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評論家馮健男在《夢中彩筆創新奇》一文中說：“廢名在中國現代作家中獨創性最為人所稱道。這不但表現在他的創作一無依傍，獨立走自己的路，開辟自己的藝術境界，而且表現在他總是不斷地突破和刷新自己，追求和實現新的創造。”正唯其如此，在所有現代作家中，沒有一位更像廢名引我好奇，把我引來觀察他的蛻變的。然而在這蛻變當中，廢名始終保持自己卓異的風格。

廢名早期的短篇小說

20世紀20年代，魯迅將馮文炳（廢名）、魯彥、許飲文、黎錦明、彭家煌、羅黑芷等人劃為鄉土小說作家，因為他們的小說多以家鄉人和事為題材，來表現各自的思想傾向和藝術風格。其中馮文炳的小說有其獨特的一面。他的小說立足于鄉土，所描寫的并不是什么大悲劇大喜劇，只是農村平淡的生活并富于田園之靜美。這是其它鄉土作家所做不到的。他們更傾向于以小說來表現農村的破敗而憤怒于黑暗政治，這又是馮文炳做不到的。他的小說樸素得如淡墨畫，像田園詩，又是一曲牧歌，贊美農村健康的人性，表現得最為突出的是《浣衣母》《竹林的故事》。

《浣衣母》作于1923年，小說寫寡婦李媽一生的慈愛與辛酸，是中國現代小說史上最早刻畫農村婦女形象的小說之一（魯迅刻畫的祥林嫂的形象產生于1924年）。李媽的丈夫一去杳無音訊，留下二男一女，死的死，走的走，但李媽對兒女的愛廣施于人，成了這里“公共的母親”，歌頌了李媽的勤勞與善良。盡管小說寫到最后，“來了一個單身漢，年紀三十歲上下”，在門口搭茶鋪，李媽幫他過日子，于是招來非議，而這并不是小說所要刻意強調的。小說文筆沖淡質樸，醇厚深沉，具有田園風味。

《竹林的故事》作于1924年，小說以自然古樸的農村生活為背景，刻畫一個美麗、善良、勤勞的農村少女三姑娘的形象。她和父母以種菜捕魚為生，過著質樸、恬靜的田園生活，父親老程死后，她與寡母相依為命，勤儉勞作，誠實待人。小說展示了勞動人民美好的心靈，洋溢著田園牧歌般的氣息。

小說集《竹林的故事》出版于1925年10月，是馮文炳的早期作品，《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是其中的力作。其它諸如《柚子》《我的鄰舍》《阿妹》《鷓鴣》《河上柳》等表現的也是黃梅農村的和平、靜穆，小說的人物語言則完全采用方言。可以說，《竹林的故事》是反映當時黃梅農村的一部活的歷史，一切建筑在農村平靜的生活上，沒有絢爛動人的描寫，也沒有懸疑和沖突的情節，卻實在有無法抗拒的美。

廢名的《橋》

馮文炳徘徊于記憶的王國，廢名則隱遁入《橋》。1925年11月，廢名開始轉入《橋》的創作，1930年3月完成上部。《橋》可以說是破天荒的作品。它的體裁和風格都不愧為廢名的獨創。按慣例它是長篇小說，讀小說常要找故事，《橋》卻幾乎沒有故事。它像長篇散文詩，一章一書就是一篇一篇美文。它突破了小說的傳統觀念，弱化了故事情節，重點不在講故事，而以描寫田園風光與人物心理、感覺、情狀為著筆點，景物、意境與難以琢磨的潛意識成了小說的中心和主人公。

這樣一部“文體怪胎”的作品，其特點也最為引人注目。凌宇在向沈從文提問時說：“您曾說您的創作受過廢名的影響，一般認為廢名的小說有兩個特點：一是具有唐詩一般的意境，一是文字的簡約含蓄。”拿這一般人總結的兩個特點來評說《橋》，并不很完整。《橋》有四大卓異特點，一是廢名不惜筆墨細致描寫平凡生活的情趣，從普通生活中尋找有意義的發現（閃光點）。以上篇18章為典型代表。二是用高華美妙的文字描寫田園詩的意境，生動而含蓄，景、情、境似均源于古典詩詞。三是采用意識流手法。廢名極善于捕捉瞬間感覺，包括視覺、觸覺、幻覺乃至種種知覺的交合狀態。通過拍攝生活與思想的慢鏡頭，習慣動作、聯想、想象，幻覺、知覺轉化等，盡瀉筆下，成了藝術創作。這頗似西方意識流小說家普魯斯持、喬伊斯、伍爾夫等。他們撇開表面動作的平鋪直敘而著重內心生活的揭露，由于民族性對于動靜的偏向，意識流小說家觀人事，廢名觀物理，這正應“萬物靜觀皆自得”。然而這些西方意識流小說家對于廢名還是陌生的。所以這是廢名獨有的意識流，也是廢名獨創的中國民族特色的意識流（令人奇怪的是廢名的意識流與西方意識流產生的時間差不多）。盡管這一點尚未引起世人多大關注，并未在中國現代小說產生影響而被冷漠遺忘，但朱光潛評論《橋》時有一點點觸及。可以說，《橋》是中國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部長篇意識流小說，它的價值還有待文學研究者去挖掘。四是文字流于晦澀。這樣迫使讀者必須反復閱讀與揣摩才能體會到作者一番描摩的用意、文字的妙處。這種入口微澀而余味無窮的語言風格在現代文學史上也是獨樹一幟的。

正因為《橋》有許多獨特方面，讀懂《橋》不是容易的事，它需要我們沉浸于書中世界，充分運用形象思維去征服它。結合《橋》的獨特價值，它適宜于用美學、心理學去解讀，需要“請朱光潛、弗洛伊德等人來幫忙”。總之，讀《橋》是很好的文學與美學訓練。

《橋》似乎與法國象征主義（包括其支派唯美主義、超現實主義），也是通消息的。法國象征主義先驅者波德萊爾的代表作《惡之花》，詩意幽深，表現力、感染力極強，善于運用暗示、烘托、聯想等手法表現個人內心感受和具有物質感的形象，喜歡捕捉人在一瞬間的模糊感覺，表現不可知的彼岸世界的奧秘，表現作者隱蔽的思緒和他所悟出的人生哲理。他善于運用象征性、暗示性的具體形象表現人與自然的關系。他的通感理論認為：事物與人的心靈互相感應（色、香、嗅、視、聽覺互相交錯、呼應、轉化）。可以說這些與《橋》同出一轍。廢名的《橋》突破傳統小說的藩籬，別自開放奇花異朵。

《橋》的內容也處處閃光，且與外面的“星光”遙相呼應，一個冷清，一個熱鬧，令人不可思議。這真是“文怪”的奇特杰作。然而李健吾說：“我，一個《橋》的喜愛者，明明不愿作者忍心和達觀，怕它終將屬于一部‘未完成的杰作’。”李健吾擔心的事發生了。《橋》的上部上、下篇共43章，出版于1932年，廢名說大概只占全書的一半，下部至1937年才寫幾章，在朱光潛的邀請下本打算從1937年開始花一年時間寫完下部，只是七七事變炸了盧溝橋，也毀了廢名的《橋》。結果我們看到的只是“斷橋”，或許也是一種必然。“橋”很美，卻有悲觀色彩，“斷橋”這種感覺的融合，更符合廢名的心境。正如朱光潛所說：“《橋》的基本情調雖不是厭世，卻是很悲觀的……也許正因為作者內心悲觀，需要以這種美麗來掩飾。”

《橋》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體小說。有利于小說的散文化、詩化，有利于中國現代小說向世界靠近。繼之而起的還有沈從文的《邊城》《長河》，蕭紅的《呼蘭河傳》，孫犁的《荷花淀》，汪曾祺的《大淖記事》《受戒》等。這一條新路，由廢名開辟前行。此外，《橋》的影響還及于何其芳的《畫夢錄》、現代派詩人卞之琳的《魚目集》。所有這一切與廢名的獨創精神密不可分。

廢名在《橋》自序中說：“這其間雖然還作了一些別的文章，而大部分時光是寫我的這個《橋》。”這五年間廢名所作的別的文章，主要指兩本短篇小說集，其中佳作有《桃園》《菱蕩》等。它們各自體現了《橋》的一些特點。《桃園》里阿毛的心理感受，為小說中心著筆點，用語簡約含蓄。《菱蕩》則“真有唐人寫絕句”的特點。

廢名的“莫須有先生”系列

與《橋》同時引人注目的是《莫須有先生傳》，它與《橋》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同樣是那樣奇僻簡潔的文體，晦澀的語言，然而給讀者的感覺也實不一樣。《莫須有先生傳》的奇僻、簡潔令人難以接受，晦澀更是令人避而遠之，甚至一味追求趣味，把文字發展到不莊重的放肆的情形，也是一部“怪胎小說”。不過，它也確實體現了廢名的風格卓異，并且莫須有先生似乎是中國的堂吉訶德先生，同樣古怪、滑稽、幽默。

《莫須有先生傳》是難以產生影響的，它是廢名的思想轉入神秘不可解一路的產物，它只是廢名的產兒，為廢名博得一個“莫須有先生”的稱謂，同時也體現了獨創精神不利的一面——唯異是尚只會把文學創作的道路越走越窄，最終使莫須有先生及其自傳，伴隨著參禪悟道陷入莫名世界，而被世人拋棄與不解，真的莫須有了。《莫須有先生傳》1932年出版，直至1947年廢名才開始寫自傳體紀實小說《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整整十五年里，《橋》的下部未寫完，《芭蕉夢》一百回流產，廢名折斷手中文學創作的彩筆而著《阿賴耶識論》，使他的小說創作由盛期突然轉入衰落，這即是最好的證明。這也是廢名思想轉入參禪悟道的結果，它使得廢名的藝術個性強烈得令人不敢接近。在我看來，這是極為可惜的事情，它是現代文藝創作的一個教訓。

廢名自稱從1935年以來習靜坐，從此一天天懂得道理，并對寫小說產生懷疑，以至不寫小說了，只是潛心學佛。到了1947年《文學雜志》復刊，朱光潛請廢名寫小說，他還能寫小說嗎？這時廢名寫的《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不像小說，是生活的記錄，行文如流水，恰印證廢名在《莫須有先生傳》中說：“我走進這個樹林以來，目之所見，耳之所聞，都是文章。”然而像這樣重在記錄而沒有進行藝術剪裁的作品，不是好小說，只讓人覺得“另類”——唯異是尚到了無視一切小說作法的程度，甚至讓人認為他不會寫小說，談不上創作。《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并沒有多大影響，廢名的小說創作道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唐弢卻說：“《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可以和《圍城》相媲美。”現在試看錢鍾書及《圍城》在中國文壇的地位即可知實際如何。

當然，《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自有其存在的價值。第一，它可以作為一種史料，它“記錄了戰時的社會風尚，和老百姓的生活有關，也和老百姓的情緒有關”，也是一部活的歷史。第二，它可以用來研究廢名的思想、信仰、創作主張、家鄉環境等。第三，部分章節寫得實好，把知識分子的生活寫得繞有興趣，一掃《莫須有先生傳》與《棗》中幾個短篇寫知識分子的生澀與諷刺。散文中有所謂“學者散文”，《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講述知識分子自己的生活，堪稱“學者小說”。

廢名的文學道路真是一條寂寞的路，每一個腳印總是那么與眾不同。在這呼喚個性的時代，他的獨創精神值得學習，這有利于文學的繁榮發展，然而他又充當了一個反面角色，提供良好教訓。他的文學生涯是一個雙面鏡，他走了一條完整的道路，處處給我們以啟示，而他在新文學史上的努力與貢獻，是應該受到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