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滴水融入江海之中才不會干涸，一粒種子播種于豐厚的大地才能發芽生長，一個人只有投身于社會與時代的洪流才能實現自我的價值。同樣，文學也需要同民眾生活結合在一起，成為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不是孤芳自賞地沉溺在形式審美與個體修辭之中，如此才能得到廣泛的傳播，永葆鮮活的生命力。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嚴肅的文學家不屑于言及文學的社會功能，似乎那樣就將文學工具化了。這種講求審美自律的“純文學觀”有其道理，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作為公共性文化產品，文學從來不可能完全個人化，除非它不謀求發表與出版，也完全不在乎讀者的聲音。文學是個人的，但必然通向更開闊的空間，有它關于理想讀者的想象與文學史位置的期待。因而，文學作為一種實踐，對作者而言，可能是載道、言志、抒情、排遣苦悶、干謁名祿、美學創造；對讀者而言，可能是教育、認知、啟迪、娛樂、宣傳；對社會而言，可能是文化建構、歷史記錄、現實見證、未來想象。從這個意義上講，個人表達與經世致用、審美創造與功利實用、藝術創新與文化傳承，都是文學的內在維度和側面。

我寫非虛構作品集《去北川》（上海文藝出版社），源于一個素樸的想法——作為一名掛職干部，北川和北川人民需要什么？對于能力與駐留時間都有限的我來說，能為他們做些什么？我想對他們“有用”，那才能證明我的“有用”。我知道，在絕大部分普通人眼中，文學離生活太遠了，對他們最關心的民生福祉沒有直接作用。基于這樣的素樸認知，你是無法用“無用之為大用”的高蹈言辭去一言以蔽之的。用學院派的語言與普通百姓對話，只能證實你的不切實際、脫離生活。所謂文學的人民性，正體現在這里。事實上，基層的日常工作也讓我不可能有任何的閑情逸致，那種繁忙與火熱的生活排斥蒼白與虛浮。

我的寫作初衷首先是對北川人民有用。什么叫有用呢？很多人知道北川，但一般都停留在過去的印象中，那是一塊曾經飽受地震災難的土地，此外則不甚了了。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已經過去16年了，新北川早已鳳凰涅槃般從創傷中恢復，并且展現出嶄新的面貌，它不再是曾經閉塞、落后的樣子，而是充斥著以科技與文化為底色的新質生產力元素。這是新時代的山鄉巨變，它值得被看見，值得被銘刻，這里的人們也需要被看見，渴望被書寫。北川正在打造城市IP，發展生態文旅產業，當務之急是做好宣傳，以通俗形象的方式，讓更多人了解這塊地方，理解它的人民與文化。

然后是對其他人也有用。當下，人們的注意力與時間格外寶貴，總希望閱讀能帶來收獲：或得到生理上的消遣，或得到情感上的舒泄，或得到知識上的教益，或得到思想上的啟迪、精神上的愉悅……寫作者應該考慮自己能給讀者提供什么，而不是先想著一己的表達。一個讀者為什么要讀一本寫陌生地方的書？如果沒所得的話，那任何人都沒有義務去傾聽與解讀一個毫不相干之人的心思與表述。我能給北川之外的讀者提供的，就是對北川方方面面進行的總體性勾勒，它的地理歷史、山川河流、物產人文、民俗風情、連續的傳統與當下的變化。當然，這種“總體性”未必全面，只是一家之言，只不過我采用的是一種“總體性”的視角。這樣的話，人們對于這個西南山地的羌族自治縣，至少可以有一個知識性的導覽，同時對于北川的風景與人也有一個感性的認識，或許還能取得認知上的突破，知道世界上還有這樣一個地方、這樣一群人、這樣一種生活。

最后還要對自己有用，這是顯然的。在世界各地許多族群的文化中，常常存在這樣一種傳統：少年的成年禮就是要進行一番游歷，離開原先熟悉的環境，前往一個陌生的地方，深入他者文化中去體驗和經歷生活。當他再次歸來時，便會發現自己的變化。在與他者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甚至交鋒的過程中，他不斷調試自己，獲得成長。在北川的12個月，于我而言，就是那樣的成長。對它的書寫是一種內在欲望。記錄下自己在陌生空間與文化中度過的一段歲月，本身就是有意義的，它是人生的旅痕、生命的印跡、存在的確認。我在北川堅持每天記日記，起初只是一種個人習慣，真到起意寫一本書，卻發現那些日記并無用處。日常工作與生活中有無數瑣碎的細節，經驗中的碎片如果不經過整理與修葺，不組織成“有意味的形式”，不過是一堆終將沉入忘川的記憶冗余。通過寫《去北川》，我反倒將一段人生用文字的形式錨定下來，賦予時間和生活一個可讀的形象。

但是，問題在于怎樣找到那種“有意味的形式”？換句話說，怎樣才能把這片土地上的一切盡可能完整地用文字組織起來？北川處于龍門山斷裂帶，其西屬岷山山脈，峰巒起伏，是成都平原向青藏高原自然過渡的地帶，漢羌藏回雜居，文化帶有雜糅性，要寫出這個地方的人、事、物，傳統與當下，很難孤立講述某個故事。事實上，任何單一的故事都無法涵括某個地方社會的復雜性。如果簡單地就事論事進行描述，難以全面而清晰地定位其特色、呈現其形象。因此，我所著墨的是北川縣的歷史、文化、風景、物產、居民、情感結構以及未來的發展規劃，旨在勾勒一幅包含多元線索、多樣性因素、多種復雜社會關系的圖景，當然還有其中所體現出的社會變遷。與專業作家不同，我早年研究人類學的經歷，幫助我形成了一種準人類學的隱形思維，讓我得以擁有一個整體、多元、動態的視角，去打量并走進這片土地。事實上，文學作品與人類學著作并不矛盾，像列維—斯特勞斯《憂郁的熱帶》、巴利《天真的人類學家》這樣的著作，無論從文筆還是結構而言，都是絕佳的文學作品。

巧合的是我正好在北川待了一個人類學周期。人類學研究要求學者親身體驗并觀察一個地方的人群及其文化，通常意味著要經歷當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生產生活周期。這個周期里，我參與并融入北川人民的生產過程，共同慶祝了傳統節日，如春節、元宵節、中秋節、羌年，還有國慶節、勞動節等。自然的時間、社會的時間融合在生產生活中，只有身在其中，才能有切身體驗。與北川少數民族同胞的深入接觸，讓我得以在個人經驗與當地經驗的比照中，凸顯后者的獨特之處。因而，當下現實的立此存照，也有了歷史的厚度與視界的廣度。

如此一來，《去北川》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地方志結構，每一章節圍繞一個特定主題展開，如地理特征、歷史進程、族群構成、情感與婚姻狀況等。我不想讓它的民族志或田野筆記的意味太濃，但是不可避免地會帶有這樣的色彩。至于這樣的形式，是否符合某種特定的文學規范，或者“文學性”，其實已不是我要考慮的。寫作是否有效，在于我們能否找到最恰當的方式處理與書寫對象的關系。現在是一個文體創新的時代，我們已經很難不加變通地將某個作品按照現代西方文學觀念界定的體裁進行歸類，新的現實必然會催生出新的文類。

我很喜歡英國印度裔作家奈保爾的作品，不是他的小說，而是他以“印度三部曲”為代表的游記，里面有細膩的觀察、敏銳的思考，更有基于間接閱讀與直接體驗所形成的判斷。這使其遠超于景觀描摹與抒情議論，而具備了思想的力量。它們既是散文隨筆，也是民族志，同樣也可稱之為“文學人類學”。我在最初構思《去北川》時，內心隱秘的期待就是能夠寫出像列維—斯特勞斯或奈保爾那樣的作品。他們的寫作并不以文學本身為目的，而是有著知識、觀念、學術、社會觀察等看上去不符合審美非功利的目的與目標。那些對于“有用”的追求，并不妨礙他們的作品同樣成為優秀的文學。

像水融入河流、種子根植于泥土，我也融入我所書寫的對象之中，這是一個有情、有趣、有思的過程，同時也希望作品能夠對自己、對北川、對遠方的讀者有意義。所謂“有用”的寫作，我的理解是出于個人，但不局限于個人；發自現實的動機，卻指向普遍的共通。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魯迅文學獎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