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黃葒，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法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她博士畢業(yè)于南京大學和巴黎三大-新索邦，多年來深耕瑪格麗特·杜拉斯的研究與翻譯，是國內杜拉斯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術之外，她也多次到先鋒書店進行交流分享。正值中法建交60周年之際，對黃葒進行了此次專訪，談談如何認識并理解杜拉斯、如何處理翻譯中的問題、什么是成為學者的素養(yǎng)以及對閱讀的態(tài)度。

    黃葒，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法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兼職研究員，國際杜拉斯學會會員，中國法國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法語言文化比較研究會常務理事、江蘇省外文學會理事，江蘇省翻譯協(xié)會理事、南京翻譯家協(xié)會理事，南京作協(xié)理事。

和黃葒老師的采訪在先鋒五臺山總店的創(chuàng)意咖啡館，但這不是我第一次見到她，她的身影有時出現(xiàn)在周末的活動，并在分享時帶出法語，如流水般為空間注入氧氣。

當時我并不清楚她主要的研究對象是杜拉斯，一個讓我又愛又怕的作家。

愛，來自杜拉斯寫作的寬容，作為讀者，可以全身心放入她的感受世界中；怕，是又模糊地意識到，過多地投入如同逃避，容易陷入杜拉斯構建的記憶之城。16歲讀到的《情人》，與多年后重讀時仿佛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情人”變成一種中介物，借以窺視回憶中的人與時間。

那時也不會想到“情人”從文學滲入生活，成為幽靈般成群結隊的意象指代，更不會想到未來有一天在咖啡館，當面采訪著杜拉斯的譯者、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與杜拉斯有空間重疊之人。

作家杜拉斯

黃葒從事杜拉斯研究已超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她從不喜歡杜拉斯到改觀，其中的投入與拉扯也許都藏在文本背后。

在訪談中，她身上依舊存在著由法蘭西生活經(jīng)歷而結晶的浪漫影像，展現(xiàn)著嚴密卻飛逸的邏輯思考、作為譯者的百轉千回以及獨立清晰的學術追求之心，更具有比較視野的知識分子關懷。

她之于我，杜拉斯之于她，最初是充滿偶然的代際相交，而正是文字之橋，帶領我們駛向各自的彼岸，杜拉斯在此時，貌似成為我們共同的“情人”……我們通過她看見杜拉斯，又在杜拉斯中看見她。

以下是她在與先鋒對談中的自述與回答：

1

譯者的修煉

從夏日苦譯到翻譯的樂趣

杜拉斯是我最早翻譯的作家之一，當時漓江出版社找譯者翻譯杜拉斯小叢書，找到當時南大法語系的系主任許鈞教授給他們推薦譯者翻譯其中的兩本，一本是 Outside，另一本是 Le Monde extérieur，翻成中文都是“外面的世界”，所以中文最終定為《外面的世界I》《外面的世界II》，以示區(qū)分。Outside 由袁筱一老師翻譯，Le Monde extérieur 就由我來翻譯。

當時是1997年，我本科大四畢業(yè)的暑假，整個暑假都呆在南京埋頭苦譯，沒有回家，而且是“熱”譯，因為南京是火爐，夏天特別熱。當時翻譯，也不像現(xiàn)在這么便利，能隨時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查找相關資料，于是我就找認識的法國人，挨個去問，確認書中相關的人和事的信息，當時的翻譯是真的苦，對自己挑戰(zhàn)也很大。

翻譯《外面的世界II》之前，杜拉斯給我的印象是寫情情愛愛的小說家，作品非常感性，而我自己是很理性的人，同時我又覺得她是一個特別自戀的作家，不是我喜歡的作家類型，但是翻譯完《外面的世界II》以后，我有了很大的改觀，這本書展示了杜拉斯的另一種面貌，讓我看到一個作家的多面性和豐富性。

杜拉斯有非常自我、自戀，甚至自大的一面，但是她也有介入的、知識分子的、理性、犀利的一面。我覺得是后一面吸引到了我，而且研究閱讀杜拉斯，她會給你打開很多其他的鏈接，比如說她對音樂很有天分，對戲劇、電影，甚至對廚藝都有自己的一套?！抖爬沟膹N藝》是她去世后，她兒子出的一本書。她很喜歡花花草草，我自己也很喜歡花草。

杜拉斯仿佛有無數(shù)個觸角，通過她讓我接觸到文學與社會的方方面面，這也是促使我下定決定繼續(xù)做杜拉斯的碩士和博士論文的原因，之后她也成為了我科研的一個重要方向，我的第一個省社科、教育部社科和國社科青年項目都是以杜拉斯為研究主題。

從1997年翻譯她的書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過了不止四分之一個世紀。在研究閱讀她的過程中，我覺得自己成長了，在這一點上我很感謝杜拉斯。經(jīng)由她，我也對法國女作家的研究產生的濃厚的興趣，引導我做對波伏瓦、科萊特的研究，以及對自傳、自撰（自我虛構）寫作的關注，后面我拿的省社科重點項目和另外一個教育部社科項目都是有關自傳和自撰研究的。

因為杜拉斯，我也認識了很多與之相關的人，比如說電影導演、研究杜拉斯的學者，還有喜歡杜拉斯的作家和很多普通讀者，大家都成為了“杜拉斯之友”。

在翻譯的態(tài)度上，我始終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忠實。

忠實，不僅是忠于句子本身的意思，還要考慮句子的言外之意，不僅要忠實于內容，還要考慮到形式上的忠實。作家之所以為作家，其實是風格使然，風格即人，風格是很重要的。杜拉斯之所以是杜拉斯，因為她有她獨特的寫作風格，所以如何更好地再現(xiàn)她的風格？這對譯者提出了很大的挑戰(zhàn)，這種時候不單單是對字詞的把握，還要考慮到句子的節(jié)奏和韻律。

譯本最好是能還原譯者本人閱讀原文時的感受。原文是這種美，譯文也應該盡量保留這種美，兩者最好是同一種美，或近乎是同一種美，而不是不同的美。

但有時候國內出版社考慮到市場因素也會有不同的考量，尤其在書名的翻譯上。就以《在欲望之所寫作：杜拉斯訪談錄》為例，它法文的書名是 Les Lieux de Marguerite Duras，直譯是《瑪格麗特·杜拉斯之所》，我覺得這個樸素的書名就很好，很符合書和同名紀錄片的調性，但出版社會考慮營銷，覺得《在欲望之所寫作：杜拉斯訪談錄》更能吸引讀者的眼球。這種時候，一方面得有自己的堅持，但另一方面也可以適當做一些小的妥協(xié)，比如這本書的書名，我沒能說服出版社，那就接受新書名吧。

在翻譯時也有具體字詞選擇上的講究，我還是舉上面這本書的例子。它法文書名中的 Lieux 是地方、場所、所在的意思，在詞典里這個詞對應的中文有好幾個近似的意思，但在翻譯的時候，譯者就需要考慮選擇哪一個詞才能更符合書里面的內容。

在中文語境中，如果把它翻成“住所”，腦子里第一個浮現(xiàn)的是一個住人的房子的概念，然而在這個紀錄片里，或者說書中談到的 Lieux，不單是房子，還包括外面的花園、池塘、小徑。它更多的是一個杜拉斯的領地、空間，是“我的地盤”、杜拉斯的地盤的感覺，但譯成“地盤”又太口語，不夠穩(wěn)重。

講到書名，也讓我聯(lián)想到另一本法國歷史巨著，新史學代表大家皮埃爾·諾拉的書——《記憶之場：法國國民意識的文化社會史》，簡體版是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的，我們在先鋒書店也做過活動，那場活動的嘉賓是孫江教授和楊念群教授，我做的主持。

我們對書名 Les Lieux de mémoire 的翻譯是《記憶之場》，書名中和杜拉斯的 Les Lieux de Marguerite Duras 同樣用了 Lieux 一詞，但這里這個詞被譯成“場”，而我在杜拉斯的訪談錄里譯成“所”。因為記憶之場不一定是物質化的場所，它也可以是非物質的集體記憶的場域，我用“所”這個更具化的詞去表達杜拉斯所在之處的概念，不僅是她住的房子，還包括外面的花園，整個生活空間。

還是這本 Les Lieux de mémoire，繁體版的書名就是《記憶所系之處》，可見不同的譯者對同一個詞的感受是不一樣的，落實到譯文的處理上也就不同，都非常值得推敲。

同樣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將要出版的，我翻譯的另外一本書——《寫作的歸宿》，作者是2022年諾貝爾獎得主安妮·埃爾諾。這本書同樣是米歇爾·波爾特對她的采訪，由紀錄片變成了文本。法文書名叫 Le vrai lieux，逐字逐句譯成中文是“真實的地方”或“真正的地方”。

但是在說這句話的語境里，安妮·埃爾諾想表達的意思是“寫作成了我‘真正的歸宿’。在所有真實存在的地方中，寫作是唯一無形的、無法確定的地方，但我相信，它以某種方式包含了所有地方。”所以后來出版社問我這本書最后書名定什么，我定的就是《真正的歸宿——與米歇爾·波爾特的對談》。通過 Lieux 這個詞的例子，就會發(fā)現(xiàn)，我們在做翻譯的時候，需要考慮的問題特別多。

2

記憶之場

在巴黎的經(jīng)歷與相識

南大法語系是國內數(shù)一數(shù)二的法語系，有很多出國學習交流的機會，系里很多的同事都是拿法國政府的獎學金，或者中國政府的獎學金去法國讀聯(lián)合培養(yǎng)的博士，2002年我就是拿到法國政府獎學金去巴黎三大-新索邦讀聯(lián)合培養(yǎng)的博士的。

我碩士畢業(yè)就留校任教了，對自己的職業(yè)規(guī)劃、研究興趣，包括對法國文化和法國文學的熱愛已經(jīng)很明確，2002年我在法國注冊攻讀博士學位，論文答辯是2005年的夏天，所以在職讀博的時候，我已經(jīng)是一個思想成熟的獨立女性了。

我求學的目標明確，所以那時到了巴黎真如魚得水，一方面選了自己喜歡的課程，查了很多相關資料，同時也去了很多地方、參加了很多活動，認識了很多與杜拉斯相關的學者、作家、導演和藝術家。

米歇爾·波爾特是我在2005年南錫的國際杜拉斯學術研討會上碰到的，認識后不久，我就應邀去了她的藝術家好朋友瑪麗-皮埃爾·梯耶博（Marie-Pierre Thiébaut）在巴黎的工作室，杜拉斯曾給她的雕塑展寫過展序，那篇文章后來收錄在《外面的世界》里。

所以就會覺得很神奇，在現(xiàn)實生活中也能碰到杜拉斯在作品中提到過的人與地方。在當年杜拉斯拍電影的時候，米歇爾·波爾特也是她的助手之一，拍《印度之歌》時，米歇爾·波爾特基本都在片場，而且?guī)啄昵埃仔獱枴げ柼責o意間在家里找到了杜拉斯1969-1989年間寫給她的信，她把這些信重新整理出來，跟另外一個研究杜拉斯的學者以訪談的形式，重溯了那些信的由來。

因為波爾特寫給杜拉斯的信已經(jīng)找不到了，所以當初杜拉斯是什么時候寫的信，為什么會寫這些封信？又為了什么事情？于是對于這些信的回憶與訪談結集成書，伽利瑪出版社在2022年出版，名為《找回的信》（ Lettres retrouvées ），就像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的最后有“重現(xiàn)的時光”一樣，這本書、這些信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找回的記憶，重現(xiàn)的時光。

米歇爾·波爾特是非常有名的法國紀錄片導演，也是杜拉斯生前的好友?！对谟鶎懽鳎含敻覃愄亍ざ爬乖L談錄》這本書其實特別小，文字并不多，因為它是基于1976年米歇爾·波爾特為法國電視臺做的兩期杜拉斯紀錄片，書里也配了當時她拍攝的一些照片和一些杜拉斯的電影劇照。

2005年認識后，我和米歇爾·波爾特就成了忘年交，我去過她巴黎的家，也去過她在南法山上的家。那座山頂上只有她家一棟房子，她住樓上，我住樓下的客房，她說每次杜拉斯來也睡這張床，床頭柜上還放了帕斯卡爾（Blaise Pascal）的《思想錄》，Les Pensées 也有翻譯成《沉思錄》，更多是譯成《思想錄》，她說這本是杜拉斯的枕邊書，她睡覺前會翻一翻。在這個房間，我瞬間有一個感覺，似乎空氣里依然彌漫著杜拉斯的氣息。

杜拉斯在巴黎的住處是圣伯努瓦街5號，在圣日爾曼德普雷，這個地方是巴黎左岸最文化的一個區(qū)。她住的地方離花神咖啡館、雙叟咖啡館都特別近，走過去就兩三分鐘，她經(jīng)常去雙叟，而波伏瓦、薩特夫婦更經(jīng)常去花神。圣日爾曼德普雷也離得很近，就在廣場上，教堂廣場的一角就是花神咖啡館和雙叟咖啡館。

這些地方也是我自己很熟悉的地點，因為巴黎三大離它們都不遠，去巴黎圣母院、盧浮宮這些地標性的建筑，沿著塞納河一路步行就可以，都是半小時內步行能到的地方。

尤其是后來我給女性出版社翻譯安托瓦內特·?？说臅?，女性出版社在雅各布街，和圣伯努瓦街相鄰，離杜拉斯在圣伯努瓦街的住址走路就一兩分鐘。今年年初我去巴黎的時候，女性出版社安排我住在社里，每天聽著圣日爾曼德普雷教堂的鐘聲，相當于跟杜拉斯生前住的地方比鄰而居。

包括她住所對面的餐廳“小圣伯努瓦”，也是杜拉斯生前常去的飯店，在飯店墻上還掛著她的照片，所以感覺雖然她已經(jīng)在1996年去世了，但因為文學，這個記憶之場一直在，一到這個地方，就會喚起跟這個作家和作品相關的聯(lián)系與記憶。

3

先鋒對談

杜拉斯本身的譯介與影響

先鋒書店 ：

您在上面描述的，是杜拉斯所處在的世界，以及她在后世的延續(xù)。您曾在一次訪談中說過，“做杜拉斯研究其實是危險的”，作為讀者我們也許可以理解您的感受，但是我們無法作為譯者和研究者去理解，這種不同感受的界限明顯嗎？危險到底指什么呢？

黃 葒 ：

這句話不僅我說過，國際杜拉斯學會的前會長瑪?shù)氯R娜·博格馬諾（Madeleine Borgomano）也講過。老太太研究了一輩子的杜拉斯，她說研究杜拉斯是危險的。那是2005年，當時我剛做完博士論文，給她寄了一本，和她做了一個訪談，因為她是一個大專家，所以我很希望聽到她對我博士論文的意見，她的確看得很仔細，甚至給我列了3頁紙的修改意見，提了很多中肯的建議。

因為她開始研究杜拉斯的時候杜拉斯還在世，她也有在多個場合見過杜拉斯。我問她，那你有沒有試圖去見她，和她做訪談，聽她自己對書的評價？她就說這個其實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因為很容易會被杜拉斯帶偏，杜拉斯是很有魅力的，你很容易相信她說的，但作家的話有時是不可信的。

做研究還是要從文獻，從手稿發(fā)生學的角度出發(fā)，當然對文本的直覺也很重要，但研究更需要扎扎實實的文本分析，理性、客觀地看待找到的資料，而不能聽信作家本人的話。杜拉斯可能在不同時期說同一件事情的話都是不一樣的，所以是在這一點上，我覺得研究杜拉斯是危險的。

當然杜拉斯也是迷人的，正因如此，跟她太接近，就有可能被她迷住，像勞兒一樣，迷失了自我，失去學術的客觀判斷。

先鋒書店 ：

明白了，有時候說讀者和作家要保持一定的距離，去欣賞ta的作品。

黃 葒 ：

作品不等于生活。雖然一個作家的人生經(jīng)歷對其寫作影響是很大的，研究者需要去了解ta人生的軌跡、所處的歷史時代背景，一種寫作的大的語境，但是我并不贊成過多地去挖作家的隱私，越了解作家的生活不等于越了解ta的作品。

先鋒書店 ：

您寫杜拉斯最開始在我國的傳播，和傷痕文學有共鳴，后來逐漸演變成與欲望書寫的共鳴。您可以具體談談嗎？您看來在如今杜拉斯和新一代又有什么樣的共鳴連接？

黃 葒 ：

杜拉斯在中國的譯介是階段性的。當時她與新小說的作家群一起被引介，最早翻譯過來的是由王道乾譯的《琴聲如訴》

《昂代斯瑪先生的午后》《街心花園》，它們更多屬于新小說的文風；還有翻譯的比較早的是《廣島之戀》和《長別離》，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是戰(zhàn)爭創(chuàng)傷書寫，而這種創(chuàng)傷，跟當時70年代末、80年代初國內興起的傷痕文學有一種呼應。

像《廣島之戀》，它當時在中國的受眾也比較廣，因為這種傷痕喚起對另外一種傷痕的記憶。很快到1984年，《情人》獲龔古爾獎，她一下子成了舉世聞名的“大眾作家”，為什么杜拉斯在今年會成為致敬和紀念的焦點，今年不僅僅是她誕辰110周年，也是《情人》出版40周年。

40年已經(jīng)過去了，我們現(xiàn)在讀這樣的文本，年輕人可能并不覺得這是一種很大膽的書寫，關于情愛、性欲或其他，但要回想它是40年前的文本，就可以知道它當時進入中國時，這種欲望書寫、身體書寫，或者說15歲半的小姑娘和中國情人的故事本身，對中國的讀者甚至是在法國的讀者，都有非常大的沖擊力。

當時這樣風格的寫作，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一大批中國作家。首先是關于私人生活的寫作，像陳染的《私人生活》，甚至有作家很絕對地說，所有中國女作家都受到了杜拉斯的影響。在這個層面上，杜拉斯對中國女作家的寫作影響很大。

男作家受她影響的也有，比如王小波，他受的影響更多來自王道乾翻譯的譯本。因為譯本和原著的風格其實會不太一樣，他所認為好的語言是王道乾先生的譯筆，某種程度上是王道乾的語言定格了王小波對中國好的語言的認知。

現(xiàn)在，我們可以看到她越來越多的作品被引進，比如說她的新聞寫作，以兩本《外面的世界》為主；比如她的散文寫作，有點像現(xiàn)在的博客、微博寫作，像《物質生活》，這本也是王道乾翻譯的，是杜拉斯1987年出版的一個文本，但閱讀時就會發(fā)現(xiàn)她的寫作非常有當代性，脫口而出，這是一種話語的高速公路——不假思索寫出來的東西，到現(xiàn)在還是能擊中更年輕的讀者。這也是為什么杜拉斯的作品能進入法國中學語文課本和教師資格考試內容的原因，《外面的世界》中的一篇“阿爾及利亞人的鮮花”還被收錄到了中國的語文課本。

近年來國內越來越關注她對電影藝術的看法，不管從《綠眼睛：杜拉斯與電影》也好，從剛出版的《迷途：杜拉斯談電影》也好，通過這些引進又可以看到另外一個大眾讀者所不熟悉的杜拉斯。

幾年前我和學生翻譯的《1962-1991私人文學史》，里面包括了從 1962 年到 1991 年杜拉斯的訪談，跟報紙、雜志、電視、廣播的各種訪談，在訪談中，杜拉斯的話語會更鮮活，思想會更直白，跟她的文學創(chuàng)作相比又是另一番景致。

她的思想通過媒體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或者說在某種程度上她也利用了媒體。她是一個特別擅長和媒體打交道的人，如果活在現(xiàn)在相信她絕對是一個網(wǎng)絡達人。

先鋒書店 ：

這是她的媒介性，而關于杜拉斯的自傳式寫作，在目前屬于學界公認的事情，這種對她的童年生活的追溯利用的自傳式寫作，算不算現(xiàn)在常談的對原生家庭的逃離和反抗呢？又應該如何去認識、正視這樣的自傳式寫作？

黃 葒 ：

其實不管原生家庭怎么樣，童年或者說對記憶的書寫，是作家或多或少都會寫到的。所有的寫作都基于記憶，而記憶最深的往往都是童年，因為童年對人生成長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更何況杜拉斯的童年是非常特殊的。

因為她出生在1914年的印度支那嘉定市（現(xiàn)越南的胡志明市），它在當時是法屬殖民地。她自身的經(jīng)歷又是父親早亡，母親拉扯著三個孩子長大，又有租借地的原因——母親買了一塊每年會被海水侵襲的租借地，這些故事某種意義上帶著西西弗斯神話的特質，這些也構成母親的故事。

所以她從小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直生活在母親的絕望之中，她也說，母親的絕望在某種程度上是她寫作的一個最好的源泉。

因為在母親的被毀與絕望當中，她看到了最深刻的現(xiàn)實，而她的寫作就是要反映這種現(xiàn)實，反映這種社會的不公正。

在自傳式寫作上，需要區(qū)分兩個詞，就是現(xiàn)實和真實。她作品當中寫的可能不是現(xiàn)實，不是真正發(fā)生過的事情本身，但是她通過文學創(chuàng)作，反映了當時時代的一種真實，文學創(chuàng)作更重要的就是揭示這一種真實，這種真實的存在。

在某種程度上，杜拉斯通過寫作，將她的真實文學化、小說化了，她也經(jīng)常講，“J’ai vécu le réel comme le mythe”，就是“我把經(jīng)歷過的事情當作神話來過”的意思。我們可以看到這句話有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她寫的是她經(jīng)歷過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她經(jīng)歷過的事情，在作品當中已經(jīng)被神話了。

先鋒書店 ：

這是她的小說創(chuàng)作手法，杜拉斯也是法國當時的知識分子，她在現(xiàn)實生活中是否存在著很多介入？

黃 葒 ：

應該說她那一代知識分子都有介入的傳統(tǒng)。她就是一個介入的作家。她很早就加入了法國共產黨，后來哪怕她因為個人原因離開了法共，但她自始至終地認為共產主義理想是她畢生的理想，她的政治立場是很明確的，就是要為不公正、為底層去發(fā)聲。

這在她的新聞寫作當中體現(xiàn)得尤其明顯，比如她去采訪罪犯，關注弱勢群體，關注邊緣人，關注兒童，我覺得這就很了不起，因為她就是她介入社會的方式，去發(fā)現(xiàn)社會問題，試圖找出這些問題的癥結。

在文學作品中她更多地書寫欲望、愛情題材，但從知識分子的角度看，她寫新聞專欄，給各個機構寫信這些舉動，就跟當年她的母親給土地管理局的人寫信一樣，所有這些行為都是為了尋求公正，以一個知識分子、或者說一個普通公民的名義。

先鋒書店 ：

這樣梳理下來，杜拉斯的創(chuàng)作是復雜而深刻的，有一個豐盈的世界的感覺。在2023年，您與安妮·埃爾諾做了郵件訪談，她的寫作也很關注階級和女性等方面，在您看來她與杜拉斯有相似的地方嗎？

黃 葒 ：

這個問題其實我直接問過她，其他學者也問過她。她認為她的寫作跟杜拉斯沒有什么關聯(lián)，她認為對她影響更大的是波伏瓦，因為波伏瓦的《第二性》；另外一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對她的影響也很大，他關于“階級”、“慣習”、“區(qū)隔”的這些社會學概念，讓安妮·埃爾諾更清楚地認識到階級差異，這對她的寫作，對她重返她的出生階層，為她的出生階層發(fā)聲且復仇這件事上，產生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我個人認為，作為一個研究者去閱讀她的文本，會發(fā)現(xiàn)從欲望書寫、愛情書寫和身體書寫的角度看，她跟杜拉斯有很大的相通之處，所以這也是研究和“你要不要聽作者本人的話？”之間的矛盾。有時并不是作者本人的話就是真相，研究者要有研究者自己的判斷。

4

不需要人人都喜歡杜拉斯

但人人都應該閱讀

先鋒書店 ：

閱讀超過 5 本杜拉斯的書后，感覺確實發(fā)現(xiàn)了另外一個她。您作為杜拉斯的研究者，是否可以提供一個深入杜拉斯作品的閱讀順序？

黃 葒 ：

我覺得眾口難調，每個讀者的興趣和品位是不一樣的，所以不能推薦一個固定死板的閱讀順序，可能有的讀者對心理更感興趣，就會被《勞兒之劫》吸引。

有一些喜歡情人的故事，可能就直奔《情人》去了，看了以后，就會想看《情人》的不同版本，那可以上溯到1950 年出版的《抵擋太平洋的堤壩》，這本書也是建立起杜拉斯作家之名的一本代表作，而且它屬于出版的情人故事的第一個版本，喜歡《情人》的讀者，建議一定要對照讀一下。

也可以去看《伊甸影院》，它是戲劇版的情人，或者看后面梁家輝演繹的電影版《情人》，或讀杜拉斯1991年出版的《中國北方的情人》，還可以看法國在2006年出版，中國在去年出版的《戰(zhàn)時筆記和其他》里邊的情人故事，那是40年代初杜拉斯寫的情人的最早的版本。

這就不由地讓人去想，“情人”這個故事或者說最接近于真實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樣？

從新小說的角度，最具代表性的是《琴聲如訴》和《昂代斯馬先生的午后》，喜歡愛情元素的可以選前者，而喜歡新小說那種沒有情節(jié)、風格冷峻的——一個孤獨老人，等待著女兒上山來看他，女兒遲遲不到。就可以去看《昂代斯馬先生的午后》，這本書比較挑戰(zhàn)閱讀耐心。

如果比較喜歡電影，可以看她編劇的書，比如《廣島之戀》《長別離》；她后來開始拍電影，想了解電影創(chuàng)作理念的，可以看《卡車》《毀滅，她說》之類的文本，也可以去看《綠眼睛 : 杜拉斯與電影》，看《迷途 : 杜拉斯談電影》。

我個人還蠻喜歡《80年夏》，它是當時《解放報》主編約杜拉斯寫的一組專欄。這個專欄的寫法很不一樣，杜拉斯把一些很日常、很細微，自己聽到的、看到的、報紙上讀到的東西寫進去，包括海灘上孩子們的散步、黑巖旅館前面那片海水，既有記憶的浮現(xiàn)，又有當下生活的細節(jié)，展現(xiàn)了光影在海灘上的變化等等。我覺得這其實就挺迷人，這些文字似乎并沒有故事，也沒有主題，但是可以享受文字和思想流動的樂趣。

如果比較喜歡她的思想，可以看關于她的訪談錄；如果說喜歡她傳奇人生的，我倒不建議看杜拉斯自己的作品，可以直接看一些傳記。國內引進了很多不錯的傳記，包括我自己也翻譯了《愛，謊言與寫作：杜拉斯影像記》，再版后書名改成了《愛，謊言與寫作：杜拉斯畫傳》，里邊圖特別多，可以看到她人生各階段的照片和她曾經(jīng)待過的地方、足跡，以及她參與過的一些電影拍攝現(xiàn)場、劇場導演的場景。讀者可以通過這些記敘重構她的人生，而且這個人生又是跟作品形成了強烈的互文。

如果說更感興趣她的寫作，我的《瑪格麗特·杜拉斯：寫作的暗房》就是從寫作的角度，去揭示生活中的杜拉斯如何生成了紙上的杜拉斯，如何成為作家杜拉斯，還可以看杜拉斯談論自己寫作的電影——《寫作》。

所以我覺得好的閱讀是，每個人按照自己的興趣出發(fā)，興趣其實是最好的指引。你喜歡，就繼續(xù)讀，如果不喜歡，你就把這本書丟下，換一本去讀，然后如果真的不喜歡杜拉斯也沒關系，不一定人人都要讀杜拉斯，但是我覺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人人都要讀書，要去找到適合自己的書。

先鋒書店 ：

感謝您的分享，也到了最后一個問題，從 2019 年來，先鋒多次有幸邀請您來到五臺山店參加活動，活動也是都和法國文學、女性主義、生活風雅相關，這個是否能夠視為您在學術之外對現(xiàn)實社會的參與和介入？

黃 葒 ：

我們接觸現(xiàn)實生活的方式有很多，而我覺得到書店來做新書的分享、話題的分享，在某種程度上是在推廣大眾閱讀，作為大學老師，關在象牙塔里邊做學問，我覺得這個受眾還是太小了，尤其是現(xiàn)在的媒體時代，更應該有知識共享的理念。

而且我覺得在分享的過程當中，學習是相互的。跟其他嘉賓、跟讀者對話時，會碰撞出很多思想的火花，對自己也有很多觸動。你在傳播知識、傳遞某種信息，同時你自己也接收到了新的知識與新的信息，在這個時代，在書店和其他文化空間面對面的交流互動是特別可貴的。

而且還有一點很重要，作為一個譯者，或者說作為一個作者，不是說這個書出版了就結束了，這個書真正的生命其實是通過閱讀才真正完成的，因為閱讀，書才會流傳，才會延續(xù)它的生命。所以不管是我寫的書還是翻譯的書，還是分享別人的書，我們在書店做的事情，就是陪著這本書真正進入讀者的視野，我覺得這是書店新書分享活動的一個重要意義。

先鋒書店 ：

就是讓書走入讀者的生活，在閱讀中獲得新生。

黃 葒 ：

對。

（本文已獲得轉載授權，轉載時有部分刪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