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一

按照北京大學的人事制度規(guī)定，2009年，我63歲，學校人事處通知我辦了退休手續(xù)，但仍然返聘，如常上課。又因為我曾有幸獲得教育部頒發(fā)的“國家級高校名師”獎，全校也就八九位“名師”，規(guī)定可以繼續(xù)招收博士生。可是我不想再“擠占”中文系的資源，返聘兩年，就想徹底退下來，寫點東西好了。何況當時的系領導也并無挽留的意思。不料此時山東大學就“盯”上了我，托人來打聽，說打算設立“人文社科一級教授”，問我是否可以考慮應聘。記得當時我參加國家社科基金評審，山大原黨委書記曾繁仁先生和在任校長徐顯明先生約我見面，他們的誠懇讓我感動。2011年7月，我到徐州開會，會后順便去了趟濟南。山大文學院院長鄭春熱情接待了我，還安排我做了一場學術講座。回京后，便和我妻子商量，覺得身體還行，而山大又是很不錯的大學，在那邊圖個安靜，再干幾年也未嘗不可，便決定應承山大的邀請。2011年9月初，我和妻子便來到山東大學。

我們打算就住在濟南，把十多箱書也帶去了。學校安排我們入住南院“院士樓”。房子是新裝修的，家具一應俱全。辦公室主任沈文細致入微地安排我們的生活。南院是山大教師的老宿舍區(qū)。這里還有當年專門給成仿吾先生建的“校長樓”，可惜他沒有住過，改為俱樂部了。雖然是老舊小區(qū)，生活卻很方便，上課步行去學校也就過一條馬路，走十多分鐘。

二

我的家還沒有安下，就給本科生上課了。是講“現(xiàn)代文學作家專題研究”，屬于選修課。這是我為山大做的第一個工作。

大概因為好奇，歲數(shù)不小了，還給本科生開課，來聽課的學生很多，有一百多人。很快，這就成為新聞，當?shù)貓蠹垐蟮懒藴厝迕羰芷干酱螅o本科生開課的消息。之后又有多家媒體跟進報道，一時間，學界都在傳播這個消息。我甚至還被山大評為當年“十大新聞人物”之一。

回想起來，這件事本身沒有什么值得報道的，之所以引起一些關注，一是借所謂“北大中文系主任受聘山大”吸引眼球，而并非我本人有什么“能耐”；二是老教授給本科生上課可能比較少，借此說明山大還是重視本科教育的。

不過我的課也的確上得比較認真，也比較活。我一般不做滿堂灌，而要求學生先看作品，然后在課上引出一些有趣又有料的問題，當場組織討論。比如，為何文學史對郭沫若評價很高，而一般讀者卻不看好？《雷雨》的主角到底是誰？《邊城》的情節(jié)很簡單，靠什么吸引人？等等，幾乎每次課都有一個問題，在討論中引出閱讀與評論的方法，學會觀察文學現(xiàn)象。這樣授課，是在傳遞方法性知識，授人以漁，學生感覺有些趣味，也就愿意多讀寫作品了。

山大的本科生都是高分考進的，比較聰明好學，也比較踏實，和我配合很好，我也比較悉心指導。給他們修改小論文，對每一篇都有針對性地寫上批語，提出進一步學習的建議。這個課我在山大上過四輪，后來我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溫儒敏講現(xiàn)代文學名篇》，就是在講課基礎上整理加工而成的。

我在山大還講過另一門課，是《文論精讀》，原來在北大也開過的。主要是博士生的討論課。內容是選擇十多篇在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界有影響，而在研究角度與方法上具有一定典范性的論文，加上若干篇可能有“典型”毛病的博士論文，讓學生先閱讀思考。然后分工，每位同學負責講析其中一兩篇論文之得失，大家討論，我最后點撥分析。開這門課是為了打開思路，所謂“觀千劍而識器”，學習論文寫作的規(guī)范與變通。這門課也開設過三輪，學生反映這門課很實用，對他們進入論文寫作是有幫助的。

我把上課作為我在山大的主業(yè)，從2011年講課，一直講到2017年。記得最后一次上課是晚上，課后同學們簇擁著把我送回到賓館學人大廈，很讓我不舍。

三

在山大的第二項工作就是指導碩士生與博士生。從2012年開始，到2024年，共指導過7名碩士生，7名博士生，還有1名博士后。到2023年，我考慮年紀大了，向學院說明決定不再招生，現(xiàn)在（2024年）我名下還有兩名博士生尚未答辯。碩士生一般都是招收進來后由教研室分配導師，博士生則是由考生認定導師后再報考。大概因為我的“名氣”比較大，又傳說比較嚴格，每年報考我門下的考生總是很少。我?guī)У牟┦可嗍菑钠渌蠋熋罗D過來的。多數(shù)博士生學業(yè)基礎不是很好，但都比較努力，學風比較扎實，四五年內就有明顯進步，最后完成學業(yè)，成功答辯。

我指導博士生一般不會帶著他們作我的課題研究，而主要看博士生的長處、興趣和發(fā)展的可能性，幫他們找到比較適合的論文題目。他們的題目五花八門，比如研究五四時期翻譯（尹輝）、研究暢銷的通俗刊物（劉啟濤）、研究五十年代“人大文學研究班”（楊偉）、研究“語文方法性知識”（靳彤）、研究王瑤的文學史思想（劉世浩）、研究現(xiàn)代文學作品的封面設計（侯瀅），研究“胡風派”作家路翎（孫詩源），等等，幾乎都是學界少有關注，而又有學術價值的論題。他們的論文寫作都經歷了非常艱苦的過程，有的簡直是“煎熬”，甚至要放棄了。我說寫論文本身就是非常難得的經歷，可能終身受益，鼓勵他們堅持下去，盡力做好。我也會幫助他們改文章。幫學生修改文章是很苦的事，要順著他們的思路來改，考慮讓學生能夠接受，又得到提高。有的是幾易其稿才定奪，這比自己寫一篇文章要難得多。我指導的博士生畢業(yè)之后全都在大學任教職。

四

我在山大做過的第三件事，是申報“當前社會‘文學生活’調查研究”項目，幫助山大現(xiàn)當代文學學科建設。一說到學科建設，很重要的指標就是科研項目。我對于“項目化”的學術生態(tài)是有些抵觸的，認為人文學科和理科不同，不能過多預設，也不宜完全依靠定量管理，還是要讓學者自由發(fā)揮各自的個性與創(chuàng)造性。我擔任國家社科基金評議委員多年，對項目管理的得失還是有所體會的，但也不否認得當?shù)捻椖垦芯浚梢詭訉W科的發(fā)展。所以到了山大后，也就想到要幫助教研室（研究所）的老師申請項目。剛好2012年前后國家社科基金擁有的款項增加了，啟動所謂“重大項目”的申報。我就想到不妨試一試申請一個有關“文學生活”調查研究的大型項目，把現(xiàn)當代連接起來。我的動議得到教研室的一致贊成。我們便討論了一個申報方案，題目定為《當前社會“文學生活”調查研究》。很快，這個重大項目就順利通過了。

因為是剛開始實施“重大項目”，有上百萬元的資助，審批過程很嚴格。記得“答辯”時，我和葉誠生教授去的，答辯委員七八人，都是文學理論界的著名人物，我都熟悉，但也要認真回答問題。有一位委員提出“文學生活”這個概念有什么學理根據(jù)？一時著急，我還真的回答不上，就說這還只是實踐性的設想，希望能通過調查了解普通國民的文學閱讀以及文學在他們日常生活的存在狀況。其實，我們也是在后來的調查實踐中才逐步形成理論和概念。有驚無險，我們這個項目得以通過。當時，“重大項目”還很少，山大2012年也就申報成功這一個，我們教研室老師都非常興奮。

之后，我們把項目的宗旨定為：“提倡文學生活研究，就是提倡文學研究關注民生——普通民眾生活中的文學消費情況，讓文學研究更完整、全面，也更有活力。”我們把這個重大項目分為五個子課題，分別由教授帶領教研室一些成員（包括北大的）去調查研究：賀仲明主持《當前社會的文學閱讀和接受調查》，張頤武和邵燕君主持《網絡文學和多媒體文學調查》，鄭春主持《當前社會文學生產的實證研究》，張學軍主持《文學經典在當前社會的傳播、接受和影響研究》，劉方政主持《非主流文學生態(tài)研究》。直接參與項目調查研究的有葉誠生、叢新強、謝錫文、史建國、馬兵、國家瑋、程鴻彬、唐錫光、王小舒，等等，有40多人。

到2015年10月，這個項目完成結項，舉辦了一次研討會，出版了《當前社會“文學生活”調查研究》一書。《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還專門發(fā)布新聞，在學界產生較大的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山大還專門設立了“文學生活館”（謝錫文和侯瀅是主持人），為學校提供一個文學閱讀交流的場所，還經常舉辦面向普通市民的文學講座。如今山大北門一進去，就看到“文學生活館”，那個牌子還是我題寫的。

五

我在山大做過的第四件事，就是編寫語文教材。我2011年9月到山大，2012年10月，教育部就聘任我為義務教育語文統(tǒng)編教材的總主編。教材編寫比我想象要艱難，各方面都有要求，社會關注度還很高，動輒會引發(fā)網上熱議，很多精力要做各種平衡、協(xié)調和“滅火”的工作。我經常要回北京開會，討論修改稿子。2016年義務教育的語文教材編完，不想再干了，又經不住教育部再三動員，接著又要編高中語文統(tǒng)編教材。這一干就是11年。一直到現(xiàn)在（2024年春），這項工作還沒有完。而山大校方和文學院，對我這項工作始終是支持的。2018年某一天，山大校長樊麗明還特地到我辦公室來看我。我匯報了教材編寫的情況，說這也是屬于山大的科研成果。

六

山大的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有深厚的歷史積淀，聞一多、老舍、沈從文、梁實秋都曾在山大（或者前身國立青島大學）任教，20世紀50年代又有劉泮溪先生開設新文學課程，還專門講授過“魯迅研究”，那都是開風氣之先的。后來又有孫昌熙、孔范今、黃萬華等先生，在現(xiàn)代文學、魯迅研究和海外華文文學方面都作出過重大貢獻。邀請我去山大，最初也是黃萬華與鄭春老師他們提議的。

鄭春教授的父親是廣東梅縣客家人，可是不會說客家話。我總想在他魁梧的身上找到某些客家人的“因子”，結果很失望。不過我和他很說得來，他也給我很多幫助，包括生活上的幫助。他在現(xiàn)代作家作品研究，特別是留學生文化背景的考察方面，有專深的成果。長期擔任教學行政工作，對他的專業(yè)是有些耽誤的。我寬慰他說，學者做教學科研管理，也是一種貢獻，應當有成就感。

和我交集較多的是黃萬華教授，我和他都住南院。深夜，小區(qū)安靜了，從我的窗口望去，還能見到黃老師住室的燈光。他總是那么辛勞鉆研，說他是文學院的“勞動模范”，恰如其分。黃老師當過知青，經歷過苦難，后來在泉州華僑大學當老師。也許因為僑鄉(xiāng)的緣故，他把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作為自己的主業(yè)。他做學問很扎實，盡可能靠第一手資料說話，就成年累月浸泡在史料查找中，甚至自費去國外查找資料。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這一塊，黃萬華教授掌握的資料最多，也最權威。20世紀80年代后期，黃老師還未來山大。山大有位老師到上海圖書館查找資料，有些未找到。工作人員對他說，你可以找黃萬華，他的資料多。這位老師就聯(lián)系了黃萬華，得到幫助。后來山大現(xiàn)當代學科就決定聯(lián)系調動黃萬華來山大。孔范金教授退休后，黃萬華就成為學科的帶頭人。

黃萬華教授著作很多，包括“臺灣文學史”“香港文學史”“海外華文文學史”，后來又匯集出版了《百年海外華文文學史》。海外華文文學的時空，自然有各種政治變革帶來的影響，這也是“三史”研究的難度和特殊意義。在這個領域，黃萬華教授毫無疑問是全國領先的。我去山大不久，黃老師要退休了，我曾找過校長，希望像黃教授這樣比較有影響的學者能延緩幾年退休，可惜未能獲準。黃教授自己則無所謂，繼續(xù)做他的學問，幾乎每隔一兩年就有一種新著出版。

杜澤遜教授也是給我較多幫助的。我認識他比較晚，2015年暑期，我把家搬回北京，山大那邊還有課，每隔一兩周就從北京去濟南集中上課。杜老師是2018年擔任文學院院長的。他希望我能續(xù)聘，而且酬金比之前高出兩倍。我考慮年紀大了，北京這邊還要為教育部編中小學語文教材，精力照顧不過來，就婉拒了，答應改聘為“兼任講席教授”，不再授課，只負責帶博士生。杜澤遜教授也尊重我的決定。他出任文學院院長，實施一些改革措施，主要是調動教師的主動性，活躍學術氛圍，有時找我商量，我都是支持的。我還把著名學者龔鵬程先生推薦給山大。我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溫儒敏談讀書》，杜澤遜教授和辦公室主任沈文老師還專程到北京參加該書的發(fā)布會，很讓我感動。記得我們還在王府井的一家飯店聚會，談得很暢快。杜老師是非常有實力的古文獻學家。對他這一行我不熟悉，但很景仰。他參加過《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等大型古籍的編纂工作，主持過《清人著述總目》《清史·典籍志》《五經正義》等古籍的整理。最近又在主持《永樂大典》存卷的綜合整理研究，這些都是功德無量的學術工程。杜澤遜教授真是那種把學術當作自己志業(yè)的幸福的學人！他的科研任務如此繁重，還能出任文學院院長，雙肩挑，真不容易。

山大文學院很多老師都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曾繁仁先生擔任過山大校長和黨委書記，還曾經被教育部委派到北大督導過工作，我們又都參加國家社科基金評審，彼此很熟悉。我來山大，顯然也是他支持的。曾先生從校長職務退下來后，全力投入到“生態(tài)美學”的研究，現(xiàn)在山大在這個領域已經成為全國文藝美學界的一個亮點。我和曾老師平時見面不多，也就是在一些學術活動上見到，會聊上幾句。他對我在山大的工作生活是很關心的。當我說決定不再續(xù)聘時，他似乎有些感傷，說山大留不住人！

張學軍、劉方政、賀仲明、葉誠生、叢新強、馬兵、史建國、國家瑋、程鴻彬、謝錫文、沈文，還有不在一個教研室的等等，各有其學術專長與成就，這個學術共同體是很和諧、團結的，沒有文人相輕和某些單位常見的“互卷”現(xiàn)象，沒有傲氣凌人的脾氣。有時我們也會找個由頭聚餐，主要是說說話。山東人很講禮節(jié)，如何排座，如何敬酒，都有講究。我剛去時不懂“酒過三巡”，一開始就舉杯，還鬧過笑話。在這個“大家庭”里，我常感到暖意。

七

我在山大任教，如果算到現(xiàn)今，已經12年。2011到2015年，我住在濟南，在山大南院，也有5年。那時山大全聘任的一級教授有十三位，文學院有盛寧先生和我。可是大多數(shù)一級教授都不住在濟南，只是有課或有活動時才來學校。而我是搬家到此地過日子的。課不多，也較少應酬，那是難得的安寧的日子。至今我還經常想起南院的居家生活，想起閔子騫路的菜攤，想起山大校園的小樹林，想起我在知新樓的辦公室，想起學人大廈，想起和老師同學一起的那些情景。

很慶幸，到晚年，我生命中還會有山大這一段美麗的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