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苓治校與王淑貞持家
張伯苓、王淑貞夫婦
愛國抗日,未雨綢繆
南開大學的校長張伯苓是位忠厚圓融的長者,既有經世務實的實干精神,又有人情練達的處世智慧,外憂內患之際,南開作為一個私立學校能夠得以保全和發展,張伯苓之功彪炳千秋。
日寇入侵并非突如其來,早就有跡可循,平津諸校包括南開都有心理準備,不少學校在盧溝橋事變前幾年就開始逐步往長沙等內陸城市搬遷,南開尤其。早在1934年,張伯苓就在重慶籌備起了南渝中學。
張伯苓未雨綢繆,蓋南開之愛國抗日活動已引起日本人注意。南開雖是一所講究實用的私立學校,但在民族大義上一向爭先。1927年,張伯苓往東北考察,親自感受到“中國之險”,回校即組建滿蒙研究會(后改名東北研究會),搜集日本侵華證據。1930年底,張伯苓邀請張學良來校考察,張學良還記得十四年前,1916年時張伯苓在沈陽的演講,說自己深有觸動,自己“所以有今日,亦實南開之賜”。“九一八”事變之后,南開第一時間反應,成立國難急救會,支持長城抗戰,還接收了大批東北流亡學生。1934年第十八屆華北運動會上,南開啦啦隊在全場觀眾和日本領事面前打出“毋忘國恥”的旗語,全場沸騰。華北事變之后,南開又組織了聲勢浩大的抗日請愿活動。
因為和東北關系密切,南開早就被日本人盯上,“七七”事變之后幾天,日軍在新聞發布會上宣稱“先生們,我們就要轟炸南開大學了”。日軍正式侵華后,南開的反應速度是最快的,短時間內就開始了全校遷移,當然,南開的效率也是一向出名的。
1937年7月29日凌晨,天津即將失守,日軍在還未完全占領天津的時候,就第一時間炮轟南開,下午再派出飛機投彈轟炸,如此仍不解恨,30日繼續炮轟,并派出騎兵和汽車進入校園四處縱火,全校成為火海,未來得及搬走的儀器和圖書資料被焚燒劫掠一空,連一口萬斤大鐘都被搶走。幸而事先已經搶運走三萬余冊外文書籍、數百冊期刊和少量儀器,為以后的聯大做了教學基礎補充。
南開大學被炸毀當日下午,張伯苓在南京向報界表示:“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次日,蔣介石約見張伯苓等人,承諾“南開為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即有南開”。
之后,南開大學與清華、北大合組西南聯大,事實上納入國立體系。張伯苓在西南聯大的一次演講中強調:“我們合不得也要合,不聯合便是中國教育的大敗。”為避免三位校長同時工作影響西南聯大的運作,張伯苓大部分時間待在陪都,花了不少精力管理南渝中學,同時更深地介入了政治。
但這并不意味著張伯苓的缺席。事實上,在聯大時期,張伯苓仍然主持著南開校務,重大的校務決策在他一人。南開本是張伯苓校長一手培育的私校,校長的權威性與影響力毋庸諱言。南開依舊保留了自己的傳統校風,不少回憶錄都提到聯大時期的南開仍然特別重視體育,一邊跑警報一邊上體育課,在各項體育運動中獨領風騷。
聯大三校并非完全糅合,從資金、規模、設施、教授及學生數量等各方面來講,南開在三校間明顯處于弱勢,然而南開與清華水乳交融,與北大相敬如賓。南開的學生更是以校為豪,在聯大內不落下風。如果說南開與清華能密切合作,是因為兩校的學術人才及行政領導是共同培養出來的,那南開與北大關系融洽,則完全是由于兩位校長互相謙讓。1941年遷校之議中,聯大險些“分校”,是老大哥張伯苓聯合另外兩位校長積極居中調停,保證了聯大因學術而聯合的良好局面。
這一切都表明了張伯苓精于事務、專于教育、長于人事的特點。
獨當一面的當家主母
張伯苓不到20歲結婚,原配過門不過數日就病逝,續弦王淑貞,比丈夫大三歲。王淑貞可謂中國傳統賢德女性之代表人物,張伯苓對妻子常常不吝贊美之辭。
王淑貞是教書先生的女兒,但她自己不識字,當然也從來沒有出去工作過,但不妨礙日后學生們對這位師母的敬重。剛進門時,小叔只有四歲,她長嫂如母,常把小叔馱在背上。她育有四子,教兒只得簡單的三條:其一,不許吃零食;其二,不許撒謊;其三,要錢須講出理由。這樸樸素素的三條卻有大智慧,德智體全在內。西南聯大校訓“剛毅堅卓”,其中“剛毅”見于《禮記·儒行》:“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細細想來,所要求的不過這三條而已。
張伯苓辦學四處化緣,有錢就好,不問來處,她便和諸位金主的太太應酬,并不論對方是何身份。錢都花在學校里了,她便隨丈夫居陋巷,備不起汽車,最多叫輛人力車。家里開不出伙食,她便上當鋪。日子過得艱難,婆婆把她的陪嫁首飾偷偷當了,她裝作不知。晚年丈夫將所有名下私校全部捐公,身后房無一間,地無一畝,皮夾里僅余六元七角,她并無怨言。
關鍵時刻,這位家庭婦女亦能獨當一面。蔣介石退守臺灣之前,曾兩次親自登門拜訪張伯苓,希望他不要留在大陸,去臺去美兩可。張伯苓礙于蔣介石支持辦學的情面,難以開口直接回絕,是王淑貞出面表示,年紀大了不好挪動,孩子都在北邊,學校也在這里,都舍不下,明確表示“臺灣我們就不去了”。足可見這位講究三從四德的舊式女性絕非沒有主見。
西南聯大時期,這對夫婦已經結縭四十余年。1935年,《北洋畫報》上刊登了一對老夫婦的合影,正是張伯苓夫婦在南開女中禮堂舉行“包金婚”慶祝會的照片。“包金婚”一詞是張伯苓自創,取結婚四十年,正在金、銀婚之間的意思。
張伯苓說話風趣幽默,很接地氣,經常自創一些名詞名句。有人提醒他需注意學校經費的來源,不應該收受某些臭名昭著的政客捐款,他答曰:“鮮花何妨糞水澆。”對于南開的前途,他說:“南開南開,越難越開。”說起南開的辦學思想,他說“土貨化”,其實就是洋為中用改實用之學。說起太太,他更時時夸獎:“就她的常識論,我覺得比讀過書的婦女還要高一點。我真幸運有這么一位太太,如果不是這樣一個人,恐怕這一生,我什么也作不成了。”
“這是光榮的事”
丈夫在學校提倡奧林匹克精神,王淑貞在家也著意兒子體魄。三兒有肺病,在當時原是不治之癥,硬生生被她調養過來。另外幾個孩子都是體育健將,尤其四子張錫祜,個子特別高,身高接近一米九,性格開朗活躍,是籃球場上的得分高手,撐竿跳中的冠軍得主。張家四個兒子,王淑貞持家節儉,一件衣服總是從老大穿到老四,偏老四個子特別高,常對母親笑嚷,就讓老四我先穿新衣服吧,再從老大輪起,也是一件衣服,不也一樣!
百姓偏愛幼兒,這樣愛笑愛鬧、高大結實的小兒子,怎能不是母親的心頭肉。張錫祜21歲就考進中央航校,畢業后進入空軍成為飛行員。1933年2月7日晚間,張錫祜前赴南京,參加中央航空學校復試。《北洋畫報》報道:“復試為口試,及檢驗體格。張為華北唯一‘大個’青年,當能中選無疑。其父張伯苓校長,其叔張蓬春博士均力贊其行;惟太夫人則多戀戀不舍之意。”眾人皆知飛行員之危險,以身許國,幾是定局。航校畢業生1700余人,幾乎無人生還,殉國年齡平均23歲。王淑貞并非無知婦孺,她定然清楚這點,但縱有不舍之意,她從不提及兒子將來或會如何。倒是張伯苓為此自豪,常常將“殉國”兩字掛在嘴上。慈母所掛心者,兒之安危也,不說不提,亦是祈安。
南開遭轟炸后不久,淞滬會戰爆發,駐扎江西待戰的張錫祜接到命令,飛往參戰。臨去前,自知此去九死一生,他給父親寫下遺書:“兒雖不敏,不能奉雙親以終老,然亦不敢為我中華之罪人!”“望大人讀此之后不以兒之生死為念!”“倘有不幸雖負不孝之名,然為國而殉亦能慰雙親于萬一也……”接信的張伯苓當即在學校向學生們宣讀此信,表示“這是光榮的事”。
1937年8月14日,26歲的張錫祜駕第300號轟炸機從江西吉安起飛往南京作戰,當時天氣預報水平較低,不意遭遇惡劣天氣,途中墜落,人機俱亡。首先接到消息的是長子張錫祿,由他告知正在全力搶救南開的張伯苓。出身水師的張伯苓不顧友人在側,大哭叫道:“死得好、死得好!吾兒為國捐軀,可無遺憾了!”
當時張家正為南開諸師生南遷奔忙,是張錫祜的未婚妻張樂民千里跋涉進入敵占區,找到遺骨安葬。張樂民后來仍嫁空軍軍官,為自己的兒子取名“南開”。
沒有人告訴王淑貞,她的幼子已經不在人世。校長幼子殉國,無疑是激勵,許多西南聯大的學生棄筆從戎,奔赴戰場,更有不少報考航校,折翼藍天。西南聯大八年,培養畢業生3343人,累計入學學生8000人,其中投筆從戎者多達1100余人。學生們臨行前,會來校長家告別,這些血氣方剛的孩子們是否知道應該避諱,是否曾經說漏過嘴?我們只知道,直到日本宣布戰敗,大家可以回家了,張伯苓才告訴王淑貞,他們的孩子在八年前已經殉國。王淑貞聽到這個消息,回到房間,將自己關在里面許久許久,之后直到過世,她再也沒有提過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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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苓對學生向來親切,學生也常去老師家中。張家是北人,家用也不很多,經常吃的飯食就是大蔥卷餅,待客的是王淑貞親手制作的蒸糕點心,幾顆紅棗點綴。高官顯貴來了用這個招待,窮學生來了,也能吃到同樣的一盤。
聯大時期,家家都窮,光靠典當過不下去了,王淑貞索性帶著幾個教授太太擺地攤。
大歷史中王侯將相都來不及亮相,留給王淑貞的空間少得可憐,但這些已經讓我們看到了一位與南開校風如此相稱的校長夫人,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張伯苓曾說王淑貞:“我覺得她最可以稱道的,就是她應付舊家庭甚為得體而又不使我知道一點的這一點。”面對繁雜事務,能夠舉重若輕,這就不是一般人可以應付的。王淑貞深諳當家主母之職責,從不推脫維持運轉家庭的責任,讓張伯苓專心校務即可。
王淑貞從來不在風頭上,但堅忍、鎮定、從容、識大體、克己復禮這些傳統品質令她能夠贏得尊重與認可。這種奉獻未必不是一種生存智慧,護航她安然行過戰爭年月。
張伯苓治校與王淑貞持家,內里有許多相似的精神氣質。張伯苓沒有洋學歷,辦學洋為中用,王淑貞未受新教育,持家全用舊道德;張伯苓在學校重視體育,王淑貞育兒首重體魄;張伯苓在校事必躬親,王淑貞從來不用女傭;南開經費全仗化緣,張家用度常靠典當;張伯苓在學校一言而決,王淑貞管家不問丈夫。這夫婦倆,包括南開系列學校,都是不講花哨,實打實的氣質。
回到歷史里看那些純粹的舊女性,設身處地之后,相信會對她們由衷地感佩欽服。她們似乎不需要處理那些來自現代性的自我問題,又似乎在不動聲色間已經處理好了。
(作者為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