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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人工智能文藝創作引發學界持續關注，僅以中國知網文獻檢索為例，截至2024年6月30日已有643條相關研究文獻，其中博士論文3篇，碩士論文15篇?？v觀現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文藝合法性，及對傳統文藝創作帶來的挑戰。本文基于中國傳統文論的“感興”概念，探討當下炙手可熱的人工智能文學作品的文學屬性問題。

“感興”是中國傳統文論與美學的重要范疇。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考述“感興”概念的發生、內涵及演變，直接借鑒學界對其已經基本達成共識的研究成果，將中國古代“感興”概念蘊含的文學創作緣起、文學創作構思、文學創作傳達、文學創作功能等帶有中國特色的文藝理論，運用于闡釋當前人工智能文藝創作現象。從中國傳統“感興”理論的學理層面，探討人工智能文學作品的文藝屬性問題。

其一，觸物起情的文學發生論。人工智能生成文學作品，對通常意義上的文學發生學帶來了挑戰。中國傳統文論中的“感興”論，可能為我們思考這一議題提供相關視角。依據“感興”論，文學創作不是無中生有，更非神靈附體，而是“觸物起情”，即主體在外在世界（物）觸動下的情感抒發。早在《禮記·樂本》篇已有記載：“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薄稑繁尽诽岢觯皹贰钡陌l生是人心受到外物的觸發。如果說此處的“樂”還屬于廣義上的文藝，最早將“觸物起情”觀，推廣到文學領域的當數鐘嶸，其《詩品》開宗明義，“氣之動物，物之感人”，繼承了《樂本》的“感物”觀。在中國文論史上，類似闡述舉不勝舉，中國傳統“感興”論，將文學的發生歸結為主體受到外界的觸動。

然而，當前人工智能文藝創作的實質是數據庫自動生成，或人機協作生成，是對已有文藝作品程式法則的精密化排列組合。例如2017年5月由機器人“小冰”創作的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據介紹是其學習模仿了數百位著名現代詩人的作品后的產物；再如2024年5月國內首部百萬字長篇小說《天命使徒》，是由華東師范大學王峰教授團隊采用“大語言模型+提示詞+后期潤色”的人機綜合生成，王峰將其界定為網絡小說，因為其團隊按照網絡小說的程式法則編制的提示詞，嚴格意義上是對已有網絡小說的模仿。因此，如果從“感興”論的文學發生觀來看，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學作品顯然還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

其二，心物交感的文學創構論。中國傳統文論“感興”概念，除了強調文學創作緣起上需要外物的“觸動”外，還特別強調物我交感互動。主體對外在對象的感發觸動，不是一味地被動接受，而是與外物的感召形成積極的應答，誠如劉勰所說的“情往似贈，興來如答”（《文心雕龍》）。另外，在中國古代哲學觀看來，外在對象的“物”也非靜物、死物，而是將其與主體視為一氣運化的統一體，“物”與主體的“心”同樣處于互攝激蕩的變化中，誠如陸機將這一“心物交感”激蕩現象描述為“情曈昽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文賦》）。因此，我們才可以更好地理解蔣孔陽將美的本質特征界定為“多層累的突創”，文藝的美在于“恒新恒異”的創構。

相較之下，人工智能生成的文藝作品，恰恰缺失了文藝創作的“心物交感”意象創構環節。文學藝術之所以可貴，正在于其不可復制性地將物我適然相遇后的剎那感興，傳達物化為可供人們欣賞的審美對象。顯然，人工智能生成的文藝作品，沒有了物我由兩廂外在走向交感互融的過程，也就是說缺失了文學作為人學的核心屬性。以“小冰”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為例，正因為其缺失了創作主體的生命感興，其中的大量詩句反而會給人矯揉造作之感。試想，正是因為杜甫親身經歷了“安史之亂”的歷史變故，在時代巨變感召下創作的“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等膾炙人口的詩句，讀者從中可以感受到作者的真情實感，進而由衷體會到杜甫詩歌的“沉郁頓挫”之美。反之，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以現在的人工智能技術，可以逼真模仿出杜甫風格的“詩”，但難免給人不過徒具形式，不僅很難形成情感共鳴，而且還會產生東施效顰、無病呻吟的感受。

其三，即興而作的文學傳達論。感興論在文學創作傳達環節上的特點為即興而作、一揮而就，強調文學創作上的不可預測性和不加雕琢的直接性，誠如蘇軾所謂的，“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文說》）。也就是說，蘇軾寫文章是在興會來臨時直抒胸臆，沒有雕琢痕跡，更無固定的程式法則。宗白華曾概括中國古代兩種美的類型——“錯彩鏤金的美”和“芙蓉出水的美”。自魏晉六朝起，中國人的審美認為芙蓉出水的美是一種更高境界的美，體現為不刻意追求文字的雕琢，崇尚清新自然的美。

相比較而言，人工智能文學作品，恰恰是在預先設定的程式模型基礎上的自動生成或人機結合生成，例如長篇小說《天命使徒》是在團隊編寫的提示詞、框架、情節等設定下完成的，并且后期還經過了人工的潤色。如果對照“感興”論即興而作的文學傳達觀，人工智能這一創作方式，顯然屬于典型的雕琢裝飾型文學創作，與中國古代備受推崇的芙蓉出水式自然清新的文學相差甚遠。因此，我們也才可以理解嚴羽盛贊盛唐詩歌的原因，“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滄浪詩話》），正在于盛唐詩人的詩歌創作屬于自然而然抒發，無人工雕琢痕跡。

其四，言盡意余的文學功效論?！案信d”概念除了上述文學創作思想外，還蘊含著文學的審美功效觀，即從欣賞者的角度來說，文學具有的獨特價值。中國古代早在孔子已經意識到“詩”具有的社會功能，“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論語》此處的“興”，朱熹注釋為“感發志意”，顯然是指“詩”在儒家君子人格形成上的特殊功能。那么，當前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學作品具備“詩，可以興”的功能嗎？如果不具備，人工智能文學與人類創作的文學，在文學功能上存在的差異何在？

再引用《論語》探討“詩，可以興”的原因：“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笨鬃訉ψ迂曊f的這段話，語意簡明易懂，但對于我們理解“詩”具有的獨特功能意義非凡。關鍵在于“告諸往而知來者”這句話，孔子是借“詩”具有的這一獨特屬性來表揚學生子貢，即和子貢說了些已經發生的事（告諸往），他就可以觸類旁通、舉一反三（知來者）。這是孔子作為圣人發現了“詩”具有的獨特屬性，后來發展為影響深遠的“言盡意余”的中國文論傳統。因此，“詩，可以興”，在于其具有指向“未知”“想象”“創構”等功能屬性（知來者）。持類似觀點的還有亞里士多德，他說“詩比歷史更富有哲學意味”，究其原因是詩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模仿可能發生的事，而歷史模仿的是已經發生的事。由此，也可以理解“詩，可以興”的原因，正在于“詩”蘊含無限可能性的意味，感發欣賞的思考與想象。

如前文所述，人工智能文學作品的實質是對已有文學的程式、創作規律的大數據驗算、模仿和重組，類似于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模仿的是已經發生的事”。人類創作的文學作品是作者在興會觸動狀態下的創構，是指向未來的，誠如南朝王微所謂的“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文藝家創作的作品具有如造化創構世界一樣，蘊含崇高的神圣意味，絕非對已有世界的排列重組。因此，從“感興”論的文學功效論來說，目前人工智能生成文學尚不具有指向未來的創造性功能，對欣賞者的感發，更多的是緣于對人工智能高超之“技”的驚嘆，而非來自其包孕未知之“道”的觸動。

總之，探討人工智能生成文藝作品的文學屬性是當前文藝界不可回避的話題。本文僅以中國古代“感興”概念作為理論依據，闡述人工智能生成文學作品與傳統文學作品存在的差異。根據“感興”論，文學作品是物我適然相遇后的神會心得，是主體不期而然的自然呈現，強調自然天成，推崇“芙蓉出水”型文學。這類文學藝術之所以震撼欣賞者的心靈，在于其具有指向未來的創造性功能，可以感發欣賞者的思考與想象。而當前人工智能生成文學作品是按照預設的程序，對人類已有作品創作規律、文體法則的模仿與重組，強調人工雕琢，屬于裝飾型的文學，給欣賞者帶來的是技術上的折服。因此，在人工智能文學作品鏡像下，文學創作更加呼吁真情實感的自然呈現，因為文字的雕飾與組合，人工智能可以輕松完成，但在有感而發層面，人類仍有絕對優勢。

（作者系三峽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