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865年，俄國科學院院士亞歷山大·佩平推出了俄羅斯第一部具有批判意識的《斯拉夫文學簡史》，在奧地利、德國和法國的學術界都獲得了極大反響，他本人也因此榮獲烏瓦羅夫獎。1879至1881年，佩平又出版了兩卷本《斯拉夫文學史》，與當時盛行于俄國思想界的泛斯拉夫主義展開對話。

亞歷山大·佩平像

1 佩平與十九世紀泛斯拉夫主義思想

佩平生活于斯拉夫學在歐洲逐漸成為顯學的時代。以俄國為例，根據1835年頒布的俄國大學章程規定，莫斯科大學、圣彼得堡大學、喀山大學和哈爾科夫大學均設立了斯拉夫講壇；圣彼得堡的考古和錢幣學會新設斯拉夫-俄羅斯分會；從1859年開始，俄國皇家地理學會把對斯拉夫世界的考察作為重要的研究方向。

1849年，佩平考入喀山大學歷史語文系，翌年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影響下轉入圣彼得堡大學歷史語文系。在那里，佩平受到斯拉夫文學研究專家斯列茲涅夫斯基的影響，對斯拉夫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佩平和大學同學莫爾多夫采夫、拉曼斯基等人組成斯拉夫民族問題學習小組；青年時代，他遍覽赫爾岑、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的作品，與杜勃羅留波夫也有交往；1850年代末，佩平兩度游歷斯拉夫各國，把從書面上獲得的關于斯拉夫世界的知識落到實處，不僅聽取各種講座，也深入考察當地的民風民情。

有學者認為，泛斯拉夫主義這個概念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紀：1472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與拜占庭的索非亞·帕列奧聯姻后產生了把君士坦丁堡視為斯拉夫大帝國首都的念頭。1840年，科拉馬爾奇克在《列戈夫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泛斯拉夫英雄》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泛斯拉夫主義”一詞；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內的斯拉夫人民族意識的覺醒推動了泛斯拉夫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十九世紀下半葉，泛斯拉夫主義演變為一種政治、社會和文化思潮，其核心觀念是由捷克學者揚·科拉爾提出的“斯拉夫人的互惠”思想。泛斯拉夫主義受到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激勵，致力于促進斯拉夫人在政治和文化層面的聯合。1848年，斯拉夫代表大會在布拉格召開。波戈金、霍米亞科夫、丘特切夫和丹尼列夫斯基等泛斯拉夫主義者提出了“斯拉夫人的聯合”，丘特切夫甚至提議建立“東正教帝國”（即斯拉夫大帝國）：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們完全可以預見體現天意的兩樁大事，它們會在歐洲為連續空缺三個世紀的王位加冕，并開啟一個新紀元。

這兩樁大事是：1）最終建構起偉大的東正教帝國，它是東方的合法帝國——簡而言之，這就是俄國可以在不遠的將來通過吞并奧地利和收復君士坦丁堡來實現的目標；2）把東方和西方教會合而為一。老實說，這兩樁事就是一個事實，可以概括為：東正教的皇帝君臨君士坦丁堡，成了意大利和羅馬的君主和庇護人。東正教的教皇君臨羅馬，他乃是皇帝的臣屬。

丘特切夫的思想指向性非常明確，他將俄國視為斯拉夫大帝國的首領和統治者。他的主張比一般的泛斯拉夫主義者更為激進，因為后者通常并不至于把意大利等傳統西歐國家也納入斯拉夫聯盟的版圖。1867年，除了波蘭代表外，80名斯拉夫國家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第二次斯拉夫代表大會。國民教育大臣德·安·托爾斯泰伯爵在致歡迎詞時反復強調“共同的斯拉夫思維”和“斯拉夫人的愿望”。

1867年，捷克的泛斯拉夫主義者什圖爾在《斯拉夫世界與俄國：從多瑙河兩岸致斯拉夫人》一書中明確提出了建立以俄羅斯為主導的斯拉夫聯盟的主張：“既然斯拉夫人不能與奧地利建立國家聯盟，那么就只剩下第三種唯一正確而且前景廣闊的辦法了——整個斯拉夫世界與俄國聯合。兄弟們，捫心自問吧，在我們悲慘的黑夜中，在我們生命沉沉的黑夜中，不正是俄國像燈塔一樣照亮了我們嗎？”俄國學者丹尼列夫斯基也在《俄國與歐洲》（1869）一書中明確提出：“以俄國為首的斯拉夫聯盟將沙皇格勒［君士坦丁堡］作為首都，這是解決最近在東方問題中的歷史任務的唯一理智而周密的方案。”丹尼列夫斯基分別論證了這個以俄國為首領的斯拉夫聯盟能夠為保加利亞、塞爾維亞、捷克、波蘭等斯拉夫民族提供的利益；另外，他還把匈牙利人、羅馬尼亞人和希臘人也囊括在這個聯盟之中。丹尼列夫斯基提出了從政治和文化上把斯拉夫人聯合起來的方案，因而被稱為泛斯拉夫主義者中最典型的代表。

佩平的大學同學、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弗拉基米爾·拉曼斯基自1860年代起就積極投入各種泛斯拉夫主義的活動中，其學術成果也集中闡發了泛斯拉夫主義的核心理念。1859年，他在碩士論文《論小亞細亞、非洲和西班牙的斯拉夫人》中提出，從哲學觀念來看，存在著希臘-斯拉夫和羅曼-德國這樣兩個世界；當前斯拉夫學家的任務，就是要讓斯拉夫文化在公眾輿論中得以比肩羅曼-德國文化。他還提議以俄語為斯拉夫人的共同語言，主張為了抵御西方，務必要建立受俄國保護的斯拉夫大聯盟。對希臘-斯拉夫民族群落的未來命運，拉曼斯基做出了樂觀的判斷：“［阿穆爾河］這條東亞多瑙河包容了俄羅斯的元素，它和整個斯拉夫世界自由地進入了一片偉大的海洋，在這片海洋中，生機勃勃、積極向上、前景廣闊的生活開始了，豐富的未來顯現了。”拉曼斯基對希臘-斯拉夫民族群落的前景秉持的樂觀態度可能受到羅蒙諾索夫的影響，他把眼光轉向遠東，這是俄國其他泛斯拉夫主義者所不曾關注的。

但是，相對于拉曼斯基的樂觀態度，佩平卻有不同的看法。在1859年3月12日（舊歷）寫給拉曼斯基的信中，他抱怨道：

您大概聽說了，《［俄羅斯］談話》在布拉格幾乎無人問津，我有證據證明這一點。對我和您來說，如果得到一本捷克的書，我們無論如何都會讀完它……［但是］許多優秀的［捷克］知識分子甚至完全不懂俄語，何談去關心這些事呢。能指望他們系統地了解俄國，了解俄羅斯文學嗎？假如您要求俄國學者和作家務必懂塞爾維亞語，或者捷克語，那么我此刻就會起草讓捷克人和塞爾維亞人學習俄語的命令。

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26歲的佩平對俄國與斯拉夫各國在文化上的隔閡感觸良多。在泛斯拉夫主義盛行的時代，《斯拉夫文學史》正是佩平與泛斯拉夫主義者展開對話的空間。

2 客觀化的斯拉夫民族志

在《斯拉夫文學史》中，佩平以民族志為框架建立了以斯拉夫各國的文學流變為基本線索的敘述模式；民族志的視野又分靜態描述和動態回溯兩個維度。第一卷的引言圍繞“民族志和統計學資料”“斯拉夫方言”“斯拉夫民族的歷史命運和斯拉夫團結問題”以及“基督教與文字”這四個方面展開對斯拉夫各國民族志的考察。

通過比對各種渠道搜集而來的數據，佩平分別對保加利亞、塞爾維亞、斯洛文尼亞、捷克、斯洛伐克、俄羅斯、小俄羅斯（即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人口數量做了相對客觀的統計。他認為，一個民族的人口數量要與語言和宗教關聯起來才有意義。在第一卷的引言中，佩平探討了斯拉夫語言的原初狀態，他根據馮·施洛澤、亞當·薩爾洛克等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判斷：“斯拉夫民族從起源來看屬于大雅利安人，或印歐民族。……最新語言學研究成果揭示了各種斯拉夫語言與雅利安人的幾種主要語言之間有密切的聯系。［這一結論］即使不能完全證明斯拉夫人在人類發展中的實際參與和顯著成功，大概也能證明斯拉夫人在歐洲與其他民族是完全平等的。”接著，佩平又對斯拉夫方言做了精細的劃分。在宗教與語言關系的問題上，他認為皈依東正教是斯拉夫歷史上最重要的歷史事件，因為斯拉夫文字的產生與此事件密切相關，這開啟了斯拉夫人的教育事業。佩平詳盡敘述了東正教在斯拉夫世界的傳播，由此論及基里爾文字體系的創造和教會斯拉夫語的形成。他指出斯拉夫基督教具有雙源性和雙語性：

斯拉夫字母的雙語性，即斯拉夫字母（主要是基里爾字母，也有部分是格里高利字母）和拉丁字母，是與斯拉夫世界基督教的雙重性相聯系的。基督教在斯拉夫世界的傳播有兩個源頭：拜占庭和羅馬。前者傳到了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和俄羅斯，它與基于民間語言的圣歌相結合；后者傳到捷克、波蘭、西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使用天主教的拉丁語。

除了在引言中描述斯拉夫世界的語言文字的共性之外，在正文中，佩平還展示了不同民族語言發展的細節。比如，他認為，捷克和摩拉維亞的基督教來自拉丁-德國和希臘-斯拉夫這兩個源流，“但是希臘-斯拉夫的儀式連同與之相應的基里爾文字很早就讓位于拉丁儀式和文字”。

俄國泛斯拉夫主義者關注的核心問題是“斯拉夫人的民族聯合”“斯拉夫人的團結”和“斯拉夫聯盟”，佩平則試圖在民族志研究的框架中，探討斯拉夫各民族的共性和特性，以表明其看待“斯拉夫人的民族聯合”這一問題的立場：“斯拉夫世界的直接聯合，正如我們所說的，在民族最初的分裂中已經消亡。……歷史把斯拉夫各民族引上了不同的道路。”

題為《斯拉夫大家庭》的宣傳明信片，發行于1910年前后。

如上文所述，在《斯拉夫文學史》第一卷問世之前，俄國的泛斯拉夫主義代表人物丹尼列夫斯基就已在《俄國與歐洲》中提出了建立以俄國為首的斯拉夫聯盟，他對組成這個虛構聯盟的斯拉夫各國的人口、面積等要素做了民族志的考察：

按照斯拉夫主要民族志的分類，依據屬于這個世界的居民的價值取向，將這些民族劃分為下列斯拉夫聯盟：

俄羅斯帝國，連同附屬于它的整個加利奇和烏戈爾羅斯。

捷克-摩拉維亞-斯洛伐克王國。除了捷克本身以外，尚有摩拉維亞和匈牙利西北部的斯洛伐克，人口數量將近900萬，占地1.8萬平方俄里。

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王國，包括塞爾維亞、黑山、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舊塞爾維亞、北阿爾巴尼亞、塞爾維亞督軍管轄區、巴納特、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達爾馬提亞、軍管區、克拉伊那公國、格爾察、伊斯特拉、的里雅斯特州、卡林西亞的三分之一、德拉瓦河畔施蒂里亞的五分之一，人口數量近80萬，土地面積4500平方俄里。

丹尼列夫斯基還列舉了許多其他地名和相應的人口數量，并總結道：“這個聯盟有1.25億人口，他們從精神到血緣都是親緣民族。”但是，在更詳盡地統計了斯拉夫各民族人口數量后，佩平卻得出了與丹尼列夫斯基并不一致的結論：

因此，從遠古時代起斯拉夫世界就被分裂成為若干民族，分別生活在如此巨大的空間里，這一空間又逐漸與如此相異和疏遠的民族產生著錯雜的政治聯系，從那個時候開始，所謂的斯拉夫世界的聯合就已經落空了——盡管在歷史的開端，民族特征和語言的原始相似性還有所保留。

佩平還從宗教信仰角度對斯拉夫民族聯合說提出了質疑：

基督教在斯拉夫世界的內在和外在生活中發生了第一次全面轉折。它結束了古代多神教的狀態。從各民族的地理分布來看，基督教顯然有兩個不同的源頭，即拜占庭和羅馬，這導致各民族分裂成了兩個敵對的宗教陣營。在中世紀，宗教分裂以難以想象的力度割裂了人民，其結果就是，它與政治力量一道，在斯拉夫社會的全面發展中開辟了兩個方向。宗主國拜占庭把自己的政治權力和文化習俗強加給東斯拉夫，這無疑導致了后者古老民族結構的衰亡。在西方，與天主教和德國的關系推動了封建制的發展，這種制度在斯拉夫的舊式貴族中獲得了冷酷無情的擁躉，它日益脫離人民，將古老的民眾關系和文化習俗帶往另一個方向。

顯然，宗教分裂也是佩平質疑建立斯拉夫聯盟可能性的重要因素。

泛斯拉夫主義者在他們所構想的斯拉夫聯盟中，提出了以俄語作為聯盟共同標準語的設想。什圖爾在《斯拉夫世界和俄國：從多瑙河兩岸致斯拉夫人》一書中，為斯拉夫聯盟選擇了共同語言：

自然，關于全斯拉夫的共同標準語的問題，也許就只能在古斯拉夫語和俄語之間做出選擇，但是古斯拉夫語已經退出了交際，幾乎成了死語言，喪失了活語言的靈活性和吸引力，我們需要活語言。于是就只剩下俄語了，它是唯一能夠勝任的語言，因為只有這種偉大的語言流行于斯拉夫人占多數的廣闊空間里。除了俄語，沒有其他語言可以在我們的家族里占上風。

什圖爾用兼具政論性質的學術話語，把俄語確立為斯拉夫聯盟的共同標準語。在這一點上，丹尼列夫斯基與他不謀而合：“斯拉夫政治聯盟的成果就是共同語，這種共同語非俄語莫屬，它已經成功獲得了統治地位，以便斯拉夫家族的每個成員都能有效地交換思想，進行文化交流。”拉曼斯基也曾發表過類似觀點：“我始終認為，俄語應當成為所有受過教育的斯拉夫人的紐帶，只有通過俄語，斯拉夫世界才能展現自己的分量和高度。我們中有誰感覺不到這一點呢？”可見，以俄語充當未來的斯拉夫聯盟的共同語，成了泛斯拉夫主義者的共識。

在《斯拉夫文學史》第一卷引言中，佩平通過考察斯拉夫各民族的方言回應了俄語作為斯拉夫聯盟共同語的問題。他指出，斯拉夫語屬于雅利安語或印歐語族，后來分化為新的語支，這是一種自然的演變過程：

現在的語言是歷史發展的結果，因此未來也會自然地發生演變。任何一種我們可以想象的大的、完整的語言，都包含了后來演變成獨立方言的成分，后者會演變成完整、特殊的語言，而無法被其先前的親緣民族所理解。方言的變化與文學的發展一起，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在當代流行開來。以所謂的保障民族聯合為名違背這樣的演變規律是徒勞無益的手段：從小就熟悉的語言，對一個人來說，就像家鄉一樣珍貴，而且地方文學的自由也只有在實現方言文學創作的繁榮時才會獲得。

佩平認為，語言是自然發展的，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任何人為的設計安排都是徒勞無益的。他以語言學的發展規律來質疑泛斯拉夫主義者提出的共同語主張。在《斯拉夫文學史》第二卷中，佩平不僅挑戰了什圖爾的共同語設想，而且再次調用作為自然力量的語言的自身邏輯：“民族性是一種自然力量，它不是按照抽象的想象，而是按照內在的方向和不得不接受的外在條件來生存和行動的。在這里，什么樣的力量可以克服民族性出于自我保護的天然本能，使西斯拉夫世界接受俄語呢？”

3 模式化的文學史

在完成民族志的描述后，佩平開始對各國的文學史展開歷時性敘述。第一卷的三個章節分別梳理了各個國家及其內部不同區域的文學狀況。第一章為保加利亞文學，其下不分區域；第二章是南斯拉夫文學；第三章是俄羅斯文學。在第二卷中，佩平基本不再對斯拉夫國家內部的不同地域做細分，每一章分別按照時間順序敘述該國文學的發展歷程，第八章，即最后一章的標題為“復興”。

在第一卷第一章中，佩平確定了保加利亞文學的發展路徑為斯拉夫文學發展的一般模式。他在這一章里詳細描述了保加利亞文學的興衰與復興，這也成為整本書的敘述模式：“在九世紀下半葉，保加利亞大公波里斯·米哈伊爾皈依了東正教，其子即保加利亞的第一位國王西梅翁統治時期（829—927）是保加利亞教育的繁榮時代。”佩平詳盡地講述了拜占庭僧侶基里爾和梅福季兄弟與德國天主教之間展開的斗爭，以及由此開啟的舊式教會斯拉夫文學的蓬勃發展。西梅翁在君士坦丁堡接受了半希臘式的拜占庭教育，翻譯了《金口錄》中的135篇言論；民眾通過從希臘文翻譯的宗教著作接受教育；“七賢”中的克利緬特出版了《斯洛文尼亞主教言集》；另一位著述頗豐的作家約翰以“保加利亞主教”為筆名翻譯了《六晝書》。因而，佩平把西梅翁時期稱為“皈依基督教、文字流行的繁榮期”。除了上述宗教訓誨著作以外，西梅翁時代還出現了歷史著作、傳奇故事、戰爭故事和偽經類作品等不同類型的文學體裁。

在佩平對保加利亞文學的追溯中，民族性的盛衰始終是他關注的重點。1393年保加利亞王國首都捷爾諾沃被土耳其人攻占，保加利亞王國和獨立的東正教教會就此消亡。國家被滅，教堂被毀，舊書籍也日漸佚失。佩平提出了一個問題：“保加利亞人民是堅定的東正教教徒，從此以后何以保存其民族性？”在佩平的描述中，盡管土耳其人統治了保加利亞人的世俗世界，但希臘人卻重新獲得了對后者精神世界的支配。佩平借助旅行者的材料證實，當時不但保加利亞人繼續說斯拉夫語，連土耳其統治者也說這種語言。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占后，雖然保加利亞人不再被允許擔任東正教會的高級神職，但東正教的大牧首充當了政權和普通民眾之間的橋梁。盡管有部分保加利亞人，尤其是上層人士皈依了伊斯蘭教，但大部分保加利亞人民依舊保持著東正教信仰。數百年間，教會斯拉夫語繼續發揮著宗教用語和書面用語的作用。

十八世紀中期，在保加利亞的民族復興事業陷入絕望之際，帕伊西·西倫達爾斯基的《斯拉夫保加利亞史》（1762）“開啟了保加利亞復興的歷史”。佩平認為，這部著作為保護保加利亞的文字、保存保加利亞人民殘存的民族感情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也成為保加利亞民族復興的動力。1825年復興運動作家阿拉斯塔斯·斯托亞諾維奇從俄語翻譯了《圣徒萃言》；同年，作家瓦西里·涅諾維奇出版了《神跡故事》；1828年彼得·薩布諾夫和謝拉菲姆·伊斯季察哈利內神父共同翻譯出版了《新約》。不過，真正對保加利亞的民族復興產生巨大影響的是作家尤里·維涅林。他出生在匈牙利北部的喀爾巴阡羅辛，在利沃夫大學讀書期間研究的是斯拉夫民族歷史。后來維涅林遷居俄國，結識了基什訥烏的保加利亞人，開始關注保加利亞人的命運，于1829年出版了《古今保加利亞》第一卷，給學術界和保加利亞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次年，維涅林受俄國科學院派遣到保加利亞考察，更加深入地認識了保加利亞人民的生活和文化。1835年、1838年，維涅林相繼出版了《論多瑙河沿岸斯拉夫民歌的特色》《論新保加利亞文學的萌芽》。保加利亞知識分子阿普里洛夫受到維涅林的影響，開辦新式國民教育，并出版了《保加利亞書籍愛好者》（1841）、《保加利亞新式教育的晨星》（1841）和《對保加利亞當今學術的思考》（1847）等著作。佩平認為：“作為考古學家和民族學家，維涅林無疑對保加利亞的民族復興事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斯拉夫文學史》第一卷以對宗教、教育和歷史著作的介紹完成了描述保加利亞民族性呈現出的繁榮—衰落—復興的發展路徑，但佩平的“民族性”觀念卻體現出一定的矛盾性。保加利亞民族在九世紀前信奉多神教，這是其民族性本源。九世紀時，保加利亞皈依來自拜占庭的東正教，這乃是從外部傳入的異于其本質的“外民族”因素，可是佩平卻將東正教最初傳入保加利亞的時期看作其文學或文字的黃金時代，而將土耳其人的入侵視為導致其民族性衰落的根本原因。這一反常之處或許可以借用佩平自己的觀點來解釋：遠古時代的斯拉夫民族在歐洲的棲息地至今幽暗不明，各民族均未記錄祖先的發源地；因此，學界無法僅憑斯拉夫民族殘存的幾個多神教時代神祇的名字，詳盡描繪出基督教傳入之前斯拉夫民族的始源狀況，更無法建構出斯拉夫民族在擁有文字之前的“黃金時代”。更重要的是，佩平更看重基里爾和梅福季在傳播拜占庭東正教的時候創造的文字體系，認為這給斯拉夫人帶來了教育和進步。在這樣的背景下，佩平甚至將斯拉夫民族原有的多神崇拜置于較低的地位：“與基督教一起，異端邪說［即曲解正統基督教的波戈米爾派］在保加利亞的斯拉夫人中蔓延，而且首先獲得成功，這是因為它［基督教的地位］畢竟高于多神教。”這樣看來，佩平對民族性充滿矛盾的理解又有其迫不得已的合理性。

佩平明確肯定了保加利亞文學在東南斯拉夫世界的先導作用：“保加利亞文字輝煌的開端就是這樣的，它使保加利亞在其他東正教斯拉夫民族的發展中發揮了顯著的作用。”佩平對東斯拉夫民族文學發展的敘述，基本上與對保加利亞文學發展的敘述模式相近，但是他也指出了其他斯拉夫民族的特點。在描述塞爾維亞的文學發展時，佩平指出：“我們發現，塞爾維亞人很晚才走出原始宗法制的日常生活狀態，直到十二世紀末才形成了民族，而當時保加利亞王國已經進入了第一個繁榮時代。”塞爾維亞曾皈依羅馬天主教，后來又受相鄰民族的影響皈依了東正教；十二世紀末東正教與天主教相結合產生了塞爾維亞的波戈米爾派。由于塞爾維亞語與保加利亞語非常接近，所以除了部分作品外，早期塞爾維亞的宗教、文學文本基本都是從保加利亞的宗教、文學作品編譯而來。塞爾維亞的《六晝書》出現于1263年，《金口錄》出現于十四世紀；最早的編年史出現在十五世紀，主要有《塞爾維亞諸王傳》《塞爾維亞諸王簡史》《塞爾維亞諸王編年史》等。1390年，國王斯捷潘在統治期間推出的《法典》吸收了拜占庭的宗教律法內容，兼顧民間生活習俗，可謂集中世紀各種法典之大成。佩平認為這部法典對研究古代塞爾維亞最輝煌時期的文化而言非常重要。與保加利亞一樣，土耳其人的占領也給塞爾維亞造成了嚴重的后果。1439年，地處塞爾維亞以西的波斯尼亞首次向土耳其俯首稱臣，1463年波斯尼亞陷落，“土耳其人多次以劍與火掃蕩塞爾維亞的國土；教堂隨之被毀，古老的手稿被焚”。佩平認為，當下塞爾維亞尚未獲得文化復興的機會，因為土耳其的統治試圖扼殺其民族復興的希望，但是在偏僻的教堂中保留的教會斯拉夫文書籍是塞爾維亞復興的基礎；盡管科索沃之戰給人民帶來了悲傷，但也會把古代的傳統、復興的愿望和人民的勇氣化為神圣的事物。

南方俄羅斯文學發展也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與北方俄羅斯相同：“在八世紀之前，俄羅斯的文字體系一直都是幽暗不明的。”十世紀末俄羅斯皈依東正教，掌握了新的思維方式、敘事能力嫻熟的作家們創作了《伊戈爾遠征記》、編年史和使徒行傳等作品。第二個階段，南方俄羅斯受到波蘭天主教的影響，在哥薩克戰爭后確立了東正教和小俄羅斯方言的地位。十五世紀時，俄語文獻卡茲米爾大公的《法典》和用俄語編訂的《立陶宛法典》相繼問世。第三個階段與十八世紀末斯拉夫的共同復興同期。在這個階段，出現了文學雜志《烏克蘭通訊》；1847年，一群以庫拉克、庫斯托馬羅夫和舍甫琴科為首的愛國作家、詩人在烏克蘭成立了基里爾-梅福季兄弟會。佩平對南方俄羅斯文學發展三個階段的描述，基本上與保加利亞文學繁榮—衰落—復興的模式相吻合。

在第二卷中，佩平聲稱捷克的歷史分為三個階段，但其文學發展則有四個時期。第一時期（1403年之前），古代捷克實行的是兩套宗教儀式體系，即拜占庭式的與羅馬式的。盡管后來羅馬式的德國-拉丁教會占了上風，但拜占庭式的祈禱儀式依然存續良久。在佩平看來，捷克文學是在與外來勢力的斗爭中發展其民族性的。1817年瓦茨拉夫·岡茨在卡拉洛夫-德沃爾城發現了12張被認定為八至十四世紀留存下來的拉丁文《卡拉洛夫德沃爾寫卷》（亦稱《王室寫卷》）。其中最珍貴的長詩《扎波伊和斯拉沃伊》描繪了多神教時代的“拯救之神”，刻畫了捷克人民追求自由的強烈情感和爭取解放的英勇事跡；另一部長詩《切斯特米爾和弗拉季斯拉夫》敘述了盧日支大公弗拉季斯拉夫被敵對的涅克蘭大公麾下的將軍切斯特米爾打敗的過程，該事件在捷克的編年史中也有所記載。佩平將這些作品與捷克民族的自我意識相聯系：“古代的詩篇證實了［捷克人民］擺脫德國人，爭取獨立、自由的態度：在九至十世紀，他們已經知道：‘不要夸耀能在德國人那里找到真理。’——為了實現民族的獨立，他們謹守著千年前祖先留下的箴言。”

佩平把捷克文學的第二時期（1404—1620）稱為“胡斯運動與捷克文學的‘黃金時代’”。十五世紀初的胡斯改革運動始于宗教領域，但很快便轉變成全面的民族運動。盡管胡斯改革運動失敗了，但是捷克的民族性增強了：“這個時期捷克的民族性達到了高峰：拉丁語逐漸讓位于捷克語。”被稱為“黃金作家”的彼得·赫爾奇茨基的作品《信仰之網》和《布道錄》產生了廣泛的影響。1520至1620年是捷克文學的“黃金時代”，涌現出米哈列茨、什圖爾穆、奧古斯特、斯特里茨和拉夫連季等圣歌詩人。他們或翻譯圣經，或撰寫教堂贊美詩，或譜寫世俗歌謠，作品中的訓誨成分遠多于抒情成分。佩平所定義的“黃金時代”，與今天人們所理解的文學繁榮有所區別：“在所謂的黃金時代里，文學和科學教育明顯得到了提升：在科學知識的諸多領域或多或少出現了重要的原創著作；在捷克生活著當時歐洲的一流學者。”隨后，佩平還提及了一些當時生活在捷克的學者及其作品。

第三時期（1620—1770）被稱為“衰落時期”。在對捷克歷史的考察中，佩平描繪了其民族性衰落的狀態：“十七至十八世紀，捷克人民被擠壓到所謂的完整的捷克空間里，這個空間完全屈從于德國或德國化的上層階級，他們過著寄生生活，完全喪失了思考民族獨立和自由的能力。”

1770年以后的第四時期被稱為“當代”，這是一個復興的時代。當時的捷克受到日耳曼文化的威脅，不少捷克知識分子為捍衛自身民族性而積極奔走：1775年，巴利賓于1680年代完成的著作《捍衛捷克語》在布拉格出版，這是“捷克復興的第一本書”；1791年，捷克著名學者多布羅夫斯基向列奧波里皇帝進諫，希望他“庇護捷克人民免受暴力的侵害，保護先祖留下的母語”；1818年科洛弗拉特-利布什泰因斯基大公提議設立“祖國科學之友協會”和建造捷克博物館，以此回應捷克人民的愛國情感，著名文學研究者容格曼參與了捷克博物館的建立；1821年捷克文學研究者漢卡把俄國的《伊戈爾遠征記》和塞爾維亞民歌等作品翻譯成捷克文；1817至1823年，漢卡根據多布羅夫斯基提供的資料編輯出版了五卷本捷克古代文學作品集《古代集》；1818年，作家林達在布拉格出版了小說《多神教的曙光，或瓦茨拉夫和波列斯拉夫》，作為捷克的第一部歷史小說，該著觸及了捷克早期民族歷史的關鍵時刻、民族風俗的演變等重要話題，也探討了捷克民族性的源頭，問世后引得如潮好評。

在信仰上，捷克人最終選擇了天主教，其文字體系也有別于東斯拉夫民族；但是佩平所描述的捷克文學的發展路徑同樣呈現為古代繁榮、中期衰落、當代復興的主線。而且，佩平的寫作仍然出現了邏輯無法自洽的現象，比如在語言選擇的問題上，他具有抑拉丁語而揚捷克語的傾向。佩平認為凡是拉丁文的就與德國性相關，是反捷克民族性的標志；然而，他卻一再強調拉丁文寫就的《卡拉洛夫德沃爾寫卷》開啟了“愛國主義者的民族感情所難以想象的遠古空間”，給捷克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愛國主義的激情恰好找到了民族自豪的養料”。這種標準不一的破綻，恰恰從另一方面展現了佩平急于強調捷克繁榮的民族性的努力。

在《斯拉夫文學史》中，佩平既鉤稽了斯拉夫各民族相似的發展軌跡，又強調了各自語言和文學發展的獨立性。佩平是歷史文化學派的代表人物，他認為文學是一個民族的社會生活和心理的映射，文學作品反映的是一定時代的歷史文化發展情況。佩平用民族性的繁榮—衰落—復興的模式來描述斯拉夫各民族的文學發展路徑，與同時期其他俄羅斯學者所說的民族發展的“生命周期”觀有相關性。

佩平詳盡描述各民族文學發展史，就是要證明斯拉夫民族文學的語言和內容存在差異，各民族的復興程度也不盡相同，而且不同民族之間還存在著利益沖突。在第一卷中，佩平列舉了加利奇人對建立斯拉夫聯盟的各種設想：

南方神父派，或者舊俄羅斯黨有時設想，接續自己的歷史傳說，努力使自己的文學和書面語接近俄羅斯人，他們向公眾解釋說（與波蘭人的解釋相反）：俄羅斯人民完全不是外人，不是分裂教徒。民族學家們的設想則恰恰相反，認為應與小羅斯建立聯盟，小羅斯與羅辛人已經成了同一個民族，這樣一來統一的民族就有力量創建自己的文學，一心指望大羅斯，只會吞噬小羅斯的民族性。

諸如此類的計劃執行得非常糟糕。要追求“全俄羅斯的統一”，就應該研究俄羅斯的生活、語言和文學，可是舊俄羅斯黨完全不做這樣的研究，俄羅斯文學在加利奇依然無人問津，所謂的聯盟也僅限于空談。

由此可見，連親緣民族加利奇人都無法跟俄羅斯人“聯合”，捷克等西斯拉夫民族怎么可能加入這樣的斯拉夫大聯合呢？因此，佩平試圖通過追溯斯拉夫各民族錯綜復雜的文學發展歷史，對泛斯拉夫主義者建立斯拉夫聯盟的幻想提出質疑。

4 泛斯拉夫主義的幻想

佩平在敘述斯拉夫民族文學史的過程中一直保持著與泛斯拉夫主義者的對話。在敘述斯洛伐克文學史時，他稱什圖爾是“文化-政治上的和文學上的泛斯拉夫主義者”。什圖爾明確提出建立以俄羅斯為主導的斯拉夫聯盟的主張，要求將“整個斯拉夫世界與俄國聯合”，主張“必須追求更廣泛的、無與倫比的，即全斯拉夫的平等的聯合，為此必須追求一個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平等”；但佩平指出這樣的平等是不可能實現的：“如果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聯合（按照捷克知識分子的構想）得以實現，那么［這種聯合］只會有利于捷克，而損害斯洛伐克。捷克會獲得居住著數百萬斯洛伐克人的新土地，這將喚起他們對自己力量的夸張想象。”借當時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對立關系，佩平揭示了什圖爾的全斯拉夫世界聯合方案中明顯的罅隙。他認為，捷克長詩《斯拉娃的女兒》“敘述了斯拉夫人的聯合與互愛，是喚起了回憶過往榮光的愛國主義哀歌，［它］呼吁心心相印，也揭露變節行為”。這是因為捷克詩歌從兩個方面呈現出民族發展的力量：在學術上，對自己民族特性的認識導致了全斯拉夫民族聯合意識的出現；在詩歌中，個體的愛國主義體現為熱烈的泛斯拉夫主義傾向。這類捷克詩歌中所表現出的泛斯拉夫主義、愛國主義與全斯拉夫聯合等元素，恰恰就是佩平所詬病的對象。

在《斯拉夫文學史》的最后一章“復興”的開篇，佩平評論了各國泛斯拉夫主義者所提出的主張：

其時，泛斯拉夫主義獲得了新的力量……［泛斯拉夫主義者］在有一點上顯然看法一致：在或遠或近的未來，斯拉夫世界將聯合成一個偉大的整體。可是如何實現它，未來的聯合體的實質何在，斯拉夫人的意見卻極為不同。一些人設想，斯拉夫是一個巨大的聯盟，其中的每一個民族都是平等的；另一些人（如波蘭的泛斯拉夫主義者）提出，波蘭是這個聯盟的首領；還有一些人則覺得，“斯拉夫人的細流正匯進俄羅斯大海”，這就是說我們把斯拉夫世界集中起來造就出俄國的、東正教的莫斯科。總之，［泛斯拉夫主義者］在富有誘惑力的民族自尊心這一點上開辟了廣闊的前景，每個人數眾多的民族都算計著未來的榮耀：捷克人期待成為斯拉夫文明的真正的領袖，因為他們自認為是現代運動中最先進的族群；波蘭的泛斯拉夫主義者（算起來，他們的人數頗多）指望在未來的聯盟中為自己過去失敗的歷史獲得補償；莫斯科的斯拉夫主義者算計著俄國的政治勢力，打算把過去因為受“拉丁化的民族”引誘而偏航的斯拉夫民族拉回到正確的道路上，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針對俄國的泛斯拉夫主義關于斯拉夫大聯合的主張，佩平評判道：“泛斯拉夫主義在我們這里少有成功：他們所感興趣的政治問題，恰恰是跟他們作對的。它只撈到一個可憐巴巴的小組，在三十年代開始嘮叨斯拉夫的民族性呀，兄弟情誼呀，我們跟他們的聯合呀，如此這般。可是［波戈金所采取的］這樣的宣傳，與抑制它的力量和籠罩著它的幻想的烏云毫無區別。”針對斯拉夫聯盟中俄國的角色，佩平也認為那只是“浪漫主義者虛幻的主張”。

1850年代初，恩格斯在《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中專辟一章討論泛斯拉夫主義問題。他明確指出：

為什么不把這八千萬斯拉夫人組成一個強有力的聯邦，把侵入神圣的斯拉夫族領土的不速之客，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尤其是那可恨而又不可缺少的Niemetz即德意志人驅逐出去或消滅掉呢？于是，從幾個斯拉夫族的歷史科學的癖好者的書齋里發起了這樣一個荒唐的、反歷史的運動，公然使文明的西方屈服于野蠻的東方，城市屈服于鄉村，商業、工業和文化屈服于斯拉夫農奴的原始農業。但在這種荒唐的理論之后，還站著俄羅斯帝國這可怕的現實；這個帝國的一舉一動都暴露出它那想把整個歐洲變成斯拉夫族，尤其是這個族的唯一強有力的部分即俄羅斯人的領土野心。

恩格斯擺脫了不同民族恩怨的糾纏，摒棄了具體細節的纏繞，從歷史發展的大勢著眼來看待德國、俄國和泛斯拉夫主義運動，一針見血地揭示了泛斯拉夫主義運動的反歷史實質。佩平精通德文，但是目前尚沒有材料證明他閱讀過恩格斯的上作，不過《斯拉夫文學簡史》和《斯拉夫文學史》表達的關于泛斯拉夫主義的一些評斷，體現出與恩格斯觀點的相似性。

首先，與一味美化斯拉夫世界的泛斯拉夫主義者不同，佩平對當時的西歐和斯拉夫世界的發展水平有比較清醒的判斷：“無論是遵循由考古的碎片所呈現的斯拉夫古風，還是像斯拉夫學家所期望的那樣，向世界展示從來沒有過的嶄新的斯拉夫文明、斯拉夫世界的進步，或者說通過先進的歐洲人所開辟的道路而抵達的進步，歷史終將做出決斷。”在這里，佩平明確了歐洲的先進性，也指出斯拉夫人要達到進步不能只依賴于泛斯拉夫主義者的想象，這是他在1865年的《斯拉夫文學簡史》中的表述。在后來的《斯拉夫文學史》中，佩平雖刪去了這段話，但進一步明確指出在當代，法語、德語、英語具有世界性語言的意義，這“不是因為它們是多數國家或多數人口所使用的語言，而是因為人類高等智識的著作、最偉大的詩性著作都來自這些民族”。其次，佩平在《斯拉夫文學簡史》中指出：“斯拉夫文學的旨趣是局部性的，而非全人類性的。”捷克的胡斯改革運動“是唯一重要的事件，它讓斯拉夫文學在文明的歷史中有了一點分量”，這句話的潛臺詞就是除了胡斯改革運動，斯拉夫世界并沒有為人類的文明做出什么貢獻。佩平對俄羅斯文學的評價也不高：“俄羅斯文學需要提高，需要獲得自由，這樣才不用擔心接受‘高等教育’的檢視。”盡管佩平在觀察泛斯拉夫主義的視角上與恩格斯不盡相同，但在強調西方的先進、俄羅斯和斯拉夫世界的落后這一點上，兩人意見一致。

結語

佩平自認是斯拉夫學家，但是其斯拉夫文學研究在他所處的時代是一個異數。僅從治學方法來看，那些泛斯拉夫主義者往往是不著實際的“理論家”，他們習慣閉門造車，天馬行空，恣意狂想；佩平卻以自己的腳去丈量斯拉夫世界，憑借從各民族獲得的第一手資料來得出結論，這就是他與泛斯拉夫主義者分道揚鑣的原因。《斯拉夫文學簡史》受到泛斯拉夫主義學者的指摘和抨擊。彼得羅夫斯基就指出：“該書是彼得堡進步的丑態之一。它拒不敘述斯拉夫的精神活動，卻去解說斯拉夫派的偽善（諸如此類！！！）……還提及了‘人民’。遺憾啊，你們這班進步人士居然讀不懂俄文書！他們大概會給該書的作者惠寄他們團體的榮譽證書。”

1871年格爾別爾在《斯拉夫詩歌》的序言中如此評價《斯拉夫文學簡史》：“迄今為止在這個學科中我們只有一本教材，那就是佩平和斯帕索維奇在1865年出版的《斯拉夫文學簡史》。這本書在搜集豐富的資料方面自有其成就，但作為一本參考書，它在敘述中用奇怪的否定性觀點來代替不偏不倚的歷史，這一點令人難忘。”佩平的《斯拉夫文學簡史》和他主編的、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現代人》雜志為其學術道路蒙上了陰影。在1871年的科學院院士選舉中，佩平獲得了多數票，但是卻被教育大臣德·安·托爾斯泰伯爵否決了，因為他認為佩平的研究“意義闕如”。佩平同樣也受到“敵視斯拉夫人和俄羅斯人的‘民族性’的指責”。有鑒于此，在《斯拉夫文學史》第一卷中，佩平在個別地方做出了調整，比如刪除了上文中所引的《斯拉夫文學簡史》中關于胡斯改革是斯拉夫世界唯一有價值事件的說法；用“‘民族性’的極端支持者”、“斯拉夫的愛國者”等字眼來替代泛斯拉夫主義者等，但是《斯拉夫文學史》與泛斯拉夫主義相對峙的本色卻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

通過前后兩部斯拉夫文學史的撰寫，佩平參與了十九世紀俄國思想界的論爭，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從1840年代開始，以別林斯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為代表的西方派與以霍米亞科夫等人為代表的斯拉夫派在涉及俄羅斯人的民族性和俄國的發展道路等問題上，各執一端，聚訟不已。在涉及文化認同和發展道路等問題上，斯拉夫派堅持東正教的觀念，美化俄羅斯的過去（尤其是彼得一世之前的俄國），高度贊揚俄羅斯的人民性，認為俄羅斯只能走自己的、與西方相異的道路；西方派則認為：俄羅斯社會在各方面都遠遠落后于歐洲，因此應該向西方學習，走西方的道路。阿克薩科夫、基列耶夫斯基，以及后來的拉曼斯基等斯拉夫派學者將本學派的立場推衍為泛斯拉夫主義，在民族認同方面，他們試圖以俄羅斯人的民族性來建構斯拉夫人的民族性，并反復強調斯拉夫大聯合不僅是俄羅斯民族的任務，也是斯拉夫各民族共同的希望之所在。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影響下，佩平逐漸形成了與斯拉夫派對立的、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西方派觀念：“我著眼的是真正的人民，很難做到像斯拉夫派那樣必須美化人民，甚至美化到幻想的地步。”佩平稱霍米亞科夫、舍維廖夫和基列耶夫斯基等人是“泛斯拉夫主義理論家”，認為他們夸大了斯拉夫民族的歷史作用：“如此看來，這些學術文獻始于對事實的嚴肅研究，終于一系列迷戀，諸如此類的迷戀是缺乏任何事實基礎的。”接著，他進一步評斷了泛斯拉夫主義者的研究成果：“不能把這些著作只看成一般普及性的粗淺宣傳。由于缺乏直接的行動和政治生活，斯拉夫人自然寄希望于幻想的未來：在那里，愛國主義者看到了毋庸置疑的勝利。顯然，在泛斯拉夫主義發展的這個時期，他們要的只是愛國主義詩歌。”佩平的判斷，實際上回歸了別林斯基關于愛國主義的經典命題。別林斯基被同為西方派的卡維林指責為斯拉夫派，他在致卡維林的信中替自己辯解道：

跟您一樣，我也愛俄羅斯人，相信俄國偉大的未來。但是，正如您一樣，我并沒有以這種愛和信念為基礎來建構什么東西，把它們當作某種確鑿無疑的證據。……我不能忍受那些熱情的愛國者，他們總是對格瓦斯和牛奶粥贊嘆不已；對我來說，嚴厲的懷疑者比贊美者要好一千倍，因為恨有時是愛的一種特殊形式。

格瓦斯是一種俄國民間特有的飲料，別林斯基的這段表述，被人們當成諷刺斯拉夫派的經典比喻——“格瓦斯式的愛國主義”。佩平守持西方派的觀念，與演變成泛斯拉夫主義者的斯拉夫派持續抗爭，兩部文學史就是其抗爭的工具。可是，讓佩平和別林斯基受到嘲弄的是，出于對1848年歐洲革命的失望情緒，赫爾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知識分子充滿敬意地回歸了俄羅斯的村社、“土壤”，這樣的精神又蔓延開來，在藝術領域呈現為“巡回展覽畫派”和“強力集團”對俄羅斯“土壤”浸透著眷戀的藝術表達；列夫·托爾斯泰也總是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復演繹普通農夫療治貴族的精神抑郁這樣的故事。由此，俄羅斯從1860年代開始進入文學藝術的繁榮時期。在與西方派的博弈中，斯拉夫派在國內的精神領域取得了勝利；然而，作為泛斯拉夫主義者，他們在國際領域關于斯拉夫聯盟的狂想則未能免于幻滅。從后來的歷史發展來看，佩平對斯拉夫聯合的幻想自有其遠見卓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