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日前，第十七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以下簡稱“特貢獎”）揭曉，共有來自12個國家的15位獲獎者獲得了中國出版業面向海外頒發的這一最高獎項，包括6位翻譯家、4位出版家和5位作家。本報記者在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會議間隙及展會之后采訪了多位獲獎者，請他（她）們談一談對中外文化交流及出版合作方面的看法和建議。

傅雪蓮：余華正進入意大利“高考”

“能夠獲得這個獎項，我感到非常榮幸，這是我這輩子最美好的時刻之一。”意大利翻譯家傅雪蓮（Silvia Pozzi）由衷地表達了喜悅和感動之情。

傅雪蓮能講一口流利的中文，是本屆特貢獎得主中漢語說得最好的幾位之一。她早年在意大利一所大學學習中文，1995年來到四川大學學了一年漢語，1998年又到武漢大學學了一年，1999年開始從事中譯意文學翻譯工作。她曾翻譯過鐵凝、余華、阿來、殘雪、阿乙、魯敏、路內、林白、劉慈欣等作家的作品。她積極參與組織中國作家赴意大利的文化交流活動，協助余華、馮唐赴意大利的文學交流活動，還與意大利著名譯者李莎（Patrizia Liberati）共同參與了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外出版深度合作”互譯項目第一輯——《潮166：食色》意大利文版的翻譯，該小說集收錄了8位中國作家和8位意大利作家圍繞食物和愛欲雙重主題創作的16篇短篇小說，出版后獲得了意大利文化部頒發的翻譯與文化交流獎，該獎是意大利最重要的文化獎項之一。

“如今，意大利的讀者對劉慈欣、余華等中國作家產生了濃厚興趣。劉慈欣帶動更多中國科幻文學吸引大批粉絲。余華在意大利也炙手可熱，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已翻譯成意文版，只剩下他兒童時代的一些隨筆尚未翻譯。余華已經跨出文學圈，成為一位現象級明星。”傅雪蓮的言語中流露出興奮之情：“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是，意大利最近有個類似中國高考的高中畢業考試，學中文的學生在完成一篇用意大利文寫的論文之外，還要參加語言類口試和筆試，筆試卷里居然有一道針對余華《我為何寫作》的閱讀理解試題。這足以說明余華在意大利的受歡迎程度。”

意大利出版界也出現了一種新現象，就是將中國文學作品從中文直接翻譯成意大利文。“意大利最大的出版集團蒙達多利（Mondadori）2017年曾將《三體》從英文翻譯為意大利文版，但是我認為不應該以另外一種語言為橋梁來傳遞文學作品。這樣的話，作者的語言風格會損失很多，作品的內容精髓也無法更全面、真實地傳達。”傅雪蓮表示，蒙達多利聽取了這一意見，決定從中文版重新翻譯《三體》，邀請她和另一位譯者瑪蒂娜·貝尼尼（Martina Benigni）擔綱譯者，前不久她剛剛將中文版《三體》上冊譯為意大利文版。

談到最早是什么原因促使她對中國文學產生興趣，傅雪蓮表示，她從小就非常喜歡看書，高中時學過拉丁語、古希臘語，年輕時被“我從哪兒來”“外星人是怎么回事”等各種問題所困擾，但是從意大利文化和文字中找不到答案，就想到歷史悠久、距離較遠、文化不同的中國可能會有答案，雖然也沒找到想要的答案，但萌生了一種信念——這輩子要把中國文字融入自己的生命，因為中國文字不只是中國的，也代表了人性，能讓更多意大利讀者欣賞中國文學的可貴、多元和美麗。

“最早吸引我的中國作品是《紅樓夢》《莊子》，這兩部作品能夠代表中國文化的魅力。”傅雪蓮說起對中國文學的感情娓娓道來，“我看過很多遍《莊子》和《紅樓夢》，以后還會再看。因為每次看都可以發現新的世界，它們不只是文學作品，如《紅樓夢》有非常細節化的生活描述，可以把我帶到人物生活的那個朝代，《莊子》的文字有美麗和幽默的成分，富有想象力，也是一部偉大的作品。余華的作品則可以讓人開懷大笑或感動落淚。這些作家都非常會講故事，這是中國優秀作家的特點。會講故事非常不簡單，尤其是在大數據時代更能夠吸引讀者關注。”

傅雪蓮除了在米蘭比可卡大學教授中文，還在米蘭另一所大學為學生和文學愛好者做文學翻譯培訓，2016年還創立了永恒翻譯工作室。“我想在年輕的翻譯家之間搭建起一座橋梁，溝通解決翻譯中的問題，并讓更多意大利讀者能欣賞可貴、多元而且美好的中國文學。”

傅雪蓮非常希望未來有更多來自中國的專家、大學教授、作家、漢學家加入翻譯工作室，進一步幫助平臺不斷改善，提升中國文學的翻譯水平。她說：“培訓新一代翻譯家非常重要，因為雖然現在從事英譯意的人很多，但是從事中譯意的人還不多，而意大利人越來越注重中國文學。我們需要開展這方面的培訓，來持續提高翻譯質量。”

傅雪蓮希望將翻譯工作室線上平臺進一步打造成西語學習平臺。她介紹，該平臺已組建一支由漢學家、語言學家、文學研究學者等專家組成的團隊，希望吸引更多的漢學家、語言學家、意大利研究學者，以及法語、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譯者參與進來，共同分享經驗提升翻譯質量，也讓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不再孤單。她介紹，目前中譯意翻譯研究著作只有兩三部，一部是多年前關于語法的著作，另一部是她2022年寫的《字符與字母，譯自漢語》 （Il carattere e la lettera. Tradurre dal cinese，由Hoepli出版社出版），書中涵蓋了中譯意文學翻譯范例和分析。此類的翻譯研究著作應該再多一些。

此外，傅雪蓮對中國出版機構推動文學作品“走出去”提出了幾點建議。一是有好的作品內容還要有優質的翻譯。如果翻譯得亂七八糟，會給讀者留下很壞的印象。二是注重選好出版社。隨著中國文學在意大利的興起，意大利最近出現了專門出版亞洲文學圖書的出版社，有一些是個人開的工作室。中國出版機構應更多研究對方出版社的情況，如果一本書只印幾百冊就很難產生影響力，要在提高印量的同時，提高翻譯作品的質量。

索尼婭·布雷斯勒：讓中法友誼源遠流長

從2020年開始，索尼婭·布雷斯勒（Sonia Jeanne Bressler）創建的絲路出版社一直出版《中法對話》（Dialogue Chinese-France），刊發評論性文章。布雷斯勒還與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有限公司和3位中國作家合作，出版了《北京新聞》（Nouvelles de Pékin）。未來她希望與中國各方開展更多合作，出版更多中國哲學、社科類圖書、小說和詩歌。

布雷斯勒介紹，她2005年獲得了哲學和認識論博士學位之后，就開始對中國產生興趣，從莫斯科乘火車到北京，在這里愛上了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民。她下定決心，去發現更多關于中國的故事，于是去了西藏、新疆、甘肅，記錄了每段旅程的故事。這些寫出來的故事想找到出版社很難，2017年，她決定創建絲路出版社，“在中法文化之間建立更多聯系，并捍衛一個和平、共享的世界”。

“在翻譯出版關于中國的圖書過程中，需要有更多空間來討論、發現和交流好的做法。”在全世界的出版社和作者之間建立溝通非常重要，布雷斯勒很高興能夠“與中國書業機構交流關于當下各種新話題的想法并相互理解”。作為一位哲學家，布雷斯勒希望出版更多哲學類圖書，分享彼此想法，也希望通過詩歌了解中國人的感受，“中國人如何生活，如何愛，如何分享自己的情感。我們需要通過文學和社會科學共同發現生活的意義”。

絲路出版社創立7年來，出版了《法國與中國六十年外交關系》《發現西藏》《新疆——絲綢之路上一千零一個奇觀》等作品，2020年推出的《維吾爾族假新聞的終結》，通過大量事實有力回擊了關于新疆的不實言論。

談到如何找到好的譯者，她認為，必須花時間與他們討論，并閱讀他們的譯文。通過BIBF這樣的書展平臺可以與一些譯者相遇并相互了解。

布雷斯勒介紹了尋找譯者的主要方式，如法國文學翻譯協會（ATLF）可以推薦專業譯者。巴黎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ALCO）等高校和漢學機構培養了大批中國文學翻譯專業的學生。領英等專業網絡平臺上可以找到譯者。此外，法國國家圖書中心（CNL）等機構提供的翻譯資助和常駐計劃也為翻譯提供資助，可以推薦高品質的譯者。

布雷斯勒表示，法國人對中國圖書和文化的興趣也與日俱增，有一些中國作家在法國取得成功，中國春節等傳統文化活動在巴黎也受到越來越多人的歡迎，法國巴黎圖書沙龍還將中國文學作為焦點活動。但目前的問題是，法國對中國文化存有偏見和刻板印象，必須盡力阻止其進一步擴散。為此，她建議從幾方面采取行動。一是教育和文化交流。要鼓勵中法高校間的交流，讓學生更好理解兩國不同的社會和文化現實。二是發揮媒體和紀錄片的作用。通過Arte電視臺等渠道宣傳關于中國及中華文化的紀錄片和報道。三是舉辦會議和對話。組織有專家、作者和學者參與的會議及開放式討論，討論中國的社會及文化現實。四是擴大翻譯品類。鼓勵虛構、散文、詩歌等各類中國作品的翻譯，為法國讀者了解中國文化提供更完整的視野。

談到對未來合作的期望，布雷斯勒表示，希望開展作者交流項目，邀請中國作者到法國的作家常駐地進行創作，中國方面也邀請法國作者到中國作家常駐地進行創作，以促進創作上的交流；希望合作出版更多圖書，讓合作出版的作品在兩國同時落地；希望共同舉辦文學節之類的文化活動，展示兩國作者作品并與讀者直接互動；在教育領域，讓更多法國學生與中國作者見面，了解作者對世界的看法。她還建議共同舉辦展覽、電影展等文化活動。“中法兩國有很多想法值得分享，并付諸實踐，這樣兩國之間就可以通過這一友誼的紐帶保持連接，彼此永遠不會疏遠。”

貝特利特·于梅爾：推動中阿經典著作互譯落地

貝特利特·于梅爾（Petrit Ymeri）對于獲得2024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感到“無上榮耀和快樂”，他所在的阿爾巴尼亞知識出版社（Dituria Publishing House）與中國的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海豚出版社合作多年，分別出版了小說、短篇故事集、歷史、哲學和社會學類圖書，以及兒童文學作品。他希望未來繼續與中國出版機構開展合作。

于梅爾介紹，在阿爾巴尼亞，中國文學和文化過去一直鮮為人知，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很少看到中國圖書，到了21世紀初，有零星的中國出版物出現，但翻譯為阿爾巴尼亞文的中國文學和文化類圖書仍很難看到。知識出版社從1990年以來一直出版各國，尤其是歐洲的文學類、語言類圖書，但缺少中國圖書，也對中國傳統和當代文化缺乏了解。但于梅爾認為，出版阿文版中國圖書是對讀者，尤其是年輕讀者應承擔的責任，于是開始翻譯中國圖書。知識出版社與中國的圖書合作從2015年開始，阿爾巴尼亞出版商協會與當時的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達成《中阿經典圖書互譯出版項目合作協議》，包括知識出版社在內的3家阿爾巴尼亞出版社參與其中。

中阿兩國在20世紀最后20年保持著珍貴的友誼，加上阿爾巴尼亞讀者對有悠久傳統和深厚文化底蘊的中國的文學和文化保持好奇心。中阿經典著作互譯計劃推進得非常順利，至今，知識出版社與全球數百家出版社和文學機構開展了合作。于梅爾表示，知識出版社以嚴謹、愉悅的心態推進這一項目，出版的圖書深受阿爾巴尼亞讀者歡迎，引起了他們的關注，激發了他們的閱讀興趣。

但是這項工作仍處于初級階段，目前還很難對阿爾巴尼亞讀者的閱讀需求作出準確判斷。于梅爾表示，阿爾巴尼亞圖書市場仍存在一些空白，在與中國同行討論對兩國讀者都有益的互譯書目時，發現當地讀者最關注的還是中國經典文學以及歷史、文化類圖書。“很高興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為阿爾巴尼亞讀者帶來中國圖書。我們相信，我們在做非常有價值的工作，絕大多數中國文化類圖書都受到阿爾巴尼亞讀者歡迎，我們必須堅持下去。在經典文學之外，我們也會把中國當代文學、歷史、哲學和社會學類圖書都翻譯出來。這些圖書對于更好理解中國思想的獨創性非常有用。”知識出版社會選擇專注于歷史、哲學和社會學領域的出版社合作。

于梅爾介紹，阿爾巴尼亞的讀者、書店店員和出版同行對中國圖書的興趣很濃厚。在項目開始的這幾年，于梅爾和他的團隊盡力翻譯出版及推介這些圖書，吸引到同行關注及更多出版社參與，使中國出版物的數量大大增加。這為中國文化在阿爾巴尼亞的廣泛傳播鋪平了道路。

翻譯過程中，知識出版社與優秀的、經驗豐富的譯者合作，譯者會從多種語言來翻譯，如很多作品從英文翻譯，同時參考意大利文和法文等文版。在阿爾巴尼亞，有少量多年前在中國大學學過漢語或者曾在外交等領域工作、熟知中國的譯者。于梅爾說，該社翻譯出版《紅樓夢》花了近3年時間，并經過認真且周密的研究最終完成。在翻譯和準備歷史、傳統文化等類圖書時，也要作認真且周密的研究，遵循嚴謹的專業準則。

于梅爾表示，非常希望而且相信，雙方將繼續這項合作，用中國的新書和新作者不斷豐富阿爾巴尼亞的圖書館。“我們非常高興能夠填補讀者對中國文化的認知空白，非常感謝中國出版機構在此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和提供的支持。現在我們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結識了一些翻譯出版中國圖書的好伙伴，在阿爾巴尼亞也有期待中國新書的讀者。”

戴揚·帕皮奇：展現多元的中國文學

戴揚·帕皮奇（Dejan Papi?）所在的拉古納出版社（Laguna）與中國駐塞爾維亞大使館聯系密切，翻譯出版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作品，在奈飛上線劇集之前翻譯出版了《三體》塞爾維亞文版。這些都讓他感到非常驕傲。“塞爾維亞的讀者喜愛閱讀更多關于中國和中國歷史的非虛構類圖書。此類書出版后在市場上非常受歡迎。現在最重要的項目是與外文出版社合作出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塞爾維亞文版。”

帕皮奇開始對中國圖書和文化產生興趣，要從多年前第一次與蘊意深刻而且多樣的中國文學相遇開始。“拉古納出版社專注于為讀者帶來豐富的文化體驗，在向塞爾維亞讀者介紹豐富多彩的中國文學作品方面潛力巨大。我們希望架起中塞文化交流的橋梁，通過文學促進兩國人民相互理解。”帕皮奇說，“塞爾維亞讀者閱讀全球文學的興趣與日俱增，這推動我們拓寬更多元的書目，其中就包括來自中國的聲音。推廣中國圖書帶來的合作機會及文化交流不僅豐富了出版社的范圍，也為中塞兩國開展更廣泛的文化對話作出了貢獻。”

“做出版要有商業層面的考量，塞爾維亞出版業最激動人心的是分享激情、相互尊重和文化交流的時刻。在經濟不穩定或政治過渡時期，出版從業者經常通過分享資源、共辦文學活動或營銷活動來相互支持。這樣的做法不僅增強了出版業的韌性，也踐行了培育塞爾維亞文學樣貌的共同承諾。”帕皮奇對圖書選題提出了建議，“可以對塞爾維亞做市場調研來了解當下閱讀潮流、流行的圖書類型以及讀者新的閱讀興趣，或與當地傳統、歷史和社會事件共振，吸引更多人關注。還可以與當地的文化專家或咨詢分析人士互動，確保出版的內容與塞爾維亞讀者的喜好一致。此外，與塞爾維亞的作者、出版社和了解當地市場并能提供相關建議的文學經紀公司建立合作對雙方都是有益的。”

拉古納出版社的業務重點是促進文化對話并提高全球文學的可見性，其中包括在塞爾維亞的中國文學作品。帕皮奇介紹，在中國駐塞爾維亞大使館的支持下，拉古納出版社在貝爾格萊德最大的書店——SKC組織了莫言作品的宣傳活動。多種中國作品被列入出版社每月書友會書目，每月書友會還邀請譯者、編輯、教授和其他書業專家參加。他們還將探索更多與中國同行建立聯系與合作的方式。“通過這些努力，增強跨文化的鑒賞力，推進翻譯項目，讓塞爾維亞讀者有更多閱讀中國文學作品的渠道。”

談及翻譯出版及宣發的經驗，帕皮奇表示，圖書翻譯要請經驗豐富的譯者，尤其是莫言這樣的知名作家，更需要兼具專業性和文化鑒賞力的譯者并制定縝密的出版流程。在拉古納出版社，他會優先與掌握語言知識、熟悉中國文學和文化的譯者合作。想觸達更廣泛的讀者群，則主要通過書友會。該社的書友會有85萬多名會員，還設有數字平臺、社交媒體賬號，并與當地書店和文化機構合作推廣中國圖書。“讀者非常認可我們推廣中國文學的做法，這可以拓寬讀者視野，關注到中國作者的獨特視角，同時深化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了解。”

他還強調說：“我們要確保對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和文化改編達到最高標準。雙方共同進行宣推和發行也非常重要，如共同開展營銷活動、參加國際書展，以及通過當地書店和網絡平臺直接觸達當地讀者。中國合作伙伴的人脈和專業性，也有助于增強中國文學在塞爾維亞的可見性。”

拉格納爾·鮑德松：我翻譯的《論語》譯本注解比正文多

在第17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頒獎儀式上，新晉獲獎者拉格納爾·鮑德松備受關注。他有許多身份：上世紀70年代首批到北京大學留學的外國學生，冰島駐華大使館前公使參贊、副館長；他還是“中國通”、漢學家，是把《論語》翻譯成冰島語的第一人，是《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冰島文版的譯者。

“我年輕時來到中國，發現這里有許多不一樣的地方，我想學習中國文化，了解中國社會。”鮑德松剛到北京大學哲學系讀書時，很多課程聽不太懂，不僅是語言層面要理解，更因為有思維模式的差異。“后來我把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反復讀了好幾遍，才開始初步理解中國的哲學思想，”鮑德松以中國歷史和中國哲學為切口，一點點探索著全新的思維體系和世界觀，也自此開啟了對中國長達半個世紀的研究。

此后鮑德松到日本東京大學交換學習中國哲學。“我發現，對中國傳統哲學思想最好的研究方法，就是通過翻譯去作全面透徹的研究”，鮑德松自此開始翻譯《論語》冰島語譯本。“僅是字面翻譯遠遠不夠，還要在前言中解釋‘道德’‘仁義’‘君子’等基本概念，在正文中添加詳細的注解，最后注解可能比我翻譯的正文字數都要多。”翻譯完成后，鮑德松很快找到冰島的出版社出版了《論語》譯本，據他回憶，“《論語》冰島語版賣出了幾千冊，再版2次，那時冰島全國人口還不到30萬，這看來算是不錯的成績。”

1995年，冰島在中國設立大使館，鮑德松被委派赴華參與使館籌建。此后，他在外交官的崗位上堅守了25年，也在工作之余翻譯完成《老子》冰島語版。從翻譯儒家思想經典到翻譯道家思想名作，鮑德松認真查閱了許多資料，“《老子》（或稱《道德經》）是全世界被翻譯最多的圖書之一，光英文就有幾十個版本，在中國不同時期對《老子》的理解也不盡相同”。

他對中國古典哲學的理解與思考，也在翻譯一部部名著的過程中不斷加深。“春秋時期的‘孔孟之道’、法家的‘道’，在翻譯時可以理解為‘主義’（英文-ism），但想翻譯好道家的‘道’非常難，其他語言中沒有相似的概念，這是中國人的世界觀。”鮑德松又解釋說，“比如書中的‘道可道，非常道’指的是世界是變化中的世界，不是永恒不變的，我們對它的理解也是不斷變化的。所以在翻譯時，要添加詳細的注釋，解釋的不只是詞義，更是一種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2022年10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冰島文版正式首發，鮑德松擔任著作主要翻譯。為保證翻譯準確、優美且通俗易懂，鮑德松在翻譯時反復查詢和比對了中文版和英文版圖書。“比如書中提到年輕人應該有‘信仰’，英文如果翻譯為belief并不十分貼切，其實中文原文指代的含義更貼合‘理想’這個詞，這是我自己在翻譯的過程中摸索的”。

從《論語》《老子》等中國古代典籍，到如今《習近平談治國理政》這部重要著作，鮑德松發現通過國家治理造福人民的思想一直在書中延續著。鮑德松對《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他認為，“在習近平主席帶領中國向富裕、可持續發展的現代化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中國傳統上對人民價值的強調在他的著作《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得到了清晰的表達，包括實現脫貧、倡導和平。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領導人都沒有類似全面的政治戰略和決策介紹。中國這些年在‘脫貧’‘反腐’‘工業化’等方面的進展充分體現了‘中國速度’，令人驚嘆。我竭盡全力將他的話簡明扼要地翻譯給冰島讀者，讓他們理解文字背后的含義。”

談到下一階段的計劃，鮑德松說，國外還存在一些對中國的誤解，他想以西方視角為外國人寫一部介紹中國的書，談談他在中國的所見所聞，立足中國國情、區域特色和“全球化”“可持續發展”“綠色發展”等理念，集中探討國外機構到中國投資的市場環境和有潛力的發展領域。

吳秀卿：為中韓文化交流搭建橋梁

第17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得主之一吳秀卿是韓國漢陽大學名譽教授、歷任韓國中國語文學會會長與韓國演劇學會會長。為讓中國圖書和戲劇走進韓國人的生活，她和團隊做了很多工作。通過中國戲劇朗讀演出活動傳遞中國作品的“味道”與價值。談到此次獲獎，她開心地表示：“這次獲獎是對我和團隊極大的鼓勵，非常感謝主辦方。”

據吳秀卿介紹，她在讀高中時就對中國文化和圖書產生了興趣。原本學習法語的她在上大學后，因個人興趣選擇了中國文學專業，在此期間閱讀了很多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參加了大學戲劇社團。大學畢業時，她選擇了關漢卿的《竇娥冤》作為畢業論文研究方向。“自此，中國戲劇研究和翻譯成為我的本業，”她說。

吳秀卿的翻譯成果主要為兩類，一是學術研究著作，二是文學作品。學術研究方面，她有兩部翻譯代表作，分別是王國維的《宋元戲曲考（史）》和廖奔的《中國古代劇場史》。她認為，《中國古代劇場史》對于幫助韓國學者深入了解中國戲劇史和文化有著極高參考價值。文學作品方面，她簡要介紹了老舍的《茶館》和曹禺的《雷雨》翻譯過程，她認為，這兩部經典之作需要被高質量地翻譯出來，“這是我的責任，亦是挑戰”。

2018年，吳秀卿在韓國召集了中國戲劇專業的翻譯團隊、評論家及導演，創立了韓中戲劇交流協會。提及協會創立初衷，她分享了這樣一段經歷，“韓中兩國建交不久，1994年中韓日戲劇機構共同創立了BeSeTo戲劇節，是三國輪流舉辦的戲劇節。我參加并負責中國作品的翻譯及交流調整工作，這20多年的工作經歷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也讓我感到更多優秀的中國作品應該被推介到韓國”。她與團隊一起挑選優秀的中國戲劇作品，做高質量的翻譯和出版工作，如“中國現代戲劇”叢書和“中國傳統戲劇”叢書目前已出版了45種，之后再將這些翻譯作品提供給適合的導演做朗讀演出。她希望將中國好的劇目搬到韓國的舞臺上，讓韓中兩國觀眾相互理解，進一步推動兩國間合作。目前中國戲劇朗讀演出活動已舉辦7屆，共演出了23個劇目，活動效果非常好。在談到目前協會工作的難點時，她表示：“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找好劇本比較困難，希望中國專家學者可以向我們推薦一些好作品，并建立韓中兩國交換劇目的平臺；二是獲得資助比較困難，在韓國國立劇團的支持下，我們在明洞藝術劇場舉辦活動，非常感謝他們的幫助。之后希望可以獲得更多資金支持，將更多優秀的中國劇作推介到韓國。”

由于疫情，吳秀卿已經很長時間沒再來北京。提到此次北京之行，她表示：“我見到很多朋友，他們一直鼓勵我研究和推介中國戲劇，讓我感到非常溫暖。”第一次來到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BIBF），她感受到圖博會現場的熱鬧氛圍：“我在藝術書展上看到了很多來自不同國家的精美圖書，感受到中國藝術書的悠久歷史及魅力。希望下次來北京可以到中國國家版本館參觀學習。”這次她還在BIBF活動上遇到了作家劉震云，“他向我推薦了其作品《一日三秋》，希望我能擔任這部書和劇本的翻譯工作”。之前吳秀卿就已翻譯過劉震云的作品《一句頂一萬句》，她說：“我非常喜歡劉震云的作品，戲劇《一句頂一萬句》在韓國演出非常成功。”

對于之后的中國圖書翻譯，吳秀卿介紹：“最近我正翻譯南戲的《五倫全備記》，是明朝時期從中國傳到朝鮮的一部中國戲劇。我之前在中國發表過很多關于中國戲劇的論文，因此想將這些文章整理出來，出版一部韓語圖書。”從事中國戲劇研究和翻譯工作已有40多年的她有著獨到的翻譯理念，她認為：“翻譯是再創作，見書如見人，譯者需要了解作家，有了靈魂的交流，這樣才能真正了解作品深層次的含義。同時，譯者要有一定的語言功底，對待任何內容都要謹慎。”

個人簡介

傅雪蓮 意大利米蘭比可卡大學中國及東南亞語言文化專業教授及印度及東亞文學博士，專注于當代文學研究及其翻譯，主要譯作包括余華的《兄弟》《第七天》《文城》。

索尼婭·布雷斯勒 法國絲路出版社社長及創始人，曾數十次前往中國新疆、西藏、甘肅少數民族地區考察訪問，出版發行60余種橫跨不同文化和學科背景的圖書。

貝特利特·于梅爾 阿爾巴尼亞知識出版社社長、阿爾巴尼亞出版商協會主席。長期致力于促進中阿出版合作和文化交流，推動中阿經典著作互譯計劃。翻譯出版有《紅樓夢》《中國歷史十五講》《中國傳統文化》阿文版。

戴揚·帕皮奇 塞爾維亞出版商和書商協會創辦人兼主席，拉古納出版社社長，曾組織多場中塞作家、出版人交流活動，積極推介中國圖書，在當地掀起中國熱。出版作品有《紅高粱家族》《生死疲勞》《蛙》。

拉格納爾·鮑德松 曾任冰島駐華大使館公使參贊、副館長。長期從事中冰翻譯，譯文忠實于原文，準確鮮活，易于理解和表達。深入研究中國，向冰島和其他國家人民講述中國故事。主要譯作有《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冰島文版，以及《論語》《道德經》。

吳秀卿 歷任韓國漢陽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東亞文化研究所所長，韓國中國語文學會會長。多年鉆研中國戲劇及中韓戲劇文化比較研究，出版中韓文著作、論文、劇本翻譯共150余部。主要譯作有《中國古代劇場史》《雷雨》《茶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