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從維熙與夫人鐘紫蘭的最后一張合影

2019年10月29日，晴。深秋的北京天高云淡，陽光明媚，但我和我的先生沒有太陽。清晨7時35分，我的夫君從維熙先生永遠離開了我，離開了他以筆和鍵盤為尺，丈量過的大千世界。

2019年6月，維熙君在協和醫院體檢時，發現肺癌。不久在胸水中找到了癌細胞，是進展迅速兇險的小細胞肺癌。疾病的部位和性質已無手術條件，醫學界尚無針對此型肺癌的靶向藥物，除了化療能延緩一下病情進展，沒有他法。維熙君斷然拒絕了化療。而做過多年臨床醫生的我，既不能看著他去承受化療的痛苦，也無法接受無為的等待，幾近崩潰。10月，入住朝陽醫院后，他也不愿接受一種以破壞血管生成、期望延緩癌細胞發展的藥物。

我們多年的朋友、朝陽醫院許蘭萍主任和主管病床大夫的勸導，都沒有得到他的允諾。雖然醫生明確告知了我用藥后的副作用，并發心臟疾病、消化道出血的風險，但我不能看著癌細胞像一頭兇惡的猛獸一口一口快速地吞噬著我的先生。我鼓起勇氣試圖說服他能同意試用，卻沒有成功。“我是有人性的?！彼粗?，認真地說。我移開目光，走出病房，淚流滿面。主管大夫對我說：“算了吧，阿姨，也許這樣還能拖一拖。用了藥，出了事，更后悔。”是的，沒有比較，沒有對錯，沒有如果，只有絕望和無奈。

在維熙君患病四個多月艱難困苦的日子里，我盡量不去觸碰這個話題。無法回避的時候，也以簡短話語很快結束。我回避，是因為真相過于殘酷。我甚至希望，他又一次以為自己還能夠像既往度過心肌梗死、哮喘持續狀態一樣，終究會戰勝疾病。

直到三年以后，每天和我一起照顧他的小朱發來信息，我才豁然明了。小朱在微信中寫道：“大伯心里完全明白自己病情的嚴重，在最后的時光，您是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大伯總和小朱念叨：我走了以后，就剩下你大媽媽了，她怎么辦呢？晚上大伯難受，睡不了覺，就和我說話，可是不管說什么，總是離不開對您的擔心，擔心在他離開后，您走不出來。大媽媽，為了大伯安心，您一定要振作起來，這是大伯的希望?！?/p>

是啊，維熙君早在我們的只言片語、行為之中完全明白了疾病的性質。沒有叫苦，沒有要求，不抱怨，不發脾氣，他安安靜靜地承受了疾病的折磨和人生的別離。他只是不想面對我，他了解我性格中的懦弱，這是他對我最后的呵護。

站在我面前，是個行事磊落果敢的漢子

與維熙君相遇在1990年。那一年，我剛從部隊轉業回到北京。陳荒煤先生的秘書，也是我父親老戰友的女兒嚴平女士，通過我的妹妹介紹我認識了從維熙先生。初次見面，他送給我三本書：《斷橋》、《走向混沌》上部、《德意志思考》。

在部隊從事醫學臨床工作的我，幾乎沒有時間，也難有機會接觸到更多的文學書籍。這三本書于我而言，實在是太新鮮太及時了。他為我打開了一個很大的世界，讓我體驗從未經歷甚至從未知曉的經驗。同時，我也為他在書中所表達出來的見地、思想、才情而折服。

但我們之間畢竟有近20歲的年齡差距，嫁他為妻，難下決心。他看出我的猶豫，對我說：“我比你大了那么多，按自然規律得先走不少呢，你得有思想準備?！比缓笏α耍又f：“我是挖過煤的。煤分兩種：一種易燃，也易滅；另一種點燃起來費些時間，但點燃之后能維持長久，我已經準備好了一大堆柴禾棒哩?！边@話很能打動人，是不是？

也許純屬天意。那一天，我上夜班，白天到他家里聊天。門鈴響起時，我也剛剛進門。回過身來，透過大鐵門的柵欄，看見一位男子找從維熙。我抬手正要去開門，維熙君的聲音從我身后傳來：“等等?！本S熙君看了看門外之人，說道：“對不起，××，今天我不在家里接待客人。你來一定是為‘工作’，‘工作’的事，明天到辦公室再說。”說著，還順手推上了大鐵門的第二道鎖，好像加強了決心。

后來聽說，有一位了解維熙君個性的領導，得知××要來團結湖時，預料可能碰壁，趕緊乘車來攔截，可惜還是晚了一步，那時節還沒有手機。領導的車趕到樓下時，××已被攔在門外。

那時的我，雖不完全明白事情的枝枝蔓蔓，但卻看到，站在我面前的是個行事磊落果敢的漢子。我愿意做這樣男人的妻，與他相伴而行。

那一年，沒有了作協黨組成員、主席團成員職位的維熙君徹底輕松下來。他甚至再沒提過這回子事兒，高高興興地過自己的日子，一心一意地寫作。先后完成了長篇小說《裸雪》《酒魂西行》《龜碑》，紀實文學《走向混沌》下部的創作，編撰了《我的黑白人生》《朝花夕拾》《從維熙自選集》等多部書籍。此外，還寫了大量散文、雜文、紀實、游記等文學作品。

李輝先生曾在文章中寫道：老從的好處就是拿得起，放得下。他也是一位很幸運的作家，能寫出很好的作品。

陳忠實先生讀后稱之為“一次驚心動魄”的閱讀：多次閉上眼睛氣不能出的《走向混沌》，是維熙君以親身經歷為主線，記錄了與自己同時代同命運知識分子心路歷程和生命軌跡的紀實文學。

寫這本書時，為了彌補漫長歲月可能留下的遺忘，維熙君做了大量的回訪和核實工作。在《走向混沌》的前言中，他寫下了如下文字：我在寫此書時的格言則是：不求附和時尚，只求去偽存真。我想，凡是深愛我們民族，并為之奮斗的知識分子都應具有唯物主義的情懷。當然，我們回首我們曲折歷史的時候，內心是十分沉重的；正是為了不重復歷史的喋血，我們才更應該對明天奉獻出真誠。

《裸雪》則是一部純情長篇小說。他在書的《序》中寫道：想寫這部抒情色彩的散文體小說，已經很久了。1979年重返文壇后，我落墨的多是知識分子在風浪中的沉淪、毀滅、抗爭、崛起。這是歷史對我的饋贈，我理應把這種饋贈還給昨天并呈獻給明天。當我再現這些昨日滄桑悲歌時，評論家稱之為“文學井噴”，而我則感覺猶如杜鵑啼血。像一路重負的老駱，當他想尋找一塊歇腳的綠茵時，我發現了我曾有過的童年。它無輝煌，更無瑰麗，卻有著人生只能有一次的童貞。

維熙君很看重《走向混沌》，我很喜歡《裸雪》。有一陣子，我倆就說：《走向混沌》是兒子，兒子是山?！堵阊肥桥畠?，女兒是河。

總是感嘆他的確能看到比我更多的東西

維熙君當過記者，記者看風景的眼睛是不是有別于常人我不知道，但常常我會納悶，一樣的景色，一樣的地點，一樣的時間，我看時會有嘮叨，他并不多言，可等到他由此寫出有景有情有見地的文章時，我總是感嘆他的確能看到比我更多的東西。

大風天里，看見窗外大樹上掛著的一塊紅頭巾隨風飄揚，他寫出了《風標》；出門散步回來，他寫出了《路邊的棋攤》；雨天一只受傷的白鴿落在窗前歇腳，就有了《雨天，有一只白鴿……》；他堅持去路邊的理發攤剪了幾次頭發，還拉著來看望他的一位老外也去體會了一把，這又為“居京瑣記”添了一篇小文。

上世紀90年代初期，與他相識不久的一天，他來海淀我家看望我。因為自行車在路上掉了鏈子，我趕回家時，他已坐在樓下的石凳上，和兩位閑坐的離休老干部聊得歡呢?？匆娢視r，思緒仿佛還在飄蕩，忘了他此行的目的一般。后來他就根據這次聊天的內容，寫出了中篇小說《伴聽》。北京電影制片廠的導演陳國星先生改編拍成了電影《聊聊》，還獲得了一個大學生電影節的獎。

李國文先生曾對我說過：“維熙的散文寫得很漂亮?！?/p>

有一回，應白冰先生的安排，我與他在漓江邊小住。一天，我們到江邊看景。那是一個細雨濛濛的天氣，江邊竟有一只鸚鵡，一把傘，還有一條船和一個人，這就是我看到的全部。我忙著去逗那只會說話的鸚鵡，根本沒有注意到維熙君和人在聊什么。也許木舟上的搖槳人看出維熙君是個好老爺子，便告訴我們：他自幼殘疾，被父母拋棄，是一對善良的擺渡老夫婦將他養大成人，老人走后，他不甘心吃“低保”開始了搖船生活，也因這只鸚鵡只有一條腿，他就低價買回來做伴了。

回到北京，維熙君寫出了很美也很動人的散文《雨霧漓江圖》。

維熙君很重感情，紀念友人的悼文寫有幾十篇之多。文中真摯的情義和懷念，直戳人心。單聽聽那些追憶文章的名字，就難免讓人感傷：《秋風秋雨送達成》《悼祖光》《哭公劉》《荷香深處祭孫犁》，《花伴你遠行》是祭荒媒的，《別了，江南秀士》是憶陸文夫的……

《最后的微笑》是送林斤瀾先生的。記得是2009年的一個下午，我陪同維熙君去同仁醫院看望病重的斤瀾先生。那是他們最后一次見面，我們離開醫院后不久，斤瀾先生就離開了這個世界。維熙君知道了，十分的傷感。他在悼文中寫道：“我走上去首先向他伸出了大拇指，既是對他生存勇氣的鼓勵，更是對他在中國歷史幾十年風風雨雨中人文品格的贊頌。因為我認識他已經半個多世紀了，斤瀾從沒有傷害過文友。他似乎理解了我的意思，臉上慢慢地現出了一絲笑容。我一下握住他的手，并輕輕地搖動著對他說：‘還記得嗎，1955年的冬天，我倆冒著北大荒零下三十度的嚴寒，去北京青年墾荒隊體驗生活？距離今天已經半個多世紀了……’他眨眨眼皮，好像聽懂了我的話語，嘴唇顫動了一會，輕輕地吐出個‘一’字來。我無法得知這個‘一’字的含義，一直守在他床邊的布谷幫我解讀他父親的話說：‘我爸爸說你們是一輩子的交情！’我眼圈紅了……”

在文祭劉紹棠先生西行一周年《蒲柳雨凄凄》的開篇，維熙君寫道：作為他年輕時最好的朋友，當他離我而去的時候，我麻木傷感的心緒，使我無法拿起筆來，寫些祭悼他的文字。試想，兩個結識了幾十年，共同經歷了中國歷史上的風風雨雨，晚年又有些許不同認知的友人，多少令人沉醉，多少令人心酸，多少令人心悸的往事，一塊兒涌入心扉，我是無法承受這巨大的沖擊的。

1988年，紹棠因中風住進了北大醫院……我聞訊后立刻趕了過去，緊緊地握住了他的手，俯身到他耳邊說：“紹棠，你一定能好，一定能好！”

他搖搖頭，嘴角蠕動了一下，但是沒有能說出話來。淚水立刻從我的眼中泉涌而出，連喊：“紹棠——紹棠——你要挺住！”

每每當我讀到這類文章，無論是見過或未見過逝者，總有些許感傷。維熙君寫時，也難免動容。我幾次想勸他不要再寫此類文章了，終究沒有開口。維熙君很惜別，他想用文字送他們遠行。

他很樂意聽鄰居們的高談闊論

生活中的維熙君是位容易快樂的人。

一次我去銀行辦事，銀行工作人員送給我一個光感太陽花。這個淺黃色的太陽花總是追著陽光打開它的花瓣。維熙君覺得很新穎，很好玩，一直把它放在書桌之上。寫作累的時候，就停下來，看著這朵小花，向著太陽一張一合它的小小花瓣。

他會打乒乓球，70多歲年紀時，常常換上運動衫，肩上搭塊毛巾，去院子里和鄰居打球。生活中的小不如意，隨著他揮舞的球拍也就云消霧散開來。

看見孩子們在院子里玩球，他也得去踢上兩腳湊個熱鬧。有一回，他竟然和孩子們玩上了老鷹捉小雞的游戲，張開四肢，做老母雞狀，護著身后的“小雞”……孩子們樂了，稱他為“老頑童爺爺”。他為這個稱呼很是得意，上樓來告訴我，笑瞇瞇地等著我的夸獎呢。

通常，維熙君一天下樓兩次取報紙雜志，順便就在樓下與院子里的鄰居聊天說話。他很樂意聽他們的高談闊論，家長里短，是是非非。他說那才是生活的本色，聽起來稀松平常，細琢磨人生的不少道理都在里面。

一天，總后勤部的王波先生帶了一位喜歡維熙君作品的朋友來看望他。那天來時，正趕上我們院子門前大堵車。這位在公安系統工作的先生怕錯過說好的時間不禮貌，就打開了警燈開進院來，卻在樓下打聽門牌號時遭到了在院里閑坐鄰居的盤問。鄰居們說：“誰讓你們開著警車來哩！我們得問清楚了，才能說呢！來看望老從可以，要是來抓他，我們可不答應！”雖是一段逗趣，維熙君知道后，特別感動?！岸嗪玫泥従印！彼f。

生活中，他愛打麻將，愛喝酒，養過蟈蟈，喜歡古典音樂，愛聽京戲。

他愛唱歌，嗓音很不錯。聚會時，常主動要求唱上一曲，獻給家人或朋友。來了興致，就我一個聽眾也不在乎，過把癮就行。一天他對我說：“來段京戲咋樣？”不等我應答，他就蹺著短短的蘭花指，挺著啤酒肚，輕移蓮花步，“叫張生，你莫要擔驚受怕，我快快地走來，你慢慢地爬……”邊走邊唱轉著圈兒，全然不顧他這位“紅娘”把我笑岔了氣。我查過百度，傳統的戲文應是“叫張生隱藏在棋盤之下，我步步行來你步步爬……”不知是他忘了詞兒順口拈來，還是覺得稍有改動更能體現紅娘這小丫頭的俏皮可愛。維熙君告訴我：年輕有空時，紹棠會帶著他一起去天橋聽戲。維熙君還是最喜歡程派青衣的唱腔，“是‘含’著唱的，像老酒。”他這樣評價。

比起民樂，維熙君更喜歡古典音樂。每年電視里播放維也納金色大廳的新年音樂會，他都會帶著我收看，一邊看，一邊還充當講解。

我這個年紀的人，因時機的緣由對西方音樂知之甚少，聽起來就很新鮮，他就更加來勁。“知道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用的是五聲調式吧？知道為啥咱說‘五音不全，而不是七音不全嗎’？”他賣著關子，然后耐心地告訴我：民樂和西方音樂很大的不同就在于，西方音樂是七音階，民樂少了4和7，是五音階?！耙簿褪钦f，西方音樂是1、2、3、4、5、6、7，民樂是1、2、3、5、6?！彼贿吅咧痉督o我聽，一邊說：“《梁祝》用的雖是西洋樂器，但因是民樂，所以是五聲調式?！彼€告訴我：在北京師范學校讀書時，他就發現自己很有些音樂細胞。“要不是我的手太小，割開虎口也夠不全鋼琴的八度，我一畢業就去彈鋼琴了。那就少了一個作家，多了一個鋼琴演奏家了?！彼粺o遺憾地說。

維熙君不經意為我打開的音樂世界，姹紫嫣紅，陪伴著我走過了他離我而去后的許多日月。

幸好還有音樂，我常常會想。

這種“恍惚”將始終伴隨著我

一次，我陪他去協和醫院開藥。醫生開完處方后，他去大門外吸煙，等著我排隊取藥。當我走出門診大廳時，看見他手里拿著一塊玩具般的電子手表，有些尷尬地看著我。

“從哪撿了這塊破表？”我問?！笆且粋€年輕人給的……”他答。“為啥？”我很奇怪?！拔医o了他200塊錢……”

原來是一小伙子告訴他：因帶母親來看病，錢花完了，沒有路費，回不了家，想用這表換200塊錢買車票。

“騙子，你不知道嗎？現在這樣的騙術已不新鮮了！”“也許吧……”他有些囁嚅地說，“萬一是真的呢？”“要是真的，你還要他這塊臟兮兮的表？”我說。“他一定要給我，我不拿著，會不會傷了他的自尊心呢……”

騙子的自尊心也要他去維護啊，這人還有沒有一點原則，還作家呢！

可他不長記性。有回感冒發燒，每天都要去社區醫院打針。一次去打針的路上，碰到一婦人攔住他，要賣給他一塊狐貍皮做的圍脖。于是，他針也不打了，回家拿600塊錢買下了圍脖。等我下班回到家，他高興地拿著說是給我買的。別說我從來不要這種東西，就是喜歡，也不會喜歡這只禿了毛的狐貍。他看我一點興趣也沒有，又要轉送給一位要出國的親戚。他說：“聽說那里很冷?！庇H戚哈哈笑著說：“我要是戴著這圍脖去了加拿大，動物保護主義者還不往我身上潑顏料??！”

感謝維熙君娶我為妻，做過他的妻子沒有遺憾。

如今，維熙君離開我已五個寒暑春秋。當時間將傷痛和難舍一點一點沉淀下來的時候，才有能力去回憶過往?？晌疫€是會恍惚：維熙君只是下樓去拿報紙雜志……抑或，他只是在我的夢里來過？我知道，這種“恍惚”將始終伴隨著我，直到生命的盡頭。

在此，我想感謝所有關愛幫助過我和維熙君的親人和朋友、感謝喜歡維熙君文章的讀者，謝謝你們的厚愛！

2024年4月2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