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伴隨著時光流逝，現代文學巨匠茅盾越來越呈現出其恢宏、厚重、崇高的氣象和品格。對于茅盾的精神世界和文學成就，學術界和評論界已有過深入發掘與精彩闡釋，只是在拾遺補闕的意義上，似乎還有一個維度值得用心留意，這就是細致梳理茅盾與中國古典小說的關系。而厘清這一關系，不僅有助于人們通過富有歷史縱深感的審視與觀察，更加充分地領略和認識茅盾思想、創作與理論的重要價值；而且可以憑借茅盾對中國古典小說的借鑒與揚棄，很自然地形成一種熔古鑄今的藝術對話，從而展現中國現代作家既注重文脈賡續、又推動遺產增殖的精神向度與生動場景。

一

少年茅盾生活在故鄉烏鎮一個家境已趨敗落、但家風尚屬開明的環境中，這使他能夠在當時交雜繚亂的教育背景下，較早地接觸到中國古典小說。在《我的小學時代》一文里，茅盾寫道：

我家屋后的堆破爛東西的平屋里，有不知屬于哪一位叔祖父的一板箱舊小說——當時稱為“閑書”——都是印刷極壞的木板書……木板的“閑書”中就有《西游記》。因為早就聽母親講過《西游記》中間的片段的故事，這書名是熟悉的。可惜是爛木板，有些地方連行款都模糊成一片黑影，但也揀可看的看下去。不久，父親也知道我在偷看“閑書”了，他說：“看看閑書，也可以把‘文理看通’。”就叫母親把一部石印的《后西游記》給我看去。

茅盾夫人孔德沚的弟媳金韻琴，也留有茅盾酷愛中國古典小說的印象：上小學時，茅盾最盼望暑假到來，因為可以隨母親到表舅家去看他心愛的《三國演義》《水滸傳》之類的“閑書”。大人害怕孩子們光看“閑書”荒廢了學業，便把這類書藏到隱蔽的角落。“可是表舅的大兒子蘊玉和茅盾的年齡相仿，也喜歡看舊小說，早就發現了這個‘寶藏’。表兄弟商量好吃罷晚飯，躺在床上假裝睡覺，等表舅……興致勃勃地跟他母親等閑談時，就偷偷地溜到藏書處，在煤油燈下加快速度，大看特看……往往從晚上九時看到十一二時，夜深了才歇手。茅盾眼睛不好，就是在那時看壞的”。（《茅盾晚年談話錄·茅盾的童年》）

大抵從那時起，茅盾就與中國古典小說結下了不解之緣。此后，茅盾相繼在湖州、嘉興和杭州上中學，接下來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班，直到進入商務印書館開始職業生涯，中國古典小說一向是他重要的閱讀和研究對象之一。這期間，茅盾讀過的古典小說林林總總，僅他在日后文章和論著中多有涉及的就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書單。其中除了《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儒林外史》等經典名著之外，還有如《金瓶梅》《聊齋志異》、“三言”“二拍”、《東周列國志》《后西游記》《七俠五義》《封神演義》等中國小說史上具有突出特點和特殊價值的作品，甚至包括《野叟曝言》《海上花列傳》等冷僻小眾之作，以及為數甚多的文言筆記乃至清末民初的“鴛蝴派”作品。由此可見，茅盾對中國古典小說的占有相當豐沛，正如他自己所說：“……中國舊的小說，我幾乎全讀過（包括一些彈詞）。這是在十五六歲以前讀的（大部分），有些難得的書（如《金瓶梅》等）則是在大學讀書時讀到的。”（《我閱讀的中外文學作品》）

少年茅盾喜愛中國古典小說，更多是好奇驅使，興趣使然，但隨著時光推移和視野擴展，特別是當他把一生的理想與志業托付給文學和學術之后，這種好奇和興趣便上升為經過了審美估衡的理性選擇。在茅盾心目中，現代文學的發展與進步需要異域經驗的啟示和助力——為此，他譯介了大量的外國進步作家與優秀文學論著——但同時更離不開本土文學遺產的滋養與傳承，而古典小說正是本土遺產的有機構成。沿著這樣的思路，茅盾把古典小說視為重要的文學富礦和文化資源，堅持將其融入相關的文學實踐，以求古為今用，推陳出新，于是在茅盾筆下，古典小說的精神意脈幻化為兩種形態和兩種價值：第一，它構成茅盾文學批評和學術研究的重要對象。經過別具只眼的清點、辨識和闡發，其文學遺產的質地得到進一步打磨和顯豁，當然，其中摻雜的某些缺失也被剔出和正視。第二，作為文化積淀和歷史饋贈，它很自然地浸透到茅盾相關的研究、批評乃至創作之中，或提供審美參照，或深化主題表達，或助推題材拓展，或玉成觀點演繹，最終為其文學世界平添了別一種豐贍與繽紛，使其愈發風標獨立，氣象卓然。

二

茅盾是著名作家、文論家、翻譯家和編輯家，同時還是頗有成就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茅盾選注《莊子》《淮南子》《楚辭》，探究神話和寓言，考釋歷史和歷史劇，賞評詩詞曲賦與典故，都產生過廣泛影響。對于中國古典小說，茅盾同樣給予了持久關注、潛心考察和深入闡發，也同樣留下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和清晰的行進印跡。

據友人回憶，茅盾對《紅樓夢》極為稔熟，甚至能夠合目背誦。當年供職開明書店的錢君匋，曾講過一件事：1926年的一天，與茅盾同系浙江籍文人、因而相知甚深的開明書店老板張錫琛，告訴他和鄭振鐸，茅盾可以背誦《紅樓夢》。當時，鄭振鐸表示不信，為此，張與鄭在開明書店搞了一次酒敘，請茅盾、徐調孚、錢君匋、夏丏尊、周予同等人參加，酒興正濃時，鄭振鐸點出《紅樓夢》的回目，請茅盾背誦，結果茅盾竟滔滔不絕，大致不錯地背了出來，這讓在場的眾人既十分驚訝，又由衷欽佩。（見錢君匋《書衣集》）

茅盾對《紅樓夢》的稔熟以摯愛為前提，或者說茅盾能夠將《紅樓夢》爛熟于心，正是以往愛不釋手的結晶。這種形成于青少年時期的記憶與情感，幾乎與茅盾的生命同行。在接下來漫長的時間里，肩負多重社會身份和文化使命的茅盾，固然無緣成為心無旁騖的紅學家，但始終關注紅學建設，參與紅學討論，推動紅學進程。

1934年，張錫琛基于開明書店成功出版中小學“國語讀本”的經驗，誠邀茅盾為之“敘訂”面向青少年的節本《紅樓夢》。考慮到文學經典亦需推廣與普及，正在上海忙于創作的茅盾，欣然接受了這一邀約，并為此頗費了一番心力：首先，茅盾為節本《紅樓夢》撰寫了提綱挈領、言簡意賅的“導言”。不僅依次介紹了《紅樓夢》的書名、作者、版本、續書、命意和創新，而且由老友陳獨秀評論《紅樓夢》的文字說開去，直接表明了自己“敘訂”《紅樓夢》的基本原則和終極目的，從而先聲奪人，令“節本”的風貌呼之欲出。在此基礎上，茅盾從自己閱讀《紅樓夢》的感受和認知出發，對全書進行了既小心翼翼又果斷利落的刪減和重訂，就中著力彰顯了兩種要素和相應價值：一是在保持作品基本構架的前提下，去除一些虛幻和賣弄成分，突出和強化作品的寫實品格與社會意義；二是把作品的精彩敘事和生動情節盡量留存下來，從文學創作角度著眼，努力為中學生寫作提供技巧手法層面的借鑒和啟示。

事實證明，茅盾的節本《紅樓夢》是一次成功的嘗試。該書自1935年7月正式出版，到1948年10月已印至第四版。新中國成立后，20世紀70年代香港偉青書店，80年代以降內地的寶文堂書店、中國青年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等，相繼一再印行該書，其總發行量想來是一個不小的數字。節本《紅樓夢》使許多青少年在心智快速成長的年齡段，及時領略到文學經典的魅力，委實功德無量。

1963年，文化部等四單位，聯合舉辦“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紀念展覽會”。時任文化部部長的茅盾出于社會和學術雙重責任，在《文藝報》發表《關于曹雪芹》一文。該文今天讀來或許尚可斟酌，但當年卻堪稱難能可貴，獨步一時：

第一，紅學領域一向派別并立，異說紛紜，茅盾文章統觀全局，作俯瞰分析，卻沒有簡單絕對的揚此抑彼，而是在明確基本評價的前提下，盡可能地提出一些具有辯證色彩和建設意味的看法。譬如，對于“索隱派”紅學，茅盾一方面指出其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本質，另一方面也承認該學派探索《紅樓夢》的政治和社會意義，是有眼光，“看對了的”。論及高鶚的續書，茅盾明言作者存在思想的局限性，“寫寶玉必中舉而后出家，賈府最后復興”，皆大悖原書，但同時也肯定了其尚能保留寶黛戀愛的悲劇性結局，比后來一味追求“有情人都成眷屬”的續作，要高明得多。

第二，當時，歷史唯物主義已主導紅學領域，但一些帶有唯心色彩的說法，仍占有較大的學術空間，正如茅盾所言：“十分重要的對于《紅樓夢》的時代背景、社會基礎的研究和分析，不僅太少，而且沒有受到專家們足夠的重視。”有鑒于此，茅盾文章進一步強調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進而深入探討了《紅樓夢》成書的社會條件與時代背景，客觀分析了如此條件和背景下作者思想中的積極因素與消極成分，充分肯定了作品所達到的現實主義高度。同時，文章還立足繼承和發展中國優秀文學傳統的角度，總結闡揚了《紅樓夢》在情節結構、人物描寫和文學語言三方面的藝術成就，可謂高屋建瓴，質文兼備。

第三，盡管早有“開談不說《紅樓夢》，縱讀詩書也枉然”的說法，然而紅學作為一門學問，終究是相對小眾的存在。以深入淺出、繁簡有度的文字，厘清《紅樓夢》及紅學研究的內容和要旨，一直是擺在研究者面前的重要任務。在這方面，茅盾文章可謂獨運匠心，另辟蹊徑——全篇正文不過六千多字，是對《紅樓夢》、曹雪芹以及紅學史的濃縮闡發與扼要評價；而注文則洋洋灑灑逾萬言，不僅詳細介紹了《紅樓夢》和曹雪芹的相關知識與背景，而且梳理分析了紅學史上一些重要話題與論爭的來龍去脈和文獻依據。用茅盾后來的話說：“報告不過四五千（此處作者的字數記憶有誤）字，但參閱各項有關文章、材料，則總字數當在百萬以上。”其中僅作家當時留下的評述蔡元培、壽鵬飛等紅學人物的13篇札記，就有6萬言之多。其客觀嚴謹的治學態度由此可見一斑，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有方家認為，一篇《關于曹雪芹》，幾近一部紅學簡史。誠哉斯言！

除了研究《紅樓夢》文本，茅盾還非常關注相關的文物收藏、史料辨析和學術發展。佩之在《小說月報》發表一掃陳言、迥異流俗的談《紅樓夢》的文章，茅盾立即給予高度評價，大力推薦。對于在紅學界流傳很廣的“脂硯”說，茅盾經過考察，明確斷定它與《紅樓夢》無關，其真正的主人是明萬歷年間的名妓薛素素（《茅盾晚年談話錄·薛素素的脂硯》）。20世紀70年代，紅學家吳恩裕發表了一批有關曹雪芹佚文與遺物的文章，其真偽問題引起學界爭鳴。作者把自己的文章呈茅盾過目，茅盾讀后回贈七律一首，鼓勵他在這一領域繼續搜求探索。在茅盾看來，對于曹雪芹的佚文和遺物，在沒有更可靠的材料出現之前，與其斷言為偽，不如先信為真。這種態度獲得不少專家的認同。此外，在創辦紅學刊物、倡導紅學研究兩岸攜手以及加強對外交流等方面，茅盾亦做過扎實有效的工作，留下了很好的口碑。“紅樓艷曲最驚人，取次興衰變幻頻。豈有華筵終不散，徒勞空色指迷津。百家紅學見仁智，一代奇書訟偽真。唯物史觀燃犀燭，浮云凈掃海天新。”茅盾這首七律，傳遞的正是他“紅”海遨游的真切感受。

當然，在中國古典小說領域，茅盾所關注的并非只有一本《紅樓夢》，而是將其作為整體納入了視野。早在1924年，茅盾就在滬上報端發表了《〈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的奇辱》一文，批駁一些人對古典小說名著的歪曲與詆毀。1927年，他撰寫長文《中國文學內的性欲描寫》，披露于《小說月報》，對古典小說的一些負面存在及其生成原因，進行了勇敢揭示和嚴肅批評。1940年春，他由新疆返程，途經延安，曾應邀在魯藝等多個場合作“怎樣學習文藝的民族形式”的學術報告，其中談到“市民文學”在中國的發展時，他熱情介紹了唐人傳奇和宋人話本，特別是著重講評了《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三部古典小說名著，贏得廣泛好評。后來，他陸續捧出了《談〈水滸〉》《談〈水滸〉的人物與結構》《吳敬梓先生逝世二百周年紀念會開幕詞》，以及旨在梳理中國文學現實主義傳統和優秀作品的《一幅簡圖——中國文學的過去、現在和遠景》等文章，均透過不同的焦點和視線，有效地豐富和深化了中國古典小說研究。

三

茅盾的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在文體表達上有一個比較突出的特點，這就是不熱衷于構建純學術、純理論的高頭講章，而更愿意也更善于將自己閱讀古典小說所形成的一些觀點和看法，放到綜合談論文學和創作問題的語境中，用一種開放、貫通的思維方式和樸素、生動的語言風度，作隨機式與及物性的詮釋和闡發。這樣一種選擇，不僅成功地避開了小說研究常見的經院氣和學究味，而且把古典小說研究同現代小說創作與鑒賞自然而密切地結合了起來。

第一，在細讀與精研的基礎上，注意發掘和總結中國古典小說中帶有普遍性、規律性和可操作性的元素，將其上升為自覺認知與理性判斷，進而與現代小說創作形成對話或潛對話，成為其不可或缺的遺產性資源。

1959年初，茅盾在《人民日報》發表《漫談文學的民族形式》一文。該文承認章回體、筆記體，故事有頭有尾、順序展開等，是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小說的民族形式，同時又指出：“這些形式在民族形式中只居于技術性的地位，而技術性的東西則是帶有普遍性的，并不能作為民族形式的唯一標志。”那么何為古典小說民族形式的根本標志？茅盾在本文以及后來的文章中，除了一再強調“根源于民族語言而經過加工的文學語言”這一特征外，著重闡述了小說結構和人物形象兩個方面。

關于小說結構，茅盾用12個字來形容：可分可合，疏密相間，似斷實聯。進而以建筑作比喻：“一部長篇小說可以比作一座花園，花園內一處處的樓臺庭院各自成為獨立完整的小單位，各有它的格局，這好比長篇小說的各章（回），各有重點，有高峰，自成格局……我們的長篇古典小說就是依靠這種結構方法達到下列的目的：長到百萬字卻舒卷自如，大小故事紛紜雜綜然而安排得各得其所。”

關于人物形象，茅盾概括為：“粗線條的勾勒和工筆細描相結合。”其中前者是指作品善用一連串的故事來表現人物性格，而這些故事通常都使用簡潔有力的敘述筆調；后者是說作家常用細致傳神的筆墨，描繪人物的音容笑貌，“通過對話和小動作來渲染人物的風度”。

茅盾所指出的語言、結構、人物是否就是中國古典小說民族形式的根本標志？這個問題自然可以繼續討論，不過從中國古典小說的經典文本來看，語言、結構和人物，尤其是更富有直觀性和多變性的結構與人物，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乃至決定著作品所達到的藝術水準及其得失高下。正因為如此，茅盾從結構和人物出發，對中國古典小說所做的一些評價，值得充分關注：

《紅樓夢》和《水滸》都是名著，但從結構上看，《紅樓夢》比《水滸》更進步，《水滸》的結構松泛，《紅樓夢》就緊湊得多；也可以說，《紅樓夢》的結構更是有機性的。這是因為《水滸》是根據許多同一母題的民間傳說，后來由一個人（說他是施耐庵也好，羅貫中也好）整理加工而寫定的。《紅樓夢》則是個人的著作，在結構上可做主觀的安排。并且《紅樓夢》晚出，技巧上自然更為進步。（《怎樣閱讀文藝作品》）。

至于《紅樓夢》，在我們過去的小說史上，自然地位頗高，然而對于現在我們的用處會比《儒林外史》小得多了。如果有什么準備寫小說的年輕人要從我們舊小說堆里找點可以幫助他“藝術修養”的資料，那我就推薦《儒林外史》，再次，我倒也愿意推薦《海上花》——但這決不是暗示年輕人去寫跳舞場之類。（《談我的研究》）

《水滸》也還有許多優點值得我們學習。例如人物的對白中常用當時民間的口頭語，因而使得我們如聞其聲；又如動作的描寫，只用很少幾個字，就做到了形象鮮明，活躍在紙上……這些都應該學習，但是從大處看，應當作為學習的主要對象的，還是它的人物描寫和結構……在這上頭，我的偏見，以為《水滸》比《紅樓夢》強些；雖然在全書整個結構上看來，《紅樓夢》比《水滸》更接近有機的結構，但以某一人物的故事作為獨立短篇而言，如上所述，《水滸》的結構也是有機的。（《談〈水滸〉的人物和結構》）

透過以上論述，我們不但能夠發現茅盾面對中國古典小說所擁有的獨具一格的審美意味和評價尺度，而且可以感受到他更深一層的個性化的藝術思維圖式。而這種以語言、結構和人物為本位的小說觀念，分明具有跨越時光的影響力。關于這點，只要聯系幾十年后陳忠實創作《白鹿原》時，對語言、結構等要素近乎癡迷的孜孜以求，即可發現一種隔著歲月的精神共振。

第二，把中國古典小說的精彩片段和成功經驗，引入現代小說創作與鑒賞的現場，讓前者成為后者藝術上的直接參照和有力裨補。茅盾研究古典小說除了注重宏觀把握與整體估衡，還喜歡從手法和技巧入手，作微觀總結與提煉，這無形中拉近了文學研究同小說創作的距離，使二者能夠彼此生發，互惠而行。于是，在茅盾筆下，人民英雄潘虎（《潘虎》的主人公）因為李逵、魯達的性格襯托而愈見形象的生動；蒲松齡寫《聊齋》對《史記》筆法的借鑒，趙樹理寫《李有才板話》對《快嘴李翠蓮》表達方式的超越，傳遞出文學繼承與發展的要領（《關于短篇小說的談話》）。還有《紅樓夢》里寶黛初見的新奇場景，《水滸傳》中魯達三拳打死鄭屠的神來之筆，都恰當而適時地出現在茅盾討論現代小說的語境中，從而顯示出論者博古通今、古為今用的高超能力。

四

說起茅盾與中國古典小說的交集，還有一個斷面令人矚目：1930年8月至10月，茅盾在《小說月報》以蒲牢為筆名，連續發表了《豹子頭林沖》《石碣》和《大澤鄉》3篇歷史小說。前兩篇取材于《水滸傳》，是古典小說的古樹新花，后一篇脫胎于《史記》，屬于歷史敘事的舊瓶新酒。就茅盾與古典文學的關系而言，這3篇作品既是文心的繼承，又是形象的鼎新。

20世紀30年代，文壇出現多部令人耳目一新的歷史文學作品，如魯迅“混搭”古今、自稱以“油滑”筆墨寫成的《故事新編》，施蟄存借鑒心理分析剖解《水滸傳》人物的《石秀》，歐陽予倩重釋潘金蓮的話劇《潘金蓮》等。相比之下，茅盾的3篇歷史小說沒有在形式和手法上多費經營，而是將筆力集中投射到歷史與現實相似的社會現象的結合部，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和全新的階級意識，悉心改造和重塑了原作中的人物形象與創作主旨。

《豹子頭林沖》的主人公已不再是《水滸傳》中的官宦子弟，而變身為從小吃苦耐勞的農家子弟，這決定了在他身上既有農民的安分忍讓，也有原始的反抗精神。這樣的階級烙印，不僅使他和“三代將門之后，五侯楊令公之孫”楊志的貴族意識形成了鮮明對比，更重要的是，為他后來意欲復仇的過程中不斷變化的行為和心理活動提供了依據，從而昭示了階級意識對人的制約和影響。《水滸傳》中的玉臂匠金大堅和圣手書生蕭讓原本都是次要人物，但《石碣》中，卻變成了作品主題的承載者和揭示者。二人在刻制“石碣”現場的一番對話，既很自然地道出了梁山泊眾人不同的階級出身，又清醒地指出了由此所導致的親疏關系和利益訴求的差異。這里尤為重要也尤為難得的一筆在于，作家明知梁山好漢構成復雜、心思不一，但仍肯定了軍師吳用試圖用一塊“石碣”，把不同階級捏合到一起、共同“替天行道”的努力。必須承認，這樣的形象內涵和創作指向在中國近現代的歷史進程中，自有不容忽視的社會意義。

（作者：古 耜，系中國作協散文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