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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孔殷自稱“吾家三世寄籍上海”，生母南京人，曾入讀上海圣約翰書院、江南水師學堂、廣東水師學堂，這是蘭齋詩詞存》披露的、前所未知的信息。江孔殷祖父江緯基應為上海開埠后第一批外貿商人，“江裕昌”茶棧由其父江清泉繼承，1880年破產。他本有志從政，只因屢屢站隊錯誤，只好以美食醇酒終其一生。

江孔殷

“吾家三世寄籍上海”

拙文《“嶺南美食家”江孔殷先人與上海之關系》見刊后，承胡文輝兄慨贈江孔殷《蘭齋詩詞存》照片，粗讀一過，加深了對江孔殷的了解，仍有更多謎團待解。本文主要在揭示《蘭齋詩詞存》中披露的“新史料”，廣為人知的史事從略。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蘭齋詩詞存》為一鉛字打印稿本，似為經過編輯的未定稿，署名“南海江孔殷霞盦”，共五卷。在我看來，江孔殷詩詞藝術成就并不高，價值在于通過自注構成一部“詩傳”，呈現家史國史，揭示交游網絡，增進人們對清末民初政治與社會的了解。受詩詞形式的限制，描寫美食的文字不多，內中有關養蜂的注釋也許對研究農業史有些參考價值。

前述拙文談到，1893年江孔殷參加廣東鄉試時，很可能因請“槍手”而報大了歲數，自稱28歲，按其會試同年齒錄“同治癸酉年”生，其生年應為1873年。《蘭齋詩詞存》自注稱，出生時其父41歲，則江清泉1833年生。上海開埠的1843年，江清泉年僅10歲，自不能獨立經商，他們家族到滬經商應從祖父江緯基開始。

1904年參加會試時，江孔殷與江蘇太倉人陸增煒同一號房，吟成《入場與是科會元陸彤士同號喜賦》一首，首句即曰“舊籍春申接太倉”，自注“吾家三世寄籍上海”。從常理判斷，祖父江緯基（號莘田）在鴉片戰爭結束后不久即到滬從事外貿生意。上海開埠初期，“五方雜處，而閩粵人居多”，（1853年第10期《遐邇貫珍》）小刀會起義正是以閩、粵人為主體。

江孔殷《生朝七十自述》詩有句“海上春申舊作家”，意思是家在上海；“互市頭網谷雨茶”，自注“余家業茶商”。從“互市”兩字看，江緯基從事的是出口茶業，他所創辦的“江裕昌”茶棧由江清泉繼承。1940年，江孔殷在詩注中自稱：“光緒庚辰，余年十六，上海茶莊倒閉，距今六十年矣。”光緒庚辰即1880年，可知1880年江裕昌已倒閉，《申報》報道的是1881年債主追債情形，筆者前文說1881年倒閉有小誤。因鄉試報大了歲數，“余年十六”是掩飾之詞，實際1880年他僅有7歲，虛齡8歲。1881年喪父之后，江孔殷被生母帶回上海入學。

《蘭齋詩詞存》首葉

從梵王渡學堂到水師學堂

江孔殷少時在上海接受過西式教育，先后考入江南水師學堂、廣東黃埔水師學堂，有較好西學功底，但迄今為止的江孔殷傳記對此均無片言只字記述。

《蘭齋詩詞存》首篇《癸巳鄉捷祭告生妣周太夫人書訓述志哀七十九韻》，相當于以生母周氏為中心的一部“家傳”。為掩飾年齡造假，江孔殷創作該詩時，可能有意搞亂時間順序。全詩頗長，本文摘引時不按原詩順序，需要該詩全文者，請參閱《民國稿抄本》影印本或原稿。

三齡在抱聞人言，問母母家在何處。

汝南有女出金陵，良家儀鳳門籍稱。

云騎世食天家粟，一朝竿木來廣勝。

亂日山河舉目非，阿爺戰死娘出幃。

弟兄姊妹盡離散，流轉春申無所歸。

獅山南海汝鄉邇，廬江大賈鬻為婢。

主人恩重哀伶仃，教書伴讀字弗奴。

天幸蓬門嬪富家，今日相依母同子。

三歲時，江孔殷問生母家在何處，周氏答道，家在南京，住儀鳳門內，父親為“云騎尉”（因祖上軍功而獲賜的世職），太平軍攻入南京時戰死，兄弟姊妹離散，她流落到上海，被“廬江大賈”賣給江清泉當婢女。主人待她甚好，教她讀書識字。“汝南”是周姓郡望，并非實指。

十八入門侍阿父，中年禱嗣峨嵋去。

鐘樓佛頂歸靈猿，縟坐母懷乳于菟。

上師屈指虎兒胎，寧馨生是由自來。

催得曇開倏驚謝，德門愛日春復回。

（先光祿公中年無子，求嗣峨嵋金頂寺，挈鐘樓白猿歸，逾年兒生。生朝開春三日，驚風殞鹵門熱，兩夜甦）

江清泉中年無子，專程赴四川峨眉山金頂寺求嗣，把金頂鐘樓的白猿帶回家，次年，周氏誕下江孔殷，曾因驚風徘徊在死亡邊上，兩夜之后復蘇。此事應是江孔殷“猿猴轉世”傳說的來源。江孔殷好動，坐無坐相，“猿猴轉世”是當時能被廣泛接受的解釋。

八歲阿爺復邦族，娘兒隨侍趁輪軸。

歸未周年兒已孤，阿娘挈汝滬江讀。

梵王渡口新學堂，天妃廟左舊家塾。

十年外傅張烏程，七字神童李白生。

（七歲時李白生夫子澍以七言聯句屬對，驚為神童）

歲試冠軍黃歇去，秋風唱曲白門行。

水師新考獲前列，國子虛行朝上京。

莊椿見背七閱歲，寡婦孤兒坐蒙蔽。

卅年白屋茶起家，萬鎰黃金石填海。

舊人念舊交未疏，南匯同攻衙內書。

（新興顧竹城世伯宰南匯，延入署讀。）

７歲時入讀天后宮旁邊一家私塾，江孔殷念念不忘塾師烏程張先生的訓誨、李澍先生之賞識。蘇州河北的天后宮一帶屬于華界，隔壁是出使大臣行轅。8歲時江清泉帶母子回南海老家，與叔伯、族人見面，這一年應為1880年，同年“江裕昌”茶棧破產。“歸未周年兒已孤”，1881年江清泉被追債而在籍去世，周氏把他帶回上海讀書。

“舊人念舊交未疏，南匯同攻衙內書”。江孔殷喪父之后，廣東同鄉、署南匯知縣顧思賢曾照顧孤兒寡母。顧思賢，原名國藩，字希堯，號竹城，廣東新興人，舉人，翁心存門生，與翁同龢關系密切，歷宰江蘇奉賢、長洲、昭文、新陽等縣，1880-1883年任南匯知縣，正是“江裕昌”茶棧破產之時。他把江孔殷接到南匯縣衙門里面，與其子侄一起讀書。

“梵王渡口新學堂”。讀了多年私塾后，江孔殷考入梵王渡學堂（圣約翰書院），該校由美國教會設立，為圣約翰大學前身。

圣約翰書院

“水師新考獲前列，國子虛行朝上京”。1890年，兩江總督曾國荃奏辦江南水師學堂，護理總督沈秉成籌建完成。江孔殷參加入學考試獲前列，分在駕駛班。（《生朝七十自述》，卷四第十八葉）據當年10月18日《申報》報道：“江南水師學堂招考，必先試以英文、翻譯、地理、算學皆有可觀，方能中選。現在第一案及近日所取精通洋文者，皆出自中西書院、萬航渡、虹口英文書院、麥家圈諸學堂。”水師學堂從該校招生，導致圣約翰書院出現太多空額，同月30日不得不緊急刊登啟事招補：“南洋水師學堂招取學生，本書院之子弟取者甚多，今書院有空額十馀名，擬即添補，如有曾讀過英文或年半或一年，年在十六歲內者，可覓妥保薦來補額附讀。”《申報》報道與書院啟事從側面證實了江孔殷自述的可信度。

不久，他得到進入國子監讀書的機會，遂放棄學籍入京，結果是鎩羽而歸。接著，他又考上廣東黃埔水師學堂輪機班，（《生朝七十自述》）不久又再次放棄，回歸舉業。1893年，江孔殷中廣東鄉試第四十五名舉人，據說是請了槍手。晚清廣東科舉考試“槍替”之風盛行，到了半公開狀態。江孔殷請“槍手”，自己也給人當“槍手”，曾得到很高報酬。在祭告生母詩中，江孔殷自承：“從此文場嶄頭角，偶踞胡床亦刀捉。金錢到手揮霍隨，家計萬難懵無覺。”

連續站錯隊

同為南海人，江孔殷師事康有為，有著非一般交往，觀念上傾向維新思想，卻并非鐵桿“康黨”。《蘭齋詩詞存》一些篇什足補史闕。如《丁酉十月海上遇康南海師約西湖同讀書開春同北上余旋返粵》：

海上相逢一旅居，來年有約計諧車。

殷勤湖上傳薪火，悔不春秋早讀書。

（卷一第七至八葉）

此詩可證，丁酉年（1897）農歷十月，康有為原本與江孔殷在杭州西湖讀書，計劃第二年春入京。這年冬天康有為變計北上，是看到德國侵占膠州灣，是絕好機會，可以借此進言打動光緒帝。《康南海自編年譜》稱：“適膠州案起，德人踞之，乃上書言事。”入京之前，文廷式交給康有為“密札數通，交通宮禁，約事成援之出山”。（錢仲聯：《文蕓閣先生年譜》）得文廷式介紹，康掌握了與太監、珍妃聯系的秘密渠道，得以向光緒帝進言。戊戌變法由德國侵占膠州灣事件直接推動，已故孔祥吉先生指出：“膠州灣危機的另一個直接結果，是使維新派代表人物康有為放棄在南方發展維新力量的努力，驅車北上，到達北京，直接領導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維新運動。”（孔祥吉《膠州灣危機與維新運動的興起》）茅海建說“康有為剛剛到達北京，恰遇膠州灣事件”，（《從甲午到戊戌》第214頁）似乎對孔先生的判斷不以為然。

1904年，江孔殷參加清王朝最后一科甲辰科會試，居然得中，據他女婿汪希文說，捉刀人是同為康門弟子的羅癭公（羅惇曧），此事難證實也難證偽。這一科人才濟濟，政壇名人有徐世昌、譚延闿、湯化龍、蒲殿俊等，狀元江春霖，榜眼、探花則由廣東人朱汝珍、商衍鎏包攬。

江孔殷在政壇遇到第一個伯樂是張人駿，《詩存》中多次出現的“豐潤”正是此人。張人駿（1846-1927），直隸豐潤人，1903-1905年任廣東巡撫，1907-1909年任兩廣總督，對江孔殷甚為賞識，受限于官員“避籍”制度，無法重用。1909張人駿調任兩江總督，江孔殷報捐江蘇候補道，想利用這層關系快速升遷，順便解決他們家在上海的“歷史遺留問題”。張人駿力加栽培，派他到南洋招商引資、勸捐，有大用之勢，卻被人告發他在南洋與革命黨勾結。

兩廣總督張人駿

江孔殷在圣約翰書院、江南水師學堂受過西式教育，英語有底子，熟練掌握官話、吳語、粵語，擅長寫作，科舉同年有不少能人，本來在官場有很大發展余地，張人駿想提拔他當江蘇勸業道，兩廣總督張鳴岐曾委以廣東清鄉總辦。誰知人算不如天算，武昌起義霹靂一聲，斷送了他的大好仕途。進入民國，江孔殷的政治投機不斷失敗，難得的是每次都站錯隊。

江孔殷思想上屬于維新派，對革命黨比較疏離。1911年“三二九起義”（俗稱黃花崗起義），他向兩廣總督張鳴岐說情，協助潘達微收殮七十二烈士，此事做得十分漂亮，內心對黨人的舉動卻不以為然，如《粵城三月廿九紀事》詩云：

五羊天半起朱鳶，黯黯危城夜氣昏。

好賊無多同李勣，可兒錯認是桓溫。

未成黃禍先流血，誰使青年竟喪元。

從此神州正多故，不教魚爛不鯨吞。

又一首：

居然三戶欲圖秦，霎地黃巾變白巾。（黨人以白巾為臂章）

結黨田橫多死士，起家李特盡流人。

便容微服過尼父，誰信無心殺伯仁。

七十二墳他日草，可憐碧血送殘春。

（卷一第四十三葉）

辛亥粵省光復，江孔殷本可憑借掩埋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義舉結好革命黨人，誰知他卻通過梁士詒倒向老袁一邊。民國二年（1913），他在袁世凱與陳炯明之間牽線，想說服陳氏脫離革命黨陣營，向袁氏輸誠。牽線行動沒有成功，卻從此讓孫中山、胡漢民、朱執信對他心生芥蒂。1915年，江孔殷作為粵省“代表”領銜勸進，擁護袁世凱稱帝。朱執信組織反袁軍事，驅逐依附袁世凱的軍閥龍濟光，江孔殷教唆駐守河南（今海珠區）的李福林保存實力，不予回應。此步走錯，此后很難翻身。

從1917年南下護法開始，大元帥府與“太史第”近在咫尺，孫中山卻從未踏足“太史第”一步，胡漢民對他也甚為冷淡，可見江孔殷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冊”。湘軍總司令譚延闿以會試同年與美食家雙重身份，頻頻造訪“太史第”，不能改變江孔殷命運。陳濟棠主粵時期，軍師古應芬是朱執信死黨，同樣對江氏不理不睬。政治上既缺乏發展機會，江孔殷在經商之馀，把時光消磨于酒食之中，將天才貫注于對美食的追求之中。

思想落伍

20世紀中國天翻地覆，傳統的政治思想已不能適應新時代需要。孫中山不斷調整自己，適應潮流變化，開創了“大革命”時代。前清翰林如譚延闿也懂得調整適應，率領湘軍投身國民革命。江孔殷固守清末新政時期的觀念，對新生事物看不慣，《蘭齋詩詞存》多有反映。如《與陳競存論罷工》：

三千年主公羊義，為國宣尼禮讓存。

亂世尊周危累卵，先生逃墨甚追豚。

教揉每況升無木，拒虎明知后有門。

赤子養成神圣日，眼看多事在中原。

（卷三第二、三葉）

似感慨人心不古，反對“勞工神圣”的新口號，對工人運動持全盤否定態度。

又《二次罷工感賦》之二：

世界平流路太迂，共和專制兩模糊。

均田制產頭頭是，食稅衣租斷斷無。

奴視東人同傀儡，農團南畝輟耰鋤。

眼前天地由翻覆，不死黃魂定不蘇。

（卷三第十一葉）

《十一月十七夜之變紀事》：

新鬼謀成社欲傾，紛紛狐鼠穴三城。

蒼頭特起誰為俑，赤血狂流盜弄兵。

斬木釁方生比戶，脫巾嘩又起連營。

精禽妄擬填東海，銜石千年恨未平。

（卷三第三十九葉）

此詩當是詆毀1927年12月廣州暴動之作，把汪精衛罵了一頓。當時政界、報界普遍認為，廣州暴動的發生出自汪兆銘的“引狼入室”，起義主力第四軍教導團乃是汪氏親信張發奎率領回粵的部隊。事定之后，粵省當局曾在永漢南、泰康路轉彎處豎立“空前浩劫碑”，將汪氏列作罪人，1931年西南反蔣時為迎汪回粵而拆毀。

空前浩劫碑

做“愛國生意”

1939年，女婿汪希文追隨乃叔汪精衛做了漢奸，其時江孔殷避地香港，高調撰文痛斥汪希文，在發布公開信之外，還將汪希文來信公之于眾。重慶軍委會政治部長陳誠獲悉此事，特拍來電報大加贊賞。

霞公老伯道席：拜讀老伯痛斥汪希文之公開信，欽仰無既。倭寇肆其毒焰，蹂躪中原，率土之人，咸感憤激。我全國上下，團結一致，在委座領導之下，為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為人類正義、世界和平而奮起神圣之抗戰，不圖汪逆黨徒，靦顏事日，肆其簧舌，欺騙人民，其意蓋欲分化陣容，斷送國脈。老伯持操貞固，義正詞嚴，足能振起頹風，軌囂俗，除將原函原文交渝各報轉載外，謹電奉候起居，并申仰企。陳誠世未印。（1939年香港《民鋒》半月刊第1卷第4期）

前清翰林江孔殷反對投降，主張抗戰，此舉可提振士氣，為重慶所欣賞，蔣介石由此批準每月致送大洋八千元。據汪希文回憶，這純粹是江孔殷設局、翁婿唱雙簧的鬼把戲，他事先與汪希文商量好做一票“愛國生意”，從老蔣那里撈取橫財。江孔殷慣于揮霍，積蓄無多，居港十分窘迫，有了這筆津貼，可以繼續其花天酒地的生活。（汪希文《我與江霞公太史父女》第183-185頁）俗話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江孔殷此種行為令人不齒。香港淪陷后，江孔殷出任“中日文化協會委員”偽職，追隨他女婿后塵“落水”，回頭看當年的義正詞嚴，令人失笑。

大玩家

江氏一門三代都堪稱“大玩家”。江清泉在上海設“百二蘭譜室”玩賞蘭花，江孔殷一生嗜好美食佳釀、收藏錢幣（據說半數以上是贗品），“南海十三郎”酷愛看戲終成名編劇，祖孫三代習性如出一轍。省港地區有許多關于“江太史”的不經之談，比如說慈禧太后賞賜102盆蘭花給江孔殷，故齋名叫做“百二蘭齋”。從《蘭齋詩詞存》可知，江清泉在上海已有“百二蘭譜室”，江孔殷只不過是子繼父道。

一地之人以本地物產、美食為驕傲，發展到“飲食地方主義”，本是人之常情。惟其有“飲食地方主義”，互爭雄長，才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菜系，讓老饕大飽口福。江孔殷旅居上海十多年，生母是南京人，其飲食始終推崇粵味，有時達到盲目地步。1897年跟康有為在杭州“讀書”時，有詩云“莼鱸無福在湖山，風味藤鯪視等閑”，自注“吾鄉藤菜類莼，鯪魚鮮尤勝鱸”，這就有點過了頭。“藤菜”今名“潺菜”，上海叫做“紫角葉”，有些地方叫“木耳菜”，可清炒也可燒湯，特點是一滑字，與江南莼菜有些相似，始終難登大雅。至于江孔殷認為家鄉鯪魚勝過鱸魚，則近于盲目，或者說是小眾口味。鯪魚多刺，有土腥味，拿來與鱸魚相提并論，恐怕多數食客無法認同。

江孔殷的美食家聲譽，得益于他創制“太史蛇羹”為多。汪希文《我與江霞公父女》一書，以親歷者身份記錄了“太史蛇羹”的炮制方法：“主要工作在拆蛇肉時，要特別小心將蛇骨除去，不使有一絲之骨留存。此外，則殺雞二十頭，和豬肉二十斤，煮成厚味的上湯，待至雞、豬兩味道出盡之后，原肉棄去不要，將此上湯煨蛇肉，再加‘上好’鮑魚絲等配料。”（《我與江霞公太史父女》第37頁）汪希文畢竟不是廚師，所記多有不盡。這種奢侈消費，適合“炫富”，并不適合平民。

江孔殷最喜歡的是價廉物美的荔浦芋頭，自稱“余食譜中荔浦香芋制法最多”。（卷四第十九葉）今時有些名廚喜歡復原“太史菜”，如能復原江孔殷荔浦芋頭的烹調妙法，要比重制“太史蛇羹”更有功德。

記交游

江孔殷詩詞集中應酬之作甚多，奉贈大吏的作品不少，如張人駿、袁樹勛、張鳴岐、陳昭常、鄧華熙等，清末民初來往最多的大概是邱菽園、梁鼎芬、樊增祥、黃節、汪兆銓、鐵禪和尚，1930年代大力幫嶺南女詩人冼玉清延譽，有提攜同鄉后輩之意。江孔殷交游廣闊，維新黨、革命黨、遺老、佛道、美術、收藏、演劇人物兼容并包，詩詞所含信息比較豐富，要系統整理方能見功，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容納。有心人若能詳加鉤稽，或可為近代文學史、戲曲史、美術史、收藏史增添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