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上煙火》:海派世情小說的女性新腔調
近年躋身網絡文學優質平臺之列的“豆瓣閱讀”,前些時又收獲了一部有分量有特色的佳作《滬上煙火》。這是一部光彩不只綻放在網絡小說領域,對于傳統文學或所謂的純文學的小說創作,也都具有啟示意義的佳作。
繼《繁花》之后,《滬上煙火》再次向廣大讀者和作者、向整個文學生活圈里的熱心人,召回、喚醒和證實了方言對于生活史、城市風情的全息鮮活的表現力。如果離開方言,不僅是鄉土和農村的生活很難得到生動、有力和完整的表現,就是中國現代化、國際化程度最高的上海這座城市,它的變遷史,離開了當地方言俗語,也很難得到更好的呈現。《滬上煙火》提示我們,無論是從讀者的角度,還是從寫作的角度,都不應該把方言只往農村題材或鄉土題材那兒推,好像只有寫農村、寫鄉土才需要去調動和喚醒方言。其實方言對于城市題材的寫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寫上海尚且如此,寫其他城市的作家作品,更沒有資格在方言面前傲嬌。
同時,《滬上煙火》還體現了對于一種古老但實際上也仍有巨大現實潛能的敘事手法的繼承、發展和創新。這就是讓故事中的各個人物和情節現場的各路角色都開口說話,不但作為人物語言,而且也作為敘述語言來推進故事。其他那些比較大路化的作品主要依賴敘述語言來呈現的一些內容,比如說寫景、議論、營造氣氛、推進情節的過門橋段,在《滬上煙火》里,基本上都交給了人物話語。讓人物開口說話,而且把話說到位,讓角色自己來講述故事,講述自己,同時也也用心理閃念去描寫他人。這也就是在一個眾聲喧嘩、交叉了眾多人物的對話和內心獨白語流中完成敘事,把敘事內化到故事情境和人物角色的個性化言語中。這種技巧在話本小說中很常見,到了明清的世情小說和人情小說以至現代小說中,有了更大的發展。《滬上煙火》是有意無意地復興了用人物話語作為主導性的敘事方式這樣一種古老傳統。
通讀全書,能夠感覺到《滬上煙火》作者非常喜愛自己所寫的時代和人物。故事前臺的時代背景,是從1980年代初的1983年開始,到第二部結尾故事里的時間到了1988年。故事后臺也有很多細節片斷和線索,閃回到了六七十年代,甚至更久遠的五六十年代和解放前。但它著力去定格和描寫的是1980年代的上海。從一個讀者的感受,我倒是希望《滬上煙火》的作者在歷史成色更足的遠去了的上海時空中,停留得更久一點、扎得更深一點。當下的上海可能有很多別的作者都能寫并且寫出彩。對上海歷史一頁的記憶和復蘇的能力,卻是不可多得的。保持歷史記憶很不容易,從記憶中復蘇并且轉化成生動細膩的文學形式就更難。
《上海凡人傳》的敘事基調是歲月如歌,力量放在表現上海的社會變遷畫卷。而《滬上煙火》,更多的是細膩地沉浸式地復原上海這座城市人情風俗歷經十年之久甚至更長年代卻不那么容易被改變的恒常態。作者真是如數家珍,觀察積累相當地細致豐厚,在敘事層面上的構造和展現也非常到位,對作者來說這是一種難能可貴的特長。《滬上煙火》的作者,在處理不隨著時間流逝和社會背景推移而發生根本改變的世道人心、社會各階層的價值觀念和思想感情的常態方面,表現了獨到的能力,這種能力很值得再做更多的發揮。
無論是敘述形態,還是人設關系和故事氛圍,整個《滬上煙火》看起來都和《繁花》高度互文,但有一點根本的不同,就是《繁花》的敘事焦點實際上有意無意地始終在跟著故事中的男性人物移動,而《滬上煙火》雖然題材和故事的時代背景和《繁花》有重疊的部分,但從敘事視角或敘事立足點來講,它顯示著與《繁花》截然不同的非常鮮明的女性敘事和女性意識的特征。依我非常膚淺的了解,《滬上煙火》的這種女性敘事特征,跟典型的上海女性氣質貼得非常近。相較于男性,上海女性對人對己都更加主動、更具包容力,思想和行動上也更積極、更強勢、更堅韌,因而個人性格好像也更立體一些。當外在的生存背景和內在的心靈遭遇出現急劇轉折的時候,上海女性往往更多地表現出開放的意識,并且在為了尋求變化和轉機,會激發起相對于男性更強大的一種行動力。
稍為遺憾的是,讀到第二部,尤其是第二部的后半部分,我覺得話語層面上的上海味少了點,從句式和措辭,滬語特色明顯在消退。這當然可能是因為到了1980年代后半期,上海也確實出現了這樣一種實際的變化。但文學敘事完全可以與這樣的實際、這樣的歷史狀態,形成一種“抵抗”甚至“反對”之勢。我們常會感慨傳統和風俗的消退。但只要能把過去曾經非常鮮活的風俗和生活畫面,寫明白、寫生動、寫到位,那么也就證明我們以為消失的那一切,其實仍然存在。
有時候一兩個重要的作品,比如《繁花》和《滬上煙火》,完全有可能不單是在文學閱讀中,更在實際的文化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幫助一座偉大的城市去復蘇自己其實是非常寶貴的、但在這些作品出現之前,由于這樣那樣的原因,從生活現實中已趨消退的那一切。特別期待《滬上煙火》這樣的作品能夠和《繁花》形成犄角之勢,把上海城市人文和精神風俗中真正具有活力的那些寶貴的傳統,復蘇到當下的上海城市生活情境中,同時也展現在全國以至全世界的讀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