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世界行走，為北川停留。作家行走在新北川的大地上，遨游于北川的歷史中，融合了古老傳說、民俗風物記憶、人類學研究等方式，用這些年來發生在北川的平凡生動的事例，直面書寫北川的涅槃新生和飛躍式變革。“去北川，觀察、記錄、思考、介入、想象，有我對于北川的有限感悟，也有北川賦予我的深厚溫情，更有認識當代中國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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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北川的時候，我安頓下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徒步在縣城的每條道路上走了一遍。那是一個陰雨蒙蒙的日子，我沒有打傘，踩著水，感受著清新的空氣和時有時無的雨絲，將自己融入到其中。

臨走前的夜間，我又沿著安昌河，穿越巴拿恰廣場，把縣城的道路走了一遍。華燈閃耀，寂靜無人的大街空曠而宜人，小城進入到夢鄉，安詳而愜意。完整地漫行于大街小巷、河邊山腳，心思浩渺而蒼茫，會讓人產生一種主人的感覺，體驗到自己與這塊土地之間融為一體，難分難舍的親密。

這樣的時間畢竟是很少的，大多數時候，我只是在上下班的時候，在辦公樓后面的山坡上駐足一會兒，看一看朝日初升的清晨，萬物復蘇，夕陽西下的傍晚，暮靄漸起。這樣的時間也是很少的，西南山中，晴少云多，更常見的是陰晴不定，淫雨瀟瀟。它們占據了一年中太多的時月，帶來沉郁和涼薄的心境。“蜀犬吠日”這個成語在這里會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因為長久的烏云遮日，一出太陽，狗都興奮，汪汪叫，也是有生活基礎的，倒不是那個后來的引申義。

上小學的時候在音樂課上學過一首川渝民歌，叫作《太陽出來喜洋洋》：

太陽出來啰兒，喜洋洋歐啷啰

挑起扁擔啷啷扯，匡扯，上山崗歐啷啰……

懸巖陡坎啰兒，不稀罕歐啷啰

唱起歌兒啷啷扯，匡扯，忙砍柴歐啷啰

歌中有很多方言的語氣助詞，在路上與小伙伴奔跑的時候唱起，確實有種愉悅自得的快樂。那時少年的意氣生動，直到在北川生活許久，才明白那是真正久在陰霾之中，陡然撥云見日、霞光滿天所帶來的振奮。陽光打在臉上、身上，整個人都聳然一震，幾乎像竹筍拔節一樣，抖落了滿身的晦暗潮濕之氣。

每當這樣難得的時候，我站在后山山頂，眺望遠山，目光越過城里的社區，越過安昌河邊的樹木，只見色彩濃淡不一的山脈，山脊起伏，隨著距離拉遠，從靛黛，到淡藍，到如霧一般的青灰，而形成了如同水墨寫意的畫幅。晨曦從山坳間浮躍而出，金光瞬間讓天地顏色突變，靛黛轉為蒼青，淡藍變成藍綠，而青灰則染上了細細縷縷的暖黃。那是最為詩性的時刻，日常瑣務雜事，都被陽光下的遠山洗凈了。仰望天空高遠，眺望江山平遠，密林窅壑之處則是深遠，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說到的“三遠”，都體會了一個遍。

我也見過殘陽如血，橙光在烏云背后折射半天明艷的情形，卻沒有見過城市的黃昏。黃昏消失了，黃昏同黎明一樣，是白天與黑夜之間模糊而曖昧的分界線，處于明與暗、動與靜之間，連綴起了兩者，讓它們成為難以明確切割的一體。黃昏代表了一種自然生成的時間感受。但是，城市的街燈與霓虹讓這一切趨于消失了，它們告知沒有過渡，夜晚業已降臨。我再也沒有像童年在田野中行走，陡然間天色一沉，黃昏來臨的感覺。在城里，當天色暗沉下來的時候，燈光也就隨之亮起了，它們照亮了黃昏，戰勝了黃昏，讓黃昏隱退了，就像機械工程、物理和化學讓神靈和巫師隱退了一樣。

黃昏的消失，內底里是城鄉之別。張檸將其稱為“土地的黃昏”：“將‘明’與‘暗’、‘動’與‘靜’截然分開和對立的，不是自然，而是人工；不是土地與農民，而是城鎮和市民；不是感性，而是智性。城鎮徹夜不滅的燈光，在昏暗的大地上劃出了一道道虛無的邊界。在那個由燈光和鐘表的嘀嗒聲劃定的邊界之內，我們看到一個顛倒了的世界在靜穆的世界之中狂歡不已。這個喧鬧不已的世界原本是不存在的，它是土地和農民文化中的另一極，也是被‘生產價值’所抑制的一極，它只存在于農民想象的‘魑魅魍魎世界’之中。現在，它‘真實’地出現在土地上和農民的面前，充滿了誘惑，猶如向他們頻頻招手的‘欲望’，仿佛要將他們從土地中連根拔起。毫無疑問，這個人為世界的邊界正在不斷擴大，以至于土地和農民的邊界越來越小，‘生產’的邊界越來越小。城市以一種人為的方式消除了黃昏的景觀，改寫了黃昏的經驗，它沒有黃昏。在一個被城市經驗和城市價值支配的世界和時代，真正的‘黃昏經驗’，或者說與之相關的土地經驗、鄉村經驗、農民經驗正在迅速消失。”

生產經驗讓位于愈加明顯的消費經驗，自然時間被平均化和規范化，這一點甚至作用于原本作為時間節律和生息調節的節日之上。那些傳統經驗里誕生的節日，與自然的生產生息相同，呼應著天地山川、花鳥蟲魚的生命韻律，是勞作的間歇與豐收的慶典，是短暫的休憩與生活的調適，是狂歡的釋放與娛樂的犒賞。它們如今也脫離了同它們誕生背景的緊密聯系，被改造為表演性質的景觀與形象，不再依附于自然生產與生活，而是從屬于文化政治與工商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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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農歷十月初一的羌年、六月六的大禹誕辰，都因應了這樣的轉化。大禹誕辰在盛夏，羌年則是深秋近冬，有慶祝豐收的本義，繼承的是夏朝的規矩，以十月初一為歲首——如今將正月初一作為歲首是漢武帝時創立“太初歷”的結果，后來在漢文化中沿用至今。

2022年10月25日是農歷羌年，我招呼一起掛職的同事到山寨中體驗了一下這個羌族最為重要的節日慶典。上午9點多趕到寨子，山門口已經聚滿了身著盛裝的村民。少女戴彩帕、著紅裝，黑底紅花裙上系著寶藍色粉花腰帶；成年婦女則是黃色粉花點綴的淡藍裙子，外罩黑色紅花白羊毛的小坎肩，偶爾有黑裙藕荷色花紋更為穩重的長裙和紫色頭帕。女性的服裝顏色鮮艷而對比強烈，相比之下，成年男性的服飾雖然也有藍色長袍，但更多為米白色的褲褂，裹著黑頭巾。獨有釋比穿著紅白黑相間的法衣，頭戴插著三支長長的雉尾的獸皮帽，手搖法杖和陰陽八卦鼓，領著一隊頭戴山羊角帽、敲著羊皮鼓的漢子繞著火堆和白塔行祭祀儀式，神氣十足。

祭祀完天神，眾人抬著水果和面食，跟著釋比的隊伍到“神樹林”還愿，這個是羌年最重要的儀式還愿敬神，外來者往往會被其獨特的儀軌所震懾。整個過程鑼鼓喧天，鞭炮齊鳴，嗩吶和鐃鈸共響，充斥于天地之間，填滿了空曠的原野，驅散了寂寥與寒冷，形成了一個興高采烈的氛圍與場域，一掃深秋初冬的肅殺蕭條，呈現為主客同歡、喜氣沸騰的熱鬧場面。還完愿、敬完神，那就到了普通民眾自己的快活時分，大家一起吃筵席，跳薩朗舞。

原先羌年活動只是羌族內部的節日，現在隨著旅游業的發展，游客也參與進來。村委會門口露天支起了兩口大鍋，煮著蘿卜羊肉，還有烤制的羊肉，來的人不分彼此，見者有份。我穿得少，盛了一碗羊肉湯，滋溜滋溜喝下去，身上暖和許多，旁邊一位羌族老爹看我胃口好，又給我添了一勺。他說，我們羌族人喜歡分享。這句話讓我印象深刻，是啊，他們敞開心胸，迎接來客，眾人共同分享收獲和喜悅，在分享中會得到更大的愉悅。

羌年就像是一個凝聚點，將不同地方、背景和經歷的人們，以慶典儀式的方式聚合在一起，一方面讓平日里分散在不同地域以不同方式謀生的人們團聚到一起，辭舊迎新，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地方與民族文化，向外來者傳遞了情感的溫度。因而，雖然只是一個小族群的傳統節日，其當代演化與發展卻具有普遍性。

作為一個承載文化傳統的綜合體系，傳統節日既包含著飲食、儀式、娛樂等多種活動，也蘊含著年深日久的文化積淀、情感生成和價值觀念，同時還是凝聚社會群體、彰顯倫理道德、提高民族自信心的重要途徑，能夠起到協調個人、家庭、社會、國家之間的關系，乃至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

越是綜合地看、歷史地看，越是能認識到，傳統節日不僅僅是“傳統”，同時也是一種活生生的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既有身體上休養生息的意義——通過祭祀、娛樂等活動來緩解疲乏，積蓄未來生產生活的心理能量和體力，滿足人們定期進行身心調整、休息、再生產的需要，也是一種經濟活動商機——“節日經濟”就是一例，更重要的，它也是一種文化理念和精神寄托的“再生產”，潛移默化地推動著人們的文化自覺，喚醒沉睡的集體記憶和民族精神的認同。

節日如同語言文字，是人類具有指示和溝通作用的一種符號體系，構成節日內容的每一事物，都可以解釋為一種具有傳達意義功能的符號。意識到傳統節日在文化象征、寄托情感、凝聚大眾、弘揚傳統方面的價值，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在外來文化的挑戰與刺激下，重新發現本土傳統節日文化就顯得尤為重要。所謂傳統的恢復與“發明”，就是將傳統節日作為凝聚點，通過周期性的活動，喚起人們對傳統的敬重，增強人們的民族文化情感，實現其他文化形式難以實現的傳承文化與強化認同的功能。

在這個意義上說，重新發明傳統節日也是在重塑一種價值觀。在節日帶來的特殊的文化時空里，國家層面的文明與和諧、社會層面的自由與平等、個人層面的愛國與友善，都可以在公共的互動實踐中獲得培育和彰顯。這些年最引人注目的國家層面的舉措，就是將傳統節日與法定假日相關聯。法定假日反映的是國家的價值取向，傳統節日凸顯的則是民族的文化意味，兩者有一定重合，但并非完全相同。傳統節日與現代法定假日結合，一方面，可以作為社會文化再生產的機制，通過民俗與儀式的傳習增強民族認同，鞏固現代國家觀念和政治認同，另一方面也穩固了文化根源、文化認同和歷史延續性。

相比外來節日，本土傳統節日更具親和力，不僅是“消費節日”，更是“文化節日”，所以我將羌年和大禹祭祀的展演性質，樂見其成地視為“流動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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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慶是整體均質化時間的例外狀態，更多的是平凡的日常。生活與工作中不免重復的內容與刻板的流程，當我從辦公室的電腦與文件，會議室緊鑼密鼓的議程中，偶爾抬起頭來，瞥見窗外的銀杏樹和淡青色的天空，有時候會有恍惚之感，還是感覺走在下鄉的路上、腳踏在北川的土地上才是最真切的。

走北川帶來空間的體驗，就像我意識到北川的時間的變化一樣，它的空間也在重組與重構。許多時候下鄉，我都會經過擂鼓鎮，路上經常遇到絡繹不絕的大卡車，運載著礦料呼嘯而過。我對擂鼓鎮的整潔風貌很是贊嘆，李師傅就說，這里曾經有車匪路霸攔路搶劫。我完全想象不出來，那是什么情形，按照李師傅的說法，21世紀以后才有好轉，一方面是嚴打了幾次，另一方面是農村稅費改革和新農村建設，經濟狀況好起來了。到2008年之后，風氣有了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可能是地震受災后來自四面八方的援助，讓整個地方的道德風貌發生了震動和升華。

這些當然是我的推測，北川社會風氣的變化，根本原因在于經濟結構的變化打開了緊縮的發展空間，展現了更大的可能性，從而帶來了原本泛濫流溢的精力與智慧的轉向。北川的封閉性在新時代全然洞開，以開放的姿態顯示出新生的樣貌。

（選自《去北川》劉大先/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