,我從小暈血,但現在每周三次,每次四個半小時,眼睜睜看著自己的血流出來,又流回去;平時還要忙著注意預防感冒和血壓,上呼吸道不能感染,當然,下呼吸道也不能感染。還不能吃辛辣。上次我去吃腸旺面,給師傅說不要蔥,不要姜,不要蒜,不要辣椒,面少點。師傅罵我,說,那還吃個屁啊。你說,我哪還有閑心弄這些拈花惹草的事。

    我腦子里先是出現一條紅線加一個問號,接著才意識到,他說的拈花惹草,大約是指寫小說這種目前看來可有可無的事吧。

    透析是終生的嗎?我問。

    血肌酐要是降得下來,他說,別的指標也穩定,就可以停止,要不就是一輩子的事。

    那你考慮過換腎嗎?我又問。我知道那很貴,但也知道他不缺錢。他父親曾是一家著名國營酒廠的老師傅,退休后被一家私營酒廠高薪請去專事調酒,每年就去那么五六天,其余時間都待在家里;做了幾年,錢是賺得輕松,卻也閑得慌,于是干脆從那家私營酒廠出來,自己開了個釀酒坊。五年前,他父親死于急性胰腺炎,給他和他姐姐各留了十壇老基酒和一個在市場上小有名氣的白酒品牌。每次只要提到他父親的死,他都會表現得心有余悸,因為他父親死之前不到一周,他才剛和老婆辦了離婚手續,已經兩不相關。

    否則,他說,兒子又跟著他,不分她一半,至少也得分她三壇吧。她不懂酒,也不喜歡酒,肯定轉手就賤賣給別人了。

    他曾給我吹噓過,那些基酒每壇有一千斤,每斤至少值三千元。

    而且時間越長,他說,就越值錢。

    這樣說的時候,他把左手伸出來,筆直地停在半空,右手貼上去,又慢慢拉開,直到完全伸直,像一個交通警察正在十字路口指揮交通。我估計那只停住的左手表示他父親過世的時間,而拉開的右手則表示時間在流動,一直越過我們談話的當下,指向遙遠的未來。

    我的心算一向不好,記得當時聽他這樣說,我先是算成了一壇值三十萬,等我算明白一壇值三百萬后,我的腦子嗡了一聲,接著失聲叫出來,我說你那么有錢,還寫什么小說啊,何況……

    我本來想說何況你還根本不是寫小說的料,但好在我及時抹了一下嘴,就像那里流出了口水,沒有說出來。

    他聽了很鄙夷,說恰好因為他有十壇基酒和他姐姐具體經營的那個品牌白酒,他才什么也不用顧慮,專心寫那些以上世紀八十年代貴陽市民生活為背景的小說。

    透析之前,他曾有個宏大的構想,那就是從貴陽的周邊外圍寫起,像一個內螺旋,一圈一圈往市中心寫,直寫到三板橋街上的一棟老房子。據說他曾祖父曾經在那棟房子里住過,而他爺爺和父親也都出生在那棟房子里。

    它們單獨看起來像是一些短篇,他說,但最后合成一本書,你就知道了,那實際上是一部長篇。我覺得至少三十年才寫得完。三十年之后,你想想那些基酒能值多少錢?

    這當然不是我能想象的事。但自從他開始透析之后,我總是想象他賣掉了一壇基酒,然后在一堆活蹦亂跳的新鮮腎臟里豪橫地挑肥揀瘦,終于找出一對最好的,換上,從此萬事大吉。

    但他再次鄙夷地搖搖頭,說,這話還用得著你現在說?

    這三年多,他說,已經有不下一百個人勸我換腎了。

    是啊,我說,你那么有錢……

    不是錢不錢的問題,他說,那四個半小時,你以為我真的只是躺在床上,看血流出來又回去?我實際上也在構思,只是不是構思什么小說啊之類的,是在想我以后怎么辦。

    你以后怎么辦?我問。

    我們有個病友群,他說,里面就有幾個換腎的,有的換了一年,有的換了三年;有的年輕,有的和我差不多。最年輕的一個才二十出頭。說起來,都算手術比較成功的,但你聽他們平時聊天,好像比我這種透析的還要緊張,還要小心翼翼。

    為什么?我問。

    為什么?他說,因為換腎就是最后一道關了。過得去,可以活過十年八年的,過不去,比如感染了或者排異反應大,那就要么死,要么重新開始透析。

    所以呢?我又問。

    所以我就想,他說,我可不愿過了最后一道關,推開門,發現已經沒有別的房間了。

    我當然明白他的意思,但不想繼續這個沉重的話題,就說推門是需要空間的啊,沒有別的房間,那門是怎么推開的?

    你又在劃我的紅線了,他嘆口氣說,好吧,那就是拉開門。我害怕拉開門之后發現門背后只剩下墻。這樣說該行了吧。

    如果現在透析的效果比較穩定,我說,那就先這么透析下去唄。

    說這些話的時候,我們正坐在三板橋街中段的一家冷清的小茶室里。他拍拍身下一張太師椅的海棉坐墊,說,我爺爺的爸爸家,原來就在這個位置,現在連根毛的痕跡都找不到了。

    那是個周六的晚上,他當天上午剛做完透析,精神不錯,但情緒比哪天都低落。就在我們都覺得無話可說的時候,朱藝嘉的電話打過來,邀請我去看戲。

    從下周一到周五,她說,每天晚上都有一場,你哪天來提前給我說一聲就行,我拿著票在門口等你。

    那之前,我實際上已經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演出廣告和海報,所以立即答應下來;但調臉看到傅昆,我又問朱藝嘉,除了我本人,還能不能再帶個朋友?

    當然,她說,帶多少都可以。

    那我們下周二去,我說,我這個朋友那天上午正好做透析,做完的當天精神會比較好。

    掛斷電話,我依據演出廣告和海報上的內容,大致給傅昆介紹了一下那出戲,然后讓他和我一起去。

    出來玩玩,我說,打岔一下,要不你會抑郁的。

    但他執拗地拒絕了。

    我早就抑郁了,他說,還用得著你現在說。

    可能是看我有點沮喪,他說,我給你打個比方吧,一條魚在岸上待久了,身上都干起了殼,好不容易回到水里,你說它還想到處亂跑嗎?

    說完,他眼睛一亮,說,我這比方你該沒法再劃紅線了吧?

    我聽了有點難過,說,那就隨你吧,我另外找個朋友一起看。和誰看不是看呢。

    但我們分開沒幾分鐘,他又打我的手機,說他改變主意了,決定和我一起去。

    本來我是想接兒子出來陪陪他的,他說,但想著你給我改小說,改了那么多篇,也挺累的。陪誰不是陪呢。

    那天互動環節結束已經十點半,但大家的興奮勁還沒過,舍不得走,又繼續在咖啡館待著,一面喝飲料,一面閑聊。畫畫的董重平時大多數時間都獨自待在畫室里,難得出門,所以一出門就不想回去,眼看有人已經開始相互道別,于是提議一起去吃宵夜。

    我知道附近有家燒烤,他說,味道太兇險了。

    有幾個人借口第二天還要上班,推辭了,剩下的十來個哄然響應。我有點為難,把傅昆拉到一旁,問他的意見。

    你明天雖然不透析,我說,但不知道他們會鬧到幾點。要不,我給你打個車,你先回去?

    沒事啊,他說,我和你們去坐一會兒,如果太晚,我就先走。

    這有點出乎我的意料。我腦子里出現一幅他坐在煙熏火燎的燒烤店突然暈倒的場景:所有人手足失措,然后他那個精明強悍的姐姐開著一輛涂得花里胡哨的大吉普趕過來,推開人群,指著我的鼻子,要我給他們全家一個交待。

    但他都這樣說了,我也不可能硬趕他走,所以說那行,你就去坐會兒,吃幾口肉,然后早點回去休息。

    但董重推薦的那家燒烤店的確兇險,深更半夜的,居然人山人海,沒一桌空位,我們只能拿了號,三三兩兩在院子里等。看情形,沒有四五十分鐘坐不下來。

    傅昆的臉在露天的院子里看不分明,只有鏡框上的兩片玻璃反射著燒烤店內一些狂亂的光影。他站了一會兒,摸出手機,看一眼時間,又看一眼我說,那,我還是先回去吧?

    我松口氣,從后面按住他的雙肩,一面拍,一面把他推到路邊,招停了一輛出租車。

    我把車門給他打開,說,身體比天大,你都出來一晚上了。哪天你做完透析我再約你。

    那天我們吃烤肉,喝啤酒,鬧到差不多凌晨一點半才起身結賬。十二點時,我已經知道第二天不可能起得來上班,于是在微信上給主編發了條消息,說我剛才突然拉肚子了,拉得渾身發軟,想明天請個假。主編問我,是哪種拉法,嘭那種,還是嗖那種?我想想,說是嗖那種。主編回道,哦,那就是拉水水了,明天在家好好休息吧。

    從燒烤店出來,大家站在路邊等出租車。我摸出手機,點開微信,準備叫一輛網約車,正在輸目的地,有人在身后拍了我一下,我回頭,是傅昆。離我幾步遠的董重這時也正好調臉看到,立即驚叫起來,說,是我喝多了還是咋的,這個兄弟剛剛沒和我們一起吃燒烤啊,怎么現在又突然冒出來了?

    我把傅昆往燒烤店旁邊一條小巷子里引,同時招呼董重,說,沒事沒事,你們先走。

    進了巷子,我推他一把,說,你怎么回事,你是真想等你姐開吉普來找我麻煩是不是?

    他顯然沒聽明白,但也沒吭氣。我掏出煙,遞一根給他,又朝自己嘴里塞了一根。

    他接過煙,雙掌圍個圓,接了我湊上去的火,抽一口,吐出來,才說自從開始透析,他就只敢抽假煙,不敢吞了。

    酒意加上困倦讓我感覺暈眩,只想馬上躺到床上去,但我知道他不會無緣無故已經離開又回來。

    說吧,我說,咋回事?

    我們就地坐在一個花圃的石坎子上。

    嗯,他說,那啥《等待戈多》,原來倒是經常聽人講,不過具體不清楚。坐出租車不是無聊嗎,我就拿手機在網上查。上面說這出戲首演是一九五三年,到現在已經整整七十年了,但世界各地差不多還是年年有人演,月月有人演。

    肯定啊,我說,那是經典嘛。

    我知道是經典,他說,但演了七十年,不煩啊?

    經典就是常演常新,我說,要不怎么說是經典呢?

    說完,我疑惑起來,說,你深更半夜等我幾小時,不會就想說你嫌人家演多了吧?

    不是不是,他說,當然不是。我是想說七十年了,那兩個人就這么等著,怕是頭發都等白了……

    所以呢?我問。

    所以我就想,他說,就坐在出租車上想,我們能不能也排個戲,但反其道而行之。那兩個人不是老等不到戈多,或者說等不到葉子嗎?等了整整七十年,都等不來……

    說到這里,他停下來,看著我。

    我心里動了一下,一面想,一面說,他們等不來,于是自己去找戈多,但最后也沒找到?

    差不多,他說,不過我想的還不一樣。我想的是,戈多聽說有兩個人一直在等他,已經等了七十年,都沒等到,于是干脆自己帶上干糧,出發去找那兩個人。是戈多去找那兩個人,不是那兩個人去找戈多。

    最后找到沒有呢?我問。

    這個倒還沒想好。他扶了扶眼鏡。找到就沒意思了,對吧?但找不到,又有啥意思呢?

    倒是,我說,等不到和找不到,都差毬不多,但如果寫成找到了,后面又怎么發展呢?怎么發展都是畫蛇添足。

    結尾我們不急,他說,慢慢想。反正我當時越想越覺得有意思,至少比他們那個有意思,于是叫司機掉頭,原路返回。你覺得呢,有點意思不?

    我想想,覺得還是我的那個想法好,于是說,意思嘛是有點意思,不過,如果先不管結尾找到找不到,只說開始誰找誰的話,我還是覺得讓那兩個等戈多的人去找戈多比較好。他們等了七十年,早就等得不耐煩了,由他們去找顯得更自然而然。

    是倒是,他說,不過……

    他沒再說下去,而是把頭埋在兩個豎起來的膝蓋中間,像是突然睡著了,又像正全神貫注地想什么事。我迷迷糊糊聽見那家燒烤店里的喧鬧開始減弱,就像整個房子正懸浮在空中,并一點一點離我而去。最后,我聽見有人在拉卷簾門,咔嚓一聲,四周變得一片死寂。

    我剛確診尿毒癥的那段時間……他說。說了幾個字,才慢慢把他的頭從膝蓋之間抬起來,所以那幾個字聽上去有點發悶,像一個人把臉埋在空壇子里說話。

    我一面透析,他說,一面發動親戚朋友給我找各種各樣的偏方。我想的是,如果最后能不透析,只靠吃藥就把血肌酐降下來,那就再好不過了。其實我的主治醫生專門警告過我,要我不要亂吃藥,說那樣可能引起嚴重后果。但人在這種情況下就是這樣,沒辦法,但凡在網上看到,或者聽人說,哪里哪里有個神醫,專治尿毒癥,如何如何神乎其神,就忍不住想去試試。誰知道呢,說不定哪個偏方幾副下去,真就把血肌酐降下來了呢。

    我不知道他說這些是什么意思,但沒打斷他,而是又給他點了一根煙。

    你知道的,他說,我差不多每隔一天就要透析一次,不敢走遠,去哪里都只能是當天去當天回,但好多偏方都在外省,所以只能請人去找。除了來回交通費和食宿費,我每人每天還要補貼他們三百元。錢都不是問題,主要是我待在家里等,不知道他們找得到人不,找到了又不知道能不能把我的情況說清楚,心里那個焦啊,像在等死,又像死了在等活。

    嗯,我醒悟過來說,所以你要讓戈多去找那兩個人。

    對啊,他說,就這么死等多難受。

    那就讓戈多去找吧,我說,我無所謂。

    我是真的無所謂,反正兩個人瞎聊天,別說讓戈多去找人,就算讓戈多把那兩人烤了吃,我都沒意見。

    他搓搓手,在嘴邊呵了一口氣,問我,你知道他們排這出戲花了多少錢?

    我說,剛才吃燒烤的時候正好問過朱藝嘉,好像也就兩三萬吧。

    這么便宜?他吃了一驚。那你給他們說,我給他們十萬,把這出戲給我排出來。

    這次輪到我吃驚了。我側身看著他,有點回不過神來。

    開始我以為要十幾二十萬呢,他說,那當然就沒必要了。幾萬塊錢,那簡直就是一麻不梗手的事。

    我在心里粗略算了一下,除開場地、燈光、服裝和道具等等費用,即便排練期間頓頓吃席,那也要不了十萬。

    哪要得了十萬,我說,五萬盡夠。

    不,他說,就十萬,但有個條件。

    什么條件?我問。

    這戈多得讓我來演,他說,否則一分錢沒有。

    你來演?我說,你還會演戲?

    他沒說話,而是聳動雙肩,無聲無息地笑起來,笑得止不住。

    我經常做夢,他一面笑,一面說,總夢見有個神醫,手里有一份祖傳秘方,說三副湯藥下來,就能把血肌酐降到八十。秘方鎖在一個藥柜正中間的抽屜里。藥柜的框架和抽屜是松木做的,抽屜面是橡木做的,我都記得清清楚楚。夢里,我有那個神醫家的地址,也有開那個藥柜的鑰匙,但去神醫家的路比三板橋街還要曲折,而且都是晚上,就像現在這樣;加上我睡覺又沒戴眼鏡,所以每次都跌跌撞撞,不是撞到墻,就是撞到樹,每次都鼻青臉腫從夢里醒過來。

    那你干嗎不戴著眼鏡睡?我逗他。

    戴過的啊,他說,但畢竟是晚上,黑燈瞎火的,路又不熟,我有什么辦法。

    那你有沒有試過白天戴著眼鏡睡呢?我說,說完就一下明白過來。

    戈多去找那兩個人,我說,等于你去找神醫。

    他看我終于明白過來,很欣慰。

    這次我要給你劃條藍線了,他說,生活里面找不到,夢里面我又作不了主,那戲里面總能找到吧。

    照你這樣說,我說,那戈多最后還是得找到那兩個人,否則不是跟生活啊夢啊的,都一樣了?

    他顯然沒想到這一點,有點犯難,說,是啊,這圈子怎么又繞回來了。

    我的手機響起來,是我老婆,她之前已經先睡了,中途醒過來,發現我還沒回去,于是打電話來罵。

    凌晨四點還不回家,她說,是不是又喝死在哪個路坎邊了?

    我看了下時間,果然已經是凌晨四點。

    正在打出租車呢,我說,你扯著嗓子吼什么。

    你看,他說,人家打電話關心你,你還不耐煩。我呢,深更半夜不回去,連個鬼都不會理睬。

    你不是請了一個二十四小時的住家小保姆嗎?我問他,這么晚沒回家,她也不管?

    我一個月給她一萬二,他說,她敢管我?而且我之前給她交待過,除非我哪天三十六個小時沒回家,她才準打我的電話,電話打不通,就去派出所報人口失蹤案。

    神經病,我站起身來,說,那就這樣吧,我們都先想想,反正不急。

    是不急,他說,不過和劇社的人聯系時,你得把話說清楚,給十萬是有條件的。

    我打了個出租車把他一直送到電梯間。在等電梯下來的過程中,他問我,那個劇社為啥叫晚伶呢?

    因為從導演到演員,我說,都是上班族,只有晚上才當伶人演戲。

    啊,他說,有情懷。

    那之前,我們坐在出租車里,他目光炯炯又一言不發,問他,他說他在想那出戲的結尾。

    第二天,我原本想一直睡到自然醒,但八點不到,我就被肚腹里一陣響亮的咕嚕聲吵醒了,伴隨著那陣咕嚕聲的,還有一種正在逐漸擰緊的絞痛,接著我就發現我真的拉肚子了,也確實是嗖的那種拉法。很快我就拉得渾身發軟,頭暈目眩,一切都和我給主編描述的一模一樣。我超劑量地連吃了兩包“瀉停封”,但沒什么用;拉到下午,我已經奄奄一息,甚至懷疑我會不會一直拉到死,但我想到傅昆得了尿毒癥都活得好好的,我應該不至于。想到傅昆,我才又想到他的那出戲,于是給朱藝嘉打了個電話。

    我大致介紹了下傅昆的情況,他的尿毒癥,他沒戴眼鏡時做的那些夢,他在等待那些尋找偏方的人回來的過程中產生的焦慮和絕望,然后我才說到他的那個戲。

    其實我覺得這個創意挺好的,我最后說,我甚至想,你們可以一三五演你們那一出,二四六演他這一出。你有沒有覺得,這兩出戲像一個圈,有種閉環的效果。

    朱藝嘉估計是一面聽一面琢磨,但又還沒琢磨出一個結果來,所以開口時說的是另外一件事。

    你的聲音怎么聽起來像在說悄悄話,她說,和平時不一樣,不過比平時感覺要誠懇些。

    我拉肚子了,我說,可能是昨天晚上吃燒烤時吃到什么臟東西了。

    大家都吃,她說,怎么就你一個人拉肚子?

    我不想糾纏這個問題,就說,這我哪知道。

    反正你和你們劇社的人商量下,我說,重點就是十萬塊錢的投資,但得由他來演。

    你這個朋友倒是挺大方的,她說,不過這可是一出獨角戲,一個人演,他這種從來沒上過舞臺的,怕是拿不下來。

    也不見得是獨角戲,我說,但心里知道她說得沒錯。如果戈多最后找到了那兩個人,就不是獨角戲了。

    我先和我們導演聊聊,她說,聊完再回你。

    隔了整整三天,朱藝嘉才回話。那時,我的腹瀉已經止住,聲音也恢復到正常分貝。

    怎么樣?我問,十萬塊錢值不值得為一個菜鳥犧牲一次藝術。

    可能我因為止住了腹瀉而過分欣慰,說話有點輕佻,朱藝嘉不高興了,口氣顯得公事公辦。

    我們商量了,她說,錢不錢的沒關系,我們哪出戲不是我們自己投資呢。我們的想法是,要排也可以,但第一,不可能讓一個完全沒經驗的人上臺,拿晚伶劇社的信譽冒險;第二,要去找另外兩個人的也不能是什么戈多,理所當然還是葉子。你提的那個建議我們倒覺得可以考慮,就是一三五演兩個人等葉子,二四六演葉子去找另外兩個人。

    你和你那個賣酒的朋友溝通下,她說,他同意,我們就排,不同意,就拉倒。

    我被噎住了,很想給她解釋一下,其實傅昆并不賣酒,賣酒的是他姐,他只是有十壇老基酒。但我又覺得一時半會的解釋不清楚,只得任由她說聲拜拜,然后掛斷了電話。

    我有點為難。剛開始,我想給傅昆實話實說,就說人家回話了,無論他拿不拿那十萬塊錢,都沒他和戈多什么事。但轉念一想,又覺得不妥,他聽了肯定不高興,我為什么要讓一個隔天就要透析的人不高興呢?最后,我覺得與其我為難,不如讓他自己去為難。我準備給他這樣說:人家聽了他的想法,覺得很有意思,但因為劇社沒有專職的編劇,別的人又在排新戲,騰不出人手寫劇本,加上又聽說他是個寫小說的,于是建議劇本由他本人寫;劇本寫好后,新戲說不定也就排完了,就算沒排完,也可以推薦給另外的劇社排,比如一鳶。

    我這樣想,算是各方面都兼顧到了。他要是寫不出來,自然怪不得我,要是寫出來了,他又真肯出十萬塊錢,那我想看在錢的份上,當一樁生意做,總有人愿意把戲排出來,至于效果如何,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那天是周三,并不是他透析的時間,但我給他打電話,沒人接,給他打微信語音電話,還是沒人接。我繼續打,到了下午五點,電話終于接通,我喂了一聲,正要發脾氣,質問他為什么不接電話,一個小姑娘的聲音背書一樣傳過來,叔叔你好,叔叔在醫院里,不在電話邊。

    我愣了幾秒鐘,才反應過來,那肯定就是傅昆家的小保姆,她嘴里的第一個叔叔應該是叫我,第二個叔叔應該是指傅昆。

    據小保姆說,幾天前,傅昆天快亮了才回來,把她從夢中吵醒,她起來問他要不要宵夜,灶臺上的電蒸鍋里還有一碗定時加熱的小米粥。她說傅昆站在房子中間想了一下,說,那就給我端出來吧。但等她把小米粥從廚房里端出來時,發現傅昆已經暈倒在餐桌邊。

    叔叔回來之前我做的那個夢,小保姆說,我后來想著就覺得不吉利。

    什么夢?我問。

    我夢到叔叔沒戴眼鏡就到處亂跑,她說,跑了三十六個小時,然后掉進三板橋街一個水坑里,吞了好幾口臟水。

    我趕到省醫院傅昆的病房時,那個小保姆也在,她看到我,欣喜地迎上來說,叔叔,剛才叔叔還問你又打電話來沒有。

    傅昆穿著一件淺綠條紋的病服斜靠在枕頭上,精神和臉色看起來比我料想的還要差。我滿懷愧疚,覺得雖然那天晚上是他自己半路又折回來找我,但歸根結底還是怪我之前不應該拉他出來看什么戲。

    這次太兇險了,他說,一天之內下了三次病危通知,比你們去吃的那家燒烤店還兇險。

    我稍微松口氣。他還能開玩笑,說明至少心情不錯。

    為了讓他不錯的心情再不錯一點,或者至少在一段時間內保持住這種心情,我臨時在給他說的話里添加了兩項內容:一是晚伶劇社的導演居然看過他好幾篇小說,而且激賞了其中一篇;另外,對他想自己來主演的創意,整個劇社的人都視為神來之筆,甚至建議,在寫劇本時,把他的真實生活寫進去,或者干脆說,劇本將以他的真實生活為依據進行創作。

    他們的意思是,我說,你來演你自己的生活,而且就用你平時說的貴陽話,這已經不只叫本色出演了,叫本人出演。這樣一來,就大大降低了對演技的要求,可以保證演出一定成功。

    這樣說的時候,我表面興奮,實則心虛。我一面說,一面盤算這事最后該怎么收場,但一想到那十萬塊錢,我又踏實下來。

    我說話的過程中,他始終閉著眼睛聽,直到我停下來,他才猛地睜開,就像被什么嚇了一跳。

    現在中國最出名的導演,他說,你知道是誰不?

    我知道他問的不會是電影導演,而是話劇導演,但在這方面,我稍微熟悉的只有孟京輝,于是說,當然是孟京輝了。

    說完,我隱隱想起什么,掏出手機,在百度里搜了一下,發現孟京輝果然在一九九一年執導過《等待戈多》。

    你看,我把手機湊到他眼前說,太巧了,這個孟京輝也排過《等待戈多》。

    他從鏡片后面難以置信地看我一眼,接過手機,手指不斷滑過屏幕,突然停住,小聲念出來:……同年,執導愛爾蘭劇作家薩繆爾·貝克特的作品《等待戈多》。

    沒騙你吧,我說。

    他把手機還給我,默了一會兒,問我,你說,如果我賣掉一壇基酒,能不能請到這個孟京輝來排我這出戲?

    我懵了一下,想了想,說,十壇全賣了可能差不多。

    但你又不可能十壇全都賣掉,我說,賣五壇,留五壇,剩下的看他同不同意分期付款,你家不是還有一款白酒品牌嗎?可以一面賣,一面還。

    十壇全賣了也不是不可以,他說,但還是有條件,而且不止一個。

    你還敢給孟京輝提條件?我終于忍不住笑出來。而且還不止一個?

    十壇基酒,他說,不可能只有一個對吧?

    一個是得由你來演,我說,還有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個就是,他停頓一下,我每次透析的當天晚上演一場,周六周日休息。就這么一直演下去,演到哪天我演不動為止。

    說最后這段話時,我發現他口氣好像不太對,眼睛里又出現了那天晚上我們在出租車上時的那種光。

    我沒敢接話,而他說完,又重新閉上眼睛。我等了一會兒,見他沒動靜,以為他睡著了,于是悄悄給一直臉色凝重地站在一旁的小保姆打了個招呼,小聲說我準備先走了,讓她照顧好叔叔。

    但我剛轉身,他又說話了。

    你給那個孟京輝說,他說,我說一直演,他別被嚇著,實際上我可能根本就演不了幾場。

    這話更不對了。我和小保姆對視一眼。

    上次你寫過一篇小說,他說,叫什么鎮的戲劇藝術節,還記得不?

    《艷紅小鎮戲劇藝術節》,我說,我自己寫的,怎么會不記得。

    但我確實不記得給他看過,當然,我也不敢絕對肯定沒給他看過。

    小說發出來了嗎?他問。

    前幾天《江南》雜志的編輯說已經下廠了,我說,應該就是最近這一期吧,還問我要通訊地址、身份證號、銀行卡號之類的信息。

    嗯,他說,小說男主角,那什么亞偉,最后失蹤了,對吧?

    對,我說,楊亞偉。失蹤了。

    我那出戲,他說,結尾我想好了,我也要失蹤。

    我沒說話,等他繼續說。

    我先演著,他說,只要演得動,就演著,一直演到我哪天覺得演不動了,就失蹤。

    我還是沒說話。

    戈多最后不是要去找那兩個人嗎?他說,演得動的時候,我就從舞臺上的一扇小門出去,表示我找那兩個人去了,之后我又從咖啡館大門繞回來,謝幕。演不動的那一天,我從小門出去,從此就再也不回來了。

    再也不回來是什么意思?我還是沒明白。你離開之后不再回到舞臺上,直接回家,以后也不再演這個戲了,是這個意思吧?

    不是,他說,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失蹤了,以后誰也不知道我在哪。

    我捋了捋思路,一面捋一面慢慢說,你從舞臺上的一扇小門出去,然后也不回家,一直不回,那之后你準備干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他說,可能會去找那個偏方,也可能會找棵樹把自己吊上去,到時候再說吧。

    我猜他是不是在搶救的過程中遭了點罪,要不怎么盡說這些神叨叨的話。

    別說這些沒用的,我拍拍他的胳膊說,等出院,你先把劇本寫出來,慢慢寫,反正又不急。

    我哪能寫什么劇本,他說,格式都不懂。你來寫,反正你對我的情況也熟悉。我給你兩萬塊錢的稿費,比你給我的高吧。

    三萬五,我說,至少三萬,沒這個數我不會動手。

    那就說定了,他說,三萬五。不過你得趕緊,我這個身體怕熬不了多久。

    我準備告辭,那個小保姆也跟出來。

    叔叔,她對傅昆說,我去送送叔叔。

    到了電梯口,我見人多,不想擠,就讓小保姆回去,說我想走樓梯。

    但她又跟著我來到幽暗的樓道口,那里有兩個人正圍在垃圾桶旁邊抽煙。

    叔叔,小保姆拉拉我的袖子說,你真的要寫那個演戲的東西?

    怎么了?我問。

    叔叔不怕叔叔演不動,她說,真的失蹤了?

    我笑起來,說,你跟著我原來是為這個啊。

    他那是玩笑話,我說,當不得真。而且,我也要防著他生病心情不好,哪天真的不想活了,假裝演戲,出去就不回來,甚至像他自己說的,找棵樹吊上去,那還了得?我事先不知道他這個想法也就算了,知道了,還寫本子讓他演,到時候出什么事,他姐怕是不把我活剝了。他姐那么兇,我可惹不起。

    對啊,她撫著胸口說,孃孃真的太兇了,每次來看叔叔,都要兇我一頓。

    那叔叔為什么又說要三萬塊錢呢?她問。

    反正我又不寫,我說,就算要個十萬八萬,還不都是作不得數的事?

    這樣啊,她再次撫著胸口。

    但叔叔一直不寫,她問,叔叔不會等得焦心嗎?

    我總有辦法拖著不寫或者老是寫不完啊,我說,你放心。再說,你覺得是讓他等得焦心好,還是寫出來,他真的走了就不再回來好?

    當然是讓他一直等得焦心好,她說。

    所以,我說,那你還有什么好焦心的呢?

    【作者簡介:戴冰,作家,現居貴陽。主要著作有《月的暗面》《虛構的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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