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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列出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幾位詩人，無論標準如何，杜甫（712—770年）無疑都會入選。因為他是“詩圣”，他的人文情懷與悲憫之心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那么，杜甫是如何成為杜甫的？對于杜甫的前半生，我們似乎還比較陌生。

這或許是在今天，王炳文還要寫《杜甫的歷史圖景：盛世》這樣一本“杜甫傳”的原因。

正如張國剛在本書序言中所說的：“作者下筆的重點不是杜甫的游歷，而是杜甫的時代；不是杜甫的生活，而是為什么會出現杜甫，杜甫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人生軌跡。”本文摘自《杜甫的歷史圖景：盛世》，有刪節。

辨認“舊鄉”成為一種困擾

關于杜甫的家世，最具代表性的當數《舊唐書·文苑傳》里的說法：“本襄陽人，后徙河南鞏縣。”此論影響至深。不過，當我們將杜家代際變遷放置于長時段歷史中進行觀察，會發現這個說法其實存在很大的片面性。

北周時的杜叔毗生有五子，杜甫這一支，是杜叔毗的第四子杜魚石之后，世系傳承為“杜魚石—杜依藝—杜審言—杜閑—杜甫”。

從隋末（7世紀10年代）杜魚石任職河內郡，到武周中期（7世紀90年代）杜審言的子女全部出生，杜家已在東都附近繁衍生息近一個世紀。在圣歷元年（698年）杜審言貶謫吉州之前，杜家在東都有著穩定的生活。這個時候，杜閑等年紀稍長的孩子已經成長為十多歲的少年，他們心中深深種下了對于東都故鄉的認同。《舊唐書》“本襄陽人，后徙河南鞏縣”的說法，其實就是對杜家7世紀居住狀態的一種局部描述。隨著入唐第四、第五代人物杜閑及杜甫長大成人，這種說法成為杜家的常識，卻也逐步與現實情形背離，因為從武周末年開始，杜家已經不斷向京師發展，在長安營田置宅。到了8世紀中葉，杜家恐怕已經很難被視為洛陽人了。

因此，如果以6—8世紀近三百年的長時段來觀察，會發現杜家的祖居地，或說“舊鄉”，其實一直在緩慢變遷。其中公元6世紀的北周和隋代，是杜家從襄陽向北遷移的過渡期，杜叔毗及其長子杜廉卿等人還可以說是襄陽人。從隋朝末年到武周中后期的整個7世紀，杜家的家族主體已經轉移到了黃河兩岸的懷州和洛陽，并在洛陽生根發芽。對于杜魚石、杜依藝、杜審言、杜閑先后四代人來說，他們已經是地道的洛陽人氏了。而從武周后期開始，杜家逐步向長安遷徙，在萬年縣的杜陵站穩腳跟。

對于杜甫而言，辨認“舊鄉”成為一件讓他略感困擾的事。一方面，他的祖父杜審言、父親杜閑都葬在洛陽以東的杜氏大塋，他也在服完父喪后重整偃師祖宅，按說這里才是他的祖居地。然而另一方面，隨著杜審言以降三代人在京師的經營，杜家依托宗族關系，在杜陵建立起全新的居住區域。相較于襄陽，京兆本就是杜氏更為古老的郡望。職此之故，杜甫心中的故鄉頗為含混。在他的詩中，我們能看到“春風回首仲宣樓”（《將赴荊南寄別李劍州》）、“便下襄陽向洛陽”（《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這樣對襄陽和洛陽的感懷，但更多時候，卻是“西歸到咸陽”（《壯游》）、“故國平居有所思”（《秋興八首·其四》）這樣對長安生活的認可。在給玄宗的《進封西岳賦表》中，他明確自稱“臣本杜陵諸生”，這也最清楚地詮釋了他所謂的“中歲貢舊鄉”（《壯游》）其實是指由京兆府擢選為鄉貢進士。

從家庭關系審視中古士族

杜甫出自京兆杜氏，他的身上具有中古士族的普遍特征。杜甫與李義、狄博濟諸人敘舊，在盛贊“神堯十八子”（《別李義》）及“狄公執政在末年”（《寄狄明府》）的同時，每每不忘以“子建文筆壯”或“在汝更用文章為”諸語稱道其學術，充分體現出家學禮法在士族中的崇高地位。他用“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送李校書二十六韻》）夸獎李氏一門，以“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送重表侄王砅評事使南海》）梳理與王砅一家的親緣關系，足見中古士族對于譜系傳承與郡望姻親的矜耀重視。至于他早年“立登要路津”的自我期許，“致君堯舜上”（《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政治理想，獻賦獲得出身后“家聲庶已存”（《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的如釋重負，以及困居夔州仍然看重的“畫省香爐違伏枕”（《秋興八首·其二》），則是其仕宦追求的真實寫照。凡此種種，反映了杜甫身上的士族屬性，這方面的研究已經相當細致。

不過，無論是整體探討還是個案分析，對中古士族的研究大體不出家族范疇。但社會終歸是由一個個細致而微的家庭構成。

誠然，士族推崇郡望，重視姻親，但這些倫理與親緣因素，其實是建立在家庭經濟之上的。歷史學者們借鑒了韋伯的三位一體分層理論，從中古士族社會中析出了身份、財富、權力三種要素，在陳寅恪歸納的士族屬性中引入了經濟維度，使我們對中古社會的認識進一步深入。杜家在6—8世紀的遷徙路線，可梳理為“襄陽—懷州—洛陽鞏縣—洛陽偃師—長安杜陵”。伴隨著這一過程，杜家的居住地實際上在不斷優化，由漢水流域遷往黃河兩岸，一步步接近洛陽，最終向西在長安扎根。這是一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不斷趨利的家族遷徙過程。“京兆杜氏”的自我介紹，流露出杜家對京師居民身份的重視，只不過這種心態披上了一層溫情脈脈的外衣。

套用托爾斯泰的名言，可以說，士家大族的情況總體類似，具體的家庭卻各自不同。因此，當我們擺脫郡望等士族研究的束縛，將杜家的百年變遷析分為一個接一個的核心家庭時，會發現很多問題都浮現出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可能性。杜家的代際傳遞、家產析分、內部張力、女性形象，都在這種視角轉換中變得清晰而立體。這些問題不能說迎刃而解，但至少不再遮遮掩掩。

“詩史”為“歷史記錄者”

與汗牛充棟的箋校著作相比，現代史學意義上的杜甫傳記不算太多。1952年，洪業出版了專著《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對杜甫一生做出系統的敘述與考證。書分兩冊，上冊為傳記正文，下冊為注釋附錄。同一年，馮至也出版了《杜甫傳》，篇幅小于洪氏作品，但在國內影響甚久。1971年，郭沫若出版了他最后一部專著《李白與杜甫》，雖為專論，實則涵蓋了杜甫一生，從史學角度提出很多新見解。1982年和1988年，陳貽焮先后出版了《杜甫評傳》上卷和中、下卷，篇幅上遠超洪、馮二人著作，在史實考證與詩篇分析上都很細致。1993年，莫礪鋒出版了《杜甫評傳》，史證較少，重文藝批評與評價。上述傳記使我們對于杜甫個人經歷與時代背景的理解，較傳統的年譜更為深入和立體。不過，已有的杜甫傳記在關注重點和謀篇布局上，仍然帶有很強的年譜印記。與一般歷史人物的傳記相比，杜甫的少年和青年時代尤其顯得空白。著墨最多的部分，大致是在杜甫中年以后。此外，安史之亂在杜甫生命歷程中被賦予了過多的歷史意義。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與杜甫遺留下來的詩作特點有直接關系。我們知道，目前存世的杜詩大約有一千五百首，這些詩作在年代分布上，呈現出典型的指數增長特征。如果再將詩作的字數考慮進來，則我們今天看到的絕大部分杜詩，其實是中年以后杜甫的人生記錄，以及集中于夔州等地的暮年回憶。在天寶后期進呈玄宗的奏表中，杜甫自述“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余篇”（《進雕賦表》），而現存杜甫此前的詩作不過百余首。換句話說，僅天寶以前杜甫散佚的詩作便有上千篇，對探求早年杜甫的生命歷程而言，這無疑是巨大的缺憾。

杜甫的“詩史”之名由來已久。編成于9世紀下半葉的《本事詩》，對于杜甫有如下記載：“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詩史”更重要的意義，在于杜甫作為歷史參與者，給后世提供了他所獨見的原始史料。“詩史”與“詩仙”“詩佛”等稱呼一樣，被界定的核心都是后一個字，這里的“史”不是歷史，而是史官、史家，用今天的話講，叫“歷史記錄者”。《公羊傳》說：“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拋開經學而論，所見、所聞、所傳聞其實是對歷史記載的一種分類方法，即歷史學界所謂的原始史料和轉述史料，其背后則是當前史料批判所謂的撰述意圖。威廉·狄爾泰（1833—1911年）認為，“一個人對自己的生命加以把握和解釋的過程，是在一個由各個階段組成的漫長的系列之中發生的”“歸根結底，自傳可以擴展成為對于歷史的某種描繪”。這種描繪雖然是有限的，卻足以通過個體與世界的經驗關系而充滿意義。

杜甫以親歷者的身份，用存世的一千五百首詩歌記錄了諸多不為人知的歷史細節，并成功地將其貫穿于自己的生命歷程之中，最終構成了一部狄爾泰眼中標準的自傳。借助豐富的個體經驗，他的生命史與8世紀中葉的唐朝歷史激蕩交融，釋放出超乎想象的能量。這恐怕才是“詩史”的真正可貴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