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梁斌（1914—1996年）是我國當代著名作家，同時也是別具風格的書畫家。1927年參加革命，1933年加入北平左聯(lián)，1937年5月在家鄉(xiāng)河北蠡縣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擔任冀中新世紀劇社社長，之后兼任冀中游擊十一大隊政委，并帶領劇社成員赴華北聯(lián)合大學文藝部學習。1945年8月任中共蠡縣縣委宣傳部長，次年任縣委副書記，1948年1月任中共武強縣委副書記，1949年南下?lián)沃泄蚕尻柕匚麄鞑块L，兼襄陽日報社社長。1952年任武漢日報社社長。1955年后歷任河北省文聯(lián)副主席、主席，中國作協(xié)河北分會主席。1980年當選河北省政協(xié)副主席，后任天津市文聯(lián)名譽主席，并且是第四、第五、第六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代表作品有《紅旗譜》《播火記》《烽煙圖》和《翻身記事》等，作品共計200余萬字。

梁斌在北京與新世紀劇社戰(zhàn)友們合影

梁斌的名字與中國現(xiàn)代史、革命史、黨史和新中國史深深聯(lián)系在一起。他創(chuàng)作的諸多厚重飽滿又不失生動活潑的長篇小說以及相關的中短篇小說和散文、話劇，通過冀中平原的風土人情、民俗民諺以及生活于此的人民的喜怒哀樂，講述著我們這個東方大國20世紀改天換地的波瀾壯闊的巨變。這些故事當然與梁斌本人的生活經歷相關，但梁斌并不是僅僅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歷，在他身上有著農民、知識分子、革命軍人、藝術活動家以及小說家等多重身份的復雜纏繞。正是生活的歷練，讓這些身份水乳交融地匯聚在了梁斌的身上。

從地之子到知識者

梁斌1914年4月18日出生在河北省蠡縣梁家莊，是個地地道道的農家子弟。父親身上帶有的勤儉持家、溫柔敦厚、心懷正義、粗獷豁達、坦蕩磊落等農民性格，給梁斌進行了最初的英雄主義教育。從小他就親近土地，熱愛勞動，6歲開始就隨著父兄下地勞作。在與勞動的最初接觸里，梁斌沒有從長輩身上看到勞役之苦，而是將其作為一種本分，自己則是帶著好奇的探索心態(tài)，因此對勞動產生了充沛的興趣。勞動和寫作對他來說，某種程度上是一致的，都是理解親人、理解大地的方式，都是一種由于天生的好感而自然親近的工作。

正是通過下地勞動，梁斌對家鄉(xiāng)和時代有了最初的認識。當時的蠡縣是重要的產棉區(qū)，有“金束鹿銀蠡縣”的稱號，大量的農戶將紡織作為耕種之余最重要的勞作。但是由于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商品傾銷，加上國內軍閥混戰(zhàn)，無人在意民生，更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統(tǒng)籌內外事宜，于是原本就很脆弱的個體經濟遭到了沉重打擊。大批棉戶隨之破產，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加上自然災害和苛捐雜稅，讓本不富裕的鄉(xiāng)村生活雪上加霜。梁斌家也絕無可能在時代浪潮中幸免。即使家里曾經還有些許積蓄，但梁斌仍然留下了關于貧困的童年回憶，他說自己家的生活“并不比一般中農家好：經常是煮一大鍋菜粥，一箅子窩窩頭，半鍋熬白菜。一年到頭，逢年過節(jié)只吃幾頓白面”。在他后來的小說中，能看到不少對吃食的描寫，盡管食物非常單一，但卻能使用有限的食材做出各種菜品，從中流露出對生活的熱愛和對家鄉(xiāng)人的濃濃溫情。當時的梁斌自然不明白家鄉(xiāng)經濟衰敗的誘因和根源，能做的只有寄予深切的同情。不過也正是這種深情，培養(yǎng)了日后他窮盡智慧探尋歷史和社會運轉規(guī)律的心理動機。

梁斌所在的家庭傳承了千百年來傳統(tǒng)農戶“耕讀傳家”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一方面有深入的勞動教育，一方面則是對學習知識的廣泛共識。梁斌的親戚中不少都有多年求學經歷，有的甚至去了北京讀書。平日上學，放假務農，早已成了不成文的家規(guī)，對待知識和對待農事都要一樣認真仔細。這樣的家庭環(huán)境，奠定了梁斌未來發(fā)展方向的基礎。

自從上學后，梁斌對學習的濃厚興趣就讓接觸他的老師都很喜歡他。他的聰慧也讓學習變得輕松而快樂，對新舊教育同樣充滿了熱情，甚至以時政為題寫作文?？既肟h立高小后，每次考試梁斌都名列前茅，畢業(yè)考試更是獲得了甲等第一名。更重要的是，年少的梁斌開始接觸到了新文學特別是革命文學，一個新世界的大門打開了。朱自清、冰心、郭沫若、郁達夫、葉紹鈞、許地山乃至魯迅，都進入了少年梁斌的視野，《東方雜志》《語絲》《創(chuàng)造月刊》等刊物令他愛不釋手。當然有些作品還不是他這個年齡能完全理解的，不過新文學的種子已經種在了他的心里。

認識恩師、共產黨員丁浩川之后，大大加速了梁斌思想轉變的進程。丁浩川對革命文學特別是郭沫若的喜愛深刻影響了梁斌，他對郭沫若和蔣光慈的詩歌以及魯迅小說的解讀，讓梁斌對文學愈發(fā)癡迷。而梁斌對讀書的喜愛也讓丁老師燃起更加高漲的教育熱情，幫助他制定學習計劃。此時的梁斌，認知水平已經超越了同齡人，也超越了同階層人。他認識到身邊不少農民距離真正的覺醒還很遙遠，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能力還很低，基本處在長久以來的慣性思維沉疴之下。他還認識到地主群體也比想象的更為復雜，已經出現(xiàn)了一些掙取錢財?shù)男路绞?。以當時梁斌的理論修養(yǎng)，無疑還難以參透其中的奧秘，但細心的觀察進一步為他積累了充實的生活經驗。勤奮努力、在高小中成績優(yōu)異的梁斌已經實現(xiàn)了從普通農民向知識者的轉變，但他前進的腳步才剛剛開始邁出。

從啟蒙主義者到革命者

世人皆知梁斌作為書寫鄉(xiāng)村革命斗爭的典范作家身份，卻大多忽視了他還有一個非常標準的啟蒙主義者階段。與他的許多前輩一樣，在他的思想底色里，有強烈的五四精神的印記，從新文化運動出發(fā)最終走向了馬克思主義。

進入保定第二師范后，梁斌的求知熱情更加高漲，在丁浩川等眾多擁有共產黨員身份的老師的指導下，閱讀了大量蘇聯(lián)和日本的革命文學作品，以及盧那察爾斯基、藏原惟人等人的文藝理論著作。但他的興趣已經不止于文學藝術了，他對社會問題越來越感興趣，在回憶錄里提到的這些書都是當時無法割舍的學習讀物：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列寧《國家與革命》、豬俁津南雄《社會進化史》、河上肇《政治經濟學》等。除了重視讀書的家庭氛圍，梁斌對鄉(xiāng)村鄉(xiāng)民的關切無疑是他獲取知識的最大動力。同時，經老師丁浩川和好友路一介紹，他加入了北平“左聯(lián)”，結識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投入了更熱烈的學習。他當時的任務，除了在北平圖書館進行持續(xù)的閱讀和寫作之外，他還依托《北辰報》的《荒野》文藝周刊，與北平各個大學、中學的進步學生一起研習、推廣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

或許是受天生的正義感和鄉(xiāng)村殘破的現(xiàn)實的驅使，梁斌最早拿起筆書寫的是改造國民性的主題。他此時的小說創(chuàng)作，帶有鮮明的精英色彩，關注民生疾苦，拷問社會公平?！睹⒎N》有深沉的壓抑和絕望，對農民悲慘境遇的同情，但劇情的強行反轉，其實也是梁斌心里深埋著“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情緒，反轉缺乏依據，傷害了藝術性，卻體現(xiàn)出作家的血性與智性。《農村的騷動》更是如此，與其說是對農村的描摹，不如說是對作家本人內心的展現(xiàn)。直到3年后，作為《紅旗譜》前身的《夜之交流》中壓抑的環(huán)境描寫則如實傳達出作家內心的復雜心緒，如果用現(xiàn)在的話來表述，那就是這段時間作者的小說一直更在意自己。雖然創(chuàng)作已經有了風格和特色，但還是被梁斌堅決摒棄。雜文就更為明顯，感情充沛，充滿論辯的色彩，直指社會弊病，鋒芒畢露。有研究者認為，梁斌早期的小說明顯受到當時左翼文學的影響，雜文更是有很重的魯迅的痕跡。

梁斌去山東劇院學習戲劇，這也是他從小以來的愛好。在山東劇院他被分在了京劇銅錘花臉組，系統(tǒng)學習了戲劇概論、舞臺裝置、藝術理論以及更具體的演唱、武術和舞蹈技巧。有趣的是，雖然學習的是傳統(tǒng)戲曲，但梁斌卻熱衷于討論舊戲改造，并且對現(xiàn)代話劇的興趣日漸高漲。他對學校《上中央建設中央劇院意見書》及其文化政策與意圖的對抗，表明他是一位有很高專業(yè)素養(yǎng)及政治覺悟的知識分子。在文學方面也已嶄露頭角，供稿的《北調》月刊受到魯迅稱贊，獲得熊佛西計劃新建劇團的邀請，作品被沈從文肯定。在這期間他還參加了日語學習班，每晚學習兩小時，因為當時不少革命著作以及進步文學作品都來自日本。大約用了一年時間，梁斌的日語已經達到專業(yè)水準，能夠進行順暢的閱讀，并可以翻譯專業(yè)文章，如《現(xiàn)代日本文學》《電影——作為社會的現(xiàn)象批評》《電影的大眾性與藝術性》等譯文就刊發(fā)于《北平新報》上。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20世紀30年代前半期的梁斌都是文學史同時期那些經典作家、知識分子的模樣。但家鄉(xiāng)的重大變故刺激了梁斌的神經，知識分子的身份固然讓他如魚得水，但卻并不能改變家鄉(xiāng)的現(xiàn)狀，而他對家鄉(xiāng)的關切又讓他很難安守知識的場所。于是他的身份再一次發(fā)生了轉變，1937年他成為“高蠡暴動”后重建的當?shù)攸h支部第一名黨員，由普通的知識分子變成了革命者。

重返土地的革命者

入黨后不久，蠡縣新世紀劇社成立，有豐富戲劇理論儲備的梁斌成了眾人眼中劇社最合適的負責人?？h委書記郭春園原本想把梁斌委派到更重要的崗位，但梁斌堅持要求進劇社。事實證明，梁斌的選擇是正確的，在這個位置上，不但梁斌的專業(yè)能力提升了劇社的成就與影響，劇社的實際活動也重新塑造了梁斌，讓一個知識分子、啟蒙主義者梁斌真正以全新的姿態(tài)成功重返土地，成了一個一專多能的革命者，甚至也保證了未來優(yōu)秀文學家梁斌的誕生。

梁斌接任劇社后面臨的第一個難題就是沒有劇本，原本學習積累的話劇劇本肯定不適合抗戰(zhàn)時期的群眾演出，能公演劇目少之又少。劇社里只有梁斌有一定的創(chuàng)作經驗，于是這個任務便落在了他肩上。但是梁斌之前的創(chuàng)作主要是短篇小說和雜文，因此話劇劇本只能在摸索試探中積累經驗。加上劇作的終點是表演，不像小說雜文都是以文本作為最終呈現(xiàn)形式，梁斌就需要用極大的耐心和全部理論儲備全神貫注去對待。第一個劇本《爸爸做錯了》獲得空前成功，但后面的歌劇《抗日人家》和《五谷豐登》就因為過于文人化、理念化而遭冷遇，雖然《抗日人家》是抗戰(zhàn)時期最早的抗日宣傳歌劇。梁斌就在不斷的調整中，逐漸掌握了普通民眾的喜好和作品的藝術性、宣傳效果三者之間的平衡，當然也就逐漸了解到普通民眾的思維方式和認知能力。在排練過程中，梁斌發(fā)現(xiàn)了所有問題的關鍵，就是話劇的語言系統(tǒng)。如果完全使用方言，一些現(xiàn)代的觀念很難傳達，但如果完全使用普通話甚至更為極端的歐化語，倒是能夠表達現(xiàn)代思想了，不過普通民眾卻是完全聽不懂了，依然沒有效果。梁斌在實踐中慢慢摸索出了一套新的語言，用某種比例混合普通話和當?shù)胤窖?，以嫁接的方式進行信息傳遞，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到這里，梁斌已經在用一個革命者的思維開展文藝工作了，他的話劇實踐，無異于藝術化的群眾路線實踐。

梁斌帶領的劇社不僅通過劇目表演教育、感化了一大批普通民眾，讓他們在緊張的戰(zhàn)爭氛圍中舒緩了情緒，在艱難的生活現(xiàn)狀中看到希望，也在娛樂的同時受到了新思想的浸染，同時也在努力實現(xiàn)時任區(qū)委書記的黃敬對梁斌及其劇社“如孵小雞”的期待。梁斌在劇社有個“全能社長”的稱呼，因為他一人身兼編劇、導演、演員、服化道、舞美制作等多個工種，在這個過程中也培養(yǎng)了很多劇社內的專業(yè)人員，把文學的種子播散了出去。另一方面，劇目的教育意義和梁斌本人的理論修養(yǎng)也讓劇社有了青年干部培訓學校的色彩，培養(yǎng)了許多各層級的革命干部。無論哪方面，都是當時非常稀缺的人才。

劇社時期，由于深入敵后，工作環(huán)境具有極大的不穩(wěn)定性。梁斌的回憶錄里多次提到戰(zhàn)火紛飛的親身體驗，身邊戰(zhàn)友也不乏犧牲者。為了保證劇社整場演出，梁斌帶著劇社跟隨部隊游擊遷徙，這個階段有5年多，大約從抗戰(zhàn)前期開始，幾乎貫穿了整個戰(zhàn)略相持階段。他不但跟隨游擊，甚至一度做了游擊大隊的政委，指揮毫無戰(zhàn)斗經驗的新兵開展游擊活動。在這個過程中，他進一步與基層士兵和普通民眾有了深入接觸，依靠自己對地形的熟悉與敵人周旋。這些戰(zhàn)斗經歷最后成為他長篇小說的重要素材來源，并且在敘事層面發(fā)揮了動力源的功能，也對傳達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這些小說中，戰(zhàn)斗場面歷歷在目，士兵百姓栩栩如生。這段時間的經歷讓梁斌之前積累的知識充分融會貫通并付諸實踐，而且有了全新的生命體驗。

華北聯(lián)大與《講話》的錘鍛

劇社時期在整個梁斌生涯中的重要性，不僅僅體現(xiàn)在話劇語言的選擇、劇本創(chuàng)作經驗的積累以及游擊生涯的磨礪，在這個過程中還發(fā)生了兩件對梁斌產生重要影響的事件，即在華北聯(lián)大的學習培訓，以及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學習。

為了滿足華北地區(qū)根據地對革命干部的需求，也為了支持文化抗戰(zhàn)的目標，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1937年7月7日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安吳堡戰(zhàn)時青年訓練班和延安工人學校合并成為華北聯(lián)合大學，克服艱難險阻，突破敵人防線，于1939年10月抵達晉察冀解放區(qū)，并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開班招生。1939年冬，北方局決定讓梁斌帶領新世紀劇社到華北聯(lián)大學習深造。第一期學員以延安等地隨軍遷徙來的學生為主，梁斌及其劇社是為數(shù)不多的冀中本地群體，可見劇社的受重視程度。學習交流到1940年4月截止，此時第二批學員開始了他們的學習。時間雖然不長，卻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新世紀劇社的成員被安排到了不同的系，有政治經濟，有文學，有美術，也有戲劇和音樂。由于華北聯(lián)大重視政治教育，每個人都要學習一定比例的必修課，如社會主義、辯證唯物主義、中國問題等，這與此前梁斌的興趣和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可以想象梁斌在這里是多么愉快。這種愉悅還在于他在此遇見了年輕時仰慕的創(chuàng)造社同仁成仿吾，并且此時正是自己的校長。華北聯(lián)大秉持的教育思想中包含著理論聯(lián)系實際以及個人學習同集體學習相結合兩個原則，也與新世紀劇社十分契合，梁斌在這里不但有學習交流，也運用自己的知識和經驗儲備幫助學員解決學習難題。聯(lián)大“背起背包行軍、放下背包上課”的口號和“以戰(zhàn)斗的姿態(tài)學習”的教育，充實了梁斌和劇社的游擊生涯。在1940年4月學習結束后，梁斌為了劇社能夠繼續(xù)進步，請求學校繼續(xù)指導劇社的排演，于是劇社便迎來了一批專業(yè)教員。聯(lián)大培養(yǎng)青年革命者和革命干部的使命感也傳遞到了梁斌和他的劇社，他們利用冬季和春季不能演出的時間培訓文藝干部，梁斌擔任校長，并設有宣傳科、教務科，安排有音樂、舞臺裝置、化裝、表演導演、新文化等課程，梁斌則親自講授戲劇概論。培訓班同樣按照華北聯(lián)大的方式進行軍事化管理，并將學習和排演結合，僅兩期培訓人員就有五百人之多。

在這里，梁斌還加深了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之間的友情。文藝學院戲劇系的崔嵬是梁斌在山東劇院的校友，但他們的交往則始于華北聯(lián)大。梁斌熱情邀約崔嵬指導新世紀劇社的工作，崔嵬非常仗義地一口應允。1942年10月，按照冀中黨委和軍區(qū)的決定，新世紀劇社和火線劇社合并，崔嵬接替梁斌擔任社長。當時崔嵬的表演就征服了劇社以及梁斌本人，1960年他又主演了凌子風導演、根據梁斌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紅旗譜》，成為文學史、電影史上的一段佳話。文藝學院院長沙可夫與梁斌的交情也非比尋常，在一幅畫作中梁斌將三分之一的篇幅用于題款：“一九四二年，敵寇以八萬兵力掃蕩冀中區(qū)，劇社分組活動集中于白洋淀。我的老同學十八團團長李躍之以三連兵力護送……途中打了兩仗。把人送到華北聯(lián)合大學，我住邊區(qū)文聯(lián)牛棚村，稍事休息即寫中篇的《父親》。沙可夫同志給我一本油印《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此已八月，汗流浹背，我兩手捧著坐在一棵大柿樹下小溪的大石頭（上），捧清冽的溪水洗凈手臉，反反復（復）閱讀，吃透了‘生活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源泉’，即回冀中人民戰(zhàn)斗中去?！碑嬛腥绱碎L篇大論，不乏細節(jié)描寫，足見在作者心中的重要意義。無獨有偶，在另一幅畫作中也提道：“一九四二年反掃蕩到邊區(qū)文聯(lián)，住太行山之牛棚村，在這小屋中完成中篇《父親》，讀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仍回冀中深入戰(zhàn)地生活?！?/p>

回看之前梁斌的創(chuàng)作經歷，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不少地方存在一致的地方，當然起初很多還是梁斌的天賦和經驗導向的無意識行為。閱讀了《講話》后，梁斌對文藝工作有了更自覺、更深入的認識，將之作為自己文藝實踐的指導思想。也正因為《講話》的影響，他以更主動的姿態(tài)離開了邊區(qū)文聯(lián)，訪察高蠡暴動親歷者和發(fā)生地，參加博野縣北淹村土改，并且南下襄陽，剿匪反霸，開展土改，成立聯(lián)合中學和師范學院，創(chuàng)辦《襄陽日報》并接管《新武漢報》?？傊谌A北聯(lián)大短短半年的經歷是促成梁斌從左翼青年知識分子向成熟的職業(yè)革命者轉變的關鍵節(jié)點，也從側面展現(xiàn)了共產黨創(chuàng)辦大學的獨特性與卓越影響。

多重身份的寫作者

在更換過不同身份后，梁斌沉靜下來，化繁為簡，專心做起了文學家。為此，他推掉一切俗務，多次更換環(huán)境，只為尋求一個最佳的創(chuàng)作氛圍。他在創(chuàng)作上的成功，固然有身邊作為文學組織者的好友為他創(chuàng)造便利，有文學圈內底蘊深厚的同行在技巧上為他出謀劃策，有居所周圍的公園和鄰里營造出的閑適環(huán)境，也有他自身的勤奮與天賦支撐，但他的多重身份和豐富經歷發(fā)揮的作用，是任何人都無法取代的寶貴財富。

梁斌開始全身心投入寫作，知識分子和革命者這兩個身份在他身上化為一種重要的精神氣質。他在回憶錄里提到他在這段時間的起居作息：“這個時期，我已經完全進入創(chuàng)作生活，黎明即起，洗漱畢，即坐在椅子上，開始寫作，太陽出來，即去用早餐，回來后，繼續(xù)寫作。我一坐在椅子上，即兩耳無聲，萬籟俱靜。我的大腦，疾速地活動，直到中午。午飯后，小睡片刻，即開始工作。晚飯后，與林漫去海岸散步，晚間小憩。”這種忘我的狀態(tài)如同參禪入定，靈魂飛升，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寫作效率當然也是極高：“在這個時間里，我的創(chuàng)作速度，每日達到七千字，有時達到九千字，而且能使文章升華。原因是，我親身參加了二師學潮，而且學潮斗爭的本身富于傳奇色彩。再者，二師學潮這個故事，已在民間流傳了二十五年，民間傳說，總是越傳說越豐富的。民間傳說提高了我的描寫，而且更加升華了?！睆倪@段敘述可以看出，梁斌寫作大部頭長篇小說不是苦吟派，而是保持著旺盛的熱情和效率，足見生活的積累讓他有源源不斷的故事和人物。

但僅僅是素材也不必然就會成就杰作，從他一系列創(chuàng)作談和回憶錄中能夠窺見許許多多不同身份的“梁斌”各自展現(xiàn)所長、彼此通力合作。比如需要戰(zhàn)斗場面，革命者梁斌就顯現(xiàn)，甚至繪制鎖井鎮(zhèn)地圖的功力也與游擊隊經歷暗中相關；比如需要對話描寫，劇社導演編劇梁斌就顯現(xiàn)，有研究者認為他小說的整體設計都與話劇的形式相關；比如需要人物，農民梁斌就顯現(xiàn)，說著方言的老鄉(xiāng)仿佛就是身邊的鄰居；比如需要整體性把握時代和個人的關系，知識分子梁斌就顯現(xiàn)，在歷史發(fā)展脈絡里審視個人的言行；比如需要小說各種場景的敘述語言，知識分子梁斌如同專業(yè)的文學研究者那樣從俄蘇、歐美和中國古典文學以及新文學中信手拈來適配的工具……農民梁斌力圖要讓每個讀者和聽眾都能明白其中的意思，革命者梁斌整合各種語言資源并且協(xié)調運用產生良好的宣傳教育效果；再比如需要宏觀思路，華北聯(lián)大的梁斌謹記《講話》的思路，像一個學者一樣考察，像一個革命者一樣調研，即使有大量的親身體驗，也還是為創(chuàng)作積攢了大量歷史學、社會學和民俗學筆記。

“平地一聲雷”是幾乎所有人對梁斌小說最深刻的印象，但梁斌小說產生的巨大影響絕不是“平地一聲雷”，正如他本人不是突然就成為一個名垂青史的作家。正是轉換了不同身份，經歷了不同生活，用不同的視角觀察時代與歷史，才造就了梁斌和他的作品。

（作者：艾翔，系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天津社會科學院基地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