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本欄的設計初衷是促進文學與青年的對話。

我們將邀請一批批思想不拘一格的青年學子，針對《十月》新刊作品發表自己的見解。

我們相信：青年的姿態、言說方式和思想資源不僅關乎文學的未來，更牽扯著時代的征候。《十月》始終堅持“文學向未來”，用青年的聲音回應時代，回饋讀者。

本期“青年讀書會”的相關討論將圍繞林森的小說《烏云之光》展開。

主持人語

王安喆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在讀碩士生

《烏云之光》足夠豐富，足夠駁雜。青春與武俠，懷舊與當下，小鎮與遠方，嵌套與互文，集體創傷與個人命運，林森埋藏了太多喚醒記憶與共鳴的細節，為我們提供了太多的進入方式，正如光可能從任何一道轉瞬即逝的縫隙中穿過烏云，照亮我們內心深處那個沉滿古瓷、令人眷戀的海底。本期“青年讀書會”有幸請到四位來自天南地北各大高校的青年批評家，王順天關注小說展現出的當代人面對社交困境與記憶遺忘的復雜情感，楊金翰則從小說中種種殘缺與遺憾中洞察了以“空”為特征的“不及物寫作”，吳思奇著重剖析了小說獨具匠心、相輔相成的三重敘事，張祖揚則對小說如何跨越兩種時代、反抗封閉空間、挑戰日常生活進行了精彩的分析。作者林森是“80后”，他用《烏云之光》安放了那一代人的童年記憶和當下經驗。雖然王順天、楊金翰是“95后”，吳思奇、張祖揚和我自己是“00后”，但這種“代差”并未妨礙我們感受到小說中人物的心跳。這既是因為我們共同經歷過一些時代的突變與命運的沉浮，喜于見證來之不易又浸透才華的言說方式，更是因為其背后永恒的主題是沉在所有人心底的“海撈瓷”，當語言之光穿過烏云照亮它們，它們便愈加煥發出歷久彌新的光澤。

評論現場

王順天

山東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在讀

林森的中篇小說《烏云之光》以其細膩的心理描繪和深邃的主題內涵，展現了當代人面對社交困境與記憶遺忘的復雜情感。作品中，主人公陳慕的疏離感和記憶缺失不僅是個體經驗的反映，更隱喻了現代社會中人際關系的脆弱與斷裂。熒光標志牌的明滅，巧妙地象征著記憶的碎片化和不可追溯性，而陳慕對于聚會的逃避，則折射出他在同齡人話語體系中的邊緣化。這種邊緣化并非高傲的孤立，而是源自無法融入的自卑和無奈。值得一提的是，小說通過程培這一角色，勾勒出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態度。程培的堅持和主動，與陳慕的被動和逃避形成鮮明對比，既突顯了人物性格的差異，也引發了關于人際關系維系和個體選擇的多維度思考。此外，作品在探討記憶與過往歲月關系時，巧妙地采用了一種相望無言的敘述方式，這種沉默和缺失，反而使得主題的表達更加含蓄而深刻。在語言的運用上，林森展現了其精湛的技藝。他以平實而不失張力的筆觸，精準捕捉人物瞬間的情感變化，同時通過環境描寫和象征手法的運用，將抽象的情感體驗具象化，使讀者能夠感同身受。這種敘事策略不僅增強了文本的藝術感染力，也進一步凸顯了作品所探討主題的普遍性和深遠意義。

楊金翰

武漢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在讀

空，不及物書寫的要素一種

相比于一些高修辭密度的藝匠式小說，作者更傾向于日常主義肌質的語言表達。小說聚焦經典敘事結構“離去——歸來——再離去”，如“我”離開——回到小鎮的現實行動、“我”的情志不斷從故鄉之彼岸、此岸游離的旅程；又如沈先生從“我”的歲月中的抽離、回返與最后找到自我的歸宿。此外，以生活流的語調不斷插敘“我”的回憶，如沈先生的突然失蹤和大火之謎、“我”的《破城譜》小說的離奇消失、沈先生多年后的突然出現……獨立性事件不斷打斷主線敘述，不同敘述間又形成互證，讀者根據不同獨立性片段補全前因后果的同時，也獲得了幾乎貫穿全篇的第一人稱的限知體驗。

并列的獨立性事件中，多次提到的是“我”的閱讀、習作的思維風暴：“打開電腦也沒法敲下任何一個字”，“我”無法處理好“文字的呈現”；脫離現實“寫個武俠故事吧”，而武俠故事中的人物又來自現實生活；看舊書仿佛看新書一般，回憶有不同版本，是“老沈說完即在風中飄散的故事”……讀與寫，到處是遺憾與殘缺：《圓月彎刀》的缺頁、《破城譜》的消無影蹤、鋪開小說故事卻窺不見全貌的困境、寫作停滯的孤獨、“作家”一詞的遙遠空虛。不同于一些先鋒小說，文本從技術層面上對“寫作”探討的“元敘述”并不服務于探討寫作行為本身，而是躍遷至具體的要素內容——即“空”，這是另一種意涵的“不及物寫作”——“不可說的沉默”。布瓦赫認為“集體記憶并非群體所共享的對過去歷史事件的真實回憶”[1]，對集體記憶的表述會陷入一種不自知的虛偽敘述，個體之“我”的第一限知視角更適合傳遞那種屬于過去的“需要表達但還沒有被表達出來的狀態”，日常的交際語言則難以承受這種“不確定的東西”[2]。因此，“空”出現了，隨之而來的是文本中不斷營造的空鏡頭、空畫面。空，是一種情緒的茫然、頭腦的停滯、眼神的空洞；也是書頁的缺失、創作的遺失、回憶的留白；亦是鏡頭的空蕩、燈影的空寂。以及關于世界的一點遺忘。老沈的眼神空空的、老沈的畫空蕩蕩的，與氧化銀斗爭的時候，一切不可說最終都納入“空”的言說序列，泅游深處，也悄然入畫——燈瀾如墨，茫茫秋野，荒涼密林。

注釋：

[1] 參見Maurice Halbwachs，On Collective Memory.ed.and trans. Lewis A Coser（Chicago and London：U of Chicago P.1992）．

[2] Jean-Francois Lyotard，The Differend：Phrases in Dispute （Minneapolis，1988）.p．57．

吳思奇

復旦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在讀

小說的結構設置頗具匠心，作者有意建構了三重相輔相成的“敘事”。一、回憶敘事：“我”作為一個小鎮少年，對寬廣世界心懷期許，老沈則為沉痛的過去所困。二、當下敘事：“我”已成功走出了小鎮，老沈也從過去中掙脫，成為了知名畫家、收藏家。在這兩重敘事交錯演進的張力里，作者預設的謎團陸續揭開：放火燒掉老沈書店，逼他離開小鎮的不是別人，正是他自己；“我”的武俠小說《破城譜》并未丟失，而是被希望我專心備考的老沈藏了起來……它們最終與名為《破城譜》的武俠小說敘事融合為一：在回憶之中，“我”與老沈都是致力于破城的江湖俠士，欲沖出小鎮那狹小逼仄的氛圍與環境。在當下，老沈陷于自己的藏品與名聲構筑的新圍城，他在尋求新的破城之機。在《破城譜》的結尾，“我”讓主人公意識到一切的悲劇是由每個人自己的私欲連綴而成的，于是安排主人公殺死自己，切斷私欲連鎖反應的鏈條，完成真正的破城。這呼應了當下“我”對自己只是“庸常之人”的覺悟，也呼應了老沈對自己的名作《烏云之光》的燒毀。我們都用“放下”的方式譜寫了人生的《破城譜》。

張祖揚

2002年生，四川崇州人，四川大學本科生

在當代小說的寫作中，似乎鮮有人能在“大瘟疫”期間的防控、訣別與八九十年代小鎮青年中的武俠熱、迷亂狂歡的氛圍之間尋找到內在聯系的肌理。《烏云之光》在處理時間跨度巨大的“兩頭”敘事時，顯然具備一套“挑戰封閉環境、打破靜態空間”的邏輯支點。無論是老沈“縱火”燒毀祖傳的書鋪、在妻子逝后選擇變賣珍視的藏品，還是敘述者的武俠“作中作”中小馬以自刎的方式了結江湖仇怨，這些情節設定的一致性，都指向了一種具體遭際的生存或繁衍困境下的自我決斷。

“鯨魚像移動的烏云”的設比既是老沈畫作內容，更是小說所探討的核心命題的化身：我們普遍對于日常居寓的空間、對日常生活得以開展的時間方式有所不滿而時刻衍生出掙脫或逃離的念想。

老沈與“我”之間達成“羈絆”的契機也就在于共同站在更高處俯視、反思眾人的生存處境，由精神上率先產生的疏離進而選擇與現世關系持續緊張、焦灼的“泥沼”般的生活拉開距離。至于二人在離開海南小鎮后社會身份與地位的轉變，其本質也不是從鄉鎮出走、積極創作這樣功利屬性行動的結果，而是同磨刀石一般，不斷強制銳利與刷新自己，憑借那些瀕死的、瑣碎的、波瀾不驚鄉鎮生活的殘碎細節為生活創造了旁逸的可能。

林森此篇雖然由少年時代推及到“大瘟疫”時期，但敘述的基點卻非常牢固——對生活的體驗方式，對未竟之事想象的開展，都依賴于少年時代（那些武俠故事中）所達成的經驗判斷。那個承載著過多緋言與敵意的海島小鎮，反而提供了老沈與“我”最為亙久的精神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