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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杜亞泉先生誕辰150年、逝世90年。2月11日適商務印書館創立126年館慶日，籌備兩年的“商務印書館歷史陳列館”對公眾開放。陳列館位于商務印書館涵芬樓書店二層，要勾勒商務百廿年的企業歷史，并展現深嵌其間的數萬種出版物、難以計數的文化出版名家和文化教育諸事業，只得去繁就簡、一再濃縮。即便如此，筆者統計，晚清民國時段（1897—1949）近4萬字介紹文字中，杜亞泉共出現21次，僅次于張元濟、王云五、茅盾，這一結果，與杜亞泉的貢獻完全匹配。

杜亞泉（蔡元培：《杜亞泉君傳》，《（杜亞泉）訃聞》，開明書店1934年），原名煒孫，字秋帆，浙江紹興人，近代著名出版家、教育家、思想家、編纂家、翻譯家，二十世紀科學先驅。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9月14日（農歷），出生于浙江紹興府會稽縣傖塘鄉一個殷實的商人家庭。杜亞泉自幼承家庭厚望勤奮讀書，1889年十六歲即中秀才。1891年十八歲鄉試落榜后，始覺“帖括非所學”，轉從族叔杜山佳治訓詁小學。1894年赴杭州入崇文書院，就秋試再次落榜。1895年應歲試，考經解獲全郡第一。因甲午戰敗，遂對功名之學產生懷疑，再次轉求實學，始研習數學，1898年算學考試再冠全郡。同年接受中西學堂監督蔡元培之聘，任該校算學和理科教員，購江南制造局所譯自然科學諸書，自學理化和礦植動物之學；又自學 日語，不久能直譯日文圖書。在校期間，與蔡元培均主張維新思想，與舊學究多有辯爭。1900年9月，因矛盾激化，與蔡元培一同辭去學校職務，來到上海。

1900年，杜亞泉在上海創辦亞泉學館，招收學生教授理化博物知識，被認為是近代私立大學之嚆矢（袁翰青：《自學有成的科學編譯者杜亞泉先生》，《1897—1987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84頁。原載1982年2月7日香港《新晚報》）。10月（農歷）創辦半月刊《亞泉雜志》，共出10期，普及科學尤其是化學知識，被譽為完全由國人自辦的第一份科普雜志。1901年11月得到父親資助，將亞泉學館改為普通學書室，辦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并舉的《普通學報》，編譯出版科學書籍和國文、歷史等“普通學”圖書。《普通學報》共出5期。《亞泉雜志》和《普通學報》均由商務印書館代印，杜亞泉因此與張元濟、夏瑞芳等結識。1901年10月，杜亞泉與蔡元培、張元濟等合辦《外交報》，并代為發行。

1901年，杜亞泉應邀為商務印書館編寫教科書，190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杜亞泉所編《繪圖文學初階（初等小學堂用）》，為商務印書館第一部國文教科書。1904年杜亞泉正式加入商務印書館，擔任理化部主任，是商務印書館第一代編輯，與高夢旦、陸爾奎并稱編譯所“早期三杰”。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商務遭日軍炸焚被迫停業，杜亞泉在慌亂中攜家眷回鄉避難。商務復業后，杜亞泉居家鄉擔任館外編輯。1933年冬，患肋膜炎在貧病交加中去世。杜亞泉服務商務前后三十余年，其中先后任編譯所理化、博物等部主任28年，主持《東方雜志》約9年。編寫、編譯、校訂的各類教科書、工具書等近百部，撰寫科學、教育、文化、政治等各類文章400余篇。期間創辦新中華學院等學校，參加國音統一運動，組織旅滬同鄉會等。杜亞泉一生致力“為國家謀文化上之建設”，為中國近代科學啟蒙與文化教育事業，為商務印書館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本書緣起于2013年。筆者注意到商務本館的歷史整理，對包括杜亞泉、高夢旦、鄺富灼在內第一代編輯關注不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人們對商務印書館在新時代的定位，是經過了一個探索過程的。對于商務印書館本身，以及包括杜亞泉在內的館內人物的認識，也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逐步展開的。甚至連張元濟的名字，也一度被歷史的塵埃遮蓋。杜亞泉比之更甚。正如龔育之、王元化所言，杜亞泉曾經是“‘五四’新文化論戰中的那位守舊派”（龔育之：《科學·文化·“杜亞泉現象”》，龔育之：《思想解放的新起點》，湖南人民 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頁）；“不但他的生平和功業很少有人提及，就連他的名字也似乎漸漸湮沒無聞了。”（王元化：《杜亞泉文選·序》，田建業等編：《杜亞泉文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頁）。

1949年后商務印書館對自身歷史的整理研究，始自20世紀50年代末陳翰伯主持商務期間。80年代陳原主持商務，繼續搜集本館史料，形成在館慶逢五、逢十的年份，結集出版館史文集的循例。館慶紀念圖書中，先后收入了袁翰青《自學有成的科學編譯者杜亞泉先生》、胡愈之《追悼杜亞泉先生》、汪家熔《“鞠躬盡瘁尋常事”——杜亞泉和商務印書館與〈文學初階〉》。但有關杜亞泉的重量級史料和研究，如張元濟所撰《誄辭》、蔡元培《杜亞泉君傳》，以及周建人、章錫琛、張梓生等人撰寫的紀念回憶文章等一手史料，均未收入。2014年，筆者在《商務印書館館史資料》新4期里，將蔡元培等人的回憶，以及周武《杜亞泉與商務印書館》等的研究一起，以“萬山不許一溪奔——再識杜亞泉”為題，組成了杜亞泉紀念專題刊出。三年后，上海分館同人推薦過來一部頗感為難的杜亞泉研究文集，讓筆者有機緣與本書的另一位編者施亞西先生相識。經過數月書信往來和電話交流，決定在杜亞泉逝世85年之際，重新編輯一部杜亞泉研究文集。

杜亞泉的當代發現始于科學界，經歷了科學—出版—思想—人物綜合研究的四個階段。即由科學界的率先發現，到出版界對其歷史貢獻的肯定和生平史料的補充，再到思想界對其思想價值的認識、深化和提高，最后發展到對杜亞泉作為歷史人物的整體研究。筆者所見新中國第一篇杜亞泉研究文章，是1956年6月發表于《新中醫藥》第7卷第9期、由朱孝慈所撰的《杜亞泉的生平及其醫學學說》。文章介紹了上世紀20年代末“中西醫之辯”時，杜亞泉發表《研究中國醫學的方法》，對中醫所持肯定態度以及對中醫方法的認識。文章發表的時間，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早期，缺醫少藥的情況下，自上而下興起了一股中醫熱。這篇文章在醫學界和思想文化界均未引起反響。

杜亞泉研究第一篇有影響的文章，是袁翰青《自學有成的科學編譯者杜亞泉先生》，于1982年2月7日發表于香港《新晚報》。該文介紹了杜亞泉的生平，充分肯定了其對于商務印書館、對于二十世紀中國的科學普及以及在近代科學圖書編纂出版等方面的歷史貢獻，認為杜亞泉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介紹西方科學最有成就的人。袁翰青畢業于清華大學化學系，赴美留學并在美短暫執教后回國。歷任中央大學、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等，是1949年后第一批學部委員。1952年，早年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過的出版署長胡愈之約談袁翰青，派他到當時尚屬私營公司的商務印書館擔任編審部長，領導商務印書館出版科學圖書。袁翰青實為新中國時期商務印書館的第一任總編輯。袁翰青的多重身份中，每一個身份都令他注意到杜亞泉——這位在化學史、科學普及和商務印書館的出版事業中“功業彪炳”的前輩，袁翰青同時注意到杜亞泉在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巨大存在。

袁翰青的文章，首先在商務印書館和杜氏家族中激起了漣漪。當時商務印書館有位唐錦泉老先生，負責編輯《商務印書館館史資料》。1983年7月20日，在杜亞泉誕辰110年、逝世50年之際，《商務印書館史資料》第22輯，刊登了謝振聲、杜其垚、杜其在、杜其執聯合署名的《緬懷杜亞泉先生（1873—1933）》。文章介紹了杜亞泉的生平和貢獻，補充了日常生活和性格特點等內容。這篇文章，還回憶了“一·二八”事變之后，商務沒有給付杜亞泉“應得的退職金”而致全家生活陷入拮據困頓的晚景，介紹杜亞泉在極度困難中，變賣家產維持家庭編譯所——千秋編輯所（杜其在《鞠躬盡瘁尋常事，動植猶然而況人——回憶我的父親杜亞泉》，《商務印書館館史資料》內刊第42期，1988年11月 29日，第4頁），編輯《小學自然科詞書》的情形，并評價其“幾十年如一日，竟日流光在案頭，為了普及科學知識，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雖身后蕭條，沒有給親屬后代留下物質的遺產，卻替整個社會留下了無數精神遺產”。袁翰青的文章也引起杜亞泉故鄉紹興的關注。同年12月創辦的《紹興縣文史資料選輯》的第一輯，便收入了杜耿蓀撰寫的《杜亞泉——商務印書館初創時期的自然科學編輯》。杜耿蓀為杜亞泉共曾祖的堂弟，比杜亞泉小36歲，在杜亞泉晚年時曾與之有過密切接觸，該文發表時杜耿蓀剛剛去世。1990年這篇文章被收入《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43輯，題為《杜亞泉——商務印書館的老編輯》，內容上有些微差別，文末注明寫作時間為1963年5月，后者當為前者的底稿原文。文章對杜亞泉生平做了大量補充，如：在商務工作之外的部分，補充了杜亞泉于清末投入浙江保路運動、參加國音統一委員會、參與漢語拼音字母創制、為旅滬同鄉奔走操持等事跡；在商務工作部分，則補充了網羅編譯所人才、編譯所內部分工等情形；介紹離開商務后在世最后兩年，于貧病交加中編書講學的情形；還詳細介紹了杜亞泉歷次熱心辦學的經過等。文章還正面描述了杜亞泉與王云五的矛盾，直接表達了對以王云五為代表的館方在“一·二八”事變前后、杜亞泉去世前后表現的不滿。

1988年為杜亞泉誕辰115年、逝世55年。這年5月，人民大會堂舉行了一場科學與文化論壇座談會。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龔育之，發表了題為《科學·文化·“杜亞泉現象”》的演講。他首先肯定了杜亞泉的歷史貢獻，說“他一生為中國的科學和教育事業辛勤工作，他在這方面的貢獻是不可抹煞的”，是“一位在中國傳播自然科學知識的‘先驅者’。”但接著又說：“我同時驚訝地發現，他原來就是‘五四’新文化論戰中的那位守舊派！”龔育之發出了“杜亞泉現象”之問——“為什么一個介紹自然科學知識的先驅者會成為新文化運動中的落伍者，集先驅和落伍于一身？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矛盾現象？”龔育之同樣畢業于清華大學化學系，比袁翰青晚23年，是具有科學背景的文化官員。他受化學家袁翰青的影響，注意到化學先驅杜亞泉的思想價值并提出了“杜亞泉現象”之問。

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外部處于“和平與發展”主題下的國際環境，內部則處于改革開放大潮中相對包容開放的時代氛圍，杜亞泉的兩個兒子杜其在、杜其執，杜其執的夫人施亞西，開始著手翻檢杜亞泉生平史料及其所撰述的著作文章，以增加對這位長輩的了解。1988年11月29日，《商務印書館館史資料》第42期刊出杜其在撰寫的《鞠躬盡瘁尋常事，動植猶然而況人——回憶我的父親杜亞泉》，對杜亞泉晚年生活情形等作了補充，文章經大幅修訂，被收入許紀霖、田建業所編、三聯書店1999年出版的《一溪集——杜亞泉的生平與思想》。

本輪對杜亞泉的關注，聚焦在對杜亞泉的思想價值的再認識。與當時尚在世分別從事金融和科技工作的杜氏兄弟不一樣，施亞西為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一位出色的學者，后又調到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工作，通過閱讀杜亞泉文章，她很快認識到杜亞泉思想蘊含的豐富的思想文化價值。自此施亞西開始致力于推動杜亞泉研究，成為數次杜亞泉學術研討活動和多部杜亞泉研究文集的重要推動者。她常常和周圍的學者探討，鼓勵他們研究杜亞泉思想和生平。通過施亞西、田建業、許紀霖、高力克、任元彪等一批學者的耕耘和推動，杜亞泉的生平、思想和人格，漸被世人認識。

1993年在杜亞泉誕辰120年之際，田建業、姚銘堯、任元彪選編的《杜亞泉文選》編成，施亞西、許紀霖請王元化為之作序，王元化撰成長文《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王元化：《杜亞泉文選·序》，《杜亞泉文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10月），以一個全新的視角，回顧了發生在上世紀一〇年代的東西文化問題大論戰，對杜亞泉主要思想主張進行全新解讀，對龔育之發出的“杜亞泉現象”之問予以了正面的回答。這篇文章，再次將杜亞泉推到當代思想史視界，在學術界產生了轟動效應和連鎖反應。11月17日，上虞市委、市政府和上海歷史學會聯合在杜亞泉故鄉上虞舉辦了“全國紀念杜亞泉先生誕辰120年暨學術思想討論會”，王元化、蔡尚思、湯一介、樂黛云、龐樸、張汝倫、姜義華等著名學者紛紛到場，會議引發了空前的討論和研究的熱潮。自此，杜亞泉研究在以滬浙學者為主體的學界延續了下來，并形成了每十年組織一次杜亞泉學術研討活動的慣例。2003年10月17日，上海歷史學會、上海教育出版社、文匯報理論部在上海組織“杜亞泉誕辰130年暨學術研討會”，王家范、許紀霖、周武、章清、高力克、施亞西等學者參加。2013年10月17日，“紀念杜亞泉誕辰140年暨杜亞泉學術成就研討會”在上虞舉行。熊月之、許紀霖、蘇智良、高力克、施亞西、田建業等學者參加。2014年6月10日，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閘北革命史料陳列館等舉辦的“杜亞泉思想現代價值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圖書館舉行。施亞西、田建業、徐培華、汪義生、葛乃福、施炎平、潘頌德等參加。

在以上研究和動員的基礎上，杜亞泉研究逐漸結出碩果。1998年9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高力克著《調適的智慧——杜亞泉思想研究》；2003年5月，由許紀霖、田建業編輯的《杜亞泉文存》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14年6月，由戴逸、柳斌杰主持，周月峰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杜亞泉卷》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2016年1月，施亞西、田建業編《杜亞泉重要思想概覽》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2017年3月，陳鐿文著《〈亞泉雜志〉與近代西方化學在中國的傳播》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杜亞泉研究還存在于科學史、《東方雜志》、近代思想文化研究的論文和專著中。高校及研究機構的碩、博論文以杜亞泉為題者亦不鮮見。杜亞泉《辛亥前十年中國政治通覽》《人生哲學》《博史》《處世哲學》等著譯，近年亦被再版，有的著述還被多家出版社再版。隨著對杜亞泉研究的深入，誠如熊月之先生總結，“杜氏生平與思想的眾多方面，包括《亞泉雜志》與《普通學報》、杜亞泉與商務印書館、與《東方雜志》、與新文化運動、與白話文、與科學普及等，都得到了研究，特別是他與陳獨秀關于東西文化的爭論，研究得尤為透徹，其意義得到了闡發，價值得到了肯定。一個久被塵封、忘卻或誤讀的杜亞泉，已以其博雅、開明、周詳、深刻的思想家形象，站立在思想史上。”（熊月之：《略論杜亞泉思想特色》，《歷史教學問題》2014年第1期，第4頁）。當然杜亞泉身上“保守”“落后”的灰色標簽，實際上也早已被揭了下來。2022年4月，杜亞泉第一部傳記、劉曉嘉著《中國出版家·杜亞泉》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至此，杜亞泉研究從科技史、出版史、思想史諸領域，推進到人物的綜合研究。

除了以上成果，還有大量研究文章散見于各大報刊。1999年三聯書店出版了由許紀霖、田建業所編《一溪集：杜亞泉的生平與思想》，為第一部杜亞泉研究文集。文集公布了家人收藏的杜亞泉《訃文》所載張元濟、蔡元培等人的紀念文章，并收入了國內第一批研究成果。這些史料的公布和文章的結集出版，是杜亞泉研究的新起點。20多年過去了，新的研究文章已逾數百篇，而編輯本文集，意在輯錄二十余年來杜亞泉研究的代表性文章，反映杜亞泉研究的新近方向和成果，同時對杜亞泉著述和生平史料做一點整理和補充。

由于施亞西先生年歲已高，疫情后身體愈加虛弱，加之杜亞泉思想面向之豐富、論述之深刻、史料之宏富，而筆者水平有限，這些情況令書稿編輯過程頗為艱巨。思想史依然是杜亞泉研究的主線，有關論文按政治、經濟、哲學、社會、教育、科學、編輯、生平等分類選編。選編時亦考慮了內容、結構、作者、篇幅等的平衡。內容分為四個部分：其一，基礎史料。收入杜亞泉去世后，生平舊友、舊同事如張元濟、蔡元培、胡愈之、周建人、章錫琛、張梓生等的紀念文字等；杜亞泉后人親屬如杜耿蓀、杜其在等的回憶文章以及新發現的商務舊同人周榕仙的文章等。其二，論文。涉及杜亞泉思想中的中西文化關系、杜亞泉思想背景研究、啟蒙思想與調和論、杜亞泉思想與當代價值重建、國民性思想與價值體系、政治思想及其比較研究、經濟與社會思想、進化論與科學主義的反思等研究，以及杜亞泉教育思想與編輯思想、杜亞泉與商務印書館等文章。王元化《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揭橥杜亞泉研究的源起，彰顯中西文化問題之于杜亞泉研究的核心地位；熊月之《略論杜亞泉思想特色》總結了杜亞泉人格與思想特征及其成因；許紀霖《“舊派中的新派”在“五四”前后的命運》，指出中西文化論戰實為兩代知識分子（清末新派知識分子與“五四”知識分子）啟蒙大旗易幟的事件本質。此三篇置于論文部分的起首，便于讀者迅速形成杜亞泉生平及思想特征的整體印象。文集收入高力克、洪九來、陳鐿文等對杜亞泉思想及生平已有深入研究的學者的新近成果，同時將更大篇幅交給了新加入研究者。如，歷史學家汪暉、羅志田等，將杜亞泉思想置于中外歷史的大背景下細密考察，對杜亞泉思想的形成演變有了深入的分析揭示。其三，統計表。為筆者在責任編輯的幫助下，利用當下信息技術和數據平臺，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修訂整理的杜亞泉著述成果等。其四，前言后語。筆者所撰《編者前言》，介紹了文集編輯經過和主要內容。施亞西《編后的話——我所理解的杜亞泉》，以杜亞泉后代家屬和研究者的雙重身份，概述其認識杜亞泉思想的歷程，披露了杜亞泉研究的一些歷史片斷，對杜亞泉主要思想亦作了介紹。文集編輯期間，筆者曾數次拜訪施亞西先生，往來書信數十封，筆談數萬字，領受了編輯前輩對后輩的信任和愛護，也感受到杜氏家人對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文集的看重；這些書信亦表露了這位世紀老人對這片土地深沉的情感、洞見與憂思。2023年不僅是杜亞泉逝世150年，去世90年，亦是施亞西先生期頤之年，筆者竭盡全力仍未能在當年完成這部文集，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遺憾。

編輯本文集期間，筆者借機梳理了杜亞泉與商務印書館的關系，形成《杜亞泉與商務印書館考略》。杜亞泉去世時已離開商務，為商務印書館館外編輯。他離開商務前，與主事者王云五關系不睦多年；離開商務后，以老邁之軀在窮困中日日執筆疾書，賺取生活費用，不曾懈怠分秒；去世后，商務官方未出面主持身后事，亦未組織紀念活動。唯一公開的表達，是1934年《東方雜志》三十年紀念刊內由胡愈之執筆、以雜志編輯部名義發表的《追悼杜亞泉先生》。張元濟、蔡元培以及商務同人的追思與資助，均以個人身份發起。杜亞泉的凄涼晚景及身后事處理，與其對商務印書館、對近代中國科學文化教育事業的“彪炳”貢獻，構成了鮮明反差，形成一個有關杜亞泉晚年與王云五、與商務館方關系的歷史人情舊賬，長期糾結于學界和親族中間。筆者受此感召，對這段歷史做了一點考察，試圖從更多的歷史細節中，還原各方情境，希望能以本館百年文化研究中心研究者的身份，對了結這段歷史公案做些許的補充和交代。

文集編選過程中，筆者發現杜亞泉思想，正與當下的現實發生著奇妙的雙向“糾纏”。一方面，其文化保守主義立場，與當下的社會脈動產生了強烈共震，杜亞泉的許多思想主張，在一百多年后收獲了充分的歷史回響；另一方面，其兼容并包、中庸調和、人本主義的思想方法，其有關科學與人文、政治與經濟、家庭與社會、戰爭與和平等方面的思考，對反思當下人類社會諸多問題亦有啟發。或許，這正是一個杰出思想家的特質——即便面向全然不同的時代，亦能提供啟迪與批判的雙重價值。

（本文為即將出版的《杜亞泉研究論集》編者前言，見報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