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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漢和東漢之間，有一個王莽的新朝。王莽改制的失敗，導致了綠林、赤眉等遍布全國的農民起義，王莽也在綠林軍攻入長安時被殺。王莽之亂導致西漢宮廷藏書大多被毀和散佚，這是繼秦火之后中國官方藏書遭到的又一次重大災難。

不過到劉秀重整河山，建立東漢之后，朝廷又逐步聚集了大量藏書。李尤在《東觀賦》中形容“道無隱而不顯，書無闕而不陳。覽三代而采宜，包郁郁之周文”。東漢為什么能夠取得這樣的藏書成就呢？這主要歸功于法律保障、技術發展和幾任皇帝的積極作為。

首先，漢初廢除秦代《挾書律》是圖書發展的法律基礎。因為廢除了《挾書律》，平民百姓才能開展正常的圖書制作和交流活動，而這又促進了民間藏書的發展。西漢的時候，民間已有了“書肆”，類似于現在的實體書店，只要你有錢，許多書在“書肆”都可以買到。對于那些沒錢買書但又想看書的人，也可以在“書肆”看書。隨著社會對書籍需求量的增加，還催生了專職的抄書職業：傭書。因為當時印刷術還沒有發明出來，所以圖書的復制只能靠傳抄。但即使只是手工傳抄，也使得民間的藏書大大增加。當時還有一種“槐市”，也是書籍交易市場。漢武帝設立太學后，學生規模不斷擴大，至成帝時，人數已達數千之眾。眾多太學生聚集一地，擴大了對書籍的需求，因此逐漸在太學旁邊形成了包括買賣書籍在內的綜合性貿易集市——“槐市”。之所以叫“槐市”，是因為那個地方有很多槐樹而得名。集市每半月一次，交易的內容不僅是地方的特產，更主要的還是大家所用的圖書。自己用過的書不用了，需用的書一時又沒有，大家就到“槐市”去進行交易，以我所有，換我所需，互通有無，對當時的圖書交流起了積極的作用。王莽之亂時，許多文人帶著自己的藏書躲入深山，到東漢朝廷建立并向天下征書時，這些人又帶著自己的藏書重出江湖，為朝廷征書大業貢獻了力量。

其次，造紙術的發明和改進大大促進了藏書文化的繁榮與發展。蔡倫改進了造紙術，使得紙張的制作成本大大降低，有力促進了書籍的生產、傳播和收藏。古時用來寫字的材料主要是簡牘和縑帛，簡牘太沉，縑帛又太貴。所以除了皇室，一般只有王公貴族、官宦人家才有財力藏書。雖然在西漢的時候已經有一些工藝比較初級的造紙術出現，但因為成本太高并沒有推廣開來。而東漢經蔡倫改進的造紙術使用的原材料都是些樹皮、麻頭、破布等不值錢的東西，使得造紙成本顯著降低，這種紙普通百姓也能買得起，所以很快就普及開來，人們寫書、抄書有了更加輕便便宜的載體，書籍的增加十分迅速，民間有財力藏書的人也越來越多，這也為東漢朝廷的征書大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東漢官方藏書豐富起來的第三個原因則是東漢前三任皇帝的大力搜求。后人所謂東漢歷史上的“光武中興”和“明章之治”說的就是光武帝、明帝、章帝這三位皇帝的功績，他們在促進文化事業發展和擴大國家藏書方面所做的工作也可圈可點。

光武帝劉秀極為重視圖書文化建設和書籍的收藏，在他還沒有當皇帝的時候就非常重視收集書籍。鑒于西漢官府藏書散佚，而民間藏書頗多，所以他每到一地，都要先拜訪文人雅士，采集圖書。登基后更是下旨天下，廣征圖書。那些在戰亂時懷挾圖籍、遁逃山林的文人感覺到劉秀的誠意，紛紛獻出自己的藏書。據說光武帝劉秀遷都洛陽時，光是用于運載圖書典籍的車就達到2000多輛。這些書籍奠定了東漢皇家圖書館藏書的基礎。

漢章帝在征書方面有所創新，他“詔求亡佚，購募以金”，在中國歷史上首開貨幣征書之先河。以前老百姓把書捐獻給朝廷或者讓朝廷來抄書都是無償的，老百姓獻不獻書要看各人的覺悟。為了提高老百姓獻書的積極性，漢章帝下令從民間買書，“購募以金”，老百姓覺得這樣更公平合理，所以獻書的人就更多了。

漢明帝不僅建了蘭臺、東觀等作為政府藏書機構、設蘭臺令史等專人掌管藏書工作，更重要的是漢明帝慧眼識珠，發現并提拔了一個漢代最有名的蘭臺令史——《漢書》的作者班固。

班固的叔祖父班斿曾因得到漢成帝的賞識而被賞賜了一套皇家藏書的副本，這套珍貴無比的副本成為班氏家族的傳家寶，班氏家族也因此而成為藏書世家，為日后班彪、班固、班昭得以博覽群書、積累學問并纂修《漢書》創造了重要的物質條件。

班固的爺爺班稚曾經官至廣平相，在王莽當政時感覺朝中形勢復雜，便主動歸還相印，遠離了波濤洶涌的政治中心，閉戶閑居、專心讀書。受班稚影響，他的兒孫輩也都博覽群書、酷愛學習，班固的父親班彪更是對修史情有獨鐘。因為司馬遷的《史記》，從傳說中的黃帝只寫到當時的漢武帝，以后就沒有了，所以司馬遷去世后，不少學者曾續補《史記》。但是班彪認為現有的續補作品大多文筆鄙俗，不配為《史記》的后續之作。于是利用家族的藏書資源繼續采集前朝歷史遺事，寫下《史記后傳》數十篇。只可惜班彪續補《史記》的宏愿還沒完成就去世了。班彪去世后，班固接過了父親的接力棒，立志繼承父親未竟的事業，在班彪《史記后傳》的基礎上編寫《漢書》。

但是，誰承想“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有人向朝廷告發班固，說他“私修國史”，篡改漢朝歷史。班固因此被捕下獄，書稿也被官府抄走。班固的弟弟班超一聽說哥哥被抓了，擔心哥哥在獄中會有什么閃失，一急之下就連夜策馬飛奔到洛陽，求見漢明帝，替班固申冤。班超將父兄兩代修史宣揚“漢德”的意向告訴了漢明帝，正好有下屬將班固寫的稿子拿過來讓漢明帝審查。漢明帝一看，對班固的才華大加贊賞，于是下令立即釋放班固，并召班固前往洛陽，拜為蘭臺令史，專門負責掌管和校勘皇家圖書，同時繼續編纂《漢書》。

從“私修國史”到“奉詔修史”，班固的修史工作迎來重大轉折。漢明帝的旨意，使他修史的合法性得到確認，再也不用擔驚受怕了。而且由于有皇家圖書檔案可資利用，班固修史的準確性大大提高，進度也大大加快了。到班固去世時，《漢書》的編纂工作已基本完成，記錄了從漢高祖劉邦開始，到王莽被殺，共計230年的歷史，十二代帝王。按照史記的體例，共一百篇，約八十萬字。《漢書》是繼《史記》之后的又一部紀傳體史書，并且是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為后世了解西漢政治、經濟、軍事、法律乃至天文地理都提供了重要幫助。但《漢書》中的“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于是漢和帝又命班固的妹妹班昭完成“八表”，并續寫《天文志》。

班昭作為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同樣是“博學高才”。由于長期受到父兄史學素養的熏陶，且在父兄修史時也經常做一些輔助工作，所以班固去世后，班昭也有意要完成父兄未竟的事業。正好這時漢和帝下詔，讓班昭到皇家圖書館即東觀藏書閣續寫《漢書》。這對班昭來說真是求之不得。東觀藏書閣書籍浩瀚，資料十分豐富，班昭經年累月，對《漢書》進行了整理和修訂，對一些晦澀難懂的文字進行了通俗易懂的修改，又寫完了班固未完成的“八表”和《天文志》，終于使得《漢書》完整呈現于世。

《漢書》將《史記》的“八書”改為“十志”，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統地敘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體的律令規定，開后世史書記刑法體例之先河；《五行志》記古今氣象災害等自然現象與人事的聯系；《地理志》記錄了當時各郡國的行政區劃、歷史沿革和戶口數字，還有各地的山川物產、經濟發展狀況、民情風俗等內容。

特別是《藝文志》，這是中國最早的史志目錄，是班固在撰寫《漢書》時，為紀西漢一代藏書之盛，根據劉歆《七略》刪修而成。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西漢皇家圖書館的藏書情況，是研究西漢藏書和學術流變的重要文獻資料。班固在正史中立《藝文志》，開創了史志目錄的先河，對后世的目錄編輯產生了很大影響，漢以后的史書如《隋書》《新唐書》《舊唐書》《宋史》《明史》《清史稿》等都仿效班固的《漢書》記載有《藝文志》或《經籍志》。如果把漢代以來史書中的《藝文志》或《經籍志》加上其他各種補志整合起來，就可以大體形成一部3000多年來中國圖書的總目錄。這是中華文明一脈相承未曾斷絕的確鑿證據，真是了不起的功績。

正因為有了法律保障、技術發展和前幾任皇帝的積極作為，所以到漢章帝以后，數十年間，東漢朝廷各處藏書閣，如“石室”“蘭臺”“仁壽閣”“東觀”等多處，舊典新籍、汗牛充棟。正如《隋書·經籍志》記載：“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巨儒，負帙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東漢皇家圖書館的豐富藏書，有力保障了《漢書》的最終完成。東漢君臣，為中華歷史和文化傳承作出了積極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