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泰戈爾不僅是印度文學史上杰出的詩人、小說家、戲劇家和哲人，也是一位具有跨文化視野的社會活動家，足跡遍及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與許多先賢雅士保持著密切交往。在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南門，有一條名為Tagore的小街。1995年10月初到以色列學習希伯來語時，特拉維夫大學為我安排了市中心的Meir烏勒潘（希伯來語語言學校）。但從我住的學生公寓乘公交車到那里大約需要一個小時。公交車在并不寬闊的街道上拐來拐去，令人頭暈目眩。于是我便在中國留學生的建議下，向系里提議，轉學來到了位于學生公寓附近Tagore街上的希伯來語語言學校，Tagore即為泰戈爾這一姓氏的英文。但當時，我無論如何也沒有把Tagore街名與東方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聯系在一起。殊不知，這條街道之所以用Tagore命名，就是為了表明泰戈爾與猶太世界的特殊交匯。

泰戈爾與愛因斯坦

在泰戈爾結交的所有猶太人中，他與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愛因斯坦的友誼最廣為人知。泰戈爾的英文全名為Rabindranath Tagore，而愛因斯坦則喜歡用開頭四個字母“Rabi”和“Tagore”來稱呼他，其中文含義便是拉比泰戈爾。拉比是猶太社會中一個特殊階層，主要指有學問的學者、老師、智者等。更有意思的是，在此次山西太原舉行的“泰戈爾訪華100周年”暨“泰戈爾與山西”研討會上，我從泰戈爾研究者北京大學魏麗明教授和《泰戈爾作品全集》主編、主譯董友忱老先生那里得知，Rabindranath在孟加拉語中原意為“像神一樣的太陽”，“Rabi”是泰戈爾的小名，意為“太陽”。不管愛因斯坦本意如何，他對泰戈爾的稱呼或表現為一種特有的尊重，或表現為二人之間關系的密切。

泰戈爾曾與愛因斯坦多次會面。初次相遇是在泰戈爾 1926 年第二次訪問德國期間。但早在 1919 年（甚至更早），愛因斯坦肯定就對泰戈爾有所耳聞，因為他們曾共同簽署了一份具有反戰色彩的《精神獨立宣言》。 僅在1930 年，他們就進行了四次會談：第一次是在7 月 14 日；第二次是在8月19日。雖然兩次會談的內容都與科學有關，但第一次會談主要聚焦現實，因此被認為更有意義，8月10號的《紐約時報》發表了題為《愛因斯坦和泰戈爾探尋真理》一文，說看到二人在一起很有意思：泰戈爾，一位帶有思想家頭腦的詩人；愛因斯坦，一位帶有詩人頭腦的思想家。他們不把自己的觀點強加于人，只是在交換意見。在旁觀者看來，仿佛兩顆行星在聊天。

愛因斯坦后來稱他與泰戈爾的談話 “由于交流困難相當不成功”，或許是愛因斯坦不太習慣泰戈爾的印度英語？但三個月后，他為泰戈爾七十壽辰紀念文集《泰戈爾金皮書》（1931 年）撰稿。泰戈爾則拒絕了柏林大學授予的名譽博士學位，以抗議納粹對愛因斯坦的迫害，他說：

如果我們讀到的暴行是真實的，那么任何文明良知都不允許與之妥協。對我的朋友愛因斯坦的侮辱令我震驚，甚至折磨到我對現代文明的信心。

由此可見兩位巨人惺惺相惜之一斑。但是，泰戈爾和愛因斯坦之間缺乏交流的原因遠遠不止于語言障礙，哲學家以賽亞·伯林曾在牛津聽過泰戈爾講座，他認為，愛因斯坦和泰戈爾都是真誠的、極具天賦的理想主義思想家，他們的社會理想可能非常相似，但除了相互尊重，他們之間并沒有多少共同之處。泰戈爾認為，只有從我們的精神意識角度才能理解自然，因為我們的感知受制于思維。與泰戈爾相反，愛因斯坦則認為，自然是客觀存在的，與我們對它的認識無關。

聯結泰戈爾與西方世界的橋梁

將泰戈爾介紹給西方的功臣是英國猶太藝術評論家和肖像畫威廉·羅森斯坦爵士，羅森斯坦與泰戈爾在加爾各答相識，他專門為泰戈爾畫了一組肖像畫。泰戈爾將詩集《吉檀迦利》獻給羅森斯坦，在獻詞中稱羅森斯坦爵士“具有洞察真理的眼光和熱愛真理之心”。《吉檀迦利》是一部英文詩集，所收入的103首詩均由泰戈爾從孟加拉詩作中遴選并翻譯。詩集題目“吉檀迦利”是孟加拉文音譯，原意為奉獻。表面上看，詩歌中表達了三方面思想：首先，詩人日夜盼望與神相會，與神結合，以達到合而為一的理想境界。如第103首：“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我的上帝，讓我的一切感知都舒展在你的腳下，接觸這個世界”。其次，表現詩人雖然熱烈追求與神結合、但難以合而為一的痛苦。如第26首：“他來到我的身邊，而我沒有醒起。多么可恨的睡眠，唉，不行的呵！”第三，體現詩人經過不懈追求，達到與神合而為一的理想境界后的歡樂。如第61首：“我的上帝，從我滿溢的生命之杯中，你要飲什么樣的圣酒呢？”人對神的崇拜與歌頌，印度文學自古有之。但泰戈爾的這部詩集，卻不同于一般的宗教頌神詩。泰戈爾心目中的神，存在于現實生活中，“在最貧賤最失所的人群中歇足。”這位神并非高高在上，而是化作萬物之中。借此，泰戈爾表達了對人生、對宇宙的理解。在藝術上，《吉檀迦利》也獨具特色。詩集雖然哲理性強，但抒情意味很濃。文中有泰戈爾對大自然最精彩的描述：春天、雨季、月明如洗的夜晚、陽光燦爛的白晝，純然一幅清新的畫面；詩人在直抒胸臆時，卻又千回百轉，天馬行空，似水中月，云中影，飄忽不定，渴望而不可及，給人以朦朧之感。該詩想象奇特，韻律優雅，把哲學思想融化在優美的詩行中，神秘而不枯燥。瑞典文學院稱之技巧完美，“含義甚遠，清新而美麗。”

在《吉檀迦利》出版之前，泰戈爾的詩雖然在印度國內具有深遠的影響，但在世界范圍內依舊鮮為人知。羅森斯坦堪稱泰戈爾走向世界的橋梁。他在英國為泰戈爾主辦詩歌朗誦會，聽眾中有埃茲拉·龐德等著名詩人。他擔心泰戈爾圣潔的外表和他詩歌中的神秘元素會吸引英美那些多愁善感的人，那些人對理想主義者的追逐甚至比對理想的追逐更如饑似渴。羅森斯坦還讓好友威廉·巴特勒·葉芝為泰戈爾《吉檀迦利》英譯本撰寫序言。葉芝在序言中表示：這些抒情詩歌的原文滿蘊著精微的節奏、不可翻譯的色彩柔美和格律上的創意，在思想中展示了一個我畢生夢寐以求的世界。當然，據《吉檀迦利》新譯者William Radice 披露，葉芝對泰戈爾的譯文做了不必要的改動，影響了原作的魅力，而泰戈爾未經編輯的英文譯稿成就更為偉大。這一說法令我們對譯者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之間的關聯更為好奇。《吉檀迦利》問世后的第二年，即1913年，泰戈爾便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泰戈爾不僅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東方作家，也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非白人作家。泰戈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在世界各地巡回演講。憑借其強烈的感召力，推動了東西方的跨文化交流。

令人玩味的是，羅森斯坦盡管生為猶太人，也接受過成人禮儀式，甚至因為其猶太背景而比其他英國人更理解泰戈爾，但他并不十分認同自己的猶太人身份。而另一位猶太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斯捷爾納克將泰戈爾的詩歌翻譯成俄文，使泰戈爾在歐洲世界得到更廣泛的認知。

泰戈爾與早期希伯來文化

2012 年泰戈爾誕辰 150 周年之際，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安放了泰戈爾的半身雕像。以色列學者大衛·舒爾曼在揭幕儀式上表達了對泰戈爾的敬意，稱“泰戈爾是一位和平之士，在建國前的早期希伯來文化中占據一席之地”。

作為和平之士，泰戈爾雖然關注他那個時代的巴勒斯坦問題，甚至對猶太人的命運抱有同情，贊賞一些猶太拓荒者的無私奉獻。但是，他意識到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關系十分復雜。對該問題的認知也十分清醒。他主張民族之間相互包容、尊重、理解并愿意共存，甚至同化并發展出一種共融的生活方式，反對自我膨脹和強制霸權。早在1924 年，美國《猶太標準報》問及泰戈爾對猶太復國主義和猶太-巴勒斯坦問題的看法。泰戈爾的臉上浮現出一種近乎超自然的平靜，他靠在椅背上，傾聽著自己的話語所喚起的回聲。他在回答問題時注意到問題的復雜性，主張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和諧相處。但如何實現這種和諧，他則認為自己不是政治家，無法給出確切答案。他曾在精神層面上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稱猶太人是一個古老的民族，經受住了迫害和折磨，拒絕喪失自己的身份；他也反思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共同的宗教文化歷史。認為阿拉伯人也是一個堅韌的民族。他們的宗教和文化與猶太人如出一轍。從根本上說，他們是一家人，是一個大家庭。但后來他意識到由于英國干預，巴勒斯坦問題愈加復雜。在他看來，英國企圖在巴勒斯坦分裂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就像他們在印度分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樣。他告誡猶太人，巴勒斯坦問題只能通過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的相互諒解方能得以解決，而不是第三方干預才可化解。他還說，我并不懷疑猶太人擁有能力和特殊天賦。如果你們能讓阿拉伯人相信，他們的政治和經濟利益與你們的一致；如果你們能向他們表明，你們在巴勒斯坦的工作既為猶太人，也為阿拉伯人，而不考慮你們的文化差異，那么阿拉伯人終將成為你們最忠實的盟友。在泰戈爾那個年代，這些出自一位純潔詩人之口的想法顯然帶有烏托邦色彩，但今天讀來仍具有現實意義。

1926年9月，泰戈爾受邀訪問當時的巴勒斯坦。行前數月，他致電猶太通訊社代表說：“長期以來，我一直懷著極大的興趣和焦慮關注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殖民問題。我最近收到了巴勒斯坦的猶太復國主義朋友寄來的文獻，其中提請注意猶太拓荒者面臨的巨大問題，為了人類的福祉，他們必須克服這些困難。”同時，他宣布自己將在創建不久的希伯來大學演講，認為希伯來大學肩負著發展東方文明的偉大任務。

盡管泰戈爾曾經擬就“猶太拓荒者與國際大學勞動者合作計劃綱要”，但收獲寥寥。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泰戈爾的兒子羅廷德拉納特·泰戈爾向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校長提出了 “加強國際大學與該大學之間合作和學者交流計劃”，這無疑是泰戈爾認可的與巴勒斯坦猶太人合作的又一次嘗試。

泰戈爾與馬丁·布伯

泰戈爾與猶太哲學家馬丁·布伯雖然只見過三次面，但他們尊重彼此的哲學觀點，在對待人性的看法上也有許多共同之處。

1921年，布伯在德國達姆施塔特聽了泰戈爾的一次演講，那是他們初次相遇。布伯在給朋友的書信中認為泰戈爾是一個“可愛、天真、可敬的人，有著令人感動的美麗信仰。”而在與布伯的會晤中，泰戈爾對猶太人熱愛和平和對文明的貢獻贊賞有加。與布伯一樣，泰戈爾對巴勒斯坦的猶太拓荒者表示同情，但對猶太復國主義與西方世界結盟表示嚴重懷疑。

1926年，布伯與泰戈爾在杜塞爾多夫再度相遇。布伯出席了泰戈爾的講座，他再次致信友人，認為泰戈爾的性格，比他的思想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換句話說，在第二次見面中，泰戈爾的人格魅力比泰戈爾的思想更能引起布伯的共鳴。

泰戈爾和布伯的最后一次會面是在1926年的布拉格，應泰戈爾要求，他們了討論猶太復國主義和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定居點。泰戈爾對猶太復國主義可能會削弱猶太人對精神和普遍主義的敬畏深表關切，他認為這種精神和普遍主義是猶太人“最優秀、最有價值的特征”。布伯同意泰戈爾的觀點，即如果猶太人在猶太復國主義下接受西方國家的“狹隘民族主義”，他們將面臨潛在的危險。但布伯又回應，通過放棄猶太復國主義來逃避這種危險可能會使猶太人遭受更大的傷害。布伯告訴泰戈爾，一個人失去了進一步前進的能力，就會麻痹，并死亡。布伯還認為，猶太復國主義需要在外部戰線上與東方結成精神聯盟。雖然泰戈爾同意布伯的想法，但他再次表示，希望猶太人民能夠斷絕與西方的聯系，拒絕他們的“機器和教規”，并以“真正的東方冥想”來反對它。布伯溫和地指出，這種對西方的激進拒絕是“一種幻想，一種崇高但最終站不住腳的愿景”。布伯禮貌地提醒泰戈爾，猶太人別無選擇，只能擁抱西方，但與此同時，為了避免其后果貽害無窮，一刻也不要忘記西方文明丑陋的一面，布伯懇求地說：“在這方面，我們需要你們兄弟般的幫助。”泰戈爾向布伯伸出了手。布伯講述了與泰戈爾在一起的那個非常特殊的時刻，那時刻沉默，然非常凄美：“我確信，他（泰戈爾）的感受不亞于我，在國家歷史上固有的所有危險中，仍然存在著不可侵犯的事實，那便是人與人之間的兄弟情誼”。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