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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裔英國作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1933年2月訪問上海，在魯迅《偽自由書》和《南腔北調集》里留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投影。這個投影一方面作為一個文化事件和社會新聞，促成了魯迅1933年初圍繞蕭伯納到訪而寫的一組記述和論爭；更為重要的是，它作為一個參照點，一個“平面鏡”，一個爭議性話題，把作為雜文生產條件和方法的“偽自由”概念，放置在一個國際化的、比較分析的視野之中。

魯迅雜文從“內在性”和“表現主義”階段（1924—1927）向外在干預、賦形的紀實性與政治性“再現主義”轉化，是魯迅文學發展最后階段即“上海時期”的決定性事件，也是魯迅整個文學生涯的高峰和終曲。這個轉變的外部條件包括魯迅個人生活空間的轉場和經驗總結；包括上海大都會現代性所帶來的經驗、信息與感官形式上的新刺激與新自由；也包括1928—1932年長達四年的學習、研究和翻譯蘇俄文學、蘇聯文藝理論和唯物史觀基本知識的“潛伏期”。1933年則是文學魯迅和作者魯迅的回歸，其標志包括年初開始的《申報·自由談》上高密度的專欄文章，也被二月所作《為了忘卻的記念》、八月所作《上海的少女》《小品文的危機》等具有高度文學性和批評價值的文章所進一步證明。

《偽自由書》的編訂及《前記》早于《南腔北調集》，因此在理解魯迅“上海雜文”風格發展的意義上，可視為文學魯迅和作者魯迅回歸的有意識的標記；至少可以說，作為風格標簽，“偽自由書”更具有寫作方法論價值，而“南腔北調”則更多指向“上海時期”轉場、轉向和準備期現象材料上的雜多以及作者敘事口吻內部的多樣化及多重性。但從《偽自由書》開始，魯迅雜文寫作機器開啟了一種系統而持久的辨析活動，在真／偽、虛／實、表／里、自由／偽自由／不自由等一系列二元對立當中，打開了一個極為個性化但又極具公共性的敘事方式，開辟了一條現實、真實、真理自我展開的路徑，打開了雜文風格空間同社會空間、歷史空間和思想空間的全新的關系。這種全新的寫作模式使得此后一直到“且介亭雜文系列”的魯迅雜文作品集合超越了新文學所有其他文學體裁與文類，包括超越了“正裝散文”（所謂the formal essay，如道德文章、宣傳文字、論說文、歷史寫作和思想理論性論述），而作為現實之“立此存照”、歷史行動之不朽摹仿，落座于“詩史”的至尊地位上。

在蕭伯納1933年“環球旅行”行程和他漫長一生的文學與社會政治生涯中，中國之行只是一個短暫的、多少有些偶然的（甚至不情愿的）停留。而在魯迅整個人生和文學歷程中，蕭伯納同樣是一次偶然的、交臂而過的相遇。但兩人在一個特定歷史文化場中，在各種外因和內因的作用下，又的確構成了一種超越個人習慣與偏好的感應和互動，甚至構成了一種文學和思想的情勢、關系和結構。在這個動態中，蕭伯納客觀上成為一種世界文學和世界政治語境的提示，更不用說他作為一種相對確立的、恒定的話語場和風格形象，為魯迅和整個1930年代中國文壇及輿論界提供了一次對外與對內的火力測驗機會。而從魯迅這一方面看，1933年標志著以雜文為本質和總體的魯迅文學再次進入一個新的創造高峰期，展示出空前的風格自信、寫作主動性以及方法上的多樣性；同時表現出此前“雜文的自覺”時期所沒有的歷史敘事能力和現實表現能力。在1933年初這個當口，魯迅雜文同蕭伯納語言場的相遇和疊加，為“偽自由”“準風月”（以及同期的“南腔北調”）的雜文風格和雜文方法，帶來一種局部的催化和砥礪作用，因此不妨視為魯迅雜文風格運動的一次適時的操練。

誰害怕蕭伯納？

彼時，年近八十的蕭伯納早已是整個英語世界最具影響力和爭議性的作家、評論家和政治活動家，其劇作享譽世界，成就開始被認為在英語戲劇史上僅次于莎士比亞。他于1925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但這個獎項遠不足以概括他的國際性聲望，也不足以圈定他思維與寫作的范圍與影響，更無法將他言論與寫作的尖銳性置于種種爭議之上。他是著名的反戰和平主義者（“歐戰”期間同時譴責交戰雙方）、社會主義者（“漸進社會主義”費邊社最知名的人物）、愛爾蘭自治運動的支持者（但終其一生一直保留其大不列顛聯合王國公民身份，只是于1934年同時加入愛爾蘭國籍）。蕭伯納欣賞斯大林，對蘇聯抱有好感，于1930年前往訪問，但他也一度對墨索里尼刮目相看。在作品獲得巨大成功之后，蕭伯納幾乎走遍世界。1933年來華前，他在做一次全球旅行，行程包括南非、錫蘭（今斯里蘭卡）、日本和美國。

來中國前，蕭伯納的新舊劇作已在歐美各地持續上演了半個世紀之久；年過七十的蕭伯納主要精力不再投入劇作或小說，而是用于經營個人形象和話語品牌，將自己打造為集評論家、社會活動家、世界旅行家和社會名流于一身的超級文化偶像，同時又以諷刺挖苦上流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大國作為和整個西方社會的虛偽頹廢，而為這種明星效應打上一種我行我素、桀驁不馴的激進性和顛覆性標簽。他的政見和評論通過新興大眾印刷傳媒迅速成為國際性公眾焦點之一。蕭伯納不是一個陽春白雪、曲高和寡的作家，而是一貫善于利用大眾媒體不斷制造爭議性話題，不斷創造新的戲劇性表演性人格和話語風格。他也不是一個“有話好好說”的作家，而是集幽默、諷刺、詭辯、刻薄、抬杠、一針見血、自相矛盾于一體，常給人帶來“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快樂、錯愕和震撼。但蕭伯納從來不是一個逢場作戲、嘩眾取寵的文人，而是始終將自己的語言天才、文學創造性和社會關懷對準了各種主流社會的偽善、矯飾、非正義和壓迫，去做無情的諷刺與挑釁，但又通過這種緊張關系不斷得到來自包括主流在內的社會各界的承認，收獲名聲、影響力乃至經濟利益。

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黃金時代”，蕭伯納不遺余力地鼓吹社會主義、民族自決，堅持反戰立場；始終關心各種社會問題，揭露強者的虛偽與蠻橫，捍衛弱者的尊嚴。他巨大的名聲，他在寫作與言論上的自由或自主性，連同他針對以文明自居的西方各國及其主流價值與趣味的批判性、對抗性和顛覆性，一道賦予“喬治·伯納·蕭”這個名字以某種良知、良心和見證者的世界性象征意義。印度獨立后的首任總理尼赫魯早在1912年于劍橋念書時就聽過蕭伯納關于社會主義的演講，多年來一直以其追隨者自居，稱蕭伯納“不僅是他自己時代里的佼佼者，而且在為數巨大的人類成員中間影響了整整兩代人”[1]。蕭伯納活著的時候，曾被丘吉爾稱為“英語世界里健在的最了不起的語言大師”，盡管丘吉爾絕不認同蕭伯納的政治立場，且對自己的文筆高度自信，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蕭伯納死后，托馬斯·曼在悼詞里的第一句話是“諸神離去”（Les dieux s'en vont）。[2]近年來更有論者把蕭伯納比作現代世界的伏爾泰，因為他“把懷疑主義平民化了”，“給人們帶來的不僅僅是一組觀點，而是一種思維方式”。[3]

所有這一切，當時中國文藝界多少是有所耳聞的，對蕭的來訪自然抱有好奇心和很高的期待，盡管當時蕭的文學作品翻譯還寥寥無幾。郁達夫就在自己文章中引用同時代一位英國作家麥克開勃（Joseph McCabe, 1867-1955）對蕭的評語，認為“很適當”：

他并不說警句奇語，但他本身卻是一句警句。是最有道德的不道德家，最不利己的為我主義的說教者，最潔己的十誡否定人，最嚴肅的幽默利世德（the gravest Humorist）。[4]

郁達夫也提到蕭伯納訪問蘇聯時，斯大林也不得不承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的“后生小子”，因為蕭“研究馬克斯，是遠在列寧之前”；而當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宣傳蘇聯“強制作工違反人道”時，“蕭卻對俄國人說：‘我愿意歐美都有這種非人道的現象發生，否則那些成千成萬的失業工人，那里會有出路呢？’”[5]

洪深的說法更有代表性。在談到當時的情形時他寫道：“在中國的民眾中，也有一部分人，想領受他一點指導，想聽他幾句公平的誠實的批評與證言，或者還能和他共鳴呢？”洪深的記錄也簡單勾勒了蕭的“誠實的批評與證言”及其可能在中國讀者聽眾中引起的“共鳴”與熱情的內容清單：

蕭先生是當代的一個重要作家，從他幼年時，站在十字街頭當眾演說，直到現在，不斷的小冊子，寫戲劇批評攻擊現社會的種種不善，無時無刻不在為“社會主義”作宣傳，用他的生花妙筆為武器。雖然在他寫“每一個人應知的社會主義”那部書的時候，還有些偏于空想，見解不大正確，但是自從他到了俄國一次，長進很多，居然科學化了。在種種意義上，都有一歡迎的價值。所以我很高興的做了中國戲劇及電影文化團體的代表，去請他吃飯演說，同時又答應替《時事新報》做一次臨時訪員，寫一篇談話。十六這一晚時整晚的沒有睡覺。[6]

但洪深直到當日下午三點在孫中山故宅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充作臨時翻譯時才見到蕭，原因是蕭乘的大船不進黃浦江，且“老先生怕人家把他當作新鮮物事看，如五腿馬三腳蛇之類”[7]，所以輪船公司工作人員不允許岸上各界歡迎人士登小火輪前去大船歡迎。

蕭伯納到訪中國成為一個新聞事件，本身不值得奇怪。在其文名之外，他對西方強權在世界上的種種霸行大力譴責，對蘇聯則善意友好，訪問后回國照實講出自己的觀感，都給普通中國讀者留下好印象，覺得這是一位真誠率性、有正義感和道德勇氣的老人。在“九一八”“一·二八”事變后日本侵華步步緊逼，列強在自身利益主導下進行的國聯調停對日一味遷就姑息的情形下，中國民眾和知識分子或許都抱有一種心理，期待蕭伯納這樣在西方有聲望和影響的人能為中國主持公道。比如郁達夫，就直言“我們對于蕭的希望，就想他能以幽默的口吻去向世界各國說出我們政府對于日本帝國主義來侵后的幽默，與國聯對于此事的幽默，另外倒也沒有什么”[8]。廢名說得則更直白而沉痛：

中國是一向在侵略的強盜們的肆意侮辱誣謗中過日子的一個可憐民族。“野蠻民族”，“未開化的國家”是一切帝國主義者加給我們的惡名。現在我們的大文豪也要不顧一切地來訪問一下中國，看看中國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民族，看看所謂“文明人”在中國干的一些什么勾當。[9]

所謂“也要不顧一切”，是指廢名在文章前面提到蕭伯納“為了要猜一猜社會主義的神秘之謎，曾經不顧一切訪問蘇聯”，并“將在蘇聯所得的印象照實寫出來了”。[10]

然而，蕭伯納此行目的并非來中國實地考察、發表意見。事實上遠東只是他偕夫人參加一個大型旅游團“環球旅行”中的一站。離開上海后，蕭伯納還將經秦皇島轉赴北平游覽幾日，然后乘“不列顛女皇號”（Empress of Britain）橫渡太平洋造訪舊金山、紐約；然后跨過大西洋，于4月20日返回英國南安普敦。在中國香港期間，他第一天待在“不列顛女皇號”大船上不冷不熱地接受當地英文新聞記者采訪，隨后下榻位于港島南端的淺水灣酒店（Repulse Bay Hotel）。第二天乘纜車游覽太平山，觀維多利亞港景色；下午則在香港大學英文系系主任禪臣教授（Prof. R.K.M.Simpson）等陪同下坐汽車沿薄扶林道在港島兜風。第三天前往香港大學演講。第四天蕭拜會了日后成為好友的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首席買辦（Head Compradore），以及有“香港大佬”（the Grand Old Man of Hong Kong）之稱的何東爵士（Sir Robert Ho Tung），參觀了他位于半山的私宅紅行（Idlewild，這個宅邸后來作為背景出現在蕭伯納劇作Bill Buoyant中；事實上這部劇作的主人公一定程度上也以何東的人生經歷為藍本）。何東也是香港大學校董，多次為大學發展慷慨解囊。蕭伯納打破自己在環球旅行期間不做公開演講的戒律，接受香港大學的邀請并做演說，應同何東的努力不無關系。蕭此行在香港待了五日四夜（二月十一日至十六日），但在上海過訪停留的時間則前后不足二十四小時，岸上活動時間更是只有短短八小時[11]。

據記載，得知大文豪到訪，前往碼頭歡迎蕭的上海各界各團體人士逾千，“有許多傳單飛在群眾里，有許多口號”[12]。但蕭伯納始終沒有出現。當大清早前往迎接他的宋慶齡乘海關小火輪在吳淞口登上“不列顛女皇號”見到這位貴賓時，蕭伯納半真半假地說“這次來上海原本只為見您，除了您，什么另外的人都想不見，什么另外的事也想不看；但現在既然已見到了您，我何必還要上岸呢？”[13]這大概就是魯迅筆下“十七日早晨，蕭該已在上海登陸了，但誰也不知道他躲著的處所。這樣地過了好半天，好像到底不會看見似的”[14]的原因。此時連魯迅也不知曉，蕭伯納原本因夫人身體不適不想上岸，只計劃與宋慶齡在“不列顛女皇號”上共進早餐。但經宋慶齡說服，撇下太太，只身一人隨宋慶齡、楊杏佛下大船坐小火輪，經兩個小時的顛簸，避開了歡迎人群，從楊樹浦碼頭上岸。一路上，他從宋慶齡口中了解了一些有關中國局勢的情況；去一家酒店會了會同船到達上海的其他國際游客；再去“中央研究院”上海院址拜會了院長蔡元培，然后才來到位于莫里哀路（今天的香山路）上的宋宅，同中方嘉賓一道共進午餐。在家中好整以暇的魯迅，直到中午接到蔡元培信函后，方才坐車趕來，是午宴到場最晚的人。[15]

宋慶齡接待蕭伯納的目的，是請他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站臺，但卻遭他婉拒。蕭雖私下里同情宋慶齡對國民黨政府拒絕聯共抗日的批評，稱她為“說話天真令人難堪的小孩”（an enfant terrible）[16]，還半開玩笑地問她，是否南京政府“曾打算取消你的孫夫人頭銜”（宋慶齡回答說“尚未——但是他們很愿意”），[17]但最后并未就中國民權保障問題發表任何公開意見。宋慶齡還邀請他參觀“一·二八”事件中遭日軍轟炸的街區，蕭伯納亦婉拒，只說其實世界上所有被轟炸過的地區看上去都差不多，自己仍記得“故鄉都柏林在復活節起義后的樣子”[18]。午宴由宋慶齡主持，出席者包括蔡元培、魯迅、宋慶齡、林語堂、史沫特萊、伊羅生（Harold Isaacs）、楊杏佛七人，皆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上海分會成員。[19]

魯迅在自己的文章中對午宴及下午的活動略有描述，包括蕭是素食主義者，用餐時因為用筷子漸入佳境而“于是得意的遍看著大家的臉，可是誰也沒有看見這成功”；包括餐后照相，“并排一站，我就覺得自己的矮小了……假如再年青三十年，我得來做伸長身體的體操”；包括面會新聞記者（“記者嘴臉展覽會”）時“蕭似乎并不想多話”但最后“終于說起來了”；也包括“我對于蕭，什么都沒問；蕭對于我，也什么都沒問”。[20]據《大晚報》記者張若谷報道，當天下午在福開森路世界學院的“與政治文藝都有關系的名媛與要人”同蕭伯納見面會上，有“戴眼鏡穿馬褂的蔡元培”，“團圓面孔靜如好女子般的梅蘭芳”，主賓雙方都“似乎很有興味的樣子”。待到由“希臘式鼻子的邵洵美”代表國際筆會中國分會同人送蕭伯納北平土產泥制優伶臉譜和梅蘭芳戲服，“許多人圍著蕭老頭兒在爭著看”時，唯獨“魯迅一個人，似乎聽不懂英國話，很無聊地坐在一旁默默不語，一忽兒他安步踱出到外面另一間里去了”。[21]

“宣傳共產”：蕭伯納的香港大學演講

但“蕭伯納究竟不凡”[22]，踏上上海土地前，便已在殖民地香港制造出——更準確地說，被制造出——一個不大不小的新聞。1933年2月14日，英國路透社發了一則題為“對香港大學生演說·蕭伯納宣傳共產主義”的新聞稿，稿子很短，只有幾句話，上海《申報》和《大晚報》上都有轉載：

蕭伯納前決定在環游世界時，不作演講，但昨日午后在香港大學居然對學生發言，為校中師生始料所不及。蕭氏勸學生研究革命書籍，并浸淫共產主義，其言曰：“如汝在二十歲時不為赤色革命家，則在五十歲時，將成不可能之殭石，汝欲在二十歲時成一赤色革命家，則汝可得在四十歲時不致落伍之機會云。”蕭氏甚以此行為樂，興致甚佳，謂此間氣候殊不晴朗，故蕭氏指香港為可憎之地云。[23]

對蕭伯納的到來，香港本地新聞媒體的報道或可謂零星而膚淺，但原因并不是蕭本人對這趟遠東之行不當回事、對當地新聞媒體無話可說或有意躲避記者追蹤——蕭從來都是喜歡成為媒體和爭議性話題的焦點的。早在1925年香港海員大罷工之際，蕭就關注過香港和遠東，還發表過措辭激烈的聲援聲明。此行前，他訪問了日本，甚至會見了日本政府戰爭部長，對中日之間的戰爭狀態和整個遠東的緊張局勢是了解的。在抵港后第三天，他就針對日本侵占東北，對《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講過這樣的話：

日本會占領滿洲的。……但她的行為總體上講也沒錯吧？她曾向國聯（League of Nations）保證不向任何人宣戰。所以結果她真沒有向中國宣戰，而只專注于交戰，但這自然是合法的交戰。

中國能指望國聯做什么呢？經濟上抵制？但國聯在這個問題上已做了縮頭烏龜。所以抵制現在也漸漸不存在了。日本已把國聯砸了個稀巴爛，換個說法，日本看穿了國聯不過是虛張聲勢。[24]

蕭伯納還連帶談到裁軍，他說：

列強要的只是一種能讓他們打仗時少破費些的安排。他們開會，一個對另一個說“你裁軍，我就裁軍”，結果是僵局。

對你我來說，最令人滿意的就是，下次打仗了，咱們都會被十英寸口徑大炮的炮彈炸飛，而不是被十六英寸口徑大炮的炮彈炸飛。[25]

蕭直呼列強裁軍談判代表為“政治偵探”，言其目的不在“為國際謀利益”，而只在刺探對手軍事實力。這些自然都是標準的蕭伯納體，表明蕭本人到香港后并沒有變得溫良恭謙，而是依舊口無遮攔，不時有意無意地制造出爭議性話題。這同蕭在英國及歐美的言行立場與文字風格完全一致。事實上，1933年2月11日蕭伯納抵港后尚未及下船，便釀成一起小小的風波。原因是香港本地扶輪社（Rotary Club，一個世界性商業精英社團，以增進交流、提高道德心智、服務社會、致力公益為宗旨）熱情邀請蕭伯納做一場演講，蕭不但公開回絕，還在傷口上撒鹽，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特意加上一段說明。據《香港電訊報》（Hong Kong Telegraph）記載，蕭是這樣說的：

我記得扶輪社是怎么來的……它是一個運動，是要讓工業界領袖們把自己的事情辦得更科學一點，把生意人提升到專業人士的檔次。扶輪社不過是一些午餐俱樂部，這些俱樂部對扶輪社宗旨與目標的了解，總的來說不超過英國國教教會成員午餐會對三十九條章程的了解。[26]

另據《南華早報雜志》（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gazine）報道，蕭對扶輪社一味追隨主流社會價值標準和趣味早就不以為然，針對清一色由當地白人組成的香港扶輪社，蕭特意說在香港的歐洲人對本地中國人的態度，“一般來說同英國中產階級對待仆人的態度并無二致”[27]。生活在殖民地的許多歐洲人雖視本地居民如草芥，但熱衷追捧國內來訪的文化名流，香港扶輪社成員也不例外；他們大多是生意人、銀行家、律師，樂于用文化裝點自己頗為可觀的財富、提升社交場合中的談吐與品位。但蕭伯納對這些人毫無興趣。

2月13日傍晚，蕭伯納夫婦在何東爵士、香港大學禪臣教授夫婦和港大校長（Vice Chancellor）康寧爵士（Sir William Hornell）陪同下，來到港大“大講堂”做演講，入場時全場掌聲雷動。港大校長本人就是香港扶輪社創始人之一，在主賓介紹環節，一位做記者的扶輪社成員上前對蕭表示完全同意他對本社的看法，校長打圓場說蕭先生的意思恐怕是香港扶輪社乃是一個例外，蕭伯納生硬地回應：“我只是客套。”[28]

蕭同香港殖民地精英階層及其新聞媒體之間的這場小小的過招，雖不至于影響蕭到港訪問的轟動效應及各界的追捧，但它在此后英文和中文媒體對蕭伯納行蹤與言論的報道中起到了什么樣的鋪墊甚至定調作用，仍值得玩味。但路透社把蕭在香港大學演講內容歸納為“煽動赤化”，則明顯是別有用心的歪曲和炒作，雖然這種緊張關系或許不過是反映了蕭和主流英文媒體在西方社會內部的常態的、一般性的關系。《南華早報》1933年2月14日（即演講后第二天）的報道標題為：

精彩演講

喬治·伯納·蕭

違反本人承諾

教唆大學生

成為共產主義者

痛貶教育[29]

一周后（2月21日），新加坡英文報紙《海峽時報》（The Straights Times）以“在香港不受歡迎的幽默”為標題登載了蕭的演講全文，并在引言里把演講人描繪為一位“精彩的諷刺家”，說蕭伯納要大學生別理會教科書，鼓勵學生跟老師爭論；又說蕭號召年輕人深入研究共產主義，說“只有二十歲時做一個紅色革命家，到了四十歲時才不至于落伍”；又說“教育要為文明的崩潰負責”，主張“地球上所有大學都應該被鏟平，地基上再撒上鹽”。[30]蕭伯納究竟講了些什么呢？

1933年2月13日晚，香港大學大禮堂里擠得水泄不通，香港一些學生和職員為了迎接蕭的到訪，還提前組織了一些蕭氏劇作朗誦會。蕭的致辭以“女士們先生們，你們請我來演講是欠考慮了”開場，引來一陣哄笑。他接著說，“一般的情況是，你們請我來講幾句，我就會講上三小時，但第二個鐘頭開始前，你們就要非常后悔請我來”。氣氛輕松而友好。蕭伯納隨即提到自己在這里演講簡直是難上加難（quite impossible），因為“在亞洲，人人都要請我去演講，無數午餐會請我去演講，所有的大學都請我去演講”，而這次旅行本是一次“私人旅行”，所以自己根本不打算做任何公開活動；一旦在這里講，后面的行程就麻煩了，因為人們難免要問：“這所大學的革命成分到底在哪里？”另一個原因，據蕭自己講，是自己既然來了港大就是大學的客人，而“我卻有一個非常強烈的主張，即地球上所有大學都應該被鏟平，地基上再撒上鹽”。[31]由此蕭伯納進入了正題：

我最近指出——我從不厭倦向人們指出——文明幾乎被一場大戰摧毀。我們尚且不清楚文明是不是已經毀于這一場戰爭，但這并不要緊，因為這場戰爭證明本來就沒有什么文明可言。不過那場戰爭卻完全是由受了大學教育的人發動的。[32]

蕭伯納把戰爭、發動戰爭的人和大學教育綁定在一處，本身不失為值得探究的議題，但在他演講的脈絡中，卻是為引出一個更關鍵的問題，即階級，或究竟誰是“危險階級”。蕭接下來講道：

世界上其實只有兩個危險階級——一個是半受教育階級，他們把世界毀掉一半，另一個是完全受教育階級，他們幾乎把世界全毀了。[33]

蕭說自己年輕時（“數不清多少年前的事情了”）不知道以往曾有過多少文明，只知道希臘后面是羅馬，而羅馬又讓“那么能干的我們自己”取代了。蕭說我們仍不知道曾有多少像我們今天的文明一樣的文明存在過，但知道“它們都是通過教育走向崩潰的”（觀眾大笑）。[34]但蕭伯納卻是認真的，他繼續闡發自己的觀點：

如果這些文明是粗獷的（uneducated），它們還有法子撐下去，但教育一旦普及，要不了多久，這些文明就變得徹底腐敗，徹底破產了。

為維系文明計，人們需要原創性的頭腦。大學卻把人弄得都只有不自然的、造作的頭腦。一旦你進來，他們就開始清理你的原創性頭腦，代之以不自然的、造作的頭腦。我現在眼前所見，諸位的表情，就擺明了是這種不自然的造作的頭腦（觀眾大笑）。[35]

蕭伯納說自己預見了人類將走回到所謂的“黑暗時代”（“中世紀”），因為那個時代說實在很可能比我們這個時代更開明。他說作為大學的客人，持這樣的觀點，跑到這里來說這些話，可謂“相當不得體”（extraordinarily unbecoming），所以大家還是趕緊不要再聽下去為好，但聽眾仍報以大笑，還有人高喊“我們喜歡聽！”

于是蕭繼續講。他自問自答地說：“怎么辦呢？我也不知道。”他說大學或許也還是有些好處的，比如集體生活經驗；說自己如果有兒子，也會送他上大學，但會叮囑他：“小心著別讓他們給你植入一個不自然的人工氣的頭腦。”隨即蕭說出了當晚另一個金句：“至于他們要你們讀的那些書，一本也別讀。”（全場掌聲雷動）布朗教授一旁插話：“他們本來也不讀。”蕭說：“這我就放心了。”接著又說：

學校里的教材，按設計就是不堪卒讀的書。我完全未受教育的原因，就是任何教材都讀不下去。在本該讀教材的年紀，我讀真正的書，那些由會寫作的人寫出來的書，但這樣的人在教材作者中間一個都找不到。

如果想讀書，就讀真正的書，在學校那邊用的力氣，以保證不被開除為度，就是說，功夫花得越少越好。[36]

在這個上下文里，被路透社電訊引用，隨即傳遍全中國的蕭伯納在香港宣傳赤化的證據不期而至：

讀所有真正的書，埋頭于所有的革命書籍。讓自己投身共產主義，因為你們若二十歲時不是赤色革命者，到五十歲時你們就會變成最冥頑不靈的化石。

如果你們在二十歲時是赤色革命者，那么到四十歲時你們就還有一點機會跟上時代。所以我要說，就照我指明的方向走下去吧。[37]

顯然，這個“方向”并非武裝起義或世界革命[38]，因為蕭伯納下面談的依然是如何保持一個有活力、有創造性的頭腦，抵抗形形色色的“不自然的人工氣”的觀念、人物、體制，為將來不至于僵化落伍而保持進取的甚至是激進的心智與行為。蕭繼續講道：

永遠要跟你們的老師爭論（觀眾大笑）。如果哪個歷史教授把自己的史學觀點告訴你們，你們就對他說“我們聽到你的觀點了。我們現在要去找一個觀點不同的教授”。另找一個很容易的。爭出個名堂來，爭論過程中，最好再加進來一個勞工階級鼓動家，但不知香港找得到找不到這樣的人。永遠在爭議中學。你們會發現，僅把事物的某個方面教條地教給你們，是一場從不曾間斷的陰謀詭計。[39]

蕭伯納的演說沒有以號召大學生投身共產主義事業收尾，而是著重談了另一個同大學教育、知識、心靈都密切相關的問題：遺忘。蕭以在英國最受人尊敬的醫學教育和海軍教育為例，說它們都是在最初三個月盡快把最前沿、最要緊的實踐性技能教給學生，后面再教他們陳舊的知識和“所有錯誤的答案”，好讓學生們能“在一幫老家伙面前通過考試”（觀眾大笑）。在諷刺與幽默中展開的新與舊、有用與沒用、活東西與死東西之間的辨析和“爭議性”，把蕭伯納港大演講帶入了尼采式的高潮：

沒有任何東西像遺忘的力量那樣寶貴。人們以恐怖的能力通過各種考試：他們什么都能記住。但從實際上講，他們都是些最指望不得（hopeless）的人。

培養遺忘的力量吧。一切智慧都來自價值判斷。你們的頭腦里被塞滿了各式各樣的東西，所以你們必須學會如何評估它們。

……

你們必須準備好對你們的老師和教授說，“不行”。那些東西不值得記住。讓我們去尋找值得記住的東西吧！[40]

蕭伯納此處簡短穿插了自己年輕時做記者，寫劇評、書評和美術評論時的情形，回憶如何為了給周刊寫專欄，需在短時間內從皇家學會或國家美術館里兩三千幅美術作品中選出十五幅來評論，且明知話題一周后就會過氣，也明知作為選擇標準的那道線到底畫在哪里誰也說不清。他把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比作歷史的垃圾堆，號召學生像“拾垃圾的人”一樣善于做取舍、做判斷，而不要去理會“那些因為腦子里記了一大堆東西而在大學里身居高位”的人。最后蕭伯納這樣為自己當晚的“宣傳共產”做了總結：

這就是你們必須做的事情。你們必須記住的一件事情，就是價值判斷。記住把所有必須忘記的東西都忘掉，否則你們會發瘋。保持并時刻抓住你們的價值判斷。你們可能犯錯但你們必須做出判斷。人作為人都會犯錯，你們會有錯誤的看法，但沒有看法則是一個更大的災難。[41]

這段話，特別是“沒有看法則是一個更大的災難”一句，同魯迅1925年《北京通信》里面所說“我以為人類為向上，即發展起見，應該活動，活動而有若干失錯，也不要緊。惟獨半死半生的茍活，是全盤失錯的”[42]，可謂異曲同工。蕭更多談的是知識、教育和“文明”，魯迅更多談的是活動和行動，但兩人都把價值判斷視為人類“向上”所需的“創造性破壞”（尼采）。蕭伯納教香港大學生必須學會遺忘——忘掉教科書，忘掉為應付考試而記住的“陳舊的知識”和“錯誤的答案”，忘掉那些因忘不掉本該忘掉的東西而變得不中用的人。魯迅則直言“以中國古訓中教人茍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國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結果適得其反，可見我們蔑棄古訓，是刻不容緩的了”[43]。

言論自由及其界限

蕭伯納的“價值判斷”同尼采的“價值重估”一樣，針對的都是歐洲十九世紀文明的因循、頹廢和腐敗，但歷史基礎仍是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物質文化與相對穩定的市民階級社會政治系統。因此蕭的諷刺可以說都是熱諷和實刺，因為它有具體的對象、具體的邊界和具體的趣味與風格制式。它的尖銳性、批判性甚至顛覆性，本身又在其產生的社會環境與政治環境中具有無可置疑的合法性、行動空間與文化威望。

相較之下，魯迅的文字則帶有更強烈、更激進、更為系統的顛覆性和激進性，因為它并非針對一個既成社會現實內部的具體案例，而是要求一種總體性的、本體論的、形而上的價值重估和社會系統重建。這也是魯迅由日文轉譯的“專制主義使人們變成冷嘲”這句話同其英國自由主義“正版”之間微妙而巨大的區別所在。具體而言，如果蕭伯納在香港大學演講中向年輕人——特別是“受教育的”年輕人——呼吁的是如何在“資產階級文明”的過度與頹廢中保持“原創性”心智、抵制“不自然的人工氣”的重要性，那么魯迅在《北京通信》里表達的則是對一種作為現代文明基礎與前提的“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行動自由以及“自由意志”——的向往。兩者的重合之處在于對一種“歷史之濫用”或“歷史之弊端”的抵抗；也是對生命及生命之活力、潛能和創造性的維護與張揚（這是蕭的所謂“譴責教育”的要點和重音），但其中文化、思想和政治指向，卻又不盡相同。然而無論如何，這種貫穿于魯迅文字和思想的自由意志及其形而上學，卻正是“偽自由”雜文的“潛文本”，也是為之灌注生氣的活精神。

相對于魯迅在中文世界享有的“偽自由”，蕭伯納在英文世界享有的言論和寫作自由可以說是真自由，但這種真自由最終的功能和指向卻并不明確。英國學者、文學批評家格雷（Piers Gray，1947-1996）就從蕭的中國之行中看出一連串自相矛盾之處：一方面與何東這樣的殖民地買辦共進午餐、觀賞其收藏的中國藝術品，另一方面卻在——部分是由何東資助的——香港大學學生面前猛烈攻擊資本主義，呼吁他們在年輕時多鉆研激進思想，掙脫殖民主義加在身上的鎖鏈。

但格雷問的是，蕭自己有沒有考慮過，聽他演講的青年學生如何從他的建議中獲得教益和行動指南？格雷當然并不期待蕭伯納回答這個問題，而是點出蕭的修辭策略與技巧，認為要害是在論辯對手中間激起驚訝錯愕，再趁勢將其意義秩序掀個底朝天。當蕭說讓共產主義把世界從資本主義手中救出來，他并不提這個世界是否真需要兩種水火不容的制度與意識形態來保持平衡，而只不過是作為一個作家來踐行通過爭議認識事物、形成判斷、學會表達的原則。這樣看，蕭伯納的香港演講就不啻為一場精彩而刺激的詞語冒險和劇場化表演，而這場冒險與表演的合理性、合法性與受歡迎程度，恰恰又是以蕭伯納所極力攻擊嘲笑的西方文化市場和法律制度為前提、條件和保障的。

與蕭伯納自己的觀感和文字相左的是，他在香港的言行其實獲得了當地英文媒體的關注和廣泛報道，只是這種關注不過反映了歐美和英語世界對蕭的普遍接受方式，包括蕭的作品、言論、活動一貫具有的爭議性。甚至可以說，就連蕭提到的自己涉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蘇（聯）意見和言論“沒有一家報紙報道”“沉默如此之深它都可以被聽見”（“而我說的蠢話和反動言論，卻通過各種報刊像野火一樣燒遍全世界”）這樣的話，[44]事實上也都由這些西方報紙實時追蹤報道。當蕭說“西方世界患上了嚴重的恐馬克思癥，還像潑婦發脾氣一樣把自己折騰得越來越糟”[45]時，歐美報紙無論從新聞職業角度，還是從商業角度，都不會在“‘蕭伯納’說了什么”和“蕭伯納‘說了什么’”之間作區分。只是這個事實并不掩蓋另一個事實，即蕭伯納在其政治喜劇《巖石上》長篇序言中的“寬容只是幻覺”一節里所談到的：

我不抱怨，因為我沒有學究氣的幻覺，以為幻滅者們在大英帝國或北美的那個合眾國有比在意大利、德國或俄國更多的自由。我見過太多被打壓的報紙，被趕走的編輯，不只在愛爾蘭或印度見過，也在我本人生活的倫敦見過，它們都在等著進入一個可以自由說話的國度，丁尼生（Tennyson）還認為我們已經生活在這樣的國家里面了。但這種國家是不存在的。[46]

所謂“這樣的國家是不存在的”并不等于蕭伯納不知道或不享受自己在英國和西方社會享有的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但這種認知和享受也不會讓蕭伯納停止批評甚至挑釁本國和歐美主流媒體，指責它們因循守舊、人云亦云、維護主流和上層的利益和意見，而對新事物或處在權力中心以外的事情則不是無視就是制造扭曲的刻板印象。蕭文筆矯健又關心公共事務，時時把自己置入各種社會性思想性爭論和爭議之中，在這種時候他既同主流新聞媒體處在一種緊張、對立甚至沖突的位置上，同時又非常善于利用新聞媒體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受眾面甚至作品銷量。蕭不遺余力地批評英國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政策，因此對殖民地新聞媒體自然就更加戒備，認為它們一般而言不過是殖民地當局的工具和喉舌，而它們對當地社會、民眾、文化的同情之理解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就是他為何在香港對一小群登船采訪的白人記者劈頭問道：“你們看著可都不像中國人……中國人在哪里？”

所有這些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限制，同蕭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對這種限制的了解、把握和利用，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平衡。這種平衡是蕭國內外名望和影響力的內在組成部分。在上海同宋慶齡的談話中，蕭伯納一方面稱贊蘇聯，但另一方面，當宋慶齡說“唯有消滅造成戰爭的制度——資本主義”時，卻反問道“但是我們不都是資本家嗎？我自認有好幾分是……難道不是嗎？”[47]這無疑表明蕭伯納一貫的自居為資本主義社會與資產階級身份與價值的內部批判者的姿態。但蕭在上海所面對的情況則迥然不同。無論蕭伯納對中國、中國人和中國文化抱有怎樣的善意與好奇，在離開香港前往上海的途中，他都將在全球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體系內部，越出資本主義經濟、軍事、政治和文化“主體”和“立法者”的邊界，進入作為現代性歷史過程的被動接受方及“客體”的那個“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而這個邊界同時也在中國內部，比如在香港這樣的全殖民地與上海這樣的半殖民地之間、在租界和華界之間、在高等華人“紳士”和普通中國民眾之間。在這里，權利和自由受制于一個完全不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條件，帶有農業社會“落后性”的一切特征，包括其特有的閉塞、愚昧、殘酷和沉默。[48]蕭伯納即將面對的，一方面是一個遠比大英帝國國內政治更為專制殘暴的軍事“訓政”治下的言論和文化環境，包括充當這種文化專制主義工具的文化人和官方新聞媒體；另一方面，則是一個對他的到訪抱有高度熱情和期待，希望通過同世界上開明、正義和富于想象力的聲音溝通、對話的進步中國知識界文化界。但這兩個陣營、兩種環境，都不是按照蕭伯納所熟悉、能讓他在其中游刃有余、保持自己寫作與言論的自由的規則組織起來的。如果說蕭伯納對西方社會的批評和諷刺是公開的、肆意的、既嚴肅又帶有表演性的，那么他對西方／非西方之間各種明顯或隱性邊界的意識和了解，則帶有心照不宣的味道。在表達策略上，訪華期間的蕭伯納不時告誡自己和其他西方人，不要自以為是地以醫生自居給亞洲開藥方，因為后者馬上會回敬道：“醫生，先治自己的病吧。”因此蕭伯納承認他對中國的處境和出路都“無話可講”，除了說“中國，請自救吧”（China, help thyself），[49]還說只要“中國的民眾組織起來，并且，他們所要挑選的自己的統治者不是什么戲子或者封建王公”，就能夠抵抗日本的侵略。[50]

在這個意義上，甚至可以說蕭伯納選擇在上海做極短暫的停留，保留和保持自己為一個作家、一個西方人、一個老人的自主性和回旋余地，避免同“當地”的人和事發生實質性關系，不介入本地政治和爭議性話題，不失為一個極其聰明甚至得體的安排。僅僅從外部看，蕭伯納的“上海一日”，本質上同殖民宗主國上流社會人物匆匆地、心不在焉地——雖然是帶著善意和好脾氣——飄過在西方軟硬實力籠罩下的非西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大都會并沒有什么兩樣。唯一的不同，只是蕭伯納作為蕭伯納，他只需“做自己”，包括不一廂情愿地對“他者”表示同情、提供指導——在香港大學的“激進主義”和不斷“指出”，恰恰說明蕭仍把港大當作一所英國殖民地機構，把那里的大學生當作殖民體系內部的精英教育對象。他在西方內部的言論，固然已經為他贏得了西方外部聽眾和讀者的好感，但除了這種好感，雙方事實上都已經不可能走得更近，事實上也不需要走得更近。對此蕭伯納也看到并談到，這就是他所謂“被壓迫民族應當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中國也應當這樣干”[51]那句話的含義。不言而喻，即便蕭伯納彼時當真肩起“和平老人”的使命，他也絲毫不可能改變日本對華侵略態勢，不可能改變歐美列強維持自己遠東利益的既有政策，更不可能改善南京政府治下的中國人權狀況和對言論自由的嚴厲打壓。

上海中文媒體雖然透過各種渠道簡要報道了蕭伯納在香港的言行，但無法想象上海國民黨政府會歡迎甚至容忍一位外國人跑到“自己的土地上”公開對青年學生宣揚“共產主義”，哪怕僅僅是修辭性、表演性地宣揚。但這種隔著多重半透明的帷幕和無法逾越的鴻溝的“對話”，卻正是魯迅一組六篇“看蕭與頌蕭”雜文最為真實的前提和條件。同時，蕭伯納到訪雖然是魯迅這些文字的緣起，但魯迅卻是按照雜文寫作的邏輯和方式，處理自身具體環境下的問題的。在這整個過程中，蕭伯納成為一個背景，一個基于某些道德和審美上的共鳴而策略性地建立起來的參照系。在這個過程中沒有發生，也不需要發生任何實質性的對話、問答或模仿。然而，蕭伯納在香港-上海的自由和不自由，對于魯迅雜文寫作及其所針對的環境的“偽自由”來說，都構成了一面鏡子，一個折射點，一個回音壁。它的功能不僅僅是讓當時上海與中國各界在迎蕭待蕭問題上顯露出各自的立場和面目，更重要的是，在這場短暫的、交臂而過的無言但卻復雜激蕩的共鳴與回聲之中，蕭伯納和魯迅以其各自的獨特性和自律性，一道構成一種社會觀察的場域和批判性言說的空間，又一道為魯迅“偽自由”雜文風格提供了示范性的互證與說明。

魯迅的看蕭與頌蕭

魯迅“蕭伯納在上海”系列的首篇《頌蕭》作于1933年2月17日，即英文《南華早報》報道蕭伯納“宣傳共產”三天后，《海峽時報》全文刊登蕭伯納演講的四天前。沒有證據表明魯迅第一時間獲知了蕭伯納演講的具體內容，沒有證據表明魯迅第一時間看到了這份報紙，也沒有檔案資料表明蕭的演說稿第一時間被翻譯成中文。魯迅對蕭伯納的好感，可以說是單方面的、獨立的，甚至無須建立在熟悉蕭的作品的基礎之上。魯迅對此并不隱諱。在《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作于2月23日）中他寫道：

我是喜歡蕭的。這并不是因為看了他的作品或傳記，佩服得喜歡起來，僅僅是在什么地方見過一點警句，從什么人聽說他往往撕掉紳士們的假面，這就喜歡了他了。還有一層，是因為中國也常有模仿西洋紳士的人物的，而他們卻大抵不喜歡蕭。被我自己所討厭的人們所討厭的人，我有時會覺得他就是好人物。

現在，這蕭就要到中國來，但特地搜尋著去看一看的意思倒也并沒有。[52]

魯迅曾說自己“和英國人是不對的”[53]，但顯然沒有把用英語寫作的蕭伯納混淆為英國作家，而是明確判定“英國人是頗嫌蕭的”[54]。“嫌蕭”的也有中國人胡適，他曾宣布蕭伯納來華時“不加招待”[55]；魯迅對此的解釋是“簡言之，就是和英國紳士……一鼻孔出氣”[56]。“見過一點警句”，“從什么人聽說”，都表明一種無須經驗或知識驗證、跨越時空的信任與共鳴，這個共振或感應的頻率波段，魯迅命名為“撕掉紳士們的假面”。這種看似無須理由的“喜歡”，其實又有最為具體而準確的理由，對此魯迅同樣直言不諱（即“被我自己所討厭的人們所討厭的人，我有時會覺得他就是好人物”）。在1933年的上海“看蕭”本具有多重語境和看點，如戰爭與和平，反蘇與親蘇，文學與政治，新聞審查與言論自由，等等；但魯迅偏偏挑出“模仿西洋紳士的人物”及“他們卻大抵不喜歡蕭”作為談論的角度和分析的切入點，這本身就值得玩味。這里邏輯當然不僅僅是“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但共同的憎惡，以及這種憎惡對象的具體性（“紳士”及其模仿者），恰如其分地表明了魯迅雜文在明確的、不妥協的政治性和同樣明確的、不妥協的文學性之間的平衡點。就魯迅整個寫作生涯來看，從“假洋鬼子”，經由“正人君子”“學者”“藝術家”，再到“幫閑文人”的人物畫廊，可以說標記了魯迅文學社會學內容和最直接的批判諷刺對象；在魯迅同環境的戰斗中，這些人物不僅被魯迅看作是國內和地方直接權力的絲絨手套，而且也是國際等級秩序與歧視鏈在民族國家內部的維系者與能量傳遞者。

在1933年6月5日寫給魏猛克的信中，魯迅對自己在圍繞蕭伯納訪華的爭議中接連出手挺蕭，做了如下直白的回顧和總結：

這回我的為蕭辯護，事情并不久遠，還很明明白白的：起于他在香港大學的講演。這學校是十足奴隸式教育的學校，然而向來沒有人能去投一個爆彈，去投了的，只有他。但上海的報紙，有些卻因此憎惡他了，所以我必須給以支持，因為在這時候，來攻擊蕭，就是幫助奴隸教育。[57]

話雖說得“明明白白”，但其實是有些急切潦草的，原因是魯迅此信的主題在于消除與一位青年漫畫家的誤解，最后還表達了“我極愿意先看看戰斗的青年的戰斗”。[58]港大演講是“看蕭和頌蕭”的直接起因不難理解，也同作為整個魯迅“上海時期”寫作起點的“香港觀察”及其中著名的香港-上海類比相呼應，但如前文所示，蕭伯納香港大學演講并非僅僅是一顆投向殖民地奴隸式教育的炸彈，而是含有多重反諷、修辭表演、經驗反思的雄辯的勸喻論述。此外，魯迅對蕭伯納的好感、興趣和彼此間的共鳴，也絕非反對奴隸教育一項那么簡單。事實上，魯迅此信的上下文已提示出議題的復雜性和豐富的思想蘊含：

你疑心蕭有些虛偽，我沒有異議。但我也沒有在中外古今的名人中，發見能夠確保決無虛偽的人，所以對于人，我以為只能隨時取其一段一節……假如我們設立一個“肚子餓了怎么辦”的題目，拖出古人來質問罷，倘說“肚子餓了應該爭食吃”，則即使這人是秦檜，我贊成他，倘說“應該打嘴巴”，那就是岳飛，也必須反對。如果諸葛亮出來說明，道是“吃食不過要發生溫熱，現在打起嘴巴來，因為摩擦，也有溫熱發生，所以等于吃飯”，則我們必須撕掉他假科學的面子，先前的品行如何，是不必計算的。[59]

這就已經把問題——也把魯迅“看蕭和頌蕭”系列的“寫作的政治”——推向了一種內容和風格的深度，賦予它一種層次感。蕭伯納在自由資本主義憲政國內部，從文學的自由、想象力與象征權威出發對主流社會和紳士做派所做的無情嘲諷，對于魯迅來說，不啻為揭去那些自以為是的“上等（華）人”心目中的“上等（洋）人”的假面，撼動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區域性認知-價值體系所仰慕的“自由”殖民-帝國體系的價值權威。

但比這種具體的材料和議題上的相關性更為深刻的，則是風格與歷史之間的辯證關系在兩人關系中的體現：蕭伯納以其實有的——即為權力所保護的——自由與象征財富去揭露那種真自由的局限性和虛偽性；魯迅則以其實有的不自由——包括肉體生命的突然毀滅——和虛無去表現那種偽自由的無所不在及其極端的現實性。這個沒有實際交點的結構性平衡點，給魯迅“看蕭”雜文帶來了敘事口吻、分析角度和經營文章的自由。在魯迅筆下，純粹的個人好惡（“討厭”）以及由它決定的趣味和判斷（“喜歡”）不是屏蔽或回避種種現實問題和矛盾的機制，而是介入和處理它們、賦予它們形象、故事、戲劇性和思想明晰性的機制。因為恰恰在蕭的“撕掉紳士的假面”和魯迅自己的諷刺“模仿西洋紳士”之間，蕭伯納香港和上海之旅所包含的各種沖突、矛盾、悖論、誤解、誤讀、共鳴和啟迪，都成為魯迅“偽自由”雜文生產的內容，更以其難以被簡化的復雜性，為雜文的現實摹仿提供了風格和形式。

魯迅對于上海報紙上各種對蕭伯納來訪的報道一直是留意的，在宋慶齡寓所午餐和下午的記者招待會上，他在一邊觀察蕭伯納和“看蕭的人們”，其眼光和筆法，同作為主賓和采訪對象的蕭本人的言行舉止亦可謂不謀而合。魯迅寫道：

……走到樓上，早有為文藝的文藝家，民族主義文學家，交際明星，伶界大王等等，大約五十個人在那里了。合起圍來，向他質問各色各樣的事，好像翻檢《大英百科全書》似的。

蕭也演說了幾句：諸君也是文士，所以這玩藝兒是全都知道的。至于扮演者，則因為是實行的，所以比起自己似的只是寫寫的人來，還要更明白。此外還有什么可說的呢。總之，今天就如看看動物園里的動物一樣，現在已經看見了，這就可以了罷。云云。

大家都哄笑了，大約又以為這是諷刺。[60]

蕭對上海本地媒體的態度，同他對香港英文媒體的態度既有相似之處又有所區別。在香港時，蕭對新聞媒體的態度總的來講是冷淡而譏諷的，原因可以從蕭對殖民地的一般看法，特別是他對殖民地歐洲人對當地人態度的尖銳批評中得知。香港殖民當局“中國事務秘書處”（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Secretariat for Chinese Affairs）對蕭伯納的來訪自然心懷戒備，擔心這個諷刺家兼煽動家跑到殖民地來直接對中國民眾喊話，因為此時距“五四”運動過去不過十幾年，距1925年“省港大罷工”過去才不過八年。蕭的香港大學演講“坐實”了他本人公開同情支持共產主義的態度，但因為演講用英文，場合是作為言論自由殿堂的英式殖民地大學，聽眾又大多為習醫商法科的香港中產階級以上階層的子弟，所以這個“親共”言論，完全可以在“蕭氏劇場效應”范圍內，作為一次名人表演而被消費、議論，最終得以無害化處理。但如果蕭“宣傳共產”的言論經由中文新聞媒體而觸及了半殖民地的“下等人”，情況就有些不可逆料，因為畢竟“上等人”同“下等人”、英文世界同中國世界的自由度和幽默感，都不可同日而語，需要完全不同的“容忍”與“保護”尺度和措施。初到香港之際，蕭就挑釁地問清一色的白人記者“怎么只有你們六個？其余的人跑哪去了？……你們看著不像中國人”[61]，正反映了英國大文豪對殖民地當局和媒體的不信任，尤其是對他們有意無意將他同——現實和想象中的——中國讀者隔開來的做法表達不滿和抗議。蕭并不善罷甘休，還繼續追問道：“中國人在哪里？他們無知（primitive）到連我都沒聽說過嗎？”[62]最后這個反諷問句，在一些上海報紙的報道里竟成為蕭伯納歧視中國人的證據。

蕭伯納在上海的時候或許有意要捅破自由與偽自由、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那層窗戶紙。在同宋慶齡的船上談話中，他直接切入自由這個話題，說道：

自由是什么東西？不列顛給印度人一種用陪審官的自由審判，要是陪審官赦免了罪犯，裁判官便推翻原判決再判送入獄，這便叫做不列顛的自由制度，言論自由——在各國究竟怎樣？僅僅少數人可以有權說幾句話，真真有價值的言論自由，或是德謨克拉西，應當給工人農夫受傷時喊痛的自由，與改良傷害他們的條件，這便是在蘇俄所有的自由。[63]

這種超越形式民主的實質民主觀念，即便放在二十世紀后期乃至二十一世紀初期的西方政治光譜里，也依然是進步甚至激進的思想和主張，但其溫和改良主義而非暴力革命的姿態，又同時說明這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政治議題。它在1930年代的中國尚無具體的落腳點，但卻可以在對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有抵抗意識的非西方社會知識分子和受過教育的民眾中間產生一般性的情感上的共鳴。而魯迅事實上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承認自己“喜歡蕭”。

與此不同的是，蕭伯納貌似“極端”的港大演講，卻通過一系列刺激但卻符合演出程序和期待的言論和姿態，在客觀上加強而非打破了“言論自由”名下的西方社會內部的所謂“不和諧的和諧”，即內部包含差異、多樣性甚至尖銳對立的“爭議”和“判斷”。只不過，當蕭伯納到達上海這片中國土地或“半殖民地”后，那種微妙的平衡與和諧就蕩然無存了。1927年的“清黨”，隨后在江西展開的“剿共”，日本軍事力量的步步緊逼（時距“九一八”事變過去只有一年半，距“一·二八”事變過去只有一年），在都市文化環境里針對“赤化”威脅施加的白色恐怖（兩年前柔石等“幾個弄弄筆墨的年輕人”被秘密槍斃；四個月后，同魯迅一道出席迎蕭午宴招待會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秘書長楊杏佛被暗殺），構成了蕭到訪和魯迅“看蕭”的直接環境。在談到自己此時在上海的情形時，魯迅說“現在很少著作，且被剝奪了發表自由”[64]，并預言《申報·自由談》“未必會做得很長久”[65]，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則“大概是不會長壽的”[66]。

魯迅對敢說話、敢諷刺沖撞主流社會、撕開“紳士”的假面的人自然是佩服的，但同時又指出“別國的硬漢比中國多，也因為別國的淫刑不及中國的緣故”[67]。這里的“淫刑”自然同樣適用于僅僅是“弄弄筆墨”的青年。言論鉗制以及對不馴服者的肉體消滅并非國民黨政權的發明，但這種體諒的口氣自然又飽含著極大的嘲諷。魯迅在《〈蕭伯納在上海〉序》里面寫道：

還有一層，是“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但這是英國的事情，古來只能“道路以目”的人們是不敢的。不過時候也到底不同了，就要聽洋諷刺家來“幽默”一回，大家哈哈一下子。[68]

短短兩句話，魯迅不僅表明自己對這種歷史條件、社會狀況、政治制度上的系統性差別了然于心，更進一步挑明了在“蕭伯納在上海”的劇場效應中居于核心的幾組關系：一是“英國的事情”和“古來只能‘道路以目’的人們”之間的“中外有別”或特殊國情論；二是在“冷嘲”“洋諷刺家”“幽默”與“專制”“不敢”“大家哈哈一下子”之間的群體心理學發泄機制與文化消費傾向；三是“古來”和“時候也到底不同了”之間的“變與不變”，在其中魯迅為“民國”大體劃定了它的歷史存在區間和價值定位。但這一切都不足以妨礙雜文家公開而一再地聲明自己在種種爭議中偏愛蕭一方，覺得他“偉大”。

在這三種關系中，同魯迅雜文關系最為密切的是第三種，它是“偽自由”概念和寫作方法的社會歷史條件和價值判斷基礎。在《止哭文學》里，魯迅再次用了“道路以目”這個典故，但卻已不是在歷史或傳統的“過去時態”中，而是在“此后”所要防備的“將來時態”中使用它了。所謂“止哭文學”，指的是上海《大晚報》副刊《辣椒與橄欖》上刊載的《提倡辣椒救國》一文，其中有“現在的中國，仿佛是一個在大哭時的北方嬰孩，倘使要制止他討厭的哭聲，只要多多的給辣茄子他咬”一句，根據則是北方人自小在母親懷里大哭時，可用咬辣椒“立止大哭”。魯迅把它稱為“不獨無聲的苦悶而已，還據說辣椒是連‘討厭的哭聲’也可以停止的”。所謂“討厭的哭聲”，魯迅把它對應于東三省淪亡、上海在“一·二八”遭日軍飛機轟炸后，國民中間普遍的痛苦和悲憤，但同時告訴我們，“民族主義文學”的“最高愿望”，卻不是抗日，而是“追隨成吉思皇帝的孫子拔都元帥之后，去剿滅‘斡羅斯’”；而“現在的拔都的大軍，就是日本的軍馬，而在‘西征’之前，尚須先將中國征服，給變成從軍的奴才”。[69]

魯迅隨即指出，“但這悲憤，于將來的‘西征’是大有妨礙的”。這樣的看法或警惕性或與此期間魯迅同瞿秋白的密切交往有關，《止哭文學》的發表時間也正好同瞿秋白借魯迅筆名在《申報·自由談》上發表十二篇文章的時段相重合。但這樣文字里真正的雜文“手筋”，仍在于以文學語言表達方式重構事物和名目之間的內在聯系，展示在其表面之下運行的意識形態真實；其諷刺和批判鋒芒所向，是在客觀形勢和景況下“應運而生”的“給人們一點爽利和慰安”的東西，即所謂“一服苦悶的對癥藥”，正如“‘辣椒雖辣，辣不死人，橄欖雖苦，苦中有味’的。明乎此，也就知道苦力為什么吸鴉片”。[70]“民族文學”這種“文學”的企圖，在魯迅的辨析中，則不過是“‘制止他討厭的哭聲’，靜候著拔都元帥”[71]。

以自己的醫學知識和育兒經驗，魯迅把“辣椒可以止小兒的大哭”稱為“真是空前絕后的奇聞，倘是真的，中國人可實在是一種與眾不同的特別‘民族’了”。至此，在文章的最后，《止哭文學》使出了魯迅雜文一劍封喉的絕殺技：

不過，這是無效的，遠不如哭則“格殺勿論”的靈驗。此后，要防的是“道路以目”了，我們等待著遮眼文學罷。[72]

在魯迅文字中尋找道德義憤和政治態度的讀者，在此固然可以看出辛辣的譴責與諷刺，但就魯迅雜文在其修辭風格層面的運行而言，這句話卻又是極為平靜、就事論事的。同歷史判斷一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作家表現真實、傳遞真實的方法。對于魯迅雜文本身同現實及其真實性的關系而言，這個方法最終立足于現實及其真實性本身，即它是真理本身的具有方法論指引意義的顯示途徑，是真理自身的實質及其內在關系、結構和法則的外露和彰顯。在“止哭文學”的范圍內，現實及其真實性（真理）同時無可辯駁地來自客觀事實層面，即辣椒未必能止哭；來自事物之間的效用比，或因果律或目的-手段意義上的工具理性邏輯，即用辣椒“止哭”遠不如“格殺勿論”來得“靈驗”；同時來自基于歷史經驗和歷史記載的判斷，即“無聲”時代的“道路以目”景象——這不是文學想象或“形象思維”，而是具體實在、“如在眼前”的現實歷史場景。

最后的“遮眼文學”則可以說是“止哭文學”的升級版，但在邏輯上不過是預防“道路以目”里面的那個“目”的活動，封堵最后僅存的公共交流方式的治本而非僅僅治標的解決方案。“事實就是事實”不是作為態度，而是作為一種方法從內部驅動著“偽自由”雜文的風格運動。因此，在幾個月后回應作者激烈反駁的文章里，魯迅（那個“不知道什么來歷的何家干”“戴了有色近視眼鏡捧讀《提倡辣椒救國》”的何家干）仍舊心平氣和地扣著事實層面寫道，“斯德丁實在不可以代表整個日耳曼的，北方也實在不可以代表全中國。然而北方的孩子不能用辣椒止哭，確是事實，也實在沒有法子想”。又說：“凡事實，靠發少爺脾氣是還是改不過來的。格里萊阿（通譯伽利略）說地球在回旋，教徒要燒死他，他怕死，將主張取消了。但地球仍然在回旋。為什么呢？就因為地球是實在在回旋的緣故。”[73]

“專制使人變成冷嘲”這種“英國人的事情”和“道路以目”“格殺勿論”這樣既在過去又在現在和將來的身邊的事情之間的對比，為魯迅“看蕭”和觀察“看蕭的人們”提供了一個背景板。對于成功地徹底消滅了“硬漢”，迫使幸存者集體陷入沉默和無聲，魯迅沒有把原因歸咎于所謂國民性，而是在給曹聚仁信中用中國歷史上的“淫刑”作為解釋。但在1933年魯迅雜文的上下文里，“淫刑”不僅僅是具體的加諸肉身的恐怖與懲罰，而是具有十足的哲學意味，因為它在形而上空間里的對應物就是虛無本身。在寫于《頌蕭》一周前的《為了忘卻的記念》里，這種虛無的修辭就是那種常態化的情緒（“悲憤總時時來襲擊我的心”[74]）；它可以在記敘性回憶中突然變成“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75]這樣的詞語舞蹈和意象雕塑，從而為虛無賦予更為具體的、非理性的狀態和形象（死亡和憤怒）。魯迅的“虛無”從來不是抽象的或僅僅停留在心理學或修辭學層面的東西，而是具體地指向它自身的社會歷史結構和政治經濟真實性：它就是中國社會所缺乏，并因為這種缺乏而導致種種痛苦、抑郁和焦慮的東西。但在魯迅筆下，這種虛無也從來不是簡單的“匱乏”或“什么也沒有”，而恰恰是一種毀滅生命、窒息生命的實在而具體的力量。

上海時期的魯迅雜文這架“寫作機器”，正是一種把這種力量采集吸收、據為己有、導向它的反面與否定的能量傳動裝置。通過這部寫作機器每日的超負荷運轉，“虛無”通過作家同它每天的對峙、對抗、內化和再對象化，把魯迅文學的精神本質和風格實質生產出來。就魯迅晚期雜文中風格與歷史的互動和辯證關系而言，這也是不自由經過“偽自由”而成就“雜文的自由”的具體機制與方法。

相對于魯迅命名為虛無、黑暗和無聲的東西，蕭伯納并沒有自己的語言系統和語言策略能夠借以去描述和分析，但這不等于說這位愛爾蘭作家對此沒有直覺和洞察。事實上，蕭伯納對此往往表現出相當精準的把握與分析，它們往往以諷刺和反諷的方式表達出來，但都仍舊在其作品與言論賴以生成的歷史語言和社會語言的總體語碼系統中運行。也許這就是魯迅引用的蕭面對上海記者時所說“我有什么意見，與你們都不相干”的真正的意思所在。所有這些，都意味著蕭伯納在上海登岸的幾小時內，只能以一個訪客的身份，站在一個有形無形的邊界甚至高墻外，透過多重障礙與隔閡，善意地但幾乎是無效地同界內或墻內的“中國人”做簡短的對話。對此種客觀局面，魯迅自然心知肚明，所以在同蕭伯納在一起的幾個小時內，并不急切于和他扳談，甚至當兩人照相并排站在一起時，也只感慨自己身材的矮小。兩人之間雖沒有所謂的“互動”，但從魯迅這邊的記述來看，氣氛卻是放松而友好的。甚至魯迅“毫不覺得他是諷刺家”（至少在吃飯時），而只不過“談話也平平常常。例如說：朋友最好，可以久遠的往還，父母和兄弟都不是自己自由選擇的，所以非離開不可之類”。但這樣輕松的朋友之間的閑聊，連同其中表現出來的幽默與見識，魯迅顯然又是欣賞的。隔著巨大的社會政治語境差異對一位來去匆匆的他國老人頷首致意，實則符合魯迅在自身環境下的一貫工作方式，這就是所謂“小集團或單身的短兵戰”以及“在黑暗中，時見匕首的閃光，使同類者知道也還有誰還在襲擊古老堅固的堡壘”的快意；在此情景中，“會心一笑”已經足夠。[76]

對于當日的情形，魯迅在《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一文中有較為詳細的描繪。他寫道：

還有面會新聞記者的約束，三點光景便又回到孫夫人的家里來。早有四五十個人在等候了，但放進的卻只有一半。首先是木村毅君和四五個文士，新聞記者是中國的六人，英國的一人，白俄一人，此外還有照相師三四個。

在后園的草地上，以蕭為中心，記者們排成半圓陣，替代著世界的周游，開了記者的嘴臉展覽會。蕭又遇到了各色各樣的質問，好像翻檢《大英百科全書》似的。

蕭似乎并不想多話。但不說，記者們是決不干休的，于是終于說起來了，說得一多，這回是記者那面的筆記的分量，就漸漸的減少了下去。

我想，蕭并不是真的諷刺家，因為他就會說得那么多。[77]

魯迅并未談及“終于說起來了”之后蕭到底說了什么，但林語堂主編的《論語》雜志1933年3月“蕭伯納游華專號”中有一篇《泰晤士報記者與蕭伯納談話記》，記錄了蕭同愛爾蘭同鄉、《上海泰晤士報》記者的單獨談話。除了閑聊，“比較正經”的題目，談的最多的一是共產主義，一是英國的情況。[78]“好像翻檢《大英百科全書》似的”這句話并非僅僅代表雜文家的“形象思維”或刻薄語氣，而是針對彼時在中國新聞媒體乃至學界盛行的“打聽印象”的習氣。在作于半年后的《打聽印象》一文里，魯迅對此專門做了一番描摹與剖析，亦同此刻蕭伯納訪滬有些關聯：

五四運動以后，好像中國人就發生了一種新脾氣，是：倘有外國的名人或闊人新到，就喜歡打聽他對于中國的印象。

羅素到中國講學，急進的青年們開會歡宴，打聽印象。羅素道：“你們待我這么好，就是要說壞話，也不好說了。”急進的青年憤憤然，以為他滑頭。

蕭伯納周游過中國，上海的記者群集訪問，又打聽印象。蕭道：“我有什么意見，與你們都不相干。假如我是個武人，殺死個十萬條人命，你們才會尊重我的意見。”革命家和非革命家都憤憤然，以為他刻薄。[79]

魯迅接著說：

其實是，羅蕭兩位，也還不算滑頭和刻薄的，假如有這么一個外國人，遇見有人問他印象時，他先反問道：“你先生對于自己中國的印象怎么樣？”那可真是一篇難以下筆的文章。

我們是生長在中國的，倘有所感，自然不能算“印象”；但意見也好；而意見又怎么說呢？說我們像渾水里的魚，活得胡里胡涂，莫名其妙罷，不像意見。說中國好得很罷，恐怕也難。[80]

在整個“看蕭與頌蕭”系列里，魯迅反復強調蕭在中國期間的言行并不像一個“諷刺家”，但魯迅自己這個觀察和判斷本身卻是諷刺，因為不像諷刺家的正是蕭伯納作為一個外來的客座“雜文家”的實錄與直說，并無多余的刻意的“滑頭和刻薄”。魯迅也多次把中國語境里的蕭比作一個“平面鏡”，言下之意是它無非原模原樣地反映了現實里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的相貌，并沒有添加什么藝術變形或夸張，只不過此時此地的現實不是藝術勝似藝術，而這又恰恰正是雜文——尤其是辨別真偽、感受自由與不自由的“偽自由”雜文——作為文學的藝術本質所在。

這樣一種看到什么就說什么，想怎么說就怎么說（包括不想說就不說）的態度，由一個外來過客像一面平面鏡一樣舉在國人面前，卻讓中國人對于自己的生長環境的看法變得模糊起來，說印象“不能算‘印象’”，說意見又好像“不像意見”，猶如“渾水里的魚，活得胡里胡涂，莫名其妙”。另一方面，“好像翻檢《大英百科全書》似的”一句的重復，似替蕭伯納道出其中的無奈和無聊感。從記錄蕭本人嘲諷加自嘲的“如看看動物園里的動物一樣”，到更為刻薄的“排成半圓陣，替代著世界的周游，開了記者的嘴臉展覽會”速寫畫，魯迅事實上都在自己文字里，針對外界追捧名人追蹤新聞熱點下面或隱或現的“諷刺”“競賽”與敵意，表明自己和蕭伯納之間有一種天然的默契，一種看見什么就說什么，想怎樣說就怎樣說的自由或“偽自由”。魯迅沒有說蕭“終于說起來了”什么，或是前有路透社／大晚報“宣傳赤化”的廣告，無須進一步劇透，或是蕭的言論不便在上海報紙上披露。但“我是喜歡蕭的”一句，已表明魯迅對蕭的言論、觀點、立場和“風度”是照單全收，引以為同類的。

正如蕭在香港時不在乎冒犯當地英文媒體，魯迅的“看蕭”雜文系列也不憚與“漢字新聞”對立。魯迅寫道：

第二天的新聞，卻比蕭的話還要出色得遠遠。在同一的時候，同一的地方，聽著同一的話，寫了出來的記事，卻是各不相同的。似乎英文的解釋，也會由于聽者的耳朵，而變換花樣。例如，關于中國的政府罷，英字新聞的蕭，說的是中國人應該挑選自己們所佩服的人，作為統治者；日本字新聞的蕭，說的是中國政府有好幾個；漢字新聞的蕭，說的是凡是好政府，總不會得人民的歡心的。

從這一點看起來，蕭就并不是諷刺家，而是一面鏡。

但是，在新聞上的對于蕭的評論，大體是壞的。人們是各各去聽自己所喜歡的，有益的諷刺去的，而同時也給聽了自己所討厭的，有損的諷刺。于是就各各用了諷刺來諷刺道，蕭不過是一個諷刺家而已。在諷刺競賽這一點上，我以為還是蕭這一面偉大。[81]

魯迅認為“蕭就并不是諷刺家，而是一面鏡”，而且盡管如此，在“諷刺競賽”中，“還是蕭這一面偉大”，雖然帶有某種基于社會經驗的“先驗判斷”或邏輯推斷味道，但事實上仍同蕭在上海到底講了什么不無關系。《論語》雜志“蕭伯納游華”專號里鏡涵作《蕭伯納過滬談話記》，為我們了解蕭在宋慶齡宅邸逗留的短短幾小時內的言談內容提供了線索。[82]“鏡子”一說，且注明不是凹凸鏡或哈哈鏡，表明魯迅看重的是蕭伯納游華所呈現或折射出來的客觀現實表象；同時也說明魯迅對作為事實存在的蕭本人和蕭的作品與言論之客觀性及獨立性的判斷。前者由瞿秋白所編《蕭伯納在上海》所收文章以及當時國內外報刊報道、各色人等的言行（比如身在北平的胡適的“不招待就是最好的招待”）反映出來；其中包含著宗主國英文媒體、殖民地英文媒體和上海中文媒體之間的區別。后者則由蕭本人的言行提供線索；這里又包括魯迅讀到的文字和魯迅所未曾讀到的“他人的語言”。魯迅看見“蕭的偉大”所在之處，“撕下了紳士的面具”這樣的印象是虛，實處則是眼前所見對蕭的種種不同反應，特別是來自魯迅所不喜歡的東西的反應。在《〈蕭伯納在上海〉序》里他寫道：

于是各人的希望就不同起來了。蹩腳愿意他主張拿拐杖，癩子希望他贊成戴帽子，涂了脂粉的想他諷刺黃臉婆，民族主義文學者要靠他來壓服了日本的軍隊。但結果如何呢？結果只要看嘮叨的多，就知道不見得十分圓滿了。

蕭的偉大可又在這地方。英系報，日系報，白俄系報，雖然造了一些謠言，而終于全都攻擊起來，就知道他決不為帝國主義所利用。至于有些中國報，那是無需多說的，因為原是洋大人的跟丁。這跟也跟得長久了，只在“不抵抗”或“戰略關系”上，才走在他們軍隊的前面。

蕭在上海不到一整天，而故事竟有這么多，倘是別的文人，恐怕不見得會這樣的。這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這一本書，也確是重要的文獻。在前三個部門之中，就將文人、政客、軍閥、流氓、叭兒的各式各樣的相貌，都在一個平面鏡里映出來了。[83]

“不見得十分圓滿”“終于全都攻擊起來”“倘是別的文人，恐怕不見得會這樣”，是讓魯迅判定“各式各樣的相貌，都在一個平面鏡里映出來了”的更為確鑿的根據；它甚至讓魯迅對《蕭伯納在上海》這面雜文之鏡油然而生一種自信：“舊傳的臉譜本來也有限，雖有未曾收錄的，或后來發表的東西，大致恐怕總在這譜里了。”[84]在魯迅“看蕭”和“頌蕭”的范圍內，認識與理解的兩個極端，是中外媒體對蕭伯納言行的歪曲性報道和蕭伯納自己的言論著作。魯迅知道自己對后者言論著作整體并無深入了解，但仍然十分自信地做了“我是喜歡蕭”的判斷或“決定”。這種閱讀上的有意的不慎重，以及其中所依據的分析邏輯和價值判斷，可以從魯迅《誰的矛盾》一文（作于蕭伯納離開上海兩天之后）中得到某種說明。可以說，“矛盾”正是魯迅“偽自由”雜文風格把握現實、揭示真理的內在方法，這種方法甚至比貫穿1933—1934年魯迅雜文寫作的“正名”或“名實之辯”的方法更為基本。

事實上，蕭伯納訪華整個過程最基本的真實性和戲劇性，正來自恰如魯迅所點明的一對再簡單不過的矛盾：“他本是來玩玩的，偏要逼他講道理，講了幾句，聽的又不高興了，說他是來‘宣傳赤化’了。”[85]這種自作自受式的別扭，引發出一條矛盾的遞進反應鏈，越來越無法收拾，但卻似乎只證明這個眾說紛紜的“蕭伯納游華”事件，只有在雜文的文字、句法、風格和內在矛盾構造中，方才是“大致恐怕總在這譜里的了”[86]。這些矛盾包括（原文次序略有調整）：

他本不是百科全書，偏要當他百科全書，問長問短，問天問地，聽了回答，又鳴不平，好像自己原來比他還明白；

他本不是諷刺家，偏要說他是諷刺家，而又看不起諷刺家，而又用了無聊的諷刺想來諷刺他一下；

他說的是真話，偏要說他是在說笑話，對他哈哈的笑，還要怪他自己倒不笑；

有的看不起他，因為他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文學者，然而倘是馬克思主義文學者，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要看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為他不去做工人，然而倘若做工人，就不會到上海，看不起他的可就看不見他了；

有的又看不起他，因為他不是實行的革命者，然而倘若是實行者，就會和牛蘭一同關在牢監里，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愿提他了。[87]

一連串“本來／偏要”“因為不／然而倘是”的句式，通過蕭這個長時段國際化的相對恒定值，反襯出短時間地域性反應的扭曲怪異與荒唐。蕭伯納本來是一個公認的異數，魯迅在“他有錢”后一連用了七個“偏”（“偏講社會主義”“偏不去做工”“偏來游歷”“偏到上海”“偏講革命”“偏談蘇聯”“偏不給人們舒服”），道出了蕭伯納的我行我素和不給人面子，但其實是用“偏”的自律性界定了一種在中文語境里不容易找到的“直”和“準”，反過來把驚詫于蕭之“偏”的觀念和心理描畫為一種真正的偏狹、偏見和陋見。繼而魯迅又在“于是乎可惡”后一連用六個“可惡”（“身子長也可惡”“年紀大也可惡”“須發白也可惡”“不愛歡迎也可惡”“逃避訪問也可惡”“連和夫人感情好也可惡”），將蕭與某些“看蕭的人們”之間的別扭、沖突和對立明確擺放在好惡——也即情感、趣味、價值乃至意識形態——范疇。

在《頌蕭》里，魯迅引用路透社電文中“蕭伯納語路透訪員曰”，包括那句著名的“彼等其幼稚至于未識余乎”，隨即用“我等”的口吻，從“偏”和“可惡”的主觀視角寫道：

我們其實是老練的，我們很知道香港總督的德政，上海工部局的章程，要人的誰和誰是親友，誰和誰是仇讎，誰的太太的生日是那一天，愛吃的是什么。但對于蕭，——惜哉，就是作品的譯本也只有三四種。[88]

這種特殊知識和興趣，事實上構成了魯迅“看蕭和頌蕭”雜文系列的客觀角度或“立此存照”的攝影機位；換句話說，魯迅雜文在此的興趣不是介紹蕭的作品或思想，而是在記錄和表現被蕭這面“平面鏡”照出來的現實和真實的本來面目。魯迅當然可以從不同渠道廣泛了解蕭“在歐洲大戰以前和以后的思想”，再“深識他游歷蘇聯以后的思想”；事實上僅《論語》雜志蕭伯納專號和瞿秋白編《蕭伯納在上海》里收錄的訪談，就可提供一個概覽。但魯迅有意要在一個局限而扭曲的范圍里“管窺”蕭的來訪。因此蕭的“偉大”只需要建立在對斷章取義的斷章取義基礎之上（比如“如汝在二十歲時不為赤色革命家，則在五十歲時”云云），因為正如魯迅知道蕭伯納這次是來“玩玩”的，也從未“要令人成為赤色革命家”，魯迅“看蕭與頌蕭”雜文系列乃至整個“偽自由”雜文模式的興趣和旨歸，并不是知識或觀念意義上的真理或自由，而恰恰是中國當下現實中的非真理和偽自由，即所謂“特別國情”。魯迅寫道：

……因為我們有“特別國情”，不必赤色，只要汝今天成為革命家，明天汝就失掉了性命，無從到四十歲。我所謂偉大的，是他竟替我們二十歲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歲的時候，而且并不離開了現在。

闊人們會搬財產進外國銀行，坐飛機離開中國地面，或者是想到明天的罷；“政如飄風，民如野鹿”，窮人們可簡直連明天也不能想了，況且也不準想，不敢想。[89]

如果被迫的或自愿的短視和近視是表象（“我們其實是老練的”），那么“政如飄風，民如野鹿”或“汝今天成為革命家，明天汝就失掉了性命”便是時代真理。與此相對照，蕭伯納竟能替青年人想到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事情，希望他們到那時還不至于完全落伍，就雖似“極平常”，“然而是偉大的”了。[90]這種時代真理，以及它與種種偽名和偽影像之間的距離和辯證關系，是魯迅“偽自由雜文”模式處理的基本母題。蕭則是這個基本母題反復再現過程中的一個小小的插曲和外部唱和。

然而，這個小插曲并非偶然的音調或旋律意義上的異域風情，而是服務于“偽自由雜文”的整體結構。“蕭氏話語”（the Shavian discourse）與魯迅上海時期雜文風格的基調之間有一種不言而喻的默契與共鳴，不僅魯迅自己對此心知肚明，旁觀者也看得清楚。郁達夫就半開玩笑地講：“在我們中國，幸喜還有一位魯迅先生——可以和蕭伯納對對。片語殺人，人家都在罵他施紹興師爺的故技，但蕭伯納總不至于是蕭山人罷？”[91]郁達夫在這里看出來的并不僅僅是表面上的相似，而是一種可以相提并論的認知結構、表達方式和寫作風格，因此可以說來自兩位作家各自形成的語言與現實間的特殊勾連方式。這使得兩人關于時局、社會、文化與價值的短論甚至只言片語，都帶上一種徹底的政治性（價值判斷）和徹底的文學性（審美自由），并由此在言說和寫作的意義上呈現出一種既介入當下種種矛盾和混亂，又保持自身風格統一的面貌。

“偽自由”的真理性，或雜文的自由

《蕭伯納在上海》中一位作者張夢麟觀察到，“蕭伯納對于現代人類，非常悲觀，可是對于生物進化，抱有極大的希望”；因此在被問到他若有創世紀中諾亞的選擇，“留一點人種”的話，會留哪一個時，蕭伯納的回答是：“我一個也不留。”[92]張夢麟在集子里的《說真話》一篇，可作為我們把握這種基調上的共振與共鳴的一個切入點。文章引蕭自己的話，說“我說的［是］真話，世間最大的笑話，便是說真話”[93]。作者接著寫道：

說真話！——這便是蕭老先生五十年來大聲疾呼的口號。他的論文，他的小說，他的劇作，都是以這個使命為中心。幾十年來，他不憚其煩地把那些說假話來遮蓋自己的行動的英雄，說假話的中產階級，說假話的普羅列達里亞，說假話的女人，說假話的政府等等指給我們看。把他們言行不一致的滑稽暴露出來，叫我們看看這便是近代文明。[94]

作者把蕭的“說真話”理解為敢于直面現實的真實，而不是通過“遮掩現實”去制造出各種虛假的理想或“正大堂皇的理由”；因此蕭所強調的“言行一致”，不過是“把我們的因襲思想，給顛倒過來了”。[95]而在具體中國語境里，“說真話”也有其具體的所指，這就是“不幸而正當帝國主義的日本侵略我們的時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又要展開了”的時候，中國希望蕭伯納像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那樣“還要說一次真話”。盡管作者知道像蕭那樣在歐戰中“大罵起英國政府”，“若是在中國的話，早被槍決了”，但仍把說真話、言行一致（“他要求我們的，不是要我們行如我們的言，是要我們言如我們的行”）視為蕭對于所有人的要求。[96]對“真話”的理解或期待，包括在國際上為中國主持正義，或“扭住歐美資本家的紅鼻子，一手遙遙的指著在成功行程中的蘇聯五年計劃的建設”[97]，或像訪問蘇聯后把自己的印象“照實寫出來”那樣，報道中國社會里面的積極因素，洗刷“一切帝國主義者加給我們的惡名”[98]。但顯然這些真誠而天真的期待，還并不能觸及魯迅雜文的真實或真理概念范疇。

在《誰的矛盾》的最后魯迅寫道：“因為矛盾的蕭沒落時，或蕭的矛盾解決時，也便是社會的矛盾解決的時候。”[99]言下之意是蕭與其社會環境之間的緊張關系，本是社會現實自身的內在緊張與沖突的真實表現。這種表現不僅在通常所謂的反映論的意義上成立，而且還在更深的形式-內容辯證法的意義上成立。魯迅在整個自覺的雜文寫作生涯中常表達“凡對于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著病菌尚在”（1925年11月3日）這樣的意思[100]，更在“上海時期”雜文創作的全盛階段極為自信地說“‘中國的大眾的靈魂’，現在是反映在我的雜文里了”（1934年10月16日）[101]。可以想見，雜文的真實和真理概念，來自、根植于現實結構本身；這個結構的內在矛盾刺破、穿透、揭開和擊碎人與現實的想象性關系，即意識形態意義上的“偽”，通過在雜文寫作中運行的虛實、表里、真偽和名實之辯，將事物的真實性和真理性吸納并表現在雜文風格構造和審美外觀之中。通過魯迅的寫作機器，現實中的“偽自由”轉換為雜文風格的真自由；在對種種謬誤和不自由的辨析和揭露中，雜文行使著、發明著自己的自由，同時將這種語言的自由呈現為認識、情感和表現上的真實與真理。

這種更較真、更自律的現實和真實性概念在“偽自由”條件下，對應著一種基本句式，它由“其實”“實在”“偏”“然而”這樣的連接和轉折虛詞表現出來。如“其實是，焦大的罵，并非要打倒賈府”；“所以這焦大，實在是賈府的屈原”。[102]又如“愛國者所悲痛的所謂‘失掉了國民的自信’，然而實在也好像失掉了”[103]。相對于“其實”在魯迅文字中一般性的正態分布，“（偽）自由雜文”以其更較真、更系統但同時又更靈活的真理概念，為這個“語氣副詞”添加或示范了一種特殊的“由表及里”“去偽存真”的方法論含義。

這樣的句式不僅是句法學意義上的具體現實，同時也作為一種內在語碼和認知-判斷方式，構成“（偽）自由雜文”風格形式內部的跳動的心臟，構成這架寫作機器的驅動裝置，因此在語言-思維活動方式意義上決定了“上海時期”魯迅文學創作形式結構的基本特征之一。作為“（偽）自由雜文”的一次實踐，魯迅的“看蕭與頌蕭”系列至少在三個不同的層面，向讀者展示了作為方法的“說真話”，即貫穿于1933—1936年雜文風格極致和高峰期的那種名／實、表／里、真／偽之辯。這種雜文風格運動的內在韻律，同時也在雜文的歷史內容和感性外觀上表現出來。

首先，“說真話”意味著照事物本來的樣子去命名、勾勒、描畫和存檔。從雜文寫作法和風格論的角度看，這意味著搜集、羅列、選擇和聚焦種種經驗和現象層面的語匯、言論、行為。這是雜文現象學、形象學和檔案學的基本材料，也是雜文社會歷史環境中的名物匯集，包括雜文家自己的命名及命名行為，如“文人，政客，軍閥，流氓，叭兒的各式各樣的相貌”[104]。所有這些名物形狀言論，都同時既在客觀的社會學事實層面作為“事實本身”存在，又修辭性地在寓言批評和歷史批判的象征和反諷層面上存在。也就是說，它們都在“偽自由雜文”的特殊形態中，面對荒誕的現實及其政治黑暗，延續并發展著魯迅文學作為文學的特權、特長及自律的活動方式。“說真話”于蕭伯納更多是面對他所認知的現實想怎么說就怎么說，但在真自由的客觀性中顯示出自由和真理的邊界和局限（如青年漫畫家魏猛克所感覺到的“虛偽”）；于魯迅，則更多是或迂回曲折、或直白犀利地描繪或顯示出“偽自由”的事實性，但在“雜文的自由”風格層面上重建自由和真理的客觀性，即把這種寓于特殊文字表達方式的不自由和虛假，確立為真實的歷史內容和真實的思想內容。

具體到蕭伯納訪華，就蕭伯納本人這一面來講，他的中國之行本是來“玩玩”；聽其訪華期間言論，并非“諷刺家”，而是“談話也平平常常”，一點也不“滑頭”；但“一到上海，熱鬧得比泰戈爾還利害”，又被像大英百科全書一樣翻檢。從魯迅同蕭的交流互動這一面講，不過是“他沒有問我什么，我也沒問他什么”，以及香港上海的報紙和人物“大抵不喜歡蕭”，但雜文家仍覺得“還是蕭這一面偉大”。

從蕭上海之行引發的種種反應或“接受”方面看，蕭是一個“平面鏡”，如實照見了現實五光十色的面貌，包括“英系報，日系報，白俄系報……終于全都攻擊起來”[105]；照見了“我們”對蕭作品的陌生和在其他事情上的“老練”；照見“從去照或不愿意去照里，都裝模作樣的顯出了藏著的原型”的人（如胡適[106]）；更照見了在“特別國情”下不可以說（“道路以目”），甚至不可以看（“遮眼文學”）的東西，比如“只要汝今天成為革命家，明天汝就失掉了性命，無從到四十歲”[107]。這是“偽自由雜文”的表層，大體上相當于別人眼睛里的蕭，更準確地講是蕭伯納訪華言論所引發的各種立場、價值和議論所構成的“特別國情”之面相。這也是魯迅和瞿秋白聯手制作《蕭伯納在上海》紀實檔案和“行為藝術”拼貼畫的目的所在。

魯迅“看蕭頌蕭”系列“說真話”的第二個層面，則在概念上越出了中文和中國的邊界，它大體上對應的是蕭自己說了什么：不僅是他在香港、上海、北京說了什么，而且包括他此前此后說過和將要說什么；不僅包括他有關中國的言論（“中國的民眾應當自己組織起來，并且，他們所要挑選的自己的統治者，不是什么戲子或者封建的王公”[108]；或“上海也像香港一樣，討人厭的，是gang（狐群狗黨）所造成的都會，我要回去了”[109]），也包括他涉及印度（“英國是應該放棄印度的”[110]）、日本（“的確沒有宣戰，但一直在專注于實戰”）、蘇聯（“等到他們打蘇聯的時候，我早就被吊起來了”[111]）的言論，乃至包括他所有關于婦女、婚姻、紳士階級、基督教、資本主義、戰爭、文化、道德等方方面面的言論。

這個客觀存在的“蕭伯納話語”不僅在他的言論和新聞媒體報道中可以找到，也可以在他自己的作品，包括戲劇與爭論、虛構與非虛構當中找到。它可以以中文的方式存在于譯作的語言中，但就其存在的客觀性而言，則是說英語的。事實上，不妨把范圍擴大到客觀存在的所有有關蕭本人作品和言論的評論、分析、解釋與研究。換句話說，這是一個存在于文本及其解釋空間里的蕭，是由概念意義上的抽象的“蕭的作品及其周邊”構成的話語場。無論魯迅對蕭的作品事實上了解到何種程度，這個話語場都是他“喜歡蕭”或“還是蕭這一面偉大”的客觀對應物。這個叫作“蕭”的話語場和語言流，本質上是一種特殊的文學表達方式，是一種頗具道德實質性的“形式大于內容”，以此為媒介，它們同魯迅的雜文生產方式、雜文家的經驗與思想方式發生了某種跨越時空的共鳴和共振。形式或風格力量，通過蕭伯納的只言片語，變成可以被批評經驗和判斷力所把握的經驗、態度和能力，顯示出種種歷史局限和社會政治界限下的自由、機智和桀驁不馴。后者也并非僅僅依據“撕去紳士的假面”或對魯迅自己不喜歡的人的厭惡，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由蕭伯納訪問香港和上海期間的具體言行所不斷證明。

“宣傳共產”固然是不實的報道，但依舊透露了有關“蕭伯納話語”的準確信息。而在上海所做的各種私下的談話和公開訪談中大談蘇聯和訪蘇見聞，則更為具體地說明了蕭伯納即便在誤讀誤判中也依然保持著無法否認的獨立觀察和獨立思考。在彼時全世界范圍里，像這樣看到什么就說什么，想怎么說就怎么說的人本寥寥無幾，更何況在沒有言論自由也缺乏認真而獨立思考的中國文壇和知識界。事實上，蕭伯納在登陸上海的八個小時期間，幾乎在不斷地談蘇聯，這可視為其言論、文本、話語和觀念客觀存在的一個隱喻和代指。因此鄒韜奮說“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的有聲有色的著作都是在抉發暴露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里的矛盾腐敗黑暗，在我國所謂‘有力量的人’尚彷徨于歧途中的時候，這位老先生到中國來走走，我們當然尤其表示歡迎”[112]，這段話指出了作為一個巨大符號的蕭伯納所對應的那個更為巨大的作為客觀知識的歷史經驗與文學表達。在這個意義上，魯迅對蕭伯納的隔空欣賞甚至不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欣賞，而是一種表達方式和寫作方法對另一種表達方式和寫作方法的欣賞；換句話說，它是非個人化的，符號性、結構性的，是一種“社會性象征行為”[113]。

由此我們進入魯迅與蕭伯納在“看蕭與頌蕭”系列“說真話”的第三個層面，即一種有關真實、真理的“科學的”深度模式。據瞿秋白編選《蕭伯納在上海》記載，蕭曾對上海新聞記者說過下面這樣一段話：

中國和東方沒有什么文化可說，因為文化的意義，照科學的解釋，是人的一切可以增進人類幸福的行為，尤其是對于自然界的控制；在中國，除開鄉村的田地里還可以找著少許文化以外，再也沒有什么文化可說了。中國現在又向西歐去搬運許多已經失掉效用而且遺害大眾的所謂文化。譬如說，議會的興起，本來是人民不要當時的政府，因英國人民利用議會，先推倒了帝王的統治，后來又推翻了教堂的權威，但是，最后卻沒有推倒資本的勢力，因為議會根本上是被資本操縱的。又象英國的大學，幾乎把個人的自由思想，摧殘得干干凈凈，而用陳舊無用的老古董塞進學生的頭腦，使他們變成一定格式的人物：這種人物到什么時候就做什么事，在什么環境就有什么反應，都可以預料得到的。像這種西方文化，中國搬它來有什么益處！[114]

顯然，這里“說真話”的真實性和真理性并不來自蕭的直率，或他對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而是基于他自身的科學基礎和科學概念。把文化界定為“人的一切可以增進人類幸福的行為，尤其是對于自然界的控制”，既是“中國和東方沒有什么文化可說”的判斷的依據，也是西方文化很多方面“已經失掉效用而且遺害大眾”的判斷依據。對英國議會的歷史作用（“英國人民利用議會，先推倒了帝王的統治，后來又推翻了教堂的權威，但是，最后卻沒有推倒資本的勢力”）的論斷，本身立足于扎實的歷史科學分析，并非個人意見或意氣；而對英國大學“用陳舊無用的老古董塞進學生的頭腦，使他們變成一定格式的人物”的看法，也是建立在行為科學的觀察基礎上，即一種結構性的，條件或環境決定論的規律：“這種人物到什么時候就做什么事，在什么環境就有什么反應，都可以預料得到的。”

這種言論和見地，明顯帶有十九世紀后半葉歐美批判的科學思想和社會思想的影響（達爾文、馬克思、瓦格納、尼采、亨利·喬治、易卜生等）。在主要精力和創造力轉向劇作之后，蕭依然是一位現代社會、現代生活和現代道德的觀察家、分析家和批判者。這一點在黃河清發表于1933年《社會與教育》上的文章中已有簡潔清晰的表述：

他的劇本即他的批評。他以銳智的洞察力，觀察解剖且暴露現代生活之極底，要把社會從沉滯腐敗之中解救出來，而以機智、辣語、諷刺來刺戟群眾，使之自覺。……他又排斥自希臘以來的使喜劇與悲劇對立的習慣，放棄由人生與運命的關系而區別悲劇與喜劇的想法，他由他一貫的思想，將增強生命之力的成為喜劇，反之則成為悲劇而加以排斥。他自覺為喜劇作家是他的光榮。而他所寫的劇本，都是由這見解出發的人生觀照，文明批判。[115]

蕭伯納在戲劇空間中所把握和處理的喜劇-悲劇區分，其實同魯迅在散文（廣義的prose，包括小說）空間里所處理的雜文同“純文學”、“虛構”或“美文”之間的區分具有本質上的相似性。它們都是批評，都旨在“以銳智的洞察力，觀察解剖且暴露現代生活之極底，要把社會從沉滯腐敗之中解救出來”，再“以機智、辣語、諷刺來刺戟群眾，使之自覺”。兩者也都遵循以“增強生命之力”為目的和指歸的目的論和價值論，在“重估”和“再造”中成為“由這見解出發的人生觀照，文明批判”。但這種見解，這種觀照和批判，就其內在認知基礎和結構而言，又是基于一種科學觀念和概念的。

這種科學概念在魯迅寫作生涯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具體表現形態，早期為以天演論、進化論觀念為標志的生物決定論和社會進步論；“雜文的自覺”期表現為具有科學的理性嚴格性，但往往以非理性主義方式表達的存在的政治本體論與決定論；而在“上海十年”，則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近似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分析、形勢分析和政治性介入，但在鮮明的態度和傾向性下面，卻仍然是一種歷史科學范疇的科學態度。與此同時，魯迅晚期雜文的寫作機器并非這種科學態度和真理觀的簡單工具，而是通過自身特殊的語言風格和思想形式——它們多是流動、即時、看似零碎、高度個性化的諷刺與揭露——在文字的自由中，將現實的偽自由和偽真理直接轉換、打造為歷史認識和歷史批判的寓言性媒介。

蕭伯納作品言論和魯迅論蕭共享的科學基礎，在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和概念語匯中，實際上已有極為明確的表述。被收入《蕭伯納在上海》的還有德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尉特甫格（Karl August Wittfogel，通譯維特福格）的文章《蕭伯勒是丑角》。尉特甫格當時是德國共產黨員，激進政治活動家，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曾于1923年同盧卡奇、科爾施一道參與了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計劃和籌備工作。他于1928年在法蘭克福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論中國農業與工業生產力的經濟重要性》（On the Economical Importance of the Agrarian and Industrial Productive Forces in China）于1930年在斯圖加特出版。自1920年代初期開始，尉特甫格也是一位活躍的劇作家，同柏林無產階級劇院關系密切，同時在德國革命文學作家協會刊物《左弧線》（Linkskurv）上發表評論文章。他因斯大林-希特勒協定而開始思想轉向，逐步拒斥斯大林主義和蘇聯制度。1933年希特勒上臺后被逮捕入獄，后經人營救出獄前往英國，日后在美國長期執教，在中國社會學、政治經濟學領域，特別是“東方專制主義”和“亞細亞生產方式”等議題上，曾產生過廣泛的影響，引發激烈的爭論。這篇談蕭伯納的文章作于他離開德國之前，他此時尚處在盧卡奇等人的影響下，因此下面這個觀察可視為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西方馬克思主義立場和方法以蕭伯納為分析對象的一般性表述：

俄國的列寧，很知道蕭伯勒他們的華賓協會（按：即費邊社）的傾向。他描畫出來的這位英國人——不如說是英國的愛爾蘭人——是一個旁面包圍了許多偽君子的正直者，是一個比起周圍的人們來，要左傾得多的改革家。其實，沒有一個社會改革家，能夠像蕭伯勒那樣的知道有產社會的缺點，能夠像他那樣暴露這種缺點的。現代資本家的世界，同外面結合著種種的關系，蕭伯勒已經看出了那種革命的傾向，并且他認為資產階級的文化與理想，是毫無意義的。資產社會的唯一的真實，就是“虛偽”。資產社會的觀念形態，以前是很強的，現在是衰弱搖動了。這種觀念形態，必然的要被廢棄，這種空虛，也是一定要暴露的了。蕭伯勒是我們這個時代資產社會的理想的最堅強的破壞者。在他的社會主義的許多喜劇里，他從各方面，打毀了資產社會理想家的結構了。[116]

作為《蕭伯納在上海》的共同編者，魯迅對這篇文章自然是熟悉的。“資產社會的唯一的真實，就是‘虛偽’”這樣的論斷，亦不失為一種抽象的基本句法，在魯迅各個時期的寫作中得到共鳴，比如“舊時代的唯一的真實，就是‘虛偽’”，或“現時代的唯一的自由，就是‘偽自由’”。在同年八月所做的《關于翻譯》一文中，他贊同地引用了尉特甫格這個論點，即“至于說到蕭氏是否有意于無產階級的革命，這并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十八世紀的法國大哲學家們，也并不希望法國的大革命。雖然如此，然而他們都是引導著必至的社會變更的那種精神崩潰的重要勢力”[117]。魯迅還就看似道德中立、本身無政治傾向性可言的“正直”在于去偽存真地“敘述出現實的相互關系”做了進一步的思考延伸。他引用恩格斯給明娜·考茨基信中的一段話，認為“對于現在的中國，也是很有意義的”：

在今日似的條件之下，小說是大抵對于布爾喬亞層的讀者的，所以，由我看來，只要正直地敘述出現實的相互關系，毀壞了罩在那上面的作偽的幻影，使布爾喬亞世界的樂觀主義動搖，使對于現存秩序的永遠的支配起疑，則社會主義的傾向的文學，也就十足地盡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這時并未提出什么特定的解決，或者有時連作者站在那一邊也不很明白。[118]

“小說是大抵對于布爾喬亞層的讀者的”的觀察，事實上正道出了雜文文體和風格的歷史真實性所在：它大抵是對應于一個難于讓布爾喬亞階層在其中成形的社會條件的寫作樣式，或者說是一個不以布爾喬亞階層為其意想讀者的文體和寫作方法。在這個意義上，甚至不妨說雜文是反小說的敘事性寫作，是無法讓自己沉浸在虛構性文學建構中的掙扎著、斗爭著、思考著、辯論著的人們的教育劇和寓言故事。因此“正直地敘述出現實的相互關系”，“毀壞了罩在那上面的作偽的幻影”，不但是《偽自由書》雜文的突出特征，也是魯迅晚期雜文的一般特征和特殊旨趣。

“一個旁面包圍了許多偽君子的正直者”，或許比其他描述或定義都更接近真實的蕭伯納和魯迅。深知舊制度和現存秩序的弊端，從中“反戈一擊”地暴露其“缺點”，將“虛偽”（它同時也是虛假和謬誤）視為自身環境的“唯一的真實”，不僅是德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對蕭的評論和判斷，也相當程度上暗合魯迅對自己的描述，比如《寫在〈墳〉后面》（1926年11月）里面的所謂“不三不四的作者”，其使命是“在有些警覺之后，喊出一種新聲；又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119]倒過去翻譯成理論分析的語言，就接近尉特甫格所做的“蕭伯勒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文化的最后階段，是一個莎士比亞的丑角（按：參照蕭伯納對于“喜劇”的定義）”的結論性觀察。尉特甫格在文章的最后再次引用列寧，認為“資產社會與蕭伯勒的關系，比起革命與蕭伯勒的關系，完全是兩樣的。……‘蕭伯勒是資產社會的一部分，但是他是資產社會的可怕的敵人。他的對于資產社會的觀念形態的破壞，衰弱了支配階級的精神權威’”[120]。

通過這樣相對系統的概念和理論表述，魯迅與蕭伯納共有共享的“說真話”特征，便獲得了一種客觀歷史內容和一種科學的嚴格性，盡管這種客觀性和科學性的真理內容，本身處在現代西方各種思潮、認識論框架和道德-價值立場的矛盾和沖突之中。在這里，重要的不是魯迅或蕭伯納何等程度上認同無產階級立場，認同由“先鋒隊”組織領導的暴力革命，又在何等程度上信奉并掌握了歷史唯物主義，而是他們各自的“正直”與桀驁不馴、針砭時弊的投入與個人風格上的高度自由與自律，事實上都具備一個內在的認識論基礎與分析框架，一個科學的關乎現實與人生的真理概念。雖然兩人各自所在環境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文化條件懸殊，一個是發達資本主義先進國和殖民主義宗主國（英國），一個是處在內外壓迫者宰制下的落后農業國（中國），但恰恰是這個將中國置于邊緣和被支配者地位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及其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體系，更廣義地講是現代性普遍性力量，又將中國和西方、中國和世界牢牢地捆綁在一起，并作為一個內在組成部分，以其在世界性普遍性體系中的具體身份和屬性（如“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同這個整體發生聯系。

魯迅“頌蕭與看蕭”文章系列的名實-真偽-表里三重深度結構，實際上在一個更為廣闊的社會空間里對應并復制了作者于1927年6月在《〈小約翰〉動植物譯名小記》和他在1930年翻譯的《藥用植物》（刈米達夫）中顯示出來的命名造字的三個層面。在現象與命名意義上，“看蕭”的表層，即那個在中文世界里呈現的蕭，可大致類比于《小記》里所謂的“經學家對于《毛詩》上的鳥獸草木蟲魚，小學家對于《爾雅》上的釋草釋木之類，醫學家對于《本草》上的許多動植，一向就終于注釋不明白，雖然大家也七手八腳寫下了許多書”[121]。而魯迅的“頌蕭”系列，包括四篇短論、一篇印象記、一篇編者序以及一本拼貼畫風格的媒體文選，事實上就是一種命名和正名的文學行動和社會性介入，它大體上對應于“將來如果有專心的生物學家，單是對于名目，除采取可用的舊名之外，還須博訪各處的俗名，擇其較通行而合用者，定為正名，不足，又益以新制”[122]。

這種看似僅僅建立在共鳴、默契和惺惺相惜等個人好惡之上的“喜歡”，本身卻又是以客觀存在的事實性和有效性為基礎的。這是魯迅“頌蕭”系列的第二個層面。在“命名”、“譯名”和“正名”的范疇里——這也是由寫作行動能夠直接觸動、調動和推動的——它大致對應于在《動植物譯名小記》里中文名目后面出現的德文（偶爾是英文）或拉丁文名詞，比如：

約翰看見一個藍色的水蜻蜒（Libelle）時，想道：“這是一個蛾兒罷。”蛾兒原文是Feuerschmetterling，意云火胡蝶。中國名無可查考，但恐非胡蝶；我初疑是紅蜻蜓，而上文明明云藍色，則又不然。現在姑且譯作蛾兒，以待識者指教。[123]

在“不命名即不存在”的科學命名分類系統里，這些西文詞匯本身對應著對自然界的觀察、探索和發現，以及由此而來的語言書寫系統及思維方式。魯迅對蕭伯納言論作品的了解或不了解，都建立在這個蕭本人的真實話語和文學作者形象的基礎上，在結構上整體對應于蕭具體的觀點、立場、判斷和價值觀，比如他“撕去紳士的假面”的整體姿態，又比如他個人對蘇聯的真實印象和對自己真實印象的如實表達。魯迅固然對蕭伯納的整體創作和言論沒有全面的了解，但長期的習慣性的閱讀，包括日文、德文書刊，中國新文藝的創作和翻譯，以及每日對各種報刊的瀏覽和留意，事實上又讓魯迅對世界性局勢、問題和危機具有相對全面的把握；而蕭伯納的言動，恰好因其性質和特點，鑲嵌在他自身時代環境與條件的氣候和土壤之中。因此這種整體上結構上的把握，并不受局部信息或個別詞匯缺失的決定影響；換句話說，名物和名詞在中文系統里的不在場，并不一定會減損整個蕭伯納話語場的客觀存在的真實性。這個共享的話語場和真實性也由兩人在共同的歷史環境下的共享話題透露出來，它們包括（但不限于）戰爭，不同國家內部的政治壓迫，社會文化政策和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如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民族主義、共產主義、殖民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等等。

魯迅“頌蕭”系列的第三個層面，正是科學規則和原理意義上的真理，也是科學主義世界觀意義上的價值論，比如魯蕭兩人共同的以“增強生命”為歷史之最高目的的信念。這個隱含的深層概念結構并非來自蕭伯納或魯迅自己的言論或作品的內部，而是外在地存在于從進化論到歷史唯物主義的近代科學話語和批判性思維的不同形態之中，同時也存在于對蕭或魯迅的創作的“科學的”批評分析和理論性闡釋里。這個層面大體上對應于魯迅譯作《藥用植物》里的植物學分類條目，特別是在漢字名、西文名之后出現的化學分子式。比如“咖啡”條目是這樣的：

咖啡 Coffea spp.本是東阿非利加的原產，現在則為熱帶各地所栽培，是常綠灌木，熱焦其種子，以供嗜好性飲料，是大家都知道的。含有咖啡英約2%。咖啡英（caffein, C8H10N4O2）是用作興奮劑，強心利尿藥（一日量0.6克）的。咖啡屬之中，現今被栽培最多者，為下列的三種：C.arabica L., C. excelsa Chev., C. liberica Bull。[124]

蕭伯納和魯迅在各自的文字和寫作活動中都保持著通向真理的科學概念的通道，雖然他們打通和保持這個通道的方式并不一樣。就兩人的直接經驗而言，蕭伯納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和二十世紀上半葉英國社會的經歷和閱歷，使得他對資本主義制度和中產階級社會及其道德文化都有著深入而系統的了解和把握；在對這種直接經驗的提煉和反思過程中，他大量涉獵了在當時極具生命力的西方近代思想（“真正的書”）。可以說，蕭伯納從現代西方社會內部，在具體現實和實有的經驗豐富性基礎上，“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的獨特的立場、觀念和世界觀。而魯迅，則是在一種極為挫敗的集體經驗和個人經驗里，從現代性普遍力量擴展的邊緣、對象和承受方這一面，通過傳統社會的瓦解和傳統道德文化的衰敗，在一種黑暗、空虛乃至虛無的經驗里獲得了一種科學的世界觀和自身歷史真理的客觀性。

魯迅文學，特別是魯迅雜文總體風格，為這種實有與空虛、豐富與貧瘠、真實與扭曲、自由與不自由之間的語言轉換和經驗交換，提供了絕佳的機制和平臺。正是雜文的寫作機器，讓魯迅所體味的孤獨、壓抑、沉默和虛無在語言和思維層面，都變成一種具體而經過考驗的、可以同西方近代文學最高成就相提并論的經驗具體性和形式強度。同時，出于把握現實、理解當下、認識自己的迫切需要，魯迅在寫作生涯的不同階段，都時時下功夫學習、翻譯、介紹當時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社會思想體系，以圖在更大時空范圍內，乃至在整個人類社會存在的范疇內，去探索真理和規律的超歷史、超道德的理論表述，以作為自己歷史認知的基礎、政治立場的根據，作為文學創作內在的價值定向及道德依據。魯迅早年“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125]時期曾接受過十余年的科學教育，包括在礦物學、生物學和現代醫學等領域里的基本訓練。這種早年科學思維訓練和科學認識之態度的養成，同魯迅日后更主動而急切地“向西方求真理”的自我學習的努力，包括“偽自由雜文”創作高潮到來前長達數年的蘇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翻譯工作，一同造就、結構了魯迅文學內在的真理觀與價值觀。在這個意義上，雖然魯迅在近代社會經驗和科學知識的世界地理分布上處于相對邊緣的位置，但他在同蕭伯納的相遇——或不如說失之交臂——的過程中，卻往往是更執著于嚴肅的自由與真實性概念的一方。

2024年5月于漢堡

注釋：

[1][2][3]Fintan O’Toole, “The world has never needed George Bernard Shaw more,” The Irish Times, October 28, 2017.

[4][5]郁達夫：《蕭伯納與高爾斯華綏》，《蕭伯納在上海》，瞿秋白編，魯迅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據1933年上海野草書屋版版式重排，原版作者署名為“樂雯剪貼翻譯并編校，魯迅作序”），第15頁。

[6][7]洪深：《迎蕭灰鼻記》，《蕭伯納在上海》，第12頁。

[8]郁達夫：《介紹蕭伯納》，《蕭伯納在上海》，第18頁。

[9][10]廢名：《關于蕭伯訥》，《蕭伯納在上海》，第46、45～46頁。

[11]據上海《大晚報》1933年2月18日張若谷文記載，這個“愛爾蘭七十七歲老人”只能在上海勾留八小時。《蕭伯納在上海》，第51頁。但據鏡涵《蕭伯納過滬談話記》（經宋慶齡審閱，《論語》1933年3月1日第12期，第394頁），接送蕭伯納從大船到岸上的小船，往來時間約為四小時。

[12]《蕭伯納在上海》，第71頁。

[13] “An Irishman’s Diary,” The Irish Times Opinion. April 28, 2003.

[14][15]魯迅：《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08頁。

[16][17]鏡涵：《蕭伯納過滬談話記》，《論語》1933年3月1日第12期，第399、396頁。

[18]“An Irishman's Diary,” The Irish Times, Monday, April 28, 2003.

[19]其中史沫特萊時任宋慶齡英文秘書，伊羅生則是同盟的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同時也是英文周刊《中國論壇》（China Forum）主編，日后更同妻子一道在魯迅、茅盾幫助下編選、翻譯了中國短篇小說選《草鞋腳》( Straw Sandals; Chinese Short,1918-1933.ed.by Harold R.Isaacs)。

[20]魯迅：《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魯迅全集》第4卷，第510～511頁。

[21]張若谷：《五十分鐘和伯納蕭在一起》，《蕭伯納在上海》，第50頁。

[22]“蕭伯納究竟不凡”為1933年2月17日《大晚報》一篇社論文章的題目。參見《魯迅全集》第5卷，第37頁。

[23]《申報》1933年2月15日第21495號。

[24][25]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onday, February 13, 1933, p.16.

[26]Hong Kong Telegraph, February 11, 1933 , pp .1, 9.

[27]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uesday, February 14 , 1933, p.10.

[28][29]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uesday, February 14 1933, p.10.譯文為本文作者所做。下同。

[30]The Strait Times (February 21, 1933), 12.

http://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

Digitised/Article/straitstimes19330221- 1.2.93.aspx.

[31][32][33]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uesday, February 14, 1933, pp.10, 10, 10.

[34][35][36]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uesday, February 14, 1933, pp.10, 10, 10.

[37]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uesday, February 14, 1933, p.10.

[38][39]蕭伯納在上海時對新聞記者說：“我過香港的時候，曾經勸學生革命，但是不要誤會，我并非勸學生到街上去打警察；當警察拿著棍子到場鎮壓的時候，最妥當的辦法就是逃避，而且要盡快的逃避，免得頭破血出，很不必和警察對抗，因為警察像強盜手里的手槍，我們碰到強盜的時候，決不愿意和手槍去對抗。但是，那些拿著槍的人，還是應當打倒的，這必須要用組織和計劃，而不能夠蠻挺。”《蕭伯納的真話》，《蕭伯納在上海》，第111～112頁。這段話也從側面說明了蕭在所謂“鼓吹革命”問題上的態度和立場。

[40]《蕭伯納的真話》，《蕭伯納在上海》，第111～112頁。

[41]這段話可讀作蕭“激進主義”的注解。

[42][43]魯迅：《北京通信》，《魯迅全集》第3卷，第55頁。

[44][45]George Bernard Shaw, On the Rocks, Preface, “Toleration Mostly Illusory,” 轉引自Piers Gray, “Hong Kong, Shanghai, the Great Wall: Bernard Shaw in China,” in Shaw, 1985, Vol. 5, Shaw Abroad (1985), pp. 218, 218。

[46]George Bernard Shaw, On the Rocks, Preface, “Toleration Mostly Illusory,” 轉引自Piers Gray, “Hong Kong, Shanghai, the Great Wall: Bernard Shaw in China,” in Shaw, 1985, Vol. 5, Shaw Abroad (1985), p. 218。

[47]鏡涵：《蕭伯納過滬談話記》，《論語》1933年3月1日第12期，第394頁。宋慶齡對這個設問句的回答是：“不，完全不是。”

[48]參看Leon Trotsky, Introduction to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p. xv.-xvi。

[49]Bernard Shaw, “A Message to the Chinese People,” 轉引自Piers Gray, “Hong Kong, Shanghai, the Great Wall: Bernard Shaw in China,” in Shaw, 1985, Vol. 5, Shaw Abroad (1985), p.222。

[50]《蕭伯納的真話》，《蕭伯納在上海》，第110頁。

[51]《蕭伯納的真話》，《蕭伯納在上海》，第110頁。

[52]魯迅：《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魯迅全集》第4卷，第508頁。

[53]魯迅：《350517致胡風》，《魯迅全集》第13卷，第458頁。

[54][56]魯迅：《330301致臺靜農》，《魯迅全集》第12卷，第375頁。

[55]魯迅：《〈蕭伯納在上海〉序》，《魯迅全集》第4卷，第515頁。

[57][58]魯迅：《通信（復魏猛克）》，《魯迅全集》第8卷，第377、379頁。

[59]魯迅：《通信（復魏猛克）》，《魯迅全集》第8卷，第377～378頁。

[60]魯迅：《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魯迅全集》第4卷，第509～510頁。

[61][62]The North China Herald（字林西報）,Thursday, 16 February, 1933, p.5. 事實上，那天上午登船采訪的六家就是全部，香港新聞媒體為采訪蕭伯納悉數到齊。

[63]鏡涵：《蕭伯納過滬談話記》，《論語》1933年3月1日第12期，第395頁。

[64]魯迅：《330213致程琪英》，《魯迅全集》第12卷，第372頁。

[65]魯迅：《330331致李小峰》，《魯迅全集》第12卷，第386頁。

[66]魯迅：《330212致臺靜農》，《魯迅全集》第12卷，第371頁。

[67]魯迅：《330618致曹聚仁》，《魯迅全集》第12卷，第405頁。

[68]魯迅：《〈蕭伯納在上海〉序》，《魯迅全集》第4卷，第514～515頁。

[69][70][71]魯迅：《止哭文學》，《魯迅全集》第5卷，第72、73、73頁。

[72][73]魯迅：《止哭文學》，《魯迅全集》第5卷，第74、76～77頁。

[74][75]魯迅：《為了忘卻的記念》，《魯迅全集》第4卷，第493、501頁。

[76]魯迅：《通訊（二）》，《魯迅全集》第3卷，第25頁。

[77]魯迅：《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魯迅全集》第4卷，第510頁。

[78]針對在香港“宣傳赤化”的傳聞，蕭說：“很多人都不能分別共產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及信仰社會主義如我者。譬如，我最近在香港勸一般青年以社會革命為己任，我的意思無非是要人上進，叫人不要以坐八個鐘頭的冷板凳為滿足，叫人不要甘為薪水的奴隸。但是，香港人因此就叫我做鮮紅的、吸人血液的傳布赤色恐怖者——這豈非笑話？”針對中國當時急于向外界求援：“我并不是說，我否認中國有窮苦及被壓迫的人民。不過中國的問題，要讓中國人自家來解決，用不著求救于外人。要是中國人是有能力和膽量的，從一團糟的局面中打出一條生路應非難事。”講到俄國：“用不著說，共產主義在俄國已經得到很大的成功。它們已經做出不少建設的事業，但是英國人還是主張俄皇復辟，豈非無聊之極。俄皇復辟就等于恢復從前俄帝國的腐敗狀況——那豈還成么？”見開洋《泰晤士報記者與蕭伯納談話記》，《論語》1933年3月1日第12期，第417頁。

[79][80]魯迅：《打聽印象》，《魯迅全集》第5卷，第325、325～326頁。

[81]魯迅：《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魯迅全集》第4卷，第510頁。

[82]內容計有：一、談日本侵略與中國的應對；核心問題圍繞國共合作建立抗日統一戰線；“這倒是一個很公平的建議”；延伸談及世界范圍的反戰努力。二、談蘇聯：“在蕭氏四小時談話中，自始至終不離這個題目”，包括斯大林印象、列寧夫人印象、高爾基印象；談賽馬與競爭。三、談自己的作品；談關于婚姻的意見。四、“關于中國的印象”；蕭伯納提及魯迅是中國的高爾基說法，對魯迅說：“但是你比高爾基漂亮”；魯迅答曰：“我更老時，將來還會更漂亮。”參看鏡涵《蕭伯納過滬談話記》，《論語》1933年3月1日第12期，第393～400頁。

[83][84][86]魯迅：《〈蕭伯納在上海〉序》，《魯迅全集》第4卷，第515、516、516頁。

[85]魯迅：《誰的矛盾》，《魯迅全集》第4卷，第505頁。

[87]魯迅：《誰的矛盾》，《魯迅全集》第4卷，第505～506頁。

[88][89][90]魯迅：《頌蕭》，《魯迅全集》第5卷，第36、36～37、37頁。

[91]郁達夫：《蕭伯納與高爾斯華綏》，《蕭伯納在上海》，第16頁。

[92][93][94]張夢麟：《說真話》，《蕭伯納在上海》，第21、18、18～19頁。

[95][96]張夢麟：《說真話》，《蕭伯納在上海》，第19～20、21～22頁。

[97]林一：《歡迎蕭伯納》，《蕭伯納在上海》，第38頁。

[98]廢名：《關于蕭伯納》，《蕭伯納在上海》，第45～46頁。

[99]魯迅：《誰的矛盾》，《魯迅全集》第4卷，第506頁。

[100]魯迅：《〈熱風〉題記》，《魯迅全集》第1卷，第308頁。

[101]魯迅：《〈準風月談〉后記》，《魯迅全集》第5卷，第423頁。

[102]魯迅：《言論自由的界限》，《魯迅全集》第5卷，第122頁。

[103]魯迅：《打聽印象》，《魯迅全集》第5卷，第326頁。

[104]魯迅：《〈蕭伯納在上海〉序》，《魯迅全集》第4卷，第515頁。

[105]參見《呸蕭的國際聯合戰線》，其中有“英國的上海政府半官報，《字林西報》，罵他想做鮑羅廷……日本的上海殖民地機關報，《每日新聞》，罵他怕老婆。白俄的上海移民機關報，《上海霞報》，罵他‘掛羊頭（下半句和《大晚報》同）’”。《蕭伯納在上海》，第63頁。

[106]魯迅：《〈蕭伯納在上海〉序》，《魯迅全集》第4卷，第515～516頁。

[107]魯迅：《頌蕭》，《魯迅全集》第5卷，第36～37頁。

[108]《蕭伯納的真話：香港·上海·北平》，《蕭伯納在上海》，第110頁。

[109]《蕭伯納的真話：香港·上海·北平》，《蕭伯納在上海》，《附錄二》，第107頁。

[110][111]林一：《歡迎蕭伯納》，《蕭伯納在上海》，第31、39頁。這里的“吊起來”應指“絞死”。

[112]韜奮：《蕭伯納的幽默》，《蕭伯納在上海》，第31～32頁。

[113]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社會性象征行為”為該書副題“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中的詞語。

[114]《蕭伯納的真話：香港·上海·北平》，《蕭伯納在上海》，第111頁。

[115]黃河清：《蕭伯納》，原載《社會與教育》雜志1933年2月18日第12期，收入《蕭伯納在上海》，第125～126頁。

[116][117]尉特甫格（卡爾·A.維特福格）：《蕭伯勒是丑角》，劉大杰譯，原載《海潮》雜志1933年2月12日“蕭伯納專號”，見《蕭伯納在上海》，第127～128、134頁。

[118]魯迅：《關于翻譯》，《魯迅全集》第4卷，第569～570頁。

[119]魯迅：《寫在〈墳〉后面》，《魯迅全集》第1卷，第302頁。

[120]尉特甫格（卡爾·A.維特福格）：《蕭伯勒是丑角》，《蕭伯納在上海》，第134頁。

[121][122]魯迅：《動植物譯名小記》，《魯迅全集》第10卷，第291～292、292頁。

[123]魯迅：《動植物譯名小記》，《魯迅全集》第10卷，第292頁。

[124]刈米達夫：《藥用植物》，魯迅譯，《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8頁。

[125]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第4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