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長于書寫“大國重器”的作家徐劍近期與李玉梅合作撰寫出版了長篇報告文學《強國記——中國知識產權的力量》。這部作品聚焦第16屆至第22屆中國專利金獎中的八項專利頂尖成果，以深情的筆墨描述這些成果背后所發生的波瀾壯闊的故事及其主要發明者，凸顯中國知識產權的強大力量，詮釋新時代由國企與民企同創高峰的自主創新與科技強國之路，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有力的實證榜樣。

作品分為上中下三卷。上卷重點敘說陳昆鵬、李建斌等人發明“隧道盾構機”的艱辛歷程；中卷分述中聯重科的曾光和付玲發明“臂架振動控制方法、控制裝置、控制系統以及工程機械”，三一重工易小剛等人發明“液壓挖掘機”，株洲中車尚敬等人發明“動車組快速粘著控制方法”三個專利個案；下卷呈現的是華為公司朱沖和杜維發明“無線中繼設備”（全新路由器信號放大器），科大訊飛公司潘青華等人發明“語音識別方法及系統”，騰訊公司薛笛發明“騰訊云”即“一種數據傳輸方法、系統以及相關設備”，大亞灣核電站“事故監控系統”四個專利個案。這八個專利金獎案例無一不是中國先鋒、世界領先的前沿科技代表，它們是不折不扣的新時代“大國重器”，是中國由“大”到“強”的有力支撐。從作品對這些案例的生動敘述中，我們能夠充分體會到濃郁的時代氣息和現實關懷，體會到報告文學作為“時代文體”的鮮明品格。

這部作品給予我們深刻印記的并不僅僅是八項專利成果的“尖端性”，還有對代表性人物再現的生動性。在作品中我們不難看到，中國中鐵高級專家李建斌研發盾構機，再創科技生命第二春；“燈塔工廠”中聯重科總工程師付玲歷經“砂礫”般的磨煉，全情投身世界領先工程機械設備的研發制造，深感“行無止、疆無界”；三一重工執行總裁兼總工程師易小剛率領團隊制造獨具自主知識產權的長臂架泵車，打破洋品牌壟斷，迎接“中國創造”時代；株洲中車總經理尚敬破除國外技術封鎖，研發中國動車組，使我國軌道交通走在世界前列；華為“鴻蒙開拓者”朱沖喜古詩、愛西藏，而立之年摘得中國專利金獎；科大訊飛AI工程院院長潘青華攻克語音識別技術難題，為國爭光，深情詮釋“青是青草的青，華是中華的華”；騰訊“獨行俠”薛笛憑一己之力研發“騰訊云”，被聯合國譽為“一項全新且創新的全球合作”等。盡管這些人物身份年齡不同、個性經歷各異，但胸懷報國之志、敢為人先攀高峰的信念與追求卻驚人一致；盡管作品對于這些人物的再現更多呈現為速寫和特寫式，但往往寥寥幾筆便勾勒出人物的精氣神和高光時刻，令人念念不忘、久久不能釋懷。除生動再現人物之外，《強國記》在視角轉換上也表現出別樣的新意。作品三卷的個案敘說，采用“我”或“我們”的第一人稱限制視角，強調采訪、調查的親歷性和現場感，以及與所述人物之間的互動性，譬如“當時朱沖坐在我右前方的三點鐘方向，之所以注意到他是因為他吃得極少，一小碗放了紅油的粉，還有三塊水果……在早餐時間專心吃飯，吃得雖然少，但專心致志……握手時，微笑著寒暄。對朱沖而言我們是初識，但對我來說則是重逢，是再次相見”。由一頓早餐旁觀華為“鴻蒙開拓者”、榮獲中國專利金獎的青年才俊朱沖的“另類”個性。三卷里各卷的最后一節敘事視角由“我”（我們）轉換成“他”的第三人稱全知視角，將敘述視野進一步拓展，由八個典型案例說開去，演繹與三條大河緊密相關的歷史、地理、人文和科技等文明承傳。視角的轉換，既使作品觀照和敘寫的角度得以更為豐富和多維，形成對再現內容的多元審視，也使得全書的敘事更顯全面與靈動。

精心營造結構，是《強國記》的又一重要特點。作品以黃河、長江和珠江等三條極具中華民族磅礴生機與活力象征意味的河流為經，以多個獲得中國專利金獎的典型個案為緯，構筑縱橫交錯的敘事網絡。如果說，三卷當中的個案展現出來的是寫實為主的精彩故事和人物特寫，構成全書以“知識產權力量”敘說“強國”偉業的主體骨架，是畫龍之筆，那么，三卷里分別以“強國行之黃河之水天上來”“強國行之正是湘江好風景”和“強國行之珠江煙水碧蒙蒙”為題的最后一節，則是作者徐劍以“他”之名，詩意描述自己生命當中的關鍵時刻與黃河、湘江、珠江的不解之緣，以發散思維方式聯想與想象張騫、班固、屈原、杜甫、徐霞客、《詩經》《山海經》以及世紀領袖們的偉績豐功。這些看似充滿寫意激情的“抒情詩”與各卷前述的案例寫實形成絕妙的對比與呼應，成就了全書虛與實、詩與史、情與理的互融互通，將中華大河文明所蘊含的民族智慧、創造思維和不竭動能呈現出來。由此表達這樣的理念，即以今日之中國專利金獎項目為代表的具有新質生產力特點的獨創性科技成果，既來自于對世界最新科技進步的廣泛學習和借鑒，也是植根于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自然資源與文明沃土，是海納百川，更是初心永駐。這是徐劍報告文學創作的重要特點之一，即十分看重作品的結構之美、語言之美，力求以美的結構和語言構筑報告文學文體之美，構筑屬于自己作品的審美品格。可以說，徐劍是當下中國報告文學創作領域特別具有“作者性”的一位作家。所謂“作者性”，多指作品本體所呈現出來的屬于作家個人的鮮明獨特的思維方式、結構方式、敘事方式和語言修辭方式，帶有強烈標志性和標識度。可以說，徐劍在其過往的每一部作品中都努力踐行這種“作者性”。體現在結構安排上，就是幾乎每一部作品的結構都不會重樣，既不重復自己，更不重復他人，切切實實履行“結構之美”的自我規約。而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徐劍對于報告文學的結構營造并非為結構而結構或曰賣弄結構技巧，而是將結構營造與敘事內容緊密結合起來，“量身定做”每一部作品。因此，妥帖自然而不造作扭捏，嚴絲合縫而不生拉硬扯，就成為包括《強國記》在內的“徐記”報告文學的共通法則或寫作倫理。

在我看來，看似書寫中國專利故事的《強國記》，其春秋大義還遠不止于此。這部作品以“打鐵還需自身硬”的文學化形象傳達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核心要素——激發內生轉型潛能與創新動力，銘記根本、融匯百川、發憤圖強。而這樣的形象又“促使著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這亦非一般意義上的提檔升級，而是新的轉型和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訴求。我也欣慰地看到，這部作品恰巧出版于新時代的中國龍年，它似乎也成為了一個極強的象征——百年變局史空前，龍騰一躍正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