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北京的涇縣會館由安徽涇縣的京官查鐸始創于明代嘉靖、隆慶年間的磚塔胡同。十幾年后，在京涇縣人又在前門外的長巷頭條新建了一座館舍，當時稱為涇縣新館。據《北平涇縣會館錄·重刊館錄序》稱：“我涇于明代本建置兩館為公車謁選之所。清室入關，內城磚塔寺者已失業，僅存長巷下頭條一館屋宇。”

《嘉慶涇縣志》對位于長巷下頭條的館址有比較詳細的介紹，“京師涇縣會館在正陽門外鮮魚口長巷下頭條胡同，明萬歷四十七年建，堂曰奎聚，共三間，前門樓二間，左右房五間，堂之左四楹，后神堂一間，左右房共六間。”清朝建立后實行滿漢分治政策，漢人不得不遷居外城。內城的涇縣會館既已不復存在，來京的涇縣士子只得“肩接而踵集”于外城的館宇。由于該館面積狹小，不敷居住，為解決這一問題，嘉慶十六年（1811年）涇縣邑人集資購置了三處房產作為涇縣新館館舍，分別位于南橫街、張相公廟南頭路西、兵馬司后街西口路北（宣武門外米市胡同）。據當時的契據記載，南橫街的館屋包括瓦房、灰棚、門樓等共計六十九間半，院中甚至有小山、蓮花池、花果樹木等等。張相公廟南頭路西的館舍有瓦房、灰棚二十間。而兵馬司后街西口，即今米市胡同中間的館舍共有五十四間。涇縣會館雖然僅是縣級，但就其建筑規模而言可位列北京十大會館之一。

在涇縣會館的眾多館產之中，位于米市胡同的這處館舍雖非會館的主要建筑，卻因新文化運動時曾作為著名進步刊物《每周評論》的發行所而為世人所知。不過，大多數人并不知道清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書法家包世臣也曾在此地構思并創作其巨著《安吳四種》部分內容。

明清兩代涇縣在科舉方面人才輩出，計有文武進士153名，文武舉人670名，其中較有名者如：吳履齋、吳昌齡、朱蘭坡、潘錫恩、朱德懋、吳天擇、胡乘珙等。

不過，若論真才實學，包世臣可稱第一。包世臣，字慎伯，清代中期著名學者，是北宋名臣包拯二十九世孫。他少年時即精熟經史，立志科舉救國，在33歲時中舉，此后卻連續13次赴京會試不中。正因科場不順，包世臣一生大部分時間只能充任各級官府幕僚，地位不高。同時因家境不裕，比較同情民間疾苦。他主張經世致用之學，認為：“道附于事而統于禮……事無大小，茍能明其始卒，究其義類，皆足以成至文，固不必悉本忠孝，攸關家國。”他“見賄賂公行，吏治污而民氣郁，殆將有變，思所以禁暴除亂，于是學兵家；見民生日蹙，一被水旱，則道殣相望，思所以勸本厚生，于是學農家；見齊民跬步，屢遭無辜陷害，奸民趨死如婺，而常得自全，思所以飾邪禁非，于是學法家；見江南大利，在鹽與漕，江北大政，以河工為最，而官吏視為利藪，胥隸恣其中飽，上損國帑，下病齊民，于是又究漕、鹽、河之學”。

針對國計民生的危局，包世臣留下了諸多著述，如《中衢一勺》《管情三義》《齊民四術》等。在這些著作中，包世臣主張對內改革吏治，力懲貪腐，保障民生，工商業與農業并舉，大力發展經濟。有學者認為他傾向于用商業化的手段來管理國家權力，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市場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同時也主張保護私有產權。在外交方面他很早就注意到英國侵略中國的野心，主張抗英應統籌全局，特別是采用“以夷治夷”的方法。綜觀包世臣對內對外的各項主張，可見其人比較講求經世致用，針對當時中國面對的嚴峻形勢，提出了一些很有創見的觀點。為參加會試，包世臣多次進京長期寓居于涇縣新館。雖然科場失利，但其晚年自編文集《安吳四種》中的很多篇章卻構思創作于此，給后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與此相映成趣的是，包世臣身后不過六十余年，一份新文化運動中的重要刊物《每周評論》也在涇縣新館誕生了。時值五四運動前夕，1918年11月的一天，陳獨秀、李大釗、張申府、高一涵、周作人等文化界的風云人物在陳獨秀的辦公室商議創辦一份報道時事、分析時政的刊物，經過激烈討論，最終將其定名為《每周評論》。刊物編輯部設于北大紅樓陳獨秀的辦公室，而它的發行所就在涇縣新館北屋。陳獨秀雖然是安徽懷寧人，但一些受到進步思想影響的涇縣同鄉與其關系密切，也正是利用這一層關系他才比較順利地解決了刊物出版發行的問題。

1918年12月22日，《每周評論》在北京正式出版，它的主要欄目包括《大事述評》《社論》《文藝時評》《隨感錄》等，聚焦當時世界政治的新動向，報道世界各國的人民解放運動，宣傳左翼革命思想，同時也抨擊、批判北京政府倒行逆施的反動政策。這本刊物早在1919年4月6日就刊登了馬克思《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無產者和共產黨人》的部分章節，并指出這個宣言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進最重大的意見……其要旨在主張階級戰爭，要求各地勞工的聯合，是表示新時代的文書。這期在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每周評論》在北大紅樓編輯完成后，就是在涇縣新館正式面向北京市民發行的。1919年6月陳獨秀被捕，同年8月31日，由于北洋政府的文化專制政策，該刊物遭到查封，涇縣新館的發行所也隨之關閉。

從包世臣的維新改良思想，到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民主、革命思想，不經意間，涇縣會館作為創作、傳播新思想的重要場所，為中國的進步與發展作出了獨特貢獻，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占據一席之地。

（作者單位：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