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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14日，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民族文學史料研究分會2024年年會暨第八屆民族文學史料研究學術研討會在齊齊哈爾舉行。與會學者表示，史料學是一門“遺憾之學”，源于史料的發現永遠在路上。這也決定了在注重第一手資料搜集和整理的同時，要對已有史料進行全面深入挖掘，轉換研究觀念，擴大研究視野，推動民族文學史料研究不斷走向深入。

尊重第一手資料

“少數民族文學”是少數民族文學學科的核心概念。大連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李曉峰認為，圍繞“少數民族文學”概念產生的史料追索過程，呈現了史料學具有“遺憾之學”的特點。這一過程對史料學研究者而言是鍛造學術求索精神的過程，其內在的精神動力是史料學的魅力所在。

民間文學資料的搜集是獲取第一手資料的重要方式。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吳曉東認為，所謂第一手資料，指的是資料本身而非使用者，即沒有任何改動、完全忠實記錄下來的資料，無論誰來使用其都是第一手資料。如果資料經過刪改，即使搜集者自己使用，也不能稱之為第一手資料。

格薩爾史詩史料體系在史料學的整理與研究路徑中，主要由口述史料和古代書面文獻、檔案匯編、考古遺跡、數字史料、電子史料等組成。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楊霞表示，格薩爾史詩理論體系的建構與形成正處在不斷探索、努力發展的階段。學界對格薩爾史詩的研究，從資料的搜集整理階段進入學理性探賾的研究階段，研究范式已然發生轉換，正在為中國史詩研究打開新的視域，“中國史詩學派”“共同體詩學”已呈現出新理論本土化的實踐模態。西南民族大學原校長曾明表示，新時代，我們在話語體系建設上進行了多層次全方位的制度創新、理念創新、形式創新，標志著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覺達到了新的歷史高度。

全面挖掘已有史料

公元443年刊刻于嘎仙洞石壁上的“祝文”，是統治者用以歌功頌德、祭祀祖先的文辭，被譽為流落在大荒之中的廟堂文學，對北魏歷史乃至北方民族史研究都有重大影響。但學界對鮮卑祖源地與嘎仙洞的關系尚存爭論。齊齊哈爾大學文學與歷史文化學院（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李秀蓮認為，嘎仙洞石室被當作拓跋鮮卑的發源地，是人為建構的結果。嘎仙洞石室“祝文”被發現后，學術研究缺乏史源辨識、史料分析，仍沿用《魏書·禮志》做出的政治建構。由此產生學術質疑是必然的，但解決學術質疑問題，還要期待嘎仙洞“先帝舊墟”的第三次發現。

20世紀40年代，梁實秋和華思撰寫的《讀〈駱駝祥子〉》和《評〈駱駝祥子〉英譯本》兩文，堪稱《駱駝祥子》接受傳播史上的經典文獻，但長久以來卻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失收于老舍研究的資料中。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陳思廣表示，學術拓新離不開對已有史料的全面發掘與深入了解，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接受者在《駱駝祥子》研究中的盲目與自信，糾正以往接受研究中出現的偏差與問題，打開接受者認同與重構、修正與跨越的新視域。

不斷拓新研究視野

文學史研究的空間維度伴隨著“空間批評”的興起而日漸受到重視，成為突破傳統線性思維、拓展文學研究路徑的重要維度。五華書院作為清朝嘉道年間云南多民族文學交融發生的具體歷史現場，構成了多民族詩人棲居的文學空間。西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孫紀文表示，五華書院承載著多民族文人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學與文化記憶，而由此衍生成的五華書院“文學空間共同體”，不但成為詩壇風尚轉變的助推力量，也因其多樣的詩歌風格，豐富了云南詩歌乃至清代詩歌的整體內容。

元明清時期蒙古族的漢詩創作也經歷了從萌芽到鼎盛的變化。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米彥青提出，對這一創作群體的研究要從制度史、思想史以及“新文化史”三個視角進入，確立多民族文學史觀下蒙古族文學在中華文學建構中的重要地位，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立足對中華文學史料的挖掘、梳理、研究，在此基礎上打破學科壁壘，以更為宏闊的學術視野和更高的學術境界，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過程中，實現歷史價值、文化價值、現實意義。

會議由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民族文學史料研究分會和齊齊哈爾大學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