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陜西教育廳、國立西北大學合辦暑期學校開學式合影，攝于1924年7月20日，第二排右起第十一人為魯迅。照片出自黃喬生編著的《魯迅影集》

魯迅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在筆耕中度過的，較少外出旅行。但他于1924年7月曾有一次西北之行，是應西北大學邀請去“暑期學校”講學。1924年，魯迅在北京任教育部僉事，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等校的講師。當時陜西省督軍兼省長劉鎮華委托西北大學校長傅銅與陜西省教育廳合議籌設一個“暑期學校”，延請京、津、穗等地十余名講師前來講學。除魯迅之外，還有北京師大的王桐齡、李順卿，南開大學的陳定漠，廣州大學的梁龍，東南大學的吳宓等受邀。魯迅之所以爽快地應約，一是他不久前剛完成《中國小說史略》的寫作，去講中國小說史，可謂駕輕就熟；二是他一直在考慮撰寫長篇小說《楊貴妃》，想趁便到西安進行一次考察。 

到西北大學講學

這次西北之旅參加者共13人，魯迅由他的學生孫伏園、王捷三陪同前往，孫伏園是以北京《晨報》記者的身份去的。據魯迅《日記》記述，7月7日晚登上火車，8日到鄭州，9日改乘汽車到陜州，10日又改乘船，走黃河水路，路上遇到大風大雨，“甚受煎熬”。13日到達潼關，14日改乘自動車抵達西安。路上經過了多日的風雨兼程和車馬勞頓。

7月20日西北大學“暑期學校”開學，魯迅參加了開學典禮，并和與會者合影。7月21日魯迅開始講演。暑期學校的聽課者有西安各中小學的教師、各縣勸學所選派的代表以及西北大學的師生，人數約700名。魯迅在西北大學的講演從21日至29日共9天，計11次，共12個小時。另外他應邀到講武堂為陸軍學生講演一次，督軍劉鎮華曾托人示意魯迅，給陸軍官兵講演時換個題目，但魯迅還是講了小說史。

這次魯迅在暑期學校講演的題目是《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分為六講：第一講《從神話到神仙傳》，第二講《六朝時之志怪與志人》，第三講《唐之傳奇文》，第四講《宋人之“說話”及其影響》，第五講《明小說之兩大主潮》，第六講《清小說之四派及其末流》。涉及作品有中國古代神話及《三國演義》《水滸傳》《封神榜》《金瓶梅》《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后來魯迅又把講稿以《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為題，作為附錄收入再版的《中國小說史略》一書之中。

不像唐朝的天空

前面說到，魯迅曾計劃撰寫長篇小說《楊貴妃》，魯迅一向頌揚盛唐的文化，認為其大度、自信、有魄力，“對于別系文化抱有極恢廓的胸襟與極精嚴的抉擇，決不輕易地崇拜或輕易唾棄。這正是我們目前急切需要的態度”（孫伏園：《魯迅先生二三事·〔楊貴妃〕》）。魯迅又對楊貴妃的題材很感興趣，并想以此題材創作一部長篇小說《楊貴妃》，1934年他給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說過：“我為了寫關于唐朝的小說，去過長安。”魯迅認為以前從白居易的七言長詩《長恨歌》，直到清代洪昇的傳奇《長生殿》，這些作品都對李楊的愛情持歌頌的態度，以悲情故事為唐玄宗“樹碑立傳”，而讓楊玉環承擔了禍國的罪名。對此魯迅提出了質疑。他在《花邊文學·女人未必多說謊》一文中說：“譬如罷，關于楊妃、祿山之亂以后的文人就都撒著大謊，玄宗逍遙事外，倒說是許多壞事情都由她，敢說‘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的有幾個。就是妲己，褒姒，也還不是一樣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長遠了。”

魯迅的朋友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雜談著作》一文說：“有人說魯迅沒有做長篇小說是件憾事，其實他是有三篇腹稿的，其中一篇曰《楊貴妃》。他對于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性格，對于盛唐的時代背景、地理、人體、客室、服飾、飲食、樂器以及其他用具……統統考證研究得很詳細。”“他的寫法，曾經對我說過，系起于明皇被刺的一煞那間，從此倒回上去，把他的生平一幕一幕似的映出來。他看穿明皇和貴妃兩人的愛情早就衰竭了，不然何以會有‘七月七日長生殿’兩人密誓愿世世代代為夫婦的情形呢？在愛情濃烈的時候，哪里會想到來世呢？”

1926年魯迅的朋友郁達夫在《創造月刊》上發表《歷史小說論》一文，文中說：“朋友L先生（指魯迅——引者注），從前老和我談及，說他想把唐玄宗和楊貴妃的事情來做一篇小說，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哪里會看不破安祿山和她的關系？所以七月七日長生殿上只以來生為約，實在是心里已經有點厭了，仿佛是在說：‘我和你的愛是已經完了！’到了馬嵬坡下，軍士們雖說要殺她，玄宗若對她還有愛情，哪里會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這時候，也許是玄宗授意軍士們的。后來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當時行樂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來了，所以梧桐夜雨，就生出了一場大大的神經病來，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術來替他醫病，終于使他和貴妃相見，便是小說的收場。L先生的這一個腹案，實在是妙不可言的設想，若做出來，我相信一定可以為我們的小說界辟一生面。”

孫伏園說魯迅想寫的是劇本，他在《楊貴妃》一文中說：“魯迅先生對于唐代的文化，也和他對于漢魏六朝的文化一樣，具有深切的認識與獨到的見解……拿這深切的認識與獨到的見解做背景，襯托出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以近代戀愛心理學的研究結果作線索：這便是魯迅先生在民國十年左右計劃著的劇本《楊貴妃》。魯迅先生原計劃是三幕，每幕都用一個詞牌為名，我還記得它的第三幕是《雨霖鈴》。而且據作者的解說，長生殿是為救濟情愛逐漸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個場面。”

這次應邀到西安講學正是一個絕好的機會。魯迅的私淑弟子許欽文在《魯迅先生來西安講學前后》一文中說：“魯迅先生早就說要寫一篇《楊貴妃》的歷史小說，天空怎么樣，宮殿怎么樣，都有了相當的想象。他到西安去，講學以外，就是為著把這小說的背景弄得像樣點，實地考察，增加點材料。”

魯迅從北京去西安途中，先在臨潼逗留，后即去游覽唐明皇賜浴楊貴妃的華清池，并在此就浴。到達西安后，不顧旅途勞頓，第二天一早魯迅就去觀賞著名的碑林，這里薈萃了全國聞名的歷代碑石、墓志4000余件，使一向喜愛金石碑刻的他一飽眼福。他專門到西安城內的博古堂買了耀州出土的石刻拓片兩種，跑了好幾家古董鋪，買了樂伎土偶人、四喜鏡、魌頭、弩機及碑帖等多種文物，還游覽了雁塔、曲江、灞橋等古跡。為了深入研究楊貴妃所生活的唐代的歷史風貌和社會環境，他還多次同西安當地人交談，了解情況。比如當時接待魯迅的一位叫李級仁的小學教師，魯迅就幾次邀他到宿舍里，請他提供關于楊貴妃的生平、墳墓、遺跡等情況，其中說到西安城東南角的興慶宮遺址（唐玄宗與楊貴妃月夜賞牡丹的地方），魯迅計劃的作品中有此部分。魯迅也向他講述了寫作的打算，告訴他其中一幕將根據李白的清平調，寫玄宗與貴妃月夜賞花的情景。陪同魯迅去西安的孫伏園也興致勃勃，他發現西安家家戶戶院子里種有白色的木槿花，便建議魯迅“在將來《楊貴妃》的背景中，應該有一片白色的木槿花”。

遺憾的是，西安的實地考察沒有促成魯迅這一創作，相反挫傷了他的創作熱情。主要原因是當時軍閥的腐敗政治局面以及西安的殘破荒涼景況，使魯迅大失所望。他對孫伏園說：“我不但什么印象也沒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一點印象也打破了。”孫伏園的弟弟孫福熙在回憶文章中說：“當時的西安，政治黑暗，古跡毀壞，這時先生的印象不但不好，反把從前的想象打破了。因此，本想到馬嵬坡去的，終于沒有去，也因此沒寫成《楊貴妃》一文。”（《魯迅先生在西安》，刊于《西安日報》1956年10月19日）魯迅在給山本初枝的信中也說：“到那里一看，想不到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費盡心機用幻想描繪出的計劃完全打破了，至今一個字也未能寫出，還是憑書本來摹想的好。”此后，魯迅就再沒有提起過《楊貴妃》的創作。

匾額題贈易俗社

易俗社是秦腔劇團。秦腔的唱腔高亢、強勁、激越，以梆子按節拍，節奏鮮明，善于表現悲壯、激昂和凄楚的情感，故也稱“吼秦腔”。秦腔劇目繁富，內容有神話、民間故事、公案戲等，有數千種之多，是我國重要的劇種之一。

易俗社成立于1912年7月，創辦人是陜西同盟會會員李桐軒、孫仁玉，主要成員有高培支、王伯明、范紫東等。在辛亥革命影響下，易俗社以“補助社會教育，啟迪民智，移風易俗”為倡導，是集演出、教育于一體的戲劇團體。易俗社重視新戲創編，編演了許多優秀劇目。

魯迅很早就關注易俗社。他到北京教育部任僉事后，即主管社會教育工作，戲劇也在工作范圍之內。魯迅對易俗社重視戲劇改革、為大眾服務的精神極為贊賞。1920年，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布訓令，贊揚易俗社編演的劇本“命題取材，均有可取，不失改良戲劇之本旨”，并頒發“金色褒獎”狀。這次魯迅去西安，有意要去考察易俗社。他在途中對孫伏園說：“這次要陪我去看易俗社的戲哉。”

魯迅在西安總共待了短短21天，他連續五次到易俗社看戲。這幾次看戲的情況，魯迅在日記里都有記述，如魯迅到達西安的第三天就去易俗社看戲，日記：“七月十六日 晴。午后同李濟之、夏浮筠、孫伏園閱市。晚易俗社邀觀劇，演《雙錦衣》前本。”魯迅是應時任易俗社社長呂南仲之邀前去看戲的。呂南仲，也是浙江紹興人，清末附生。早年到陜西，曾任省財政廳股長，臨潼、渭南、華縣、華陰等縣厘金局局長。1919年入易俗社，任編輯兼評議，1923年1月被選為社長。他十分敬仰魯迅，所以誠邀魯迅觀劇。他同時是一位杰出的劇作家。那天魯迅觀看的《雙錦衣》就是他的作品。《雙錦衣》根據《宋史紀事本末》編寫，情節曲折復雜，角色行當齊全，生旦凈丑一一亮相，一直是易俗社的看家戲。魯迅饒有興趣地觀看了演出，興猶未盡，第二天又來觀看下本。呂社長虛心征求魯迅的意見，因為彼此是同鄉，分外親切。魯迅表示對演出相當滿意。他說：南仲先生以紹興人從事編著秦腔劇本，并在秦腔中落戶，很是難得。

7月18日，魯迅第三次來到易俗社觀看了《大孝傳》。《大孝傳》寫舜帝孝感天地的故事，舜在幼時，父親、繼母、異母的弟弟多次想害死他，但舜仍然對父母孝敬，對弟弟慈愛。他的孝行感動了上天，有大象、小鳥幫他耕種。后來堯把帝位讓給了他。魯迅看了也很滿意，心情很好。他在當天的日記里寫道：“夜往易俗社觀演《大孝傳》全本。月甚朗。”

魯迅第四次到易俗社看戲是7月26日，觀看的劇目是《人月圓》，作者是易俗社創始人之一的高培支。《人月圓》的題旨是戒煙、戒賭、戒嫖。據當時陪同魯迅一同看戲的孫伏園回憶說：“魯迅先生過去就喜歡戲劇，有欣賞戲曲的能力，因此對易俗社演出的這些節目很感滿意。他每次看完演出后，總是給予好評，他感到西安地處偏遠，交通不便，而能有這樣一個立意提倡社會教育為宗旨的劇社，起移風易俗的作用，實屬難能可貴。”（《魯迅先生二三事·魯迅與易俗社》）

8月3日，魯迅離開西安的前一天，魯迅在收到的講課費200元中拿出50元捐給易俗社，以幫助解決易俗社的戲曲學校和戲院的經費困難。晚上，劉鎮華省長在易俗社劇場為魯迅一行人設宴、演劇、餞行，這也是魯迅最后一次到易俗社觀看秦腔。這次宴會別開生面，宴席就擺在易俗社的劇場內，賓主一邊看戲，一邊用餐，易俗社的主要演員劉箴俗等人傾情獻演了秦腔的精彩劇目，再次得到魯迅的贊揚。其時正值易俗社成立12周年，魯迅為了祝賀易俗社成立以來取得的驕人業績，特地親筆題寫了“古調獨彈”四字，制成匾額一塊贈給易俗社，匾額上除魯迅以周樹人的名字署名外，還有同去西安的學者、教授陳鐘凡、劉文海等題名。

魯迅于8月4日離開西安，12日回到北京，結束了這次西北講學的行程，歷時37天，內容極其豐富，在我國廣袤的西北高原上留下了他的足跡。這是魯迅人生經歷和文學生涯中重要的一頁，也是一次值得我們紀念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