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彭明先生的五四情結

今年是彭明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時光如流、歲月如梭，轉眼彭先生離開我們已15年了。我既非彭先生的學生，又不曾與彭先生有過同事的經歷，我與彭先生的結緣，純因兩人的共同學術志趣——五四運動史研究。為討教學術上的問題，我曾登門拜訪彭先生，他在書房里熱情接待了我，因此我有機會見識了彭先生的“五四書屋”。

1999年是五四運動80周年。紀念五四運動60、70周年學術研討會，都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負責籌辦。紀念五四運動80周年學術研討會，北大提出主辦，各方面聽此消息，唯北大馬首是瞻，樂見其成。為籌備北大紀念五四運動8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北大組織了一個包攬在京各方面與五四研究有關的人士組成的籌備委員會，彭先生當然名列其中，因此，會上會下我有機會與彭先生有過幾次近距離的密切接觸。這次會議沒想到小有風波，會前我應召去了一趟相關部門報告會議籌備情況，當時彭先生也與會。會后彭先生、蕭超然等先生又應約去相關部門說明、解釋。

我與彭先生的最后一次接觸是到中國人民大學參加他的80大壽祝壽會。在那次祝壽會上，彭先生謙遜而面帶靦腆地講述了自己的治學歷程。

在我接觸的老一輩學者中，彭明老師是有強烈的五四情結的，看他的《我的五四書屋》一文即可體會到這一點。在這篇文章中，彭先生有聲有色地講了兩個故事：一個是1949年3月他與時任華北大學副校長范文瀾先生一起初進北京城，第一個夜晚就住在胡適家的會客室。他回憶這個院落（傳達室）電話是“5400”，“這個號碼是胡適向電話局要來的，為了‘紀念五四’”。一個是他在中國人民大學的住處號碼。1984年5月他的《五四運動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10月，中國人民大學調整住房，分配他住林園5樓4號，我想這應是人大對他的獎勵。日后，胡華來彭家小坐，笑著說：“你剛進城時住過的胡適住宅的電話是5400。今天，你又搬進5樓4號，將注定你這一生要研究五四了。”這兩則故事冥冥之中將彭先生與“五四”聯系在一起，彭先生以這種風趣的形式將自己與“五四”并聯起來，算是他留給我們的掌故。當然，第一則回憶可再作精確補充，據《國立北京大學教職員名錄》載，胡適家的電話號碼為50748，當時北京的電話號碼已是五位數。門房電話號碼即使是5400，也缺一位數，應在此前加上局號5，即5-5400。

人所共知，五四運動研究在中國革命史教學與研究中被賦予極高的地位，可謂顯學。老一輩從事中國現代革命史研究的學者，多多少少都與五四研究有關。中國人民大學的革命史教學與研究從何干之（1906—1969年）到胡華（1921—1987）、再到彭先生，這是師承的一條線索。1950年代，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以邵循正先生為首，招收中國近代史專業研究生，中國人民大學何干之、胡華則招收中國現代史（中國革命史）專業研究生，兩校各有側重，這應是當時的分工。何干之先生是1930年代中期新啟蒙運動的參與者，著有《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生活書店，1937年）。他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講義》（高等教育出版社，1954年）和胡華編著《中國革命史講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9年），這兩部教材在1950年代、1960年代以至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中國革命史教材的范本，胡華的《中國革命史講義》甚至在新時期還多次重印。他們以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為指導，以五四運動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可謂中國革命史教材的標準版。彭先生正是在這樣一種中國革命史的范式里開啟自己的教學與學術研究。1956年他為了編寫教材，閱讀了大量五四時期的報刊和回憶錄，1960年代初周策縱先生的英文著作《五四運動史》在美國出版后，彭先生不知從哪里獲悉，激起了他寫作《五四運動史》的沖動，從1961年撰寫寫作提綱，到1966年“文革”爆發前，他陸續撰稿約30萬字，“算是打下了這本書的基礎”。“文革”結束后，彭先生重新啟動了五四研究，迅即出版了他的《五四運動論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78年11月）、《五四運動在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兩著，這應是他利用、整理積存舊稿的成果。1979年中國人民大學科研處為紀念五四運動60周年，編輯了一本篇幅不大的論文集，共收文十篇，其中就有彭先生的《從五四運動看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民主、科學與社會主義》和他與胡華合作的《五四時期的陳獨秀》。顯然，彭先生是有備而來，充分顯示了他在五四運動史領域的研究實力。1984年4月他在人民出版社推出《五四運動史》，洋洋50余萬字，這是當時國內首屈一指的五四運動史專著。中國人民大學雖然從事中國革命史教學與研究的前輩學者不少，但1960年代以后真正專攻五四運動史的似乎只有彭先生。之所以這么說，不僅因他長期從事五四運動史研究，有過相關的多種著作，而且渾身浸透了“五四”情感，他是被五四精神形塑化、人格化的學者，他以自己的追求和探索執著地延傳五四精神。有人跟我說，彭先生在人大不是主流，意思是彭先生從沒身居要職，但據我的觀察，他也從未邊緣化，他以自己的學術實力頑強地表現自己的存在。

五四研究的代際遞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學術，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五四運動史研究從上世紀30年代作為研究題材進入學術界視野，到今天，這支研究隊伍粗略計算大致經歷了五代：

第一代學者出現于1930、40年代，以陳端志《五四運動之史的評價》（上海：生活書店，1935年）、伍啟元《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上海：現代書局，1934年）、何干之《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上海：生活書店，1937年）為代表。他們初步探討了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歷史背景、爆發原因、發展歷程、歷史意義。抗戰時期，毛澤東發表《五四運動》《青年運動的方向》《新民主主義論》《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等論著，將五四運動置于新民主主義理論框架中加以論斷，以后中共黨內的理論家、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基本上都遵循毛澤東的論斷，對五四運動史作出合乎新民主主義理論范式的論述。華崗《五四運動史》（海燕書店，1951年）可以說是這方面的一部代表性著作。華著現在很少被人提及，然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幾年里“一再翻印”，影響甚大。該書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具體論述，如對五四運動領導者的持論，幾成為中國革命史的基調。

第二代學者以彭明、丁守和、蕭超然等為代表。他們都是1920年代出生的學者，彭先生、丁先生1947—48年在華北大學學習過。華北大學是培養中共后備干部和理論隊伍的搖籃，是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蕭先生1949年進入北大歷史系學習，他們三人都是在1950年代進入中國革命史教學與研究領域。丁先生主編《五四運動文選》《五四時期期刊介紹》（人民出版社，1959、1979）、《五四運動回憶錄》（中國社科出版社，1979）、《中國近代啟蒙思潮》（社科文獻出版社，1999年），著有《從五四啟蒙運動到馬克思主義傳播》（三聯書店，1963年初版、1979年修訂版），在學術界都曾產生過重要影響，其中像《五四時期期刊介紹》《五四運動回憶錄》至今仍是人們研究五四運動史案頭必備的參考書。蕭超然著《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北京大學與近現代中國》（中國社科出版社，2005年）、《北京大學校史》（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主編《巍巍上庠 百年星辰：名人與北大》（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相對集中于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這一主題。通讀彭、丁、蕭三位學者的著作，從五四運動史的學術史演進來看，他們可以說仍是“中國革命史范式”在五四運動史研究領域的持續推動者，但對五四運動具體史實的論述，他們又有較為深入、系統的細化研究。在他們晚年，丁守和先生高舉五四運動的民主、科學兩面大旗，主編《中國近代啟蒙思潮》，成為五四精神的守靈人；彭明先生與時俱進，組織團隊研究《近代中國思想的歷程》《20世紀的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歷程》，積極探求中國現代化史研究范式；蕭超然先生熱衷北大校史研究，回歸老北大傳統，表現出求真務實、篤學踐行的學者本性。

第三代學者以陳鐵鍵、楊天石、周天度、耿云志、唐寶林等為代表。他們是在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前期大學畢業后開始進入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文革”十年學業受阻，改革開放后重新煥發青春，真正走上學術舞臺。耿云志的胡適研究，唐寶林的陳獨秀研究，周天度的蔡元培研究，陳鐵健的瞿秋白研究，楊天石的錢玄同研究，這些個案研究都顯現了新的個性化特點，表現出與傳統的革命史不同的價值判斷和歷史解析。如果從年齡上來說，他們與上一代學者只差十余歲，并不構成代際輪替，但學術風格確有疏離，他們在1980年代、1990年代以后較上一代人似乎更有沖勁。

第四代是“文化大革命”后進入大學學習的我們這一代學人。由于十年“文革”的耽擱，1950年代出生的學人直到1977年以后才獲取高考的機會。人們常說的新三屆（1977—1979年）大學生年齡跨度甚大，從194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初期出生，擠在一個教室學習。我們這一代人在大學階段一方面接受上一代人所給予的革命史教育和訓練，一方面又受到新時期伴隨改革開放而來的思想解放運動的洗禮，在時代大潮的沖洗下，逐漸培養自己的探索精神，乘借1980年代出現的“文化熱”、1990年代出現的“國學熱”向前探索，對五四運動史研究的探究開始出現新的樣態，從反傳統到中西文化論爭，從對梁啟超、梁漱溟以及學衡派的重新評價到將五四運動史置于世界視野中去考察，呈現出新的個性化取向。羅志田的《復調的五四：一個自塑旋律的運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4年）、陳平原的《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以及我本人的《政治與文化的雙重變奏——五四運動的本事、紀念與詮釋》（香港中華書局2023年）可以作為這一代人的個案標本。

第五代人是我們的學生。他們出生于1970年中期到1990年，也就是現在30—45歲這個年齡階段的學人，他們置身于全新的世界視野之中，接受了跨學科的知識教育和學術訓練，在講究學術精致、學術個性化方面將有可能比我們走得更遠。

我個人與上面第二、三代學人和下面第五代學人都有過密切的接觸，從自己的接觸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從事五四研究的學者渾身充滿活力，都有一股思想的激情，都有一本率真的性情，這也許是被五四精神感化所致吧！

五四精神的價值重估

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整個國家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以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為中心，走改革、開放之路。這是新時期的基本國策。新時期的40多年來，有目共睹、舉世公認，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革。在這種大背景下，對五四運動的評估，對新文化運動的詮釋自然也與時俱進，五四新文化運動史研究與40年前相比確實已有極大的改進。今天我們該如何表達五四，這是人們面臨的一個問題，也是不斷被提及的一個問題。五四運動處理傳統的態度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我們今天也以這種態度來估衡五四，析取我們應該繼承和發揚的五四精神。

陳獨秀在《新青年》上揭橥民主、科學，為新文化運動樹立兩面大旗，這是對近代西方文明精髓的提煉，也是對現代中國基本走向的指引。五四以后的一百多年間，中國是選擇還是背棄民主與科學，其命運可謂大相徑庭。從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選擇看，民主與科學是我們未來仍將應該追求的目標。從這一視角來看，我們現今仍處在五四的延長線上。

五四表現出強烈的批判傳統的傾向，但是否就以反傳統，或如某些學者所解釋的那樣，用“全盤性反傳統主義”來標簽，這是值得探討的。五四對待任何事務都持批判性的態度——所謂“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但這不意味其否定一切，實際上，胡適對中國人文學術，如宋代以來的中國文藝復興，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以戴震為代表的反理學取向都給予了高度評價。批判性的思想是中國文化中較為稀缺的資源，它是五四新文化人最重要的精神特征。五四運動所表現的批判精神，也就是五四運動提倡的懷疑精神、獨立思想，這仍是我們時代之需要。

五四運動處理對外關系，是抱持愛國主義與拿來主義相結合。為維護本國的利益和民族的尊嚴，五四運動表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我們必須繼承和發揚這種愛國主義傳統；在西方文化處于強勢的大背景之下，西方科技領先于世界，魯迅先生主張拿來主義，提出我們不能虛驕自大，要虛心學習對方的長處，絕不可封閉自守，搞義和團式的排外，當今我們仍要善于吸取這種拿來主義的精髓。

基于上述三點認識，五四研究雖已達到了一定的高度，積累了相當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五四運動研究仍有繼續努力的必要，有繼續拓展的空間，這不僅是為了弘揚五四精神，而是真正推進中國學術、社會與文明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