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小 引

夸張點說，這篇文章寫了十年。

開筆時間是2014年9月，寫作機緣是王瑤先生誕辰100周年紀念活動結束，沒有出現大的紕漏，學界反應很好，我大大松了一口氣。事情辦妥后，給師母寫信匯報，同時敲下了這個題目。想從1984年9月我到北大念書說起，講述一個不太聰明但運氣很好的外省青年，如何歷經各種坎坷，一路跌跌撞撞，終于在諸多師友——尤其是王瑤先生的栽培與幫助下，走到了今天。不用說，當初的題目是《風雨讀師三十載》。

一開始雄心壯志沖云天，但寫作很快陷入了困境。到底選擇什么樣的文體?是論文、雜感還是回憶錄，這里涉及視角、距離、口氣與節奏，都不太好把握。希望兼及史家立場與弟子感情，主要目的卻是與先師對話——他的風雨，我的風雨，兩代人的風雨交叉重疊。

不是每個師長都有機會進入學術史或思想史的，大多數情況下，人走茶涼，很快就被遺忘的。王先生不一樣，他有可能穿越壁障，不斷召喚后世讀者。既然如此，我就有義務及機會參與這種隔空對話。某種意義上，談老師就是談自己，不斷與之對話，也是在反省自己的路徑，督促自己不要偷懶。當然，如操作不當，也容易演變成自我炫耀。既要追憶，也在探究，還得有分析與批判，盡可能兼及公心與私誼，把握好分寸，方可成為一個有溫情但也有立場的史學家。

說起來容易，真正實施，卻碰到很多障礙。我對王先生的了解，其實是隨年齡與閱歷的增長，而逐步深入的；至于資料的發現等，尚在其次。拔白旗時的感受，“文革”中的痛苦，以及“文革”后的奮起無力，不身臨其境，很難感同身受。學者的著述以及教學的業績，這些比較容易闡述；而作為知識者的命運，是王瑤先生作為個案最值得推敲的，卻不太好展開。又想避開陷阱，又想有所發明，就這么幾次拿起，又幾次放下，終于無疾而終。

之所以重拾信心，是因為籌劃今年5月的王瑤先生誕辰110周年學術活動，中國現代文學館的“王瑤學術文獻展”、北大出版社的“王瑤著作系列”以及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王瑤全集》重刊，再加上受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邀請，與幾位學生合作編寫《王瑤畫傳》，還有北大中文系、北大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等正在籌劃的學術研討會。這么多好事湊到一起，你不奮發圖強，說不過去的。

這回學乖了，不畫充饑的大餅，老老實實地，一節一節往下寫，夾敘夾議，講述時勢變遷，引錄師友文章，旁及自己的思考。既不是傳記，也不是專論，絮絮叨叨，更像是坐在鏡春園的客廳里向老師匯報工作——主要講述王先生去世后，學界以及我本人的思考與作業。

考慮到此文即將進入《風雨讀師》，書中準備收錄的文章，這里就按下不表了；反之，則采用大段引述或小心加注的形式，將其納入視野。

二、奇妙的師生緣分

1992年6月26日，已經是北大中文系青年教師的我，在京西蔚秀園為自家《小說史：理論與實踐》撰寫“小引”，最后一節屬于蕩開去的筆墨：

又是一度荷花開。八年前的這個時候，我到北大投考王瑤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此后，便與未名湖結下了不解之緣。近三千個日日夜夜，在這寂寞而又喧鬧的校園里，有過許多“不足為外人道也”的痛苦與歡樂、希望與絕望。

就像湖底的彩云一樣，那么絢爛又那么脆弱，隨便丟下一塊小石頭，一切都煙消云散。留下的只是未必美好的記憶。就在彩云裂開的那一瞬間，我失去了尊敬的導師，也失去了慈愛的父親，真正體會到生離死別的悲苦。或許，沒有真正遭遇愛情、沒有直接面對死亡，都算不上成熟。父親生前很欣賞我寫的《未知死，焉知生》一文，說是看得出我“長大了”。可那只是紙上談兵，書本知識遠沒有切膚之痛來得真切和強烈。不敢說從此參透人生，但看待人世間的紛爭，從此多了個參照系。

我的博士指導教師王瑤先生(1914—1989)，與我的父親陳北(1925—1991)從未謀面，但兩人都對我走上學術道路，起決定性影響。所以我才會在“小引”中稱：“寫完這本小書，又一次領悟父親的養育之恩和王瑤先生的教誨之功。我之所以走上這不算輝煌的學術之路，全靠他們二位的誘導和鼓勵。”

學界中人，都能理解恩師的作用；而對于父母親，主要是感懷養育之恩。我的父親不一樣，雖然他只是僻處洋鐵嶺下廣東汕頭農校的語文老師，但他對我學術上的引領與期待，卻是至關重要的。二十多年前，我曾撰寫《子欲養而親不待》，初刊于《十月》1995年第5期，其中有這么一段：

雖說父親臨終時，我趕到跟前，略盡了為人之子的責任。可此前幾年父親多次住院都不通知我，說是怕影響學業，往往是危險期過了才告知，并且囑咐，路遠不必往回趕。回家鄉時有人說起此事，加了句評語：值得嗎?意思是說如此為子女考慮，那“學業”真有那么重要嗎?父親年輕時投身革命，沒能完成學業，因而特別希望孩子在學術上能有所成就。出書、獲獎或者提職稱，在旁人是小事一樁，父親則看得很重，似乎真有多么了不起。為了讓兒子能專心治學，父親多少次獨自在死亡線上掙扎。每念及此，我就記起“值得嗎”的評語——受嘲諷的應該是所謂一心向學的孩子，而不是“可憐天下父母心”。不要說時至今日，學業仍無成；即便真有大成就，也不見得就能避免這種深深的內疚與自責。

十年后，拜讀母親陳禮堅寫的《憶陳北》，以下這段話，讓我既感且愧：“晚年病中，孩子們的一封來信，就能讓他高興好幾天。他把孩子們的來信，一本本裝訂成冊，閑時摸搓瀏覽，孩子們的孝順和成就，是醫治他創傷的妙藥靈丹。從1984年至1991年逝世，這七年間，他先后住院七次 176天。孩子們皆在外，我一個人服侍吃藥、打吊針、買菜，在病房小角落里做飯，夜間用布椅睡在病床前，直至永別。”

去年6月，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我主編的《漫說文化續編》十二冊，每冊都由我與早年的一位學生合作編選，其中合編《家庭內外》時，我“內舉不避親”，要求收入這則《子欲養而親不待》——那雖是一揮而就的短文，卻蘊含無盡的哀思與感懷。我本資質平平，加上成長環境嚴酷，最后能在學術上小有成就，絕對離不開父親早年的精心培養，以及生病后默默的苦苦撐持，以便讓我專心治學。

三十多年前，我撰《父親的書房》，初刊于《群言》1992年第12期，后收入《故鄉潮州》，其中這段話，可入我的學術自傳：

父親的藏書充實了我頗為艱難的八年知青生活，同時也規定了我日后學術的發展方向。這一點我也是很晚才意識到的。甚至連我日后的求師問學，似乎冥冥之中也早就注定。在鄉下，我自學了大學中文系的課程，用的是游國恩、王起、季鎮淮等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王瑤先生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和黃海章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簡史》。真沒想到，這些先生后來大都先后成了我的業師。當我決定報考王瑤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時，居然能從父親的藏書中找到幾乎所有王先生“文革”前出版的學術著作(就缺一本《中國文學論叢》)!前幾年回家，又找出絕大部分林庚先生“文革”前出版的著作；本想帶回來向林先生炫耀一番，可惜廣州火車站遭劫，這段“師生因緣前定”的故事因而無法落實。真不知道父親當初是如何選中這些書的，或許冥冥之中真有天意。

家有藏書，不等于就認真閱讀過；但就好像落地的種子，只要氣候及水分合適，就會噌噌地冒出地面。父親只是一個中專語文教師，且長期生活在遠離城市的大山腳下，居然收藏那么多文學史著作，實在出人意料。所以，撫摸書柜里父親購藏的王瑤先生幾乎全部早年著作，我才會感嘆“師生緣分”。

只說一句“居然能從父親的藏書中找到幾乎所有王先生‘文革’前出版的學術著作”，還是嫌太抽象了，閱讀時一不留神就會輕易放過，請允許我從頭清點，且按照購書順序排列。

1)王瑤著：《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4年3月上海第一次重印，此次印刷15000冊，累積印刷35000冊(根據開明書店1951年9月紙型重印，本書曾印五次)，封面蓋“陳英名印”(那是父親的原名)。

2)王瑤著：《李白》，上海：華東人民出版社，1954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扉頁上題“陳北，五四年十月廿一日農校”，封面蓋“陳英名印”，沒有閱讀標記。

3)浦江清、余冠英、王瑤等著：《祖國十二詩人》，中華書局，1954年11月上海第2版第2次印刷，上題“陳北，1954.12.5.”，主要閱讀王瑤的代序《什么是中國詩的傳統》，圈點密密麻麻。此外，有閱讀標記的是談屈原、杜甫、白居易、辛棄疾那幾章，如此“哀民生之多艱”以及“壯懷激烈”，與時代風氣密切相關。

4)王瑤著：《中國詩歌發展講話》，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封面及扉頁都有簽名，但沒有購書時間。此書父親讀得最認真，每一章都有標記，緊要處還補抄相關資料。

5)王瑤著：《中國新文學史稿》下冊，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5年5月上海第一版第5次印刷，34021—38040冊(1953年8月上海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此書封面有母親的簽名“陳禮堅，一九五五年六月六日”。看購書時間，《李白》《祖國十二詩人》以及這本《中國新文學史稿》下冊，都是上個月印行，下個月就到了偏僻的汕頭農校，可見那時圖書發行的速度，以及普通讀者的學習熱情。母親那時還只是汕頭農校圖書館的館員，四年后才經由進修而成為中學語文教師。父母親購藏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上、下冊，明顯都認真讀過，書上畫了很多紅線。日后我報考北大博士生時，也曾使用這兩冊書，只是每個人劃線風格不同，還是能大致判斷。

6)王瑤編注：《陶淵明》，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扉頁簽名“陳北”。父親明顯認真讀過該書前言，有多處圈點，尤其是魯迅關于陶淵明的論述。大概為了備課需要，標記最仔細的是《歸園田居五首》以及《桃花源詩并記》。另外，畫圈的還有《挽歌詩三首》《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并序》《自祭文》等，這與購藏《李白》而沒有留下任何閱讀標記，形成了鮮明對比。大概，身處逆境的父親，更能欣賞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不是李白的“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

7)王瑤著：《關于中國古典文學問題》，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9月第一次印刷，封面簽名蓋章，并記“56年11月2日”。該書圈閱最多的是第一篇《魯迅對于中國文學遺產的態度和他所受中國古典文學的影響》，一是父親歷來崇拜魯迅，二是此文確實最能體現王先生兼及古今的優長。雖然《從俞平伯先生對〈紅樓夢〉的研究談到考據》因得到毛澤東的贊許而聲名鵲起，但就文章質量而言，父親的判斷是對的。

8)王瑤著：《中古文學風貌》，此乃上海棠棣出版社刊行的“中古文學史論之三”，1951年8月初版，印制3000冊。該書大概是從舊書店買來的，涂掉原簽名，書籍九成新，沒有圈閱的痕跡，估計是太專業了，父親未讀。

對于我考上北京大學，追隨王瑤先生讀博士，父親很是興奮，經常問長問短。1987年夏天，我終于拿到博士學位，父親感嘆讀不懂我的博士論文，但對學位證書很感興趣，讓我記得下次回家時帶上，以便仔細看看。那時年少，不太能理解父親的拳拳之心，還表示沒什么好看的，就一張紙。

不久，因機緣巧合，父母親決定北上探親兼旅游。那時交通很不方便，父親身體又不太好，我有點擔心——先搭10個小時的長途汽車來到廣州，住上一兩天，再乘36個小時的火車，才能到達京城。

我書柜里長期放置一加相框的照片，那是父母親和我們夫婦在北大校園的合影，父親在照片右下角寫下拍照的地點及時間：“未名湖畔，1987年10月5日。”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游覽北大校園，大概是上午10點開始，因提及王先生習慣于上午睡覺，午后才起床，大概怕打擾，父親沒提拜訪王先生。其實拍照的地方離王先生的住處鏡春園76號，走路也就5分鐘，我居然沒有略為變通，帶父母親登門拜訪。事后被王先生狠狠批評，我自己更是后悔不已。

1991年1月，我赴香港中文大學做短期研究之前，順道回潮州探親，最后一次跟父親長談。那時因參與編輯《王瑤文集》，得見王先生1942年手稿《坷坎略記》，當時很震撼。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時年24歲的清華中文系三年級學生王瑤恰好回家，沒能及時跟上南遷的隊伍，日后因主客觀各方面原因，困守老家山西平遙，五年荒疏，身心俱疲，最后孤注一擲，下決心穿越封鎖線，赴滇完成學業。此手稿寫于離家出走多時、輾轉跋涉，而又尚未到達昆明期間。我相信這文章是王先生寫給自己看的，自我警醒，開弓沒有回頭箭。聽了我的轉述，父親沉吟良久，就說了一句：人生的路很長，但最關鍵的，也就是一兩步。幾個月后，父親因病辭世，這一本來相對空泛的感嘆，幾乎成了“臨終遺言”。

父親晚年多次反省自己走過來的坎坷歷程，對年輕時臺灣謀生/寫作一年及其嚴重后果感受最為復雜，也最深刻。多年后，我有幸讀到父親的整套檔案資料，看他不斷追求上進又不斷受挫，經常寫檢討反省個人主義思想作祟，而又心有不甘，拼搏向前，一路走來跌跌撞撞，碰得頭破血流，這才明白他的感嘆。關鍵的一步沒走好，以后很難憑人力挽回。可說實話，能夠自覺、自主地選擇適合自己的人生道路，這需要很高的運氣與智慧，不是每個人都能達到的。

多年后回想，我之所以恰好在居港期間撰寫那篇引起很大爭議的《學者的人間情懷》，與時代風云變幻有關，但也與得見王先生《坷坎略記》手稿以及父親那一聲長長的感嘆不無聯系。

三、大樹倒下后的回響

為紀念王瑤先生誕辰100周年，我撰寫了《八十年代的王瑤先生》，初刊于《文學評論》2014年第4期，其中有這么一段：

我記得很清楚，王瑤先生去世時，錢理群冒出一句很沉痛的話：“大樹倒了!”活躍在大轉型的時代，替無數后輩學者遮風擋雨，這樣令人尊敬與懷念的“大樹”，屬于那個時代諸多目光如炬且敢于直言的老教授。

這種“大樹已倒”的感覺，不僅屬于老錢和我這樣的及門弟子，更屬于很多同時代中國讀書人。這里有王先生的個人魅力，更與那個特定年代的政治氛圍密切相關。1989年12月13日王先生去世，當初到八寶山參加王瑤先生追悼會的諸位，心情大都十分壓抑。很多人的觸景生情、傷心落淚，包含非常復雜的感懷與思緒。

雖然1989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以《著名文學史家王瑤追悼會在京舉行》為題，報道了兩天前的追悼儀式；而且追悼會當天晚上，央視《晚間新聞》也有鏡頭播出，但官方與民間對“文學史家”王瑤的蓋棺定論，其實是不太一樣的。那種痛徹心扉的感受，首先來自“物傷其類”的王先生的老友及學生。

記得辦過追悼會不久，為征集紀念文章，成立了由孫玉石、楊犁、樊駿、李福田、王得后、錢理群、吳福輝、陳平原組成的編輯小組，2月底發出征稿信，5月底截止，共收到海內外87人撰寫的紀念詩文89篇。1990年8月，署名編輯小組編的《王瑤先生紀念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如此出版速度，加上令人敬畏的編輯策略(“對所有來稿原則上照登不誤，以存其真”)，乃得益于李福田先生的鼎力支持。編輯小組成員中，除了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楊犁)，孫玉石等均為王先生弟子，為紀念集奔波責無旁貸；最值得敬佩的，還數李福田先生，作為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資深編輯，他才是此書得以問世的主要推手。李先生不是社領導，但有學識，很仗義，敢作敢為。今天看來或許沒什么，可在那個特殊年代，刊行這冊“百感交集”的圖書，是要承擔很大風險的。十年前我撰《患難見真情——追記兩種王瑤圖書的刊行》，專門提及此事。深知此事內幕的王觀泉隨即發表《追憶李福田出版〈王瑤先生紀念集〉》，補充了若干驚心動魄的細節。

從征稿到出版，只有半年時間，如此倉促從事，一點不影響《王瑤先生紀念集》的質量。甚至可以說，這是迄今為止刊行的五種關于王瑤先生的紀念/研究集子中，最值得追懷與推薦的。可惜的是，當初手忙腳亂，加上心緒欠佳，那么多名家的原稿，我居然只保留了吳組緗先生的《哭昭琛》和林庚先生的《懷念昭琛兄》，其他的都直接送出版社與印刷廠了。比如，我十分敬重且熟悉的朱德熙、季鎮淮、程千帆、唐弢、王元化、賈植芳、錢谷融等先生的大作，也都沒能存留原稿。王先生逝世后，程千帆先生除為《王瑤先生紀念集》撰寫《念昭琛》，還有兩首“浣溪沙”因寄托遙深，在學界廣泛流傳。以致近日重讀這本沉甸甸的大書，觀賞吳先生、林先生的手稿，感嘆良多。

從199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刊行《王瑤先生紀念集》起步，到1996年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先驅者的足跡：王瑤學術思想研究論文集》、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王瑤和他的世界》、2014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閱讀王瑤》，再到2017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王瑤與現代中國學術》，懷念的色彩越來越淡，將先生置于百年中國學術、思想、教育史上思考及反省的意味則越來越濃。

為便于讀者理解大樹倒后的回響，我略為介紹一下這五種紀念/研究文集。

最先刊行的《王瑤先生紀念集》總共498頁，其中近百頁是八篇專業論文；但毫無疑問，主體部分是懷念。當初的設想是，稍為喘口氣，再開專業性強的學術研討會，沒想到一擱就是好幾年。終于，乘著1994年5月2—6日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在西安召開第六屆年會，又是王瑤先生誕辰80周年，穿插一個“王瑤學術思想研討會”，愿望總算實現了。此次年會以“現代文學研究15年的回顧與瞻望”為主題，繼往開來的意味十分明顯，且各專題報告水平很高(包括樊駿的主報告《我們的學科：已經不再年輕，正在走向成熟》)，故常被學界提及。相對而言，關注這個穿插其間的研討會的較少，幸虧有了1996年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先驅者的足跡：王瑤學術思想研究論文集》，才被不斷引述。這冊321頁的論文集中，葛曉音等四文取自《王瑤先生紀念集》，孫玉石等十八篇新文基本出自此次研討會(嚴家炎的“代前言”則是研討會的開幕詞)。

研討會在西安開，論文集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和北京大學中文系合編，出版單位卻是河南大學出版社，這就能理解為何該書“后記”特別感謝河南大學中文系劉增杰教授及河南大學出版社。須知早年出書很不容易，經費絕對是個大問題。《王瑤先生紀念集》的“編后記”中有這么一句——“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沈陽市電視臺廣告部為促成此書的出版慨然給予熱情贊助”，那是因為，北大中文系畢業生、原遼寧大學中文系教授、時任沈陽市副市長的張毓茂為此書的出版籌措了經費。今天覺得很容易辦妥的事，當初則可能是無法繞開的攔路虎。

1999年12月是王先生去世十年祭，又恰逢河北教育出版社刊行八卷本《王瑤全集》，于是，孫玉石、錢理群、溫儒敏和我合作，編選了《王瑤和他的世界》。該書于2000年1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總共538頁，文章主要選自《王瑤先生紀念集》和《先驅者的足跡：王瑤學術思想研究論文集》，另外新增王得后的《夕陽下的王瑤先生》、錢理群的《從麻木中擠出的回憶》、孫玉石的《典范的意義與學術的堅守》、錢理群的《掙扎的意義》以及我的《大學者應有的素質》五文。此書的制作效果不錯，書前八頁彩照尤其難得。“編后記”沒署名，但一看就是錢理群的手筆：“時間的流逝并沒有將先生的足跡淹沒，‘王瑤的意義’已經成為現代思想、文化、學術史上的一個課題，引發了后來者的不斷追念、思考與論說。”

同樣屬于制作精美但原創性不太夠的，是2014年5月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的孫玉石、錢理群編的《閱讀王瑤》，那是為了配合王先生百年紀念活動而制作的。全書共430頁，上輯“為人但有真性情”收文二十篇，下輯“治學猶能通古今”收文九篇。不說刪去的，就說新增的，上輯增加兩篇：韋君宜的《我的老同學王瑤》、陳徒手的《文件中的王瑤》；下輯增加三篇：溫儒敏的《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與現代文學學科的建立》、夏中義的《清華薪火的百年明滅——謁王瑤書》、錢理群的《我理解的王瑤傳統》。單就學術水平與閱讀效果而言，當然是后出轉精；但我還是特別感念前三種，尤其是《王瑤先生紀念集》的篳路藍縷。

相對而言，學術性最強且對相關話題有明顯推進的，是2017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刊行的陳平原編《王瑤與現代中國學術》。該書分五輯，共605頁，與前四書的內容不重復，多為新作，大半是為2014年5月7日在北京大學召開的“精神的魅力——王瑤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研討會撰寫的。我在會議的開場白中稱：“王先生去世已經二十五年了，作為友人、弟子或后學，我們依舊懷念他，但落筆為文，基本上已經將其作為歷史人物來看待、辨析與闡釋。”

12

原本想這是最后一次混合著情感、學識與志向的公開追懷了，可一天會議聽下來，發言水平之高，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師兄錢理群于是慫恿我再編一本紀念集。

考慮到2014年同時推出典藏版《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閱讀王瑤》(北京大學出版社)和《王瑤先生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我想還是稍為沉淀一下好。兩年過去了，重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文學評論》《北京大學學報》《現代中文學刊》《漢語言文學研究》等陸續發表的專業論文，以及《北京青年報》《中華讀書報》《新京報》《書城》《山西文學》《映像》等刊出的散文隨筆，我越來越有信心，于是向北大出版社申請，以“王瑤與現代中國學術”為題，再出新著。

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學術的進展，談論作為歷史人物的王瑤，理所當然地逐漸轉向學理化。在《王瑤與現代中國學術》的“小引”中，我大致介紹了編輯宗旨以及各輯內容，還提及若干因篇幅所限未能入集的文章。然后，著重推薦最后一輯，也就是王瑤先生“文革”期間的檢討以及其子女的辨析。“小引”中這一段有點纏繞與沉重，還是大段引錄為好：

北岳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王瑤文集》第七卷以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王瑤全集》第七卷，均收入根據手稿排印的《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自我檢討》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檢查》，這給研究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學者提供了很大方便，故頗受好評。可說實話，當初我是反對這么做的。理由是，編“全集”須顧及作者本人的意愿，這些檢討書更適合于放在檔案館里供學者查閱。考慮到當下中國，查閱檔案不太方便，且家屬愿意公布，我自然樂觀其成。三年前，師母杜琇發來王瑤先生兩份檢討書的手稿，希望幫助錄入，一是寫于1967年3月的《我的檢查》，一是寫于1967年5月的《關于我的“材料”的一些說明》。讀完這兩份長篇檢討，真是感慨萬千，我忍不住在《中文系的使命與情懷——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北大、臺大、港中大的“文學教育”》(《清華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和《在政學、文史、古今之間——吳組緗、林庚、季鎮淮、王瑤的治學路徑及其得失》(《北京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中略為引述。這兩份檢討書，內容很豐富，可供分析的東西很多，因沒有得到授權，不好貿然公開發表或大段引用，感覺有點遺憾。編好這本《王瑤與現代中國學術》，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我給遠在英國的王先生女兒王超冰寫信，詢問能否授權刊發。沒想到很快得到回復：不僅這兩篇，還有別的檢討書手稿也可以提供。而且，她正在親屬的幫助下，利用這些手稿，撰寫史學論文《父親王瑤：文革期間的一個案例》，只是還需要兩個月的時間。我當即與北大出版社溝通，推遲發稿，就等超冰的文章及資料。我相信，這些資料及其考辨，不僅對于了解王瑤先生在文革中的命運，而且對于理解檢討書這一特殊文體，都會很有意義。

文章最后提及：“我從不懷疑作為個案的王瑤在現代中國思想史、學術史、教育史上的意義；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評價尺度將日漸嚴苛，且視野將從一個人擴展到一個學科、一所大學乃至一個時代。這樣一來，感情逐漸讓位于理性，史著凸顯，隨筆淡出。本書之兼及懷念與研究，那只是一個過渡，相信下一代學者會有更專業且更深刻的論述。”

以上預言是否真確，還有待觀察。但我在北大講過幾輪“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史”，發現最近一次學生們對學科奠基人王瑤先生重新恢復了興趣；而近年幾次有感而發，在各高校做題為“冷戰背景下的文學史建構——以王瑤、普實克、夏志清為中心”的專題演講，也都有很好的反饋。或許，曾經屹立在現代中國學界的這棵大樹，雖然二十多年前就已倒下，但其巨大的背影以及遙遠的回響，依舊值得我們重視。

四、著作重刊與全集編纂

在王瑤先生去世后的眾多紀念/研討活動中，規模最大、成績最佳的當數2014年5月7日在北京大學召開的“精神的魅力——王瑤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研討會。會議發言，除了孫玉石、姜濤的文章單刊，其余的根據錄音整理而成6萬多字的《精神的魅力——在2014年5月7日北京大學“王瑤與20世紀中國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初刊于《現代中文學刊》2014年第3期，收入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王瑤與現代中國學術》。

我在研討會上的“開場白”，題為《“學者百年”與“百年學者”》，其中有這么一段：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之談論王瑤先生，懷念的色彩越來越淡，思考及反省的意味越來越濃。無論看人還是看事，站得遠有站得遠的好處，就像唐人王維《山水論》說的，“遠人無目，遠樹無枝”，不再拘泥于細節，要的是“大勢”，借此判斷是否“特立獨行”或“氣韻生動”。因此，相對忽略某書某文的得與失，更加關注其跌宕起伏、五彩斑斕的一生，理解他的得意與張揚，也明白他的尷尬與失落。

這就回到了大會的主旨：如何將學者百年誕辰的紀念活動，轉變成百年中國學術史、思想史、教育史的思考，并由此獲得前進的方向感與原動力。

倘若引入學術史的視野，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隨著時間的流逝，作者的身影越來越模糊，而好書的魅力，則很可能穿越時空，被后人永遠記憶。這里就想從王瑤先生去世后著作重刊以及全集編纂的角度，談論今天的中國學界是如何接納其學術視野與學術事業的。說到底，人文學者不同于政治人物或商業奇才，還是以著作為立身之本，也以著作為留存人世間的最大的精神遺產。

首先開列王瑤先生在世時刊行的著作，除非改變出版社或有重大修訂，否則只列初版；記錄各書頁數，目的是讓人一目了然該書的篇幅：

1)《中古文學思想》，上海：棠棣出版社，1951年，194頁；

2)《中古文人生活》，上海：棠棣出版社，1951年，134頁；

3)《中古文學風貌》，上海：棠棣出版社，1951年，167頁；

4)《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北京：開明書店，1951年，310頁；

5)《魯迅與中國文學》，上海：平明出版社，1952年，181頁；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148頁；

6)《中國新文學史稿》下冊，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3年，543頁(全書日譯本，實藤惠秀、千田九一、中島晉、佐野龍馬譯，東京：河出書房，1955年10月—1956年4月，第一冊208頁，第二冊249頁，第三冊273頁，第四冊340頁，第五冊266頁)；

7)《中國文學論叢》，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年，202頁；

8)《李白》，上海：華東人民出版社，1954年，12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16頁(日譯本，吉田惠譯，京都：三一書房，1957年8月，325頁)；

9)《關于中國古典文學問題》，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169頁；

10)《中國詩歌發展講話》，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146頁；(修訂版)中國青年出版社，1982年，155頁；

11)《陶淵明集》，(東晉)陶淵明著，王瑤編注，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164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164頁；

12)《中古文學史論集》，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19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07頁；

13)《中國新文學史稿》(修訂版)，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上、下冊共784頁；

14)《魯迅作品論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415頁；

15)《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314頁；

16)《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歷史與現狀》，王瑤等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527頁。

另外，1972年香港富埌書房據1957年中國青年出版社版印行《中國詩歌發展講話》；1972年香港波文書局據1953年新文藝出版社版印行《中國新文學史稿》，附錄“批判王瑤及《中國新文學史稿》專輯”；1986年臺灣長安出版社將棠棣版三冊合為《中古文學史論》，因特殊年代沒有獲得作者授權，只是記錄于此。

王瑤先生去世后出版的著作，按出版時間排列，包括舊著重刊、新編文集等，其中《潤華集》《中國文學縱橫談》二書乃先生親自編定。

1)《中國現代文學及〈野草〉〈故事新編〉的爭鳴》，王瑤、李何林著，上海：知識出版社，1990年，182頁；

2)《中國の文人：“竹林の七賢”とその時代》，王瑤著，石川忠久、松岡榮志譯，東京：大修館書店，1991年11月，300頁；

3)《潤華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259頁；

4)《中國文學縱橫談》，臺北：大安出版社，1993年，284頁；

5)《王瑤文集》，共七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5年；

6)《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王瑤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614頁；2005年重排版，550頁；

7)《中國現代文學史論集》(王瑤著作系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432頁；2008年重排版，361頁；

8)《中古文學史論》(王瑤著作系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445頁；2008年重排版，312頁；

9)《王瑤全集》，共八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0)《中國文學：古代與現代》(王瑤著作系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453頁；

11)《中國詩歌發展講話》(附《李白》)，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年，260頁；

12)《王瑤文論選》(陳平原編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396頁；

13)《王瑤文選》(孫玉石編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287頁；

14)《中古文學史論》(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390頁；

15)《李白》，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144頁；

16)《中古文學史論》(典藏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361頁；

17)《中古文學史論》(山西文華·著述編)，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5年，301頁；

18)《中國新文學史稿》上、下冊，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5年，641頁。

先說一本王瑤先生親自編定，但從未單刊的圖書，再談與我相關的四種圖書的編輯出版以及兩部文集的編纂。

據師母杜琇撰《王瑤年譜》，1989年7月、8月間，王先生在煙臺休養期間編定《中國現代文學史論集》并撰寫后記。此作者自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論集》與1998年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的“王瑤著作系列”之一《中國現代文學史論集》，不是同一本書。后者乃孫玉石先生所編，屬于論文精選集；前者則是王先生除《魯迅與中國文學》《魯迅作品論集》和《潤華集》之外的“所有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論文”，“除少數幾篇是‘文革’前的舊作外，絕大多數都是近十年間的產物”。王先生自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論集》從未單獨刊行，只是作為北岳文藝版《王瑤文集》第五卷以及河北教育版《王瑤全集》第五卷傳世。

1998年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王瑤著作系列”，包括孫玉石先生作序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論集》以及我撰寫跋語的《中古文學史論》。前者騰挪空間很大，孫老師工作態度又極為認真，故出版后大受贊許；后者本來就是完整的著作，為重刊而增加了四篇附錄，反而顯得累贅，故第二版又將附錄刪去。至于我那略有發揮的“跋語”，當初以《中古文學研究的魅力——關于〈中古文學史論〉》為題，收入拙著《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后并入《念王瑤先生》，作為該長文的第三節。

這一古一今兩選集，出版后反應都不錯——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有閱讀全集的愿望與能力。可我還是覺得不夠，乘著北大社準備重印此二書，建議增加兼及古今的第三種選本。這就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中國文學：古代與現代》。在該書的“編后”中，我除說明編輯體例及宗旨，更突出書名的確定：

十幾年前，我曾在文章中提及，先生晚年為臺灣的大安出版社編過一部自選集，題目就叫《從古典到現代》，擬收入他在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兩個研究領域的若干論文。只可惜后來書局出于銷售考慮，未采用這個書名。“表面上兼收兩個研究領域的論文，有點紊亂；可這正是先生一生的學術追求及長處所在。這主要還不是指研究范圍，而是指學術眼光：以現代觀念詮釋古典詩文，故顯得‘新’；以古典修養評論現代文學，故顯得‘厚’。求新而不流于矜奇，求厚而不流于迂闊，這點很不容易。”(參見本書附錄《念王瑤先生》)當初寫文章全憑記憶，后來發現王瑤先生給大安出版社的書札，原稿上寫得清清楚楚，初擬的書名是《中國文學：古代與現代》。這回北大新書采用了先生自擬的書名，既是為了表達對逝者的敬意，也是有意凸顯王瑤先生的治學路徑。

至于為中國出版集團主持的“中國文庫”編選《王瑤文論選》，雖規格很高，其實有點勉強。考慮到“文論”非王先生所長，我還是立足“文學史家”，且往思想史眺望。下面這段話，我以為是站得住的：“作為‘中國現代文學’這門學科的開創者之一，王瑤先生對中國古典文學同樣有精湛的研究，同時，他又是一位思想獨立的知識者、桃李滿天下的大學教師，我相信，他能經得起時間的淘洗。”至于編書的因緣與感受，文章開宗明義：“先生病危時，我正患感冒，沒能趕去服侍左右，此事一直讓我耿耿于懷。先生去世十周年時，我曾模仿先生的《念朱自清先生》，將歷年所撰五文，略加修訂，連綴成《念王瑤先生》。春華秋實，又是一個十年。借人民文學出版社邀約編選《王瑤文論集》之機，重溫先生著作，實在是一種難得的體驗。”

為紀念王先生百年誕辰，我和師兄師姐商議，選擇最能代表王瑤先生的眼光、學養、才情與學術個性的《中古文學史論》，請天津師范大學高恒文教授與我合作，重新校訂，交北大出版社制作精美的典藏版，希望能誘發公眾閱讀、對話、收藏的熱情。關于該書的編輯體例及工作思路，我以《書比人長壽——典藏版〈中古文學史論〉小引》為題，刊于《中華讀書報》2014年5月7日，也收入典藏版《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這里就不贅述了。

在出版業很不景氣的20世紀90年代，北岳文藝出版社和河北教育出版社先后為王先生推出七卷本文集和八卷本全集，實在很不容易，如此隆情高誼，我等永遠感懷于心。在《患難見真情——追記兩種王瑤圖書的刊行》中，我特別提及原山西作協《批評家》主編董大中和原山西晉中行署專員孫庚午如何幫助籌集出版經費：“弟子為老師編文集，那是天經地義，沒什么好說的；倒是董先生、孫先生為出版鄉賢著作‘兩肋插刀’，讓我銘感在心。”關于此事的來龍去脈，謝泳的追憶不太準確，師母杜琇作為當事人做了很好的補正。

受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北岳文藝版《王瑤文集》的編校很不理想，獲悉我們的抱怨后，目光遠大的河北教育出版社王亞民社長建議重編全集，全部經費由他們承擔。全集第一卷上有“出版說明”，明確記載編輯小組由孫玉石等11人組成，陳平原編第一卷，錢理群編第二卷、第五卷和第七卷，溫儒敏編第三卷，吳福輝編第四卷，王得后編第六卷，最吃重的第八卷由孫玉石、王得后、樊駿擔綱。其實，促成文集及全集刊行的，還有一個重要人物，那便是師母杜琇——除了對各位編者充分信任，盡最大可能提供各種相關資料外，更貢獻了至關重要的《王瑤年譜》以及王先生論著目錄的初稿。

具體的編輯事務不必細說，值得一提的，反而是收不收王先生不同時期檢討書的爭議。從20世紀50年代起，王瑤先生就不斷寫檢討，而且大都存底，免得下回說的不一樣，會被窮追猛打。那一大堆檢討書，毫無疑問是被迫寫的，可它們記載了時代風云以及那代學者特殊的心路歷程，作為研究者，我們不能不重視。問題在于，這些檢討書要不要進入《王瑤文集》或《王瑤全集》，我和師兄錢理群意見不一。爭論的結果是老錢獲勝，因大部分編委贊同他。老錢質疑我將檢討書放在檔案館或圖書館供專業研究者查閱，稱這種設想不適合中國國情。只有公開刊印，才可能傳世，后代才能理解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程。從這個角度看，即使略為違背先生的意愿，也是值得做的。

為紀念王瑤先生誕辰110周年，北大出版社和河北教育社同意重刊“王瑤著作系列”三種以及《王瑤全集》，這讓我大受鼓舞。所謂“書比人長壽”，再次得到明確的印證!

五、薪火如何相傳

1989年8月，也就是去世前四個月，王瑤先生在煙臺休假期間，編定了《中國現代文學史論集》，并撰寫后記。后記除了介紹本書內容及編輯體例，再就是重提“文學史的研究對象雖然是文學，但它也是屬于歷史科學的一個部門”，故文學史家的學術趣味與研究方法不同于文學理論家。下面這段話，特別值得我們品味，那就是推薦第六輯所收的《念朱自清先生》與《念聞一多先生》：

在全書中，自以為這兩篇是最值得向讀者推薦的。因為作者與朱自清、聞一多兩先生的確有十年以上相處的歷史，特別在抗戰期間的昆明鄉下，工作和食宿都在一處，因此下筆時就不能沒有感情色彩；雖然具體的論述未必精審得當，但畢竟有親承音旨的感性認識，因此自以為是可以供后來者參考的。

二十多年前，我將多篇談論王瑤先生的短文集合成《念王瑤先生》，在第一節“文章緣起”中，稱王先生的《念朱自清先生》是其“生平著述中最為神定氣足的‘好文章’之一”，因其兼及學問表彰、生活觀察、性情描述，乃至某種充溢著情感的馳想與揣摩。

約略與此同時，我為《現代中國》創刊號撰寫“編后”，特別提及：“我以為，純粹的技術操作并非理想的學術狀態。尤其是談論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生活、思想、學術、文學、教育等，今人的長處，正在于其與那段剛剛逝去的歷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故容易‘體貼入微’。”所謂“體貼入微”，也是這個意思，注重考據，但并不就事論事，而是放在更大的視野中觀察，而且希望能洞幽燭微，聯通學術史與思想史。

在此意義上，我們來談論王瑤先生的貢獻，方才是能見其大。在剛剛完成的《王瑤畫傳》的“緒言”部分，我如此開篇：

從清華園里激揚文字，到西南聯大專研中古文學，再到日后任教清華、北大，先后出版《中古文學史論》《中國新文學史稿》《魯迅作品論集》等名著，王瑤先生(字昭琛，1914—1989)走過了不平凡的一生——最初的設想是“要在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方面成一個第一流的學者”，后因機緣湊合，竟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奠基人；晚年更因學術敏感，在培育英才的同時，開拓了學術史研究的新視野。除了學術貢獻，王瑤更因其獨特的思想探索、雋永的表達方式以及跌宕起伏的命運，成為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備受研究者關注。

有學問，但并不囿于學術；有理想，但不一定能落實；有探索，但不見得很成功——王瑤的道路，在二十世紀中國極具代表性。作為學者的貢獻，作為教授的功業，以及作為知識者的命運，三者有時統一，有時疊加，有時則南轅北轍。也曾“大鵬一日同風起”，也曾“零落成泥碾作塵”，晚年則是“也無風雨也無晴”，這里主要是時代的因素，但也與個人的天賦、才學與秉性相關，故其所有的振奮、彷徨與掙扎，都值得后來者仔細品味與思考。這才能理解為何2014年5月7日北京大學舉行王瑤先生百年紀念研討會，題目竟如此宏大：“精神的魅力——王瑤與20世紀中國學術”。

幾年前，我為北大出版社《王瑤與現代中國學術》撰寫“小引”，特別提及：“我從不懷疑作為個案的王瑤在現代中國思想史、學術史、教育史上的意義；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評價尺度將日漸嚴苛，且視野將從一個人擴展到一個學科、一所大學乃至一個時代。”實際上，學界已有不少此類著述，如夏中義、劉鋒杰撰《從王瑤到王元化》(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陳徒手著《故國人民有所思》(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等，都是將王瑤作為典型案例，來談論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以及現代中國學術的興衰。

作為及門弟子，我談王瑤先生，好處是接觸多故了解深，若說陷阱，則很可能是“為尊者諱”。王先生當年指導我們做“近代以來學者對中國文學研究的貢獻”課題時，特別提醒我們“需要明確史家的立場”：

盡管撰稿者中不少是研究對象的學生或私淑弟子，但不想為尊者、賢者諱，更不想寫成懷念文章。要正視這百年學術發展中的缺陷，也要正視學者性格中的缺陷。

話是這么說，可在嚴于師生之分的中國，要弟子毫不留情地舉起犀利的解剖刀，很難操作。據王瑤先生的早期助教裴斐追憶，王先生曾坦承：“我這個人有些舊觀念”；“難道朱先生就沒有可以議論之處嗎?可我至今決不說朱先生半個不字。”此種“舊派作風”，我是認同并接受的——當然也承認其局限性。我的立場是：著重發揚光大，但不說過頭話，尤其不能把黑的說成白的。至于有些過分難堪的地方，因無關論述的大局，盡可不必親自去發掘。其實，王先生談論朱自清、聞一多先生的文章，也都是采取這種策略。

作為曾經追隨的后來者，我的任務是保證“薪火相傳”。這方面可做的工作很多，包括編集子、寫文章、開研討會、講專題課等，但最關鍵的，還是自身的學問必須跟上。

三年前，在北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召開的“中國現代學術的精神、制度與文體——陳平原‘學術史三部曲’研讀會”上，我做主旨發言，談及“我之所以進入學術史研究領域，有九十年代初政治/社會/文化轉型的刺激，但最初其實是緣于王瑤先生指派的任務” 。當初王先生遽然去世，其主持的“近代以來學者對中國文學研究的貢獻”課題尚未完成，為實現其遺愿，我硬著頭皮頂上，最終在諸位合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得以推出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書名是王先生定的，因主編過早去世，缺失一錘定音的長篇導論，再加上我那時年輕，資歷太淺，催促有功而統稿無力，全書質量差強人意。但由此開啟的現代中國學術史研究熱潮，卻很能體現王先生在學術上的前瞻性。

去年9月22日，在北大文研院組織的“傳承”講述活動中，我講述《我的北大學緣》，其中說道：“事后想想，作為目光遠大的導師，除了引領入門，指引方向，扶上馬再送一程，再就是預留一兩個很有發展前景的好題目，讓學生延續自己的學術思路，完成自己因各種原因而未能達成的使命，也讓弟子日后獲得縱橫馳騁的廣闊天地，進而走出導師的福蔭，也擺脫影響的焦慮。在這個意義上，所謂‘薪火相傳’，才是確鑿無疑的。”

記得1984年初夏，我來燕園參加博士生面試，王瑤先生親自主持，試題中有一道：魯迅說“中國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讀史，有多種問題可迎刃而解”，你怎么看。這道題我答得不錯，王先生很滿意。而后，王先生又要我談對近年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進展的看法(這個忘記是在面試的現場，還是回到客廳)，后來才知道，他9月起要到日本講學，正在思考這個問題。大概我的回答頗讓他感到意外，報考現代文學博士，但對古典文學也有興趣，這很對他的胃口，以致日后跟別人談論我時，有些不切實際的表彰與期許。1951年，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王瑤先生曾做自我檢討，說自己“埋頭讀古書”，不怎么認真學習馬列主義，追求的目標是“在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方面做一個第一流的專家”。這雖是特殊處境下的檢討書，但我相信代表了他的真實想法。

因此，王瑤先生雖然以《中國新文學史稿》而成一代宗師，但他本人似乎更欣賞自己的成名作《中古文學史論》。這一點，身邊的弟子看得很清楚。以致籌劃王瑤先生誕辰100周年紀念活動時，我提議從王先生眾多著作中選一本書，精校精刊，讓其更為長久地流傳下去，同門聚會商議，一致推選的是《中古文學史論》。關于典藏版《中古文學史論》的工作思路及策略，我在《書比人長壽——典藏版〈中古文學史論〉小引》中已經講清楚了，這里就不重復，只想說一句，雖然沒能繼承王先生的中古文學研究，但我對此書的認真校注，相信能得先生的歡心。

要說學問上的“薪火相傳”，我的幾位師兄師姐都做得很好。現代方面，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合作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影響巨大，還有他們各自所撰中國現代文學方面的專史，也都十分精彩；古代方面，趙園出版的《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等，更是讓我敬佩不已。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專業博士，說來慚愧，我只是在小說形式研究方面略有建樹(如《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再就是“五四研究”不無影響(如《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沒有丟失王先生非常看重的“貫通古今”立場，先后刊行《千古文人俠客夢》《中國散文小說史》《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等著作。至于我在大學、都市、圖像、聲音方面的研究，也算頗具開拓性，那是另一回事。

學界談論王瑤先生的貢獻，除了具體著述，還有學術立場與研究方法——20世紀50年代追求新時代有“義理”的“考據”，80年代詮釋注重“釋古”的“清華學風”；另外，相對于同時代眾多魯迅研究/追隨者而言，王瑤先生的“師朱(朱自清)法魯(魯迅)”，兼及精神、文章與學問，因而顯得別具一格。討論魯迅的文學、思想與政治，中外學界有不少高手；王瑤先生的特殊貢獻在抉發魯迅學術思路及方法的意義——早年撰寫《中古文學史論》時明顯借鑒魯迅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晚年再三強調魯迅的著述作為文學史研究的榜樣。比如在《〈中古文學史論〉重版題記》《治學經驗談》《〈中國現代文學史論集〉后記》中，再三強調魯迅若干學術著作“比較完滿地體現了文學史既是文藝科學又是歷史科學的性質和特點”，可“作為中國文學史研究工作的方法論來看”。我第一篇討論魯迅學問的文章，就是在王先生關照下完成的。近期，我和學生合作的《〈中國小說史略〉校注》出版，在該書后記《我讀魯迅四十年》中，坦承自己的魯迅研究之所以偏重學問與文體，是受王先生的啟迪。將古典學問的思路及技術帶到現代文學研究中，我相信若王先生在世，他會欣賞的。

二十年前，我在北大中文系開學典禮上演講，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記得臨畢業時，王瑤先生這樣開導我：今天我們是師生，好像距離很大，可兩百年后，誰還記得這些?都是 20 世紀中國學者，都在同一個舞臺上表演。想想也是，諸位今天念文學史、學術史，百年風云，“彈指一揮間”。在這個意義上，你我既是師生，也是同學，說不定還是競爭對手。作為師生、同學兼競爭對手，我能說的就是：在叩問學術探討真理的道路上，需要勇氣，需要真誠，也需要毅力。祝大家盡力而為，不要輕易敗下陣來。

據說，現場好多學生深受震撼與激勵。我與我的學生可以在學術探索路上結伴同行，且互為競爭對手；同樣道理，我與我的導師也可以是這種關系。我的不少研究思路受王瑤先生啟發，但也有不同程度的推進。有跟著說的，有接著說的，也有跳開來說的。比如，我在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的“大學五書”等，就遠遠跳出“從歷屆北大校長看中國現代思潮”那樣的感想與提議。

十年前我撰寫《八十年代的王瑤》，第三節題為“作為導師的驕傲”，表彰的是王先生“運籌帷幄，悉心指導研究生，并從事學術組織工作”所做出的貢獻。相對來說，王先生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學會會長以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主編的開創之功，很多人談及；而作為研究生導師的業績，及門弟子體會最為深刻。比如錢理群的《王瑤先生的九句話》、溫儒敏的《王瑤：最有精神魅力的人文學者》，都是從“師”的角度切入，要言不煩的好文章。

學問好的，不一定就是好老師；甚至能教好本科生的，也不一定就能勝任研究生指導工作。都說“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乃人生一大幸事，可是哪來的“英才”以及如何“育之”，不是一件輕松的事。不僅僅是公益心或責任感，更有眼界、方法與能力。王先生那一代文史學者中，他受到的學術訓練是最好的，而機遇也很重要，先清華、后北大，同事攜手，學生爭氣，加上1981年中國完整的學位制度建立，都使得其指導研究生的才華得到充分發揮。日后我之談論研究生教育，不少背后有王先生的影子。

若兼及理念與操作，談論作為“師”的王瑤先生，我有幾篇文章值得推薦，如《“好讀書”與“求甚解”——我的“讀博”經歷》《博士論文只是一張入場券》《我的教育理念及實踐》《博士生導師的責任與邊界》——后兩篇其實是談開去，借助王瑤先生的例子，表達我對大學教育以及博士生培養的思考。起碼“文革”后留校任教的王先生三弟子，錢理群、溫儒敏和我，都認真遵從先生“首先站穩講臺”的叮囑，教學方面不僅受學生的愛戴(比如被評為“北大十佳教師”)，也得到教育部或北京市“教學名師”的表彰。更重要的是，專業著述之外，我們關注大學改革與中小學教育，且都有不俗的表現。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都不辱師命，甚至可以說“超額完成任務”。

六、永遠的鞭策與未完的闡釋

十多年前，我當北大中文系主任時，為了讓老師們有個相聚聊天、海闊天空的機會，組織了自由參加的“博雅清談”，其開場白稱：

記得1989年底，王瑤先生去世前不久，曾再三告誡：對于具體的學者來說，很可能是“前途光明看不見，道理曲折走不完”；大的環境你改變不了，但小環境還能自己把握。一定要學會創造一個適合自己生存、發展的小環境，沉下心來做學問。

王先生當初說這句話，有很深的創痛與人生感悟，既是對自己一生的總結，也是寄希望于年輕一輩能跳過蹉跎歲月的陷阱。畢竟，世上不如意事常八九，不能坐等東風送我上青云。借用《荀子·修身》的話：“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風雨讀師四十載，感受最深的就是這一點——不管形勢如何變化，最終決定你的道路及成績的，還是如何“沉下心來做學問”。

我知道，先生對我是有期待的。多年前撰寫《念王瑤先生》，提及1988年夏天先生為我寫了一幅字：“詎關一己扶持力，自是千錘鍛煉功——讀君近作書此志感”，真的讓我有“受寵若驚”的感覺。這回為了撰寫此文，我通過北大研究生院，向北京大學檔案館申請復制我的博士論文評語。當初年輕氣盛，覺得博士論文也沒什么了不起，答辯也就答辯了，未曾拍照，也沒有留底。如今看到1987年6月18日孫玉石先生填寫的《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答辯報告書》，我還是很感動的。簽名的答辯人包括吳組緗、樊駿、王春元、呂德申、樂黛云、王瑤，答辯委員會主席孫玉石。評語的結尾是：“答辯委員會一致認為陳平原的這篇博士論文達到了【優秀】博士論文水平，建議授予博士學位。”這“優秀”二字是后來添加的，大概是念完評語，大家(或王先生)覺得意猶未盡。事實證明，答辯委員們的判斷是正確的，此論文日后獲多種獎項，如教育部頒發的全國高校首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著作二等獎(1995)、改革開放三十年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百項精品成果獎”(2008)、第四屆思勉原創獎(2017)等。

有趣的是，我的博士論文明明題為《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答辯后略為修訂，即送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二年3月推出)，為何表格上寫的是《論傳統文學在小說敘事模式轉變中的作用——從“新小說”到“現代小說”》?這個疑問，二十年前我曾在《“好讀書”與“求甚解”——我的“讀博”經歷》中做了解釋：因是北大中文系第一屆博士，學校沒有經驗，且經費緊張，于是要求答辯時只提供部分章節。

值得全文引述的，是指導教師王瑤先生的評語，那是一筆一畫寫下來的，沒有任何涂改，看得出是事先認真準備，擬好稿子的：

本文在充分掌握資料的基礎上，從小說敘事模式的角度，考察了從晚清開始到五四新文學創作中“現代小說”由古代小說的轉變過程。并具體分析了中國小說在受到西洋小說的影響發生變化時所引起的中國傳統文學各種文體對這種變化所起的作用。它所研究的是文學形式的變化(敘事時間、敘事角度、敘事結構)，但通過具體的分析和論證過程，說明在小說的“現代化”過程中，傳統文學所起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這不僅指對古典小說的繼承關系，而且是傳統文學的許多文體，包括詩騷傳統，都對這種轉變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目前學術界關于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的研究尚處于彼此“分工”過嚴的狀況，對于二者之間應有的聯系或“橋梁”尚缺乏必要的探索，更缺乏專就文學形式的某一方面的變化做仔細認真的研究，因而無論就選題角度或是內容探討來說，本文都具有開創的性質；特別對晚清新小說的分析，由于材料不易搜集，一向是鮮為學術界注意的領域，本文所占有的材料和所作出的論斷，應該說都是有創造性的。文章立意新穎，論證嚴謹，雖然選擇的考察角度似較細小，但所達到的科學性和學術水平是相當高的。而且就某一具體問題來探討中國傳統文化對“現代化”所可能起的積極作用來說，也是有現實意義的。但文章對“現代小說”的分析論述似不若對晚清“新小說”之詳細周密，因而在一些地方影響了所作論斷的概括力。

總體來說，我認為此論文已達到博士學位所要求的水平，因此我謹加以推薦，請求對之組織答辯委員會進行答辯。

我與王先生都生活在燕園，平日雖多有交流，手頭沒有留下任何王先生的書札。倒是王先生去世后，師母在清理遺物時，發現一份霍英東教育基金會高等院校青年教師獎(研究類)推薦書的復印件，那是王先生手寫的，全文如下：

陳平原同志于1987年6月取得北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其論文質量即得到一致好評，認為觀點新穎，思想開闊，資料詳實豐富，論證過程嚴密，顯示了具有很強的研究能力和較高的學術水平。畢業后即留北京大學工作，教學成績優良，并擔任了“七五”國家重點項目“20世紀中國小說史”及“近現代學者對中國文學研究的貢獻及經驗”兩個項目的重要寫作任務，進度順利，為該兩項研究課題的骨干力量。他工作踏實，作風謹嚴，為不可多得的青年學者。

他治學由現代文學入手，上溯近代以至古代，又十分重視當前思潮及文學發展情況，旁及西方文學及哲學理論，注意研究方法，又能適當吸收西方理論并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其注意重點似在由古代中國至現代中國的轉折期的文學和文化現象，以及各種學科(文學、哲學、宗教)之間的邊際研究，故特別重視中西文化之碰撞及融合，因而對清末民初一段之文學及社會有關文獻特別熟悉。他注意在此歷史階段中國知識分子之主觀形態，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他已寫了幾本專著和多篇文章，在學術界引起好評。因為他有較高的理論修養和思辨能力，文筆又曉暢自如，可讀性強，因而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今就其主要專著略加介紹。

一、《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中》，論文集——主要是從不同角度考察了晚清以來的文學現象，著重在知識分子的心態、文藝的民族化傾向、以及不同的藝術形式之間的互相滲透三方面進行論述，突出了文學的邊緣研究的特點，其中如《論蘇曼殊、許地山小說的宗教色彩》、《林語堂與東西方文化》等篇，甚得學術界好評。

二、《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是他的代表性論著。他從敘事模式的角度切入，研究1898—1927年三十年間中國小說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軌跡，分析了西方小說輸入與傳統文學的創造性轉化這兩者在小說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特別對傳統文學的創造性轉化方面，尤多創見。它運用了西方理論，在形式研究方面具有開創性；而且搜集、分析了大量散見的材料，功力頗深。

三、其它書籍及文章也有影響較大者，如與錢理群等合寫的《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等篇，不一一介紹。

鑒于上述情況，無論就其已取得之成就或蘊藏著潛力看，陳平原同志皆屬同輩中之佼佼者，故特予以推薦。

接下來是簽名蓋章，填表日期是1989年1月27日。熟悉當代史的都曉得，那一年發生很多事情，評獎的事就此擱下來，何時重啟以及結果如何，我就顧不上關心了。

雖沒獲霍英東青年教師獎，但有王先生一紙評語，就是對我最大的褒揚，也是我日后前進路上永遠的鞭策。今年1月，商務印書館推出我總共24卷的文集，在“總序”中我說：

有機會出版個人文集，而且是在舉世聞名的商務印書館，實在是幸運之至。我曾多次提及，作為七七級大學生，我們這代人的普遍狀態是：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勞作勤奮，成績有限。恰逢連續急轉彎的大時代，個人無法遺世獨立，文革中的蹉跎歲月，八十年代的艱難崛起，九十年代的勇猛精進，以及新世紀的拓展與抗爭，都只是努力順應時勢。靜夜沉思，常覺捫心有愧。但反過來想，換一個時代或國度，我就能做得更好嗎?也實在不敢打保票。聊以自慰的是，從那么低的地方起步，緊趕慢趕，能有如此微薄成績，已經很不容易了。

在“總序”的結尾處，特別提及王瑤先生等在我學術起步階段的悉心調教。這種調教，可能是具體的學術指導，也可能是無意中說出的充滿睿智的警句。

十年前，在北京大學召開的“精神的魅力——王瑤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研討會上，我做了題為《“學者百年”與“百年學者”》的開場白，其中有這么一段：

王先生去世已經二十五年了，作為友人、弟子或后學，我們依舊懷念他，但落筆為文，基本上已經將其作為歷史人物來看待、辨析與闡釋。對于文人學者來說，去世二十年是個關鍵，或從此銷聲匿跡，不再被人提及；或闖過了這一關，日后不斷被記憶。因為，當初那些直接接觸你的人已逐漸老去，不太可能再為你呼風喚雨；而年輕一輩只能通過書本或檔案來了解，很難再有刻骨銘心的感受。這學期我在北大講“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史”，學生們聽了很激動，說沒想到師長們的學問是這么做的。可我很清醒，感動是一時的，有些細微的感覺無法傳遞，更不要說承繼了。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今天在這里談王瑤先生，大概是最后一次混合著情感、學識與志向的公開的追懷了。

真沒想到，在諸多年輕朋友的幫助下，今年我還有能力積極運作，重刊“王瑤著作系列”以及《王瑤全集》，且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北大文研院、北大中文系、北大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的鼎力支持下，籌辦“王瑤先生學術文獻展”、召開王瑤先生誕辰110周年學術研討會、完成《王瑤畫傳》(與學生合著，即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等，說實話，這些工作之進展順利，超出我和幾位師兄師姐的預料。

在《王瑤畫傳·緒論》的結尾處，我寫下一句很深的感嘆：

生活在20世紀中國，作為“大先生”的王瑤，兼及教書育人、著書立說與社會關懷，故其得失成敗，不完全屬于個人，必須納入整個激烈震蕩、風云變幻的大時代，才能看得清、說得透。由于圖書性質以及編著者能力的限制，這方面的論述未能充分展開，只能留待日后彌補。

其實不僅是區區畫傳，其他相關論著，也有類似的遺憾。或許是離得太近，有些深層次的問題，未見得能看清、看透，更不要說深入開掘。這種局限性，有的是個人學識所限，有的則屬于一個時代。我曾經拉開，將王瑤這一個案放置在更大的視野中論述，但效果還是有限。我承認《王瑤和他的世界》《王瑤與現代中國學術》中有不少好文章，但在我眼中，所有追憶與論述，都屬于“未完的闡釋”。

政治史、學術史、思想史上，不乏意蘊宏深、常讀常新的人物與著作，希望我的導師王瑤先生能夠進入這一行列，吸引一代代年輕人與之展開深入細致的對話。

2024年2月16日—3月4日于京西圓明園花園

附記：為紀念王瑤先生誕辰110周年，我撰寫了長文《風雨讀師四十載》(擬收入河北教育出版社版《風雨讀師》)，考慮到文章太長不好閱讀，我把主體部分交給《文藝爭鳴》，原本的第三節《未名湖邊的身影》交給《鐘山》、第四節《鏡春園的笑聲》交給《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