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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是梁漱溟先生的成名作，亦是現代新儒學的開山之作，被譽為“震古爍今之著作”（蔣百里）。初版于1921年，后曾多次重版，并被譯為英、法、日等十多種文字，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關于東西文化論爭的經典文本。作者在激烈反傳統的時代潮流中，一反眾議，獨樹一幟，竭力提倡儒家文化的真精神。此書出版已逾百年，重讀此書并思考發生于百年之前的新文化運動，無疑是對梁漱溟先生和新文化運動最好的紀念方式。

一百年過去了，我們如何評價新文化運動？ 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當年所提倡的“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今天儼然已經成為國人信奉的普適價值，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隨著“國學熱”和大陸新儒家的復興似乎已經過時。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國際，民間還是官方，坊間還是學界，儒學復興似乎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在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的當時的北京，當時的北大，沒有人敢逆潮流而動，為孔子，為儒家，為傳統文化張目，如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所說：“乃至今天的中國，西學有人提倡，佛學有人提倡，只有談到孔子羞澀不能出口，也是一樣無從為人曉得。”［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商務印書館，2004。以下凡引皆為此版本，不再出注］

因此，梁漱溟到北大任教，發下宏愿，要“替孔子說個明白”。這倒不是說，當時人皆贊成全盤西化，實有一批反對新派的舊派，但這些舊派一方面并不主張舊化，另一方面由于他們自己頭腦空疏，實不曾認識到舊化的根本精神所在，因此面對陳獨秀等人對傳統文化的攻擊只有“怒罵”和“爭論”而已，并且“怒罵的止于怒罵，爭論的止于爭論”，無怪乎梁漱溟要自承其任：“孔子之真若非我出頭倡導，可有哪個出頭？”

百年來，關于孔子和《論語》的文章、書籍、論文早已汗牛充棟，但“孔子之真”實在仍然無人知道，究其原因還是梁漱溟說得透徹：“孔子的東西不是一種思想，而是一種生活”，梁漱溟當時如何出頭證得“孔子之真”？ 除了去讀儒家的典籍，去講授孔子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自己來做孔家的生活”。

但孔子和儒家所代表的傳統的生活方式跟我們今天已經格格不入，“打倒孔家店”實際上就是針對儒家所代表的傳統生活生產方式，在那時“孔家店”就意味著專制、愚昧、腐朽、落后。因此，當梁漱溟強調“孔子的真精神”的時候，實際上是將孔子和儒學與當時已經落后、腐朽的傳統經濟、政治制度和生產生活方式自覺地區別開來，他并不是文化復古和保守主義者。恰恰相反，他認為對西方化要“全盤承受”，而引進民主和科學這兩種精神是當務之急。看起來，梁漱溟一方面主張全盤西化，另一方面又主張我們要過孔子的生活，這兩種看似矛盾的主張如何調和？

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梁漱溟秉持人生態度的進路剖析中國文化。他認為，中國人以調和持中的態度對待世界，直覺地將本體視為流動、變化的，對本體采取“不認定”的態度，從而免去了西方人在“本來的”文化之路上憑借理智無止境地追求宇宙本體，最終將其肢解割裂而產生的局限。但是，由于中國人的態度未免拿出得太早，顯得文化早熟，現在遭遇物質文明發展強勁的西方文化的沖擊，其紕漏自顯。中國文化要走出當時的困境，仍需一種堅強的人生，這就是“孔顏人生”或“剛”的精神。因此，梁漱溟基于他所考察的三種文化路向：印度文化、西洋文化和中國文化，對中國以后所應持的態度做了一個總的判斷：

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態度，絲毫不能容留；

第二，對于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就是對其態度要改一改；

第三，批評的把中國原來態度重新拿出來。

也就是說，在梁漱溟看來，我們對西方文化尤其是民主與科學確實要“全盤承受”，但“態度”要“根本改過”，要重新拿出中國的“態度”，也就是儒家、孔子的“陽剛乾動”的態度。梁漱溟提出這個“剛”的精神是與“欲”的精神有所區別和對照的：“大約剛和欲都像是很勇的往前活動；卻是一則內里充實有力，而一則全是假的——不充實，假有力；一則其動為自內里發出，一則其動為向外逐去。”近代西方的逐利精神可以說是“欲”的精神，而梁漱溟將其態度改為“剛”的精神，既保持了其向前進發的精神，又避免了那種“向外逐物的頹流”。對“剛”與“欲”的這一區分，實際上也是繼承孔子而來，《論語》中孔子即說過：“棖也欲，焉得剛？”（《論語·公冶長》）將“欲”與“剛”做了區分。將西方近代文化精神概括為“欲”的精神，實在是眼光老辣，不像當代學者一提到西方就好像是自由的樂土。《天演論》的譯者嚴復對西方文明、西方社會的了解在當時不可謂不深，但他在晚年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即成為了西方文明最有力的批評者：“不佞垂老，親見……歐羅巴四年亙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回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嚴復《與熊純如書》1918年）實際上也是洞見到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欲”的精神，用西方啟蒙哲人的話叫“趨利避害”“自我保存”。

因此，一方面，梁漱溟提出對于西方文化全盤承受，是出于當時中國的現實情況的考慮：外憂內患，生民窮促，水旱頻仍，物質短缺。必須采取西方文化進取的態度，奮勇向前；但另一方面，出于對西方文明發展的弊端的警惕，要將其態度根本改過，希望提出一種“彌補了中國人夙來短缺，解救了中國人現在的痛苦，又避免了西洋的弊害，應付了世界的需要”的人生態度，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孔子之“剛”的態度。

因此，在梁漱溟看來，只有一種新的人生態度才能真正催生中國文化的復興和繁榮，因為新的人生態度必將使那些生機剝盡死氣沉沉的中國人復活過來，文化、文明的復興和繁榮只有依靠人的重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們今天經常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個民族的人的精神和文化的復興才是真正的民族復興，早在一百年前梁漱溟就已經擲地有聲地提出：“文藝復興的真意義在其人生態度的復興。”清代學術的復興與人生態度無涉，而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則只是西洋化在中國的興起，都算不得真正中國的文藝復興。一百年后的今天，從一百年前的前輩那里留下來的教訓或許還值得我們傾聽：“現在只有踏實的奠定一種人生，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學和民主兩精神下的種種學術種種思潮而有個結果；否則，我敢說，新文化是沒有結果的。”

（作者為鄭州大學哲學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