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吳曉東

中華讀書報：在《詩心接千載》一文中，您提了自己曾受廢名的影響。在讀書方面，都有哪些人對您產生了較大影響？

吳曉東：在讀書方面，最早的影響來自父親，讀小學時，他就為我專門訂了《中學生》《少年文藝》等雜志，也推薦我讀《寶葫蘆的秘密》《大林和小林》等童話故事。但很快這些兒童讀物就滿足不了我的求知欲了，我開始翻遍父親的整個書架。這種雜亂無章的閱讀在整個中學階段都在持續，其中最有獲得感的閱讀是在高一，整個一學期，包括寒假，都在精讀《紅樓夢》，也買了蔡義江的《紅樓夢詩詞曲賦評注》，從此對“紅學”產生了興趣。

而此后讀書成了專業和職業，影響過我的人，無論是現實中的老師和同學，還是中外作家，自然就數不勝數了。在我閱讀經歷中，對“讀書共同體”的重要性深有體會。對所謂讀書共同體的感知，我有三段相關的經歷。第一個是進入1990年之后，我和周圍的碩士同學形成了一種聯床夜話式的談學術、談閱讀的交流模式。每個同學都帶著自己的閱讀背景，因此稱得上是彼此優勢互補。我從同學帶來的閱讀視野中，感受到的是自己的知識結構逐漸豐滿和完善的過程。第二個是讀研究生時導師錢理群老師的小屋所匯集的各色人等，既有錢老師自己的學生，也有當時剛剛留校的青年老師，譬如我遇見過像陳平原、黃子平、韓毓海這些老師。他們討論的話題讓學生輩們非常長見識，那也算一個流動的讀書共同體。第三個是1997年錢理群老師組織我們青年學者去桂林研讀中國現代詩化小說，整整討論了半個月之久，其間我跟幾位同齡人如倪文尖、羅崗、薛毅、劉洪濤等學者一下子變成了好朋友，后來也一直保持密切的交流，這也是某種意義上的讀書共同體。

中華讀書報：您在中學時就注重背誦古代詩歌，還曾抄寫《紅樓夢》里的詩詞歌賦，對古詩的愛好，是否使您受益頗多？

吳曉東：對古詩的愛好帶給我的應該是畢生的影響。比如我讀本科的時候初見江南，心潮澎湃，難以言表，就只能在辛棄疾的詞里尋找寄托和表達：“落日樓頭，斷鴻聲里，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欄桿拍遍，無人會，登臨意。”當然，我后來作為一個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和從事文學教育的教師，對古詩中的佳句、美感乃至潛藏的“詩心”的領悟，也常常受惠于現代作家的眼光。現代作家們在作品中有相當多的引用和評論古詩的佳句，從中可以領悟到，古詩依然在點亮現代詩人們的詩心。而中國現代作家與古典詩心的深刻共鳴，也影響了我對中國幾千年詩學傳統的領悟。

中華讀書報：在《從卡夫卡到昆德拉》緒論中您提到：“曹文軒老師有個好習慣，每次遇上學生都問一句話：‘最近在讀什么好書？’我當學生時他也總是這樣問我，我都說在讀卡夫卡。其實每次只讀上兩頁卡夫卡就換成了金庸，然后一口氣讀到天亮。”能談談您對武俠小說閱讀的感受嗎？當時的閱讀氛圍是怎樣的？為什么喜歡金庸？

吳曉東：我讀本科的80年代中期，可以說是“金庸熱”的鼎盛時期，中文系的學生“開口閉口都是金庸”，這個說法毫不夸張。我的判斷是，金庸是漢語文學想象力的巔峰，他的想象力完全可以和古往今來世界上任何一個作家媲美。我更想援引兩位我的同代人關于金庸的精彩說法。一位是毛尖，她的著名判斷是：“我們這一代的青春期是金庸給的，我們這一代的近視眼是金庸給的。”“金庸既影響了我們的道德，也影響了我們的世界觀。”另一位是我本科的同班同學，也是我研究生的“上鋪兄弟”——詩人和小說家蔡恒平。他曾經在網站上連載《古金兵器譜》，網民常常等到深夜，為的是在第一時間讀到他的談古（古龍）論金（金庸）帖子。我曾經讀到過他的這樣一段話：“我慶幸自己在大一時讀了金庸。我和我的朋友們的許多做人的道理來自金庸，使我們在大事大節上不虧不亂；在個人生活中重情重義。當這些和北大的精神氛圍深深融在一起后，我明白一個人要以大寫的方式走過自己的一生，要獨自前行，無論落魄發達，都無改內心的激越情懷和平靜修遠，像那無名高僧一樣，走過大地，不留痕跡。”

中華讀書報：您還有其他不為人知的閱讀興趣嗎？在北京大學，和哪些名師接觸較多？他們對您的閱讀有指導嗎？

吳曉東：如果說有不為人知的閱讀興趣，那就是閱讀類型小說，比如阿西莫夫的科幻作品，十幾卷的《銀河帝國》，還有他的“機器人系列”；我也喜歡讀東野圭吾以及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偵探小說。而在北京大學讀書和任教期間，經常從各位老師那里獲取閱讀經驗乃至領悟閱讀倫理，則是作為專業讀者的題中應有之義，比如錢理群老師和洪子誠老師對我的閱讀就產生過很大影響。尤其是洪子誠先生這些年關于文學閱讀的書籍，如北京大學出版社的《我的閱讀史》（第一版和第二版）、《讀作品記》，臺灣人間出版社的《閱讀經驗》、北京出版社的《文學的閱讀》等，都對“閱讀”有著集中的思考。這些著述完美記錄了洪子誠的個人化的閱讀歷史和他所代表的一代學者的閱讀經驗，同時也提供了“閱讀觀”乃至“閱讀本體論”，稱得上關于“閱讀”本身的書。洪老師啟發我的是：對教師和學者來說，閱讀既是最基本的要求，同時也是職業倫理，甚至德性品質。

中華讀書報：您會經常和學生交流閱讀體會嗎？會向他們推薦書目嗎？

吳曉東：身為教師的一大毛病就是“好為人師”，為自己的研究生以及課堂上的學生們推薦閱讀書目當然是家常便飯。更多的時候是學生們主動向我推薦他們正在讀的書，也會要求我給他們推薦書目。印象中比較獨特的是給自己的創意寫作專業的碩士生推薦過一個書單，其中有狄更斯的《雙城記》、海明威的《流動的圣節》和《海明威短篇小說選》、《博爾赫斯短篇小說選》、塞林格的《九故事》、卡爾維諾的《我們的祖先》，還有《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說自選集》《卡夫卡短篇小說選》、瑪格麗特·尤瑟納爾的《東方故事集》、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希利斯·米勒的《文學死了嗎》、馬爾克斯和門多薩的《番石榴飄香》、戴維·洛奇的《小說的藝術》、昆德拉的《小說的藝術》、特里·伊格爾頓的《文學閱讀指南》、威廉·范·俄康納編《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弗郎索瓦茲的《巨匠與情人》、康諾利、伯吉斯的《現代主義代表作100種提要·現代小說佳作99種提要》、卡爾維諾的《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

中華讀書報：《從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紀的小說和小說家》是您在北大開設的“20世紀外國現代主義小說選講”課講稿的基礎上整理而成，為什么選擇九位小說家，選擇的標準是什么？

吳曉東：每個人都會犯魯迅所謂的“十景病”，我這門課最初也是想選擇十位小說家，但由于每個作家的每部作品都想盡量講得細致一些，以致講得太細，兩個學期講下來，只講了九位小說家的九部作品，分別是：卡夫卡的《城堡》、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博爾赫斯的《小徑分岔的花園》、羅伯-格里耶的《嫉妒》、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如果當初時間充分的話，第十部小說我會選卡爾維諾的《我們的祖先》。

選擇這些小說的標準首先是經典化的標準，這九部小說肯定已成為公認的現代小說經典。但具體來說，我還格外看重兩個重要的尺度，即現代小說經典一方面是那些最能反映20世紀人類生存的普遍境遇和重大精神命題的小說，是那些最能反映20世紀人類的困擾與絕望、焦慮與夢想的小說，是了解這個世紀最應該閱讀的小說，正像了解中世紀必須讀但丁，了解文藝復興必須讀莎士比亞一樣。另一方面還看重在形式上的創新性和實驗性，以及開放性、探索性和無法替代性。而總體上則試圖顯示出現代小說在形式上的豐富的可能性。因此有些相對傳統的小說就沒有選，如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如講故事的大師毛姆的小說。

中華讀書報：為什么20世紀的小說令人感到“閱讀不再是一種消遣和享受；閱讀已成為嚴肅的甚至痛苦的儀式”，您的觀點是？

吳曉東：我在《從卡夫卡到昆德拉》的緒論中提供的解釋是：“最大的原因是現代主義小說形式上的復雜、晦澀，很多小說是很難讀下去的。”也因為20世紀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復雜的一個世紀，20世紀的人類生存和境遇本身更困難，更復雜，更難以索解和把握。小說的復雜是與世界的復雜相一致的。作家們都在用復雜的思想和形式來應對這個復雜的甚至痛苦的世紀，這當然也會影響到讀者的閱讀態度，閱讀不能不因此成為嚴肅的甚至痛苦的儀式。

中華讀書報：您有枕邊書嗎？如果有，是什么？

吳曉東：每個階段的枕邊書都有所不同。高中的時候是《紅樓夢》，本科是卡夫卡的短篇小說集，研究生階段是加繆的散文，比如《置身于陽光與苦難之間》。任教之后有一段時間迷上了奧爾巴赫的《摹仿論》。如今可能沒有枕邊書的概念了，有的是“床上書”。我的電腦桌旁邊是一張床，床上始終都會堆滿寫文章要用的書。

中華讀書報：如果有機會見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想見到誰？

吳曉東：我可能想見見加繆。加繆對我們這一代人，尤其對我的青春期，曾經產生過很大影響。讀研究生時期，杜小真翻譯的《置身于陽光與苦難之間》，堪稱構成了我們這一代讀書人心路歷程的完美表達，好像更能吻合于我們的情感結構。就像我在《從卡夫卡到昆德拉》的后記里說的那樣，我從少年加繆那里“感受什么是激情方式，感受加繆對苦難的難以理解的依戀”，“同時從加繆那里學習什么是反叛，怎樣‘留下時代和它青春的狂怒’”。

中華讀書報：若可以帶三本書到無人島，會選哪三本？

吳曉東：相信有無數的人被問到過這個題目，估計全世界的無人島都被占滿了。這個問題要看是去無人島短期旅游，還是被流放個三年五載。如果是前者，我會選擇《論語》《三體》和《摹仿論》；如果是后者，我會盡量選擇耐讀的，或許是：《紅樓夢》《魯迅全集》和《圣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