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魯迅博物館

有人說，孫郁并非“純粹”的學者，正如魯迅并非“純粹”的作家。

他是學生口中的“酒窩爺爺”，三尺講臺上，將文學長河中的興衰演變娓娓道來；他當過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力倡“復興母語的創造性書寫”，在全國率先開設“創造性寫作”二級學科；他還曾是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籌辦了一系列所謂“不務正業”的活動，讓魯迅博物館不再“板起面孔，高高在上”……

40多年來，雖然職業一直在變，但孫郁始終沒有離開過文學研究與寫作，尤其是魯迅研究領域。他筆耕不輟，關注魯迅研究中的“雜學”，撰寫《魯迅書影錄》《魯迅藏畫錄》等；他關注魯迅精神遺產的繼承與傳播，著有《魯迅遺風錄》等；他還將授課內容結集成冊，《民國文學課》在網上收獲眾多好評……在他溫潤的文字中，處處流露著他對魯迅、對文學的熱愛。

是什么樣的情懷讓孫郁始終保持著這份初心與赤誠？四川日報全媒體“文化傳承發展百人談”大型人文融媒報道記者帶著這份好奇心走進中國人民大學校園，聽孫郁談魯迅、談文化傳承。

博物館庫房中，發現魯迅“文學家”之外的身份

之所以關注魯迅，與孫郁的早期記憶有關。少年時期的孫郁開始思考一些社會問題，并嘗試在書中尋找答案。而魯迅的著作對社會、歷史、自我的認識，雖然不太好懂，卻給孫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8年，孫郁進入大連一所師范學校讀書。在這里，他遇到了帶他走進魯迅研究大門的葉德浴老師。葉先生在國內魯迅研究領域小有名氣，上課言簡意賅、時有妙語，深深吸引了他，“我后來去讀研究生，學習現代文學，專注魯迅研究，與他當年的教誨是很有關聯的。”

20世紀80年代，研究生畢業的孫郁如愿來到北京魯迅博物館工作。

魯迅博物館里藏品、資料豐富，這讓孫郁可以更近距離、多角度地去重新理解魯迅。在博物館庫房中，孫郁發現了魯迅的大量日文、德文、俄文書，以及中國野史、筆記、文字學著作等，還看到了魯迅的六朝畫像等大量藏品。這讓孫郁發現了魯迅“文學家”之外的身份，“魯迅是帶著諸種印記而進入文學的，卻又不僅僅屬于文學。”彼時，魯迅博物館日常主要做魯迅作品的解讀和普及工作，而孫郁決定從“邊緣”入手，關注魯迅研究中的“雜學”，撰寫了《魯迅書影錄》《魯迅藏畫錄》等著作。

在博物館工作期間，孫郁參與編輯《魯迅研究動態》。時至今日，他依然可以想起狹小的編輯部辦公室里，許多魯迅研究者圍坐在一起談魯迅、談文學時的情景。“有時一談就是一夜，我的知識結構、對魯迅的認識，是在魯迅博物館形成的。”孫郁說。

孫郁

在魯迅博物館工作4年后，孫郁到《北京日報》做副刊編輯。由于需要聯系作者、約稿、編稿，這讓他有機會接觸到張中行、汪曾祺等一大批知名作家、學者。走出概念里的世界，置身于當代文學場域的孫郁，感受到了與教科書中不一樣的文學和社會。“其實筆墨的興衰，有時隱在無詞的言語里，浮在外面的表達不過是冰山一角。”

工作內容的轉變，也讓他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審視當代文學場域。久而久之，他發現，這些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親歷者，或多或少都是魯迅傳統的賡續者，這也為他后期寫《張中行別傳》等著作埋下伏筆。

舉辦“跨界”活動，讓博物館不再“板起面孔”

采訪孫郁前，記者特意去了北京魯迅博物館。主展館旁，記者看到一尊藤野嚴九郎的半身銅像。“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須，戴著眼鏡……”當課本中的藤野先生真切地呈現在自己眼前時，百余年前，魯迅在仙臺的故事又重新浮現在腦海中。

談及這尊銅像背后的故事，孫郁回憶起他在魯迅博物館擔任館長的經歷。在報社工作10年后，孫郁重回魯迅博物館。彼時，魯迅研究漸漸有“象牙塔化”的傾向。在學院派的話語體系中，對魯迅的研究和思考更加細化，但與時代對話的功能卻弱化了。

如何讓魯迅走出“象牙塔”，讓更多人了解魯迅？

聯系魯迅的個人經歷，孫郁加強魯迅博物館與日本學界的交流互動。2005年，魯迅博物館與日本東北大學、日本駐華大使館等聯合舉辦“魯迅的起點：仙臺的記憶”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來自中國、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國的學者發表演講。2006年，魯迅與藤野先生惜別100周年時，魯迅博物館與日本蘆原市政府商定互贈魯迅和藤野銅像。次年，位于魯迅博物館內的藤野先生銅像揭幕。該銅像以藤野先生在仙臺醫學專門學校任教授時的照片為原型，神情嚴肅又溫和。銅像下“藤野嚴九郎先生”幾個字是魯迅手跡，輯自《藤野先生》一文。

與此同時，魯迅博物館內的“在魯迅身邊聽講座”系列活動也在轟轟烈烈地舉行。講座第1期邀請的嘉賓是著名畫家陳丹青，題目是《笑談大先生》。“我國文學教育很少提到魯迅與藝術的關系，在大學美術課里面偶爾講起魯迅與美術之緣，也只局限于現代版畫。”那天的講座，陳丹青從畫家和學者的角度，對人們印象中的魯迅形象進行重新建構，現場效果極好。孫郁至今都記得，那天的觀眾擠滿了大廳。首戰告捷，魯迅博物館繼續邀請了莫言、劉心武、單霽翔等文化名人進行演講。“前前后后做了20多期講座，很受歡迎。”孫郁回憶。講座之外，魯迅博物館還策劃舉辦了汪曾祺、王小波手稿展，并邀請民間藏書家韋力進行藏品展覽。

通過這些“跨界”活動，不少人發現，魯迅博物館不再“板起面孔、高高在上”，而成為更接地氣、更具活力的文化交流場，更多人走進博物館，認識魯迅、了解魯迅。

三尺講臺上，在學生心中種下文學的“種子”

一頂鴨舌帽，一條絨圍巾，拎著一摞書或者鼓鼓囊囊的包走進教室的孫老師，在課堂上旁征博引、娓娓道來，講魯迅、講尼采，談人生、說文學，到了有趣之處，就停下來笑著說：“你看，就是這么好玩兒。”然后露出兩道深深的酒窩。在北京采訪期間，孫郁畢業多年的學生向記者回憶起當年上課時的場景。

從館長到教授，52歲那年，孫郁又一次轉換身份，成為中國人民大學學生口中的“酒窩爺爺”。問及緣由，他說，與館長相比，他更喜歡在大學教書，與青年一起，激發彼此思考的火花。

10多年來，孫郁講授最多的就是文學史。孫郁喜歡結合自己的人生經歷和主觀體驗，帶學生進入文學與時間的長河，“教師的任務之一，是與學生一起體驗過往的精神，發現我們生命里缺失的存在。”有時間的話，他還會帶學生參觀魯迅博物館、老舍故居等，讓課本里的知識走進生活，變得可感、可觸。有學生如此回憶，“孫老師在年輕的我們心中種下了一顆文學的‘種子’。畢業后，經歷多了，偶爾想起課堂上的某句話、某個故事，恍然大悟。”

知識重要，審美也很重要。在孫郁看來，漢語還有傳達審美的功能。“審美教不了，只能用熏陶的方式。”所以，課堂上，孫郁總是鼓勵學生多寫鑒賞文章，“因為我們講文學史，要用精善秀雅的文字來寫，培養他們對美的感受能力和表達能力。”

也是基于這一考慮，孫郁力倡“復興母語的創造性書寫”，將“不同語言風格實驗，內化在文體中”。他邀請閻連科、劉震云等一批當代知名作家加入教師團隊，并在全國率先開設“創造性寫作”二級學科。幾年來，中國人民大學的創造性寫作作家班培養了一批優秀學員，其中，沈念、張楚、孫頻等多位創造性寫作專業學生獲“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新人獎”“郁達夫小說獎”等。

回望這一路走來，孫郁說，他總是困惑于自己的職業。“我一直在找自己喜歡的工作。年輕的時候喜歡當編輯記者，主要有了解社會的沖動。中年后就想安靜下來，博物館是可以思考的地方。后來去大學，是希望與青年在一起，激發自己的創造力。”于是，他不斷變換角度面對自己的內心和這個時代對話。但變換之中，始終不變的，是他對魯迅、文學、傳統文化的一片赤誠與熱愛。

魯迅的文本，直面我們生活中的矛盾和困惑

記者：有人說，魯迅的作品有強烈的時代烙印，放在當今時代已經過時了。如何看待這一說法？

孫郁：魯迅的杰出性，在于他在自己的世界里，創造了現代中國人的“精神話題”。這里既有對人的本體價值形而上的渴望，又有對生存意義的深切懷疑。

對人的本體價值形而上的渴望主要體現在他對人的有限性思考。他主要是思考人能認識什么，不能認識什么，這一點與康德有相似之處。魯迅年輕時說“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就是首先要把人立起來，每個人都要成為自己，而不是成為他人。他希望，每個人成為自己，并鼓勵大家要靠一種精神的突圍來尋覓新的、有智性和趣味的生活。

我們的生活永遠有矛盾、有困惑，魯迅的文本是面對這些矛盾和困惑的。我們可以看到，魯迅在敘述一個話題時，往往會包含另外一個相反的話題。他不是二元論的、具有矛盾性的思維，而是在殘缺的人性里能看到暖色的東西，從常人中看到黑暗的東西，是“于浩歌狂熱之際中寒；于天上看見深淵。于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于無所希望中得救”。比如，在《故鄉》的結尾，魯迅這樣寫：“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這句話看似簡單，但是一種類似存在主義哲學的表述。而從這句話中，我們可以讀出這樣的一層意思：魯迅是鼓勵大家要在沒有路的地方走路，因為人一生的本質是由自己決定的，走了什么樣的一條路，人生就是什么本質。魯迅的作品能啟發人們對社會現實的深刻思考，幫助我們更理性地看待當下各種社會現象。所以，這樣的一種精神存在，今天依然對我們是有影響力的。

記者：魯迅的這一精神是如何體現在現當代文學中的？

孫郁：這幾十年來，中國的很多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呼應魯迅的傳統。

以川籍作家巴金為例，巴金在年輕時去北京投考大學，因為身體的原因未果。那時他身邊帶的就是《吶喊》。書中的文字那么深地擊打著他的心。他后來在《家》里寫舊家族的吃人，在意象上步魯迅的后塵。這是一種不自覺的主題認可。巴金身上的魯迅記憶一直到晚年都沒有消失。他自己也承認，中國作家中，魯迅的影響是任何人都無法取代的。莫言在小說里面繼承了魯迅很多精神，像《檀香刑》《酒國》等小說都有一點魯迅的意象。

此外，我們在川籍作家沙汀、艾蕪，以及張天翼、端木蕻良等很多作家的文字中都能讀出魯迅的某些精神。

記者：閱讀魯迅，在當今有什么現實意義？

孫郁：魯迅的作品是有創造性的，里面有大的愛意和悲憫意識，以及對人性與社會存在著深刻的理解，無論是小說還是雜文，都傳達了新文化的自由理念和普度眾生意識。他的作品對不合理存在的批判，對于自我精神的內省，對我們現在都富有啟示意義。翻看他的全集，會發現，作品揭示了不同階層的不同生活，他自己認為，文學創作是為人生，目的在改良人生。

魯迅有硬骨頭精神，這是難得的。他主張要到實際工作中去發現和創造，不能在封閉時空里想問題，要有世界主義視野。他關于“拿來主義”的思想，對今人依然有啟示意義。其中，那種在沒有路的地方走路的探索精神，尤為可貴，是今人值得學習的部分。

記者：閱讀魯迅的作品，您有哪些建議？

孫郁：我們現在一般只讀教科書上的魯迅著作，這是不夠的。要讀魯迅，就要讀魯迅著作的原文和整理國故的文字。只有進入魯迅的世界，我們才可以看到，他讓漢語有了巨大的彈性，那種意象的豐富、情感的疊加，都是可以跟世界上最經典的文本相媲美的。我自己的閱讀經驗，是年齡小的時候接觸魯迅作品可能看不懂，但很有用。因為，他的文字給我們呈現出的畫面是難忘的，他會誘發我們去想象和創造一個另外的世界，讓我們去超越認知的閾限。

除了原文，魯迅翻譯的作品也很豐富，他翻譯的作品比他自己寫的東西還多。不了解他的翻譯史，就不會了解其創作與思想活動。此外，同時代人物的回憶、重要專家的導讀也非常重要。

讀懂魯迅，還要發現文本背后的“暗功夫”

記者：您說過“了解魯迅，既要看文本的細節，也要有整體性觀念”。在您的筆端，魯迅是“多面”的：他不僅是一名影響深遠的文學巨匠，更是一名在很多領域有廣泛興趣和造詣的雜家。我們如何理解這樣的“多面魯迅”？

孫郁：要理解一個多面的魯迅，首先要深入到他的知識結構里面去，發現其文本背后的“暗功夫”。魯迅先生是以文學作品聞名于世的，大家都以為他只是一個小說家、雜文家。其實，他的愛好非常廣泛。他對于金石學、考古學、歷史學、藝術學，包括自然科學等都有濃厚的興趣。就金石學來說，他生前搜購歷代拓本，品類豐富。史學方面，他更喜歡野史和鄉邦文獻。因為他認為，這里保留了非常珍貴的文化信息，比如我們民族朗健的、大氣的且有創造性的、閃光的思想。魯迅還是一名翻譯家，一生翻譯的作品很多，涉及15個國家77名作家225部（篇）……晚年魯迅所做的一件大事是領導了現代版畫運動。新生的版畫是在他的啟示下發生的。他也因此被譽為“中國現代版畫之父”，包括徐悲鴻、吳冠中、陳丹青等不少畫家都是“魯粉”。

記者：是不是可以理解為，魯迅是一個對新生事物接受能力很強的人？

孫郁：是的。通俗一點看，魯迅留意域外先鋒派作品，經常看美國好萊塢電影。對于科幻文學，也有很深的認識。魯迅甚至說過，中國未來小說的突破與否，關鍵是能否有科幻藝術。不過，在他去世之前，科幻文學還沒自己的空間，但魯迅的超前意識帶來的啟發還是很大的。

不能簡單說魯迅是反傳統的，他內心有文藝復興的夢想

記者：從魯迅的多面性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魯迅有極深的傳統文化功底，但其文本上又以一個全新的面目進行呈現。這很容易讓我們產生誤解：魯迅是反傳統的。如何看待這一差異？

孫郁：我們不能簡單一句話說魯迅是反傳統的。對待傳統文化，魯迅的思路是辯證的時候居多。一方面，他批判舊文化中的糟粕；另一方面，他真正繼承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遺產。魯迅認為，中華傳統文化中有彌足珍貴的遺產，但是這些遺產是被遮蔽的。而他則是“去蔽”，打撈、尋找那些消失的文明。他曾談到，要“取今復古，別立新宗”“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就是要把現在進步的思想和古代好的思想結合起來。

雖然魯迅批判儒學，但他批判的是被士大夫污染的儒學。對于孔子的一些思想，還是有所肯定的。他很認可孔子在巫文化盛行時不迷信的人文閃光點，并贊揚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進取精神。同時，從祥林嫂、孔乙己等人物形象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底層人士的慈悲與觀照，這其實就是儒家所講的仁愛、惻隱之心。魯迅也很喜歡墨子，在他的小說《非攻》里，我們可以看出墨子克己、躬親、改變社會的奮斗精神對魯迅的影響。

他特別希望中國人能夠把我們古代好的藝術恢復起來，內心有文藝復興的夢想。在中華民國創建初期，魯迅就在《儗播布美術意見書》里提出要成立博物館、保護文物。同時，魯迅的書法作品、封面設計都是有六朝氣的。而他給北京大學設計的校徽，靈感則源自戰國瓦當的紋飾。

可以說，對于傳統文化，魯迅是充滿禮贊之情的，他繼承并發揚了中華傳統文化中有創造性的、朗然大氣的東西。

記者：從魯迅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中，我們可以得到哪些啟示？

孫郁：魯迅對傳統文化的批判與反思，提醒我們要以辯證的態度對待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繼承傳統文化有不同的路徑。魯迅是一個有豐富傳統文化知識的人。這些都豐富了他對于歷史的認識，讓他感到傳統文化有生命力的遺存都在民間社會。從這個角度出發，他激活了傳統文化有意味的部分，其小說與雜文，擺脫了儒家的舊路，將被遮掩的文明展示出來。其文字古風習習，在“不失固有之血脈”的過程，創造了新式的文學作品。所以，對于今天的我們來說，要做好文化傳承，就要將目光關注點落在基層，不僅要關注鄉間文明和民間的創造性，還要厚植健康的文化土壤，這樣才能實現文化的良性發展。

記者：我們從魯迅身上可以獲得什么？

孫郁：人與其他動物不同，人是有思想、有愛、有生命的個體，所以人需要詩意地活著。而魯迅一直是真實地活著，有智慧地活著，同時又詩意地活著。他營造了自己的審美空間，這可以從他的書法作品、封面設計等方面看出。同時，他推崇法國印象派畫家梵高、塞尚，喜愛日本的浮世繪、比利時和英國的版畫等，這些都深切地體現在他的文字中。同時，他是有哲學思維的人，他思想的深刻性不亞于西方同時代的哲學家。理解魯迅、閱讀魯迅的文本，我們便進入湍急的精神激流。當我們遇到困苦和不幸的時候，魯迅文字間流動的智慧與勇氣，會成為我們行走的參照，那些鮮活的思想會陪伴我們走在克服困苦的路上。

記者手記：文學不會消亡，魯迅依舊鮮活

時至今日，孫郁依然堅持給本科生上課。問起緣由，孫郁提到引他進入魯迅研究大門的老師——葉德浴。言辭之中，充滿了敬仰和感激。他在《葉先生小記》中也曾提到，“他是一個沒有學院派色彩的人，因為搞過創作，心性一直很純真，所以授課效果頗好，像磁石一般吸引著大家。”因為有著切身的經歷，所以孫郁認為，年輕人就像一張白紙，遇到什么樣的老師、受到什么樣的引導十分重要。這正是他堅持給本科生上課的動力所在。

授課之余，他還將課堂底稿整理成冊，出版《魯迅憂思錄》《民國文學課》等。翻看這些書籍，讀書時文學史課程中提到的作家不再是一個個簡單的文字符號，不再是試卷中的一道道習題，他們仿佛穿越時空，又一次鮮活地站在我面前，將自己的人生經驗娓娓道來。而孫郁，正像這場時空旅行的領路人，用有溫度的文字，讓我感受到文學的力量。

采訪快結束時，我又問孫郁：“魯迅對年輕人的影響會不會減弱？文學會不會消亡？”孫郁的回答是否定的。

在他看來，文學看似“無用”，卻有“大用”。文學是人類認識自己、表現自己、克服自己內心問題、尋找光明的象征。只要人們還有自我意識，還有反省自我的能力，文學就會在不同時刻以奇妙的方式給世界帶來驚奇。

我想這樣的堅信與篤定，正是來自孫郁的探索與堅守。

正如他在《民國文學課》后記中寫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跋涉，倘能夠盡己之力，傳遞出前人的熱能，并延伸那曾時隱時現的路，則吾愿足矣。”

（本文選自“文化傳承發展百人談”大型人文融媒報道 ）

受訪者簡介：

孫郁，本名孫毅，1957年出生于遼寧大連。做過知青、文化館館員、記者等，曾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中國魯迅研究會會長、《北京日報》文藝周刊主編，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

主要著作有《魯迅與周作人》《魯迅憂思錄》《革命時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閑錄》《張中行別傳》等。曾獲第12屆華語傳媒大獎“年度文學評論家”獎（2014），第二屆汪曾祺散文獎（2018），第五屆“朱自清散文獎”（201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