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筆者曾遇見一位參演87版《紅樓夢》電視劇的演員，聽其追憶劇組當年一起生活，一起閱讀、上課學習《紅樓夢》的盛況，悠然神往。但當聽到授課組有老師對《紅樓夢》作政治解讀，年輕演員們不感冒時，我有不同看法。柯嵐老師寫紅樓中的宗族治理，就可視為政治解讀的力作。珠玉在前，本文嘗試從不同的側重點發掘賈府家政的政法意蘊。

大有大的用處

盡管規模大了難免良莠不齊，“東府里只有兩個石頭獅子干凈”，但是大有大的用處，偌大的賈府能夠發揮合作互助的宗族職能。賈家的義學，“原系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貧窮不能請師者，即入此中肄業。凡族中有官爵之人，皆供給銀兩，按俸之多寡幫助，為學中之費”，秦鐘、賈瑞、金榮等人由此得與寶玉、薛蟠一起上學。賈瑞的喪事，賈赦、賈政、賈珍各贈銀二十兩，在他們的帶頭下，其他族人都有表示。劉姥姥來打秋風，上至賈母下至丫鬟，都寬柔待之，不使她空手而歸。這與《義田記》中范文正公的所為如出一轍——他平生好施與，貴顯的時候，購置田地，號曰“義田”，用于接濟族人，并選出族中年長而賢德者來主事，“以其所入，給其所聚”，使“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兇葬皆有贍”。

這樣的“家”哪里是今天的“家”！如費孝通所言，分明是一個事業組織。傳統中國社會形成了人口高度密集的農耕村落。受生產力所限，剩余財富少，遇上天災人禍、紅白喜事等大事，單門獨戶的核心家庭不足以應付，容易出現一夜赤貧的現象，不利于穩定。同時，村落的集體大事也需要大家組織起來，共同行動。基于血緣關系的互助合作組織應運而生了。賈府雖是大族，也不脫這樣的底色。而隨著工業革命帶來的城市化進程，人流動起來了，教育、就業、住房、金融、醫療、食品安全，統由國家管起來了，家的功能自然就縮減。即使在今天，在較貧困地區，家中有紅白喜事或有人重病就醫，親屬們會根據關系的遠近、來往的親疏送贈貨幣或實物，這都得一筆筆記下來，日后要還的。這時，家又恢復它舊時的面目了——規避小家庭無法應對的風險的大型組織。

大有大的規矩

蘇力指出，儒家的“齊家”可類比于傳統農耕中國的基層政權建設問題，因此是政治學、法學上實打實的憲制問題。像賈府這樣的大族，即使蕭疏了，上上下下起碼好幾百口人，重大事項必須依法而治。比如，依照賈府的規矩，兒子都要怕老子、弟弟都要怕哥哥、妻子都要怕丈夫。即使賈府再亂，沒見誰敢明著違逆的。又如，在男女之防的命門上，誰都不能大意。當春意香袋一拋出來，強勢如鳳姐也立馬更了顏色，“又急又愧，登時紫漲了面皮”，接踵而至就是嚴厲的抄檢大觀園。這正是家政中最重要的兩點：一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為婦綱”，確保長幼尊卑，降低家的組織成本；二是“男女有別”，防止生物性、社會性、政治性亂倫，維持家的綿延。

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相適應，賈府有一個基本制度，就是嫡長子繼承制，以長房為尊。寧府為長，賈珍是長孫，父親賈敬不管事，他成了賈家的族長，做叔叔的賈政就不好去管他。嫡長子繼承制簡單明了，執行成本低，被大家族更為廣泛和嚴格地適用，因而避免了家產被均分而導致家族羸弱，這正好與推恩令的效用相反。但榮國府越出常規，長子賈赦繼承了官爵，次子賈政額外蒙圣恩賜官，并掌管了主要的家產。賈赦不滿，做弟弟的賈政又無法有力地約束哥哥，因此其內部矛盾遲遲無法解決，這恰恰說明嫡長子繼承制的意義。而長房要在家政中承擔更多的接濟、組織族人的義務，正是權利義務相一致的要求。

費孝通曾說：“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對稱，而且認為西洋是法治的社會，我們是人治的社會。”“所謂人治和法治之別，不在‘人’和‘法’這兩個字上，而是在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據的規范的性質。”從賈府的家政看，它實現了傳統中國社會的秩序，它有原則、有基本制度、有具體規范，原則、制度、規范的背后是龐大的家族，家族的背后還有國家，如何就不是法治呢？或許有人從“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據的規范的性質”看，把它定義為“禮治”。但筆者認為，盡管與現代法治相區別，禮治與法治卻并不是互斥的，或者說傳統中國社會始終遵循著一種宗法（禮法）模式的法治。以至于有人提出，法治要以個體權利為本位。宗法（禮法）之治，實際上是通過維護家的秩序來保障個體成員的生存和發展，與權利本位并不矛盾。

有規矩就有變通

前面說到，榮府在繼承上出了岔子，由次子賈政掌管主要家產。這是不得已的突破常規，因為如果賈赦當家，賈府可能敗落得更快。鳳姐管家，則是法治的又一次變通。廉萍推測，賈珠的死可能是引發點，因王夫人、李紈大慟之余無力理事。陳大康分析，在嫡長子繼承制下，因長孫賈蘭的存在，王夫人和李紈之間有不可調和的矛盾。根據原著，王夫人和李紈均無齊家之才。而鳳姐有以下優勢：第一，她是王夫人的內侄女，為王夫人所信任；第二，鳳姐殺伐果斷，論才干手段確是比邢夫人、王夫人、李紈更合適的人選；第三，鳳姐從小與寧府關系密切，與賈珍、秦可卿等十分熟悉。所以，鳳姐得到賈母的信任和支持。可見，有規矩就有變通，變通是法治的代價，是法治的一部分。

當鳳姐抱恙，探春代管大觀園又是一次家政制度的創新嘗試。由探春、李紈、寶釵組成的三駕馬車很好地詮釋了賈氏家政的治理資本的組合。探春飽讀詩書，才干出眾，具備文化資本和能力資本，但是庶出，宗法資本欠缺（她認王夫人作媽、王子騰作舅即是家政的需要）；李紈才干平庸，但作為賈政家的長房，且寡婦守節，占據了宗法倫理的制高點，又比待字閨中的小姐在管理下人時更方便；寶釵與探春一樣，兼具文化、能力資本，缺點是作為外戚不好插手管理，優點是作為外戚具有較少的利害關系，因此是賈、薛、王三家的最理想的交通員。

在治理的手段上，鳳姐頗具法家的風范，她被戲稱為“潑皮破落戶兒”，是典型的酷吏，慘礉少恩，拉得下臉，下得了狠手。但她存私心、弄權術、瞞上欺下，實際上是法家力主鏟除的“奸劫弒臣”。探春倒是讀圣賢書，外儒內法，卻要不別親疏，一斷乎法。鳳姐、探春的當家，讓人如此自然地聯想到儒法的治國理念，不必作者刻意為之，而是由于賈府的家政實已包含了政治的內蘊。

大有大的難處

雖有禮教在上，但普通人家不會虛頭巴腦，該分家時就分家。可像賈府這種名門望族，要樹宗法的牌坊，就不能輕易分家。寧榮兩府是分開了，但賈母在堂，賈赦、賈政兩房只能“同房各爨”。即使分開，只要利益關系仍沿著宗法關系蔓延，一旦出事就很難不被波及，正所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抄家就是與這種利益捆綁相應的集體責任。“大”是賈府家政維持下去的資本，也是維持這種家政要付出的代價。

在《紅樓夢》里，引發賈府財政危機的大事件是元春省親；現實中，康熙六下江南，曹家四次接駕，虧空了家底。皇帝要花錢，又不能唱黑臉，就得吃賈府這樣的大戶，讓他們“食君之祿，分君之憂”。所以，賈府家政的收入又是國家財政汲取的對象（抄家是最暴烈的汲取手段）。作為回報，皇帝或賜官爵，或對其不法行為網開一面。一面要完成皇權的財政攤派，一面是特權助長無窮的物欲，這真是烈火烹油、鮮花著錦、刀口舔蜜、火中取栗。

但皇權又不會聽任大戶的發展。從賈府可知，兒孫繼承的多只是虛銜，實職不能繼承，得從科舉考取。這極大地限制了大戶的世襲。由軍功起家、成功轉型詩書舊族的賈府最重“義學”，就由此來；賈家與書香門第的林、李兩家聯姻，也與此有關。秦可卿臨終托夢鳳姐，特別指出，在祖塋附近多置田莊房舍地畝，將家塾設于此，萬一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然而現實中，倉稟過實，既易不知廉恥，亦難發憤圖強。所以，“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作者系華南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