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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1月，胡適從上海搬到北平，次年1月擔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之職。胡適這一階段的主要學術興趣，是《醒世姻緣傳》的研究，他想證明此書的作者“西周生”，即是大名鼎鼎的小說家蒲松齡。完成這個題目，首先要考證蒲松齡的生卒年。

蒲松齡的享年，當時有兩種說法，一種是76歲說。這個說法見于乾隆時期的《國朝山左詩鈔》，其中引用了張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文中說他“卒年七十有六”；一種是86歲說，見于民國時期出版的蒲松齡文集（石印本），其中也收錄了蒲氏墓表，但引文卻是“享年八十有六”。兩種觀點都認可蒲松齡去世于1715年，分歧之處只是他的出生年。魯迅采用了后一種說法，他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蒲松齡“年八十六（1630-1715）”，依據的可能就是這類石印本。

對86歲說，胡適從直覺上是懷疑的。為了辨偽，他準備了三種版本的《聊齋全集》，一種是北大學生、蒲松齡的同鄉馬立勛的淄川抄本（馬本），一種是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本（清華本），第三種是中華圖書館出版的石印本。

接下來，胡適開始了“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在助手羅爾綱等人的協助下，胡適使用“詩史互證法”，從蒲松齡《降辰哭母》中的“庚辰年”，推斷出他出生于明代崇禎十三年（1640）；又使用“反證法”，即蒲松齡妻子生于1643年，蒲氏11歲時與她訂立婚約，如果蒲松齡生于1630年，則訂婚時為1641年，他的妻子尚未出生，這顯然不可能。兩個證據同時證明：蒲松齡享年76歲。

至于石印本中《八十抒懷》《己未除夕》等詩，似乎說明蒲松齡的卒年超過80歲。胡適進行了更大膽的假設：這些詩是后人托古偽作。他和助手比較了三種本子篇目的異同，對可疑詩作抽絲剝繭，尋找出處。最終得出結論：“有不知名的文人，抄襲了《聊齋志異》的文字和注文，并依據了張元所作《蒲先生墓表》的誤字，捏造了蒲松齡和他的朋友們唱和的詩若干首……冒充《聊齋詩集》，石印販賣，詐欺取財，證據確鑿。”

胡適對這次考證的方法、過程和結果很滿意，于1931年9月5日將其寫成《辨偽舉例》，發表于《新月》第四卷第一號，后來改題為《蒲松齡的生年考》，收入胡適的《醒世姻緣傳考證》等書中。

四年后，1935年7月29日和30日，《北平晨報》藝圃副刊，突然連續兩天刊登了署名“履道”的《蒲松齡死年辨》，文章認為蒲松齡的卒年應為86歲，胡適《辨偽舉例》一文中，蒲松齡生年考主張七十六歲之說是錯的。

履道依據的材料也是市面上流傳的石印本，論證過程沒有什么新意，依然是墓表中“享年八十有六”的說法，以及《八十抒懷》《己未除夕》等詩。但此人在考證中犯了一個嚴重的常識性錯誤。這在后面再說。

《北平晨報》藝圃副刊的編輯“閑人”，是書畫家于非闇（1889-1959）的雅號，他以公開包容的態度辦副刊，對作者一視同仁，“無論識不識，無論所持的理由如何，總想在可能的范圍之內予以發表”。而且除非是熟識的作者，才偶改一兩字，否則一字不改。對于履道的《蒲松齡死年辨》，他將原樣登了出來。

胡適在北京大學任教，經常閱讀《北平晨報》等本地報紙。一天，他翻到藝圃副刊，當他看到這位連真實姓名也不署的作者，質疑他最為看重的一項學術成果時，胡適也顧不上風度，直接罵起來：“荒謬！捏造證據，欺詐錢財，不可饒恕！”他當即寫了一封致報社社長陳博生的信，寄給藝圃版的編輯閑人，并附上自己的舊文《辨偽舉例》。

胡適的信，指出了履道一文存在的兩大問題：

一是常識錯誤。履道寫道：“蒲松齡既生于崇禎十三年，卒于康熙五十四年，正為八十六歲。”崇禎十三年為1640年，康熙五十四年為1715年，兩者相減，得到虛歲76歲，并非他說的“正為八十六歲”。不知道他是不掌握紀年轉換的方法，還是在數學計算時馬虎大意了？

二是材料是“捏造”的。胡適連用了五個“他捏造出”，指出履道使用的材料，包括湯望撰墓表、乾隆二十八年《聊齋文集》、蒲松齡年譜、別集、外集等五種，全部是不存在的。

此外，胡適還拋出了一個重磅證據：蒲松齡的墓表依然完好地立在墓前，淄川學者路大荒曾前往拓印，寄了一份給他，上面清清楚楚地寫著：“以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七十六。”胡適認為，“八十六歲是錯的，現在已毫無可疑了。”

單就學術討論來說，擺出這些硬證據，已經可以就此打住了。但胡適沒有止于就事論事，開始在文章中宣泄自己的情緒。他指責作者用捏造的材料、拙劣的考證方法，得出了荒謬的結論，目的一是要詐騙報社的稿費，二是毀壞胡適在考據上的學術聲譽。這些操作，讓人不能不覺得他有“耍大牌”之嫌。

編輯閑人在8月5日的《北平晨報》中，以《謝謝胡先生》為題，用自嘲的筆調，向胡適道了歉，還對胡適表示感謝：“我這‘藝圃’，蒙胡先生這樣的重視，這是我畢生引為最大的榮幸！”

回顧第一輪論戰，胡適在方式方法上存在兩個瑕疵：一是對編輯和作者進行了人身攻擊；二是過于武斷地判定對方引用的文獻是捏造的。

履道對胡適的指責，并不服氣。針對胡適的駁斥，他又寫了一篇《??蒲松齡死年辨??之答辯》。

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這篇答辯文，履道其實是避實就虛的。他沒有正面回答1715減去1640何以等于86這個核心問題，而是從細枝末節，比如引用的文獻是否真實存在上，對胡適進行了回應。

答辯文分三次于8月17日刊登完畢，不出所料又被胡適讀到了。胡適很快寫就一封回信，并刊登在8月21日的《北平晨報》上。

《北平晨報》樂見這場論戰繼續下去，于是在刊登《胡適先生的一封信》時，又加了“蒲松齡死年辨之論戰”的欄目標題。胡適在信中，對履道的答辯一一批駁，為了增加說服力，他還將蒲松齡墓表的拓本寄給了報社，請他們親自驗證。

名人胡適兩次出馬，這場論戰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關注。一些讀者和媒體人在否定履道的觀點的同時，也對胡適言語尖刻、自恃學術地位攻擊他人的行為，進行了批評。

8月23日，讀者邵恒修在《??蒲松齡死年辨??之商榷》一文中說：“履道先生（的考證）矛盾叢生，不能自圓其說；（第二次答辯）更是毫無意義。”接著筆鋒一轉，贊揚了履道勇于探究學術問題的精神：“沒有疑問，便沒有研究討論，也就沒有進步可言了。”題外話很明顯：任何人都有權提出不同觀點，胡適不應該壓制爭論。

遠在上海的《晶報》也參與進來，對胡適的批評很直接：“胡適之先生中年以后，學術思想漸不猛進。”《晶報》最后還指摘胡適：“動輒以欺詐取財污人，殊有失學者之態度耳！”

《北平晨報》于8月30日登出了履道的《??蒲松齡死年辨??之再答辯》，依然是對枝節問題的拉扯；8月31日和9月2日，又刊發了“觀戰者”惟廉的《蒲戰的分析觀》，看熱鬧的越來越多。

此時，明眼人已能看出，蒲松齡生卒年問題，已從學術之辯，演變為意氣之爭，再爭論下去沒有任何意義。這時，勸和者出場了，他就是胡適的好朋友、同在北京大學任教的政治學系教授陶希圣。

9月6日，《北平晨報》刊登了陶希圣的《蒲年論戰的旁觀人語》，建議雙方多研究蒲松齡的思想和文筆，至于他多活十年、少活十年，并不是最要緊的，何必花這么大的精力。最終，這篇文章為這場持續了40天，僅《北平晨報》就刊登多達10篇相關文章的“蒲年論戰”畫上了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