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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數千年的文明洗禮和歷史積淀，藏書樓的發展伴隨著中華民族命運的跌宕起伏，走出一條從特權到平等、從封閉到開放、從傳統到現代的道路。1902年，浙江紹興鄉紳徐樹蘭本著“存古開新”之旨，創建了近代第一座具有公共圖書館性質的私人藏書樓——古越藏書樓，樹立了一座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里程碑。

化私為公，藏書續學，創辦公共藏書樓

20世紀初，中國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巨大變革，西學東漸方興未艾，蛻故孳新云起龍驤，維新變法思潮逐漸成為時代強音。徐樹蘭，字仲凡，號檢庵，清代山陰人，光緒二年中舉，授兵部郎中，封一品官職，因母病致仕還鄉，興修水利，創設義倉，造福鄉里，嘉惠桑梓。徐氏受維新思潮影響和西方新事物啟發，將務農和教育視作維新之本，認為“廣設學校，此誠興賢育材，正本清源之至計也”。為啟迪民智，開拓創新，徐樹蘭借得山會豫倉公地，于1897年創設中西學堂，同蔡元培于1899年創設養新書藏。在《為呈明捐建紹郡古越藏書樓懇請奏咨立案事》中他提到：“策念學堂教授學生，每學不過數十人，或百數十人，額有限制，勢難廣被，而好學之士，半屬寒畯，購書既苦于無資，入學又格于定例，趨向雖殷，講求無策，坐是孤陋寡聞，無所成就者，不知凡幾”，可見在始建學堂之時，入學人數有限，寒門學子每苦無書，難以實現造就人才、救亡圖存的夙愿。徐樹蘭學習他國經驗，“泰西各國講求教育，輒以藏書樓與學堂相輔而行；都會之地，學校既多，又必建樓藏書，恣人觀覽”，意識到藏書樓與學堂互為輔助，能發揮更好的津逮后學作用，萌生了興建藏書樓的想法。

據《古越藏書樓章程》記載，光緒二十六年，徐樹蘭“捐銀八千六百余兩，于郡城西偏，購地壹畝陸分”，“建屋凡四層，前三層皆系高樓，分藏書籍，以中層之廳事為閱書所，桌椅器物皆備”，清楚記載了1900年，徐樹蘭自捐銀兩在紹興城西古貢院處購地一畝六分建藏書樓，合1067平方米，分為四進二樓，前三進用于藏書，第二進樓內一層設有閱覽大廳，可同時供60位讀者閱讀，并設有一處供讀者隨意翻閱數種日報。徐樹蘭將家中典藏的一切有用之書悉數捐入，又不惜費用搜羅書籍，共得書七萬余卷，至1902年，古越藏書樓初具規模并對公眾開放，“其鄉之人大歡”。古越藏書樓開辦經費共32960余兩銀子，都由徐樹蘭私人捐贈。回望中國古代源遠流長的藏書歷史，私家藏書大多秘藏不宣，藏書家們或將典籍束之高閣，藏而不用，或著書立作，校勘刻印，浩繁卷帙在史海沉浮中旋聚旋散，難覓影蹤。徐樹蘭變“一家之藏”為四方之士“共讀之藏”，敞開私人藏書樓的大門，供天下有識之士共鑒，是中國藏書事業史上前所未有的壯舉，正如張謇評價“今先生獨捐世舍故，不以所藏私子孫，而推惠于鄉人，謇知其子孫必能嬗守而不失，亙千祀歷萬劫而無已也”。古越藏書樓開放的辦館理念，顯示其已經成為具有近代圖書館性質的公共藏書樓。

匯集古今，兼收并蓄，積聚共讀之藏

古越藏書樓建成之時，徐樹蘭捐出世代家藏的經、史、子、集及一切有用之書，并利用捐銀從上海等地購入“所有近來譯本新書”，加上“養新書藏”中的一部分舊藏，共裒集書籍七萬余卷，編目三十五卷，書籍卷首鈐有“古越藏書樓圖記”“會稽徐樹蘭捐”“養新書藏圖籍”等藏書章。書樓建成后，為獲得社會各界支持以豐富館藏，藏書樓章程中特地注明“以限于貲力，未能完備。有愿出貲助益及助益書籍者，均拜嘉惠”，并在捐資購入和贈送的書籍上標明“某某惠贈”字樣。依托先進的藏書條件和管理模式，古越藏書樓還開創了“存書”先例，初具知識共享的前衛理念，倡導公眾將藏書寄存于此，由藏書樓代為托管，存取自便，后來這批藏書有的退還給了主人，有的由主人轉贈后保留在藏書樓。除此以外，徐樹蘭后輩仰承其遺命“認捐常年經費一千元”，用于書樓經營和書籍購置。古越藏書樓多元化的藏書來源不墨守成規，適應當時的社會需求和發展潮流，各類書籍如群流匯海，典籍益宏。

古越藏書樓的建樓宗旨為“一曰存古，一曰開新”。“存古”既是典籍的保存和流播，也是古代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延續，而“開新”呼應了當時的經世致用學風，順應西學東漸的潮流，為興辦實業、發展科學積聚養料。徐樹蘭在藏書樓章程中闡明，“不談古籍，無從考政治學術之沿革；不得今籍，無以啟借鑒變通之途徑”，做學問不能“詳古略今”或“尚今蔑古”，博覽古今中外方得貫通。古越藏書樓的藏書特點是古今兼收、中西并蓄，將藏書分為古籍、今籍兩部：古籍分為學、政二類，除繼承四部分類傳統之外，增設“時務”一部納入政類；今籍分為普通和專門二類，已譯和未譯的“東西圖書一律收藏”。古越藏書樓不忘維新圖強的根本，以輔佐教育和培養人才為宗旨，重視時務實業實踐，除書籍外，收藏各種圖畫、學報日報、標本器械等，以備科學研究之需。中國傳統藏書文化和近代西方藏書理念在古越藏書樓的藏書體系中交匯碰撞，古代燦爛的文化遺產得以古為今用，近代進步的科學思想得到推廣傳播。古越藏書樓“開新”的藏書特色，表明其已經從以藏為主的舊式藏書樓轉變為以用為主的新型藏書樓。

融會東西，求新圖強，創新管理規章

徐樹蘭參酌中西各國圖書館管理章程和制度，在藏書分編和藏書樓管理上大膽創新，展現了難能可貴的革新精神和獨步當時的先進理念。徐樹蘭編寫了《古越藏書樓書目》，將古典和新學統一分類著錄，適應新學、西學書籍的利用和宣傳。除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外，增設“時務”一部，將新學之書與“經”并列；后又將新舊書籍融為一體，沖破了四部分類的藩籬，創為學、政二部，開創我國近代圖書館中西文獻統一立目的先例，為西方圖書分類法的引進探路。該書目在分類編目、書目體系、類目名稱上皆有創新，充分地揭示了館藏，系統地描繪了我國傳統學術體系向近代科學體系轉型的圖譜。徐樹蘭還制定了《古越藏書樓章程》，為藏書樓設置階梯式的組織機構和較為完備的管理制度。這份章程共七章三十節，在第四章“管理章程”中規定，藏書樓設立總理、監督、司書、司事、門丁、庖丁、雜役等，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初具圖書館管理體制。第五章“閱讀規程”共十五節，占全部章程的一半，悉心為讀者著想。藏書樓上午9—11時，下午1—5時向公眾開放，憑對牌進樓，對號入座，讀者可憑對牌和發書單借閱書籍，在一層大廳閱讀，自備筆墨隨意抄寫，但不能將書借出藏書樓，如有污損需照章賠補。除此之外，藏書樓還能夠為讀者供應茶水、承辦用膳，服務細致周到，體現了開明的讀者服務意識。

古越藏書樓開放后，“海內藏書家皆效先生之為”，全國各地辦公共圖書館蔚然成風。走向開放、融通共享的古越藏書樓推動了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發展，造就了一大批文人學者，蔡元培曾在此校刊圖書數年，范文瀾在負笈上海浦東中學堂之前，也曾是出入藏書樓的常客，錢玄同、魯迅、胡愈之等人皆與古越藏書樓有不解之緣。百余年間，古越藏書樓歷經磨難，現為紹興圖書館的分館之一，紹興圖書館的歷史文獻館中珍藏著古越藏書樓的一萬余冊舊藏。如今，藏書樓獨存門樓兩層，仍然對外開放，“存古開新”的歷史文脈中，孕育著一方土地的精神共富之魂。悠悠書香致遠，百年余韻綿長，如蔡元培先生在古越藏書樓所書對聯中言：“吾越多才由續學，斯樓不朽在藏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