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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震云的長篇小說《一句頂一萬句》是當代文學中比較接近舊白話世情小說的一部作品。不僅在最近二十年范圍內或者是1980年代以來，甚至從“五四”以后的現代文學看，《一句頂一萬句》的寫法也是相當獨特的，值得我們細讀和重視。

乍一看這個小說遵循鄉土文學傳統，語言上有意地挑戰“五四”文藝腔，刻意地追尋《水滸傳》的細節、橋段和氛圍。但是在用世情話本體展示底層民眾生態的時候，《一句頂一萬句》實際上又繼續著魯迅式的研究國民性的興趣。小說中的無數鄉村故事，并不是在階級矛盾、戰爭亂世這些常見的格局當中展開，而是貫穿著三條線索，三個關鍵詞，就是“生計”“說話”和“家庭”。

局部看，這個小說細碎、繁瑣、重復、枯燥，整體看卻是一部升級版的《生死場》。全書密度很大，雖然只有三十幾萬字。

作家劉震云1958年出生，河南延津人。延津鄉鎮是《一句頂一萬句》的主要背景，不過從作品里也可以看到，作家并無意突出一個地方的鄉俗。和莫言、沈從文不一樣。劉震云筆下延津的事，也是中國所有農村的事，甚至也是中國以外的很多人情世故生態的事情。

1978年，劉震云作為河南高考文科狀元進入北大中文系。他自己跳出了河南，但是小說里邊的所有人物都困在河南，這些人物一直在底層，從事殺豬、賣魚、開車、彈棉花等等各種生計。作家成名以后也常回家鄉，并且在家鄉悟出了在北京都找不到的人生哲理。劉震云有不少作品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比如《一地雞毛》《手機》《一九四二》，這三部均與馮小剛導演合作。一方面，劉震云是一個非常適應傳媒時代的作家，但他的長篇《一句頂一萬句》卻是非常嚴肅、“土得掉渣”。早在《一地雞毛》等作品里，劉震云就顯示了他對平凡人日常生活的文學興趣，契合了九十年代以來日常生活挑戰宏大敘事的意識形態背景。但只有在《一句頂一萬句》里，劉震云的寫法才特別瑣碎，尤其鄉土，而且充滿自信，匯集這么多鄉間底層的瑣事，合成一幅百姓生態的“清明上河圖”。

一、“生計”是他們的姓名符號

小說分上、下兩部，結構上有些象征意義的布局。上部叫“出延津記”，核心情節是民國早年，賣豆腐老楊的次子楊百順（后改名吳摩西），假裝去找他與人私奔的老婆吳香香，后來走出延津，真心要去尋找他的養女吳巧玲。下部“回延津記”是七十年以后，八九十年代，吳摩西養女的兒子牛愛國，也在假裝尋找自己與人私奔的老婆龐麗娜。牛愛國回到延津，試圖尋找他的老家和故人，同時也尋找他自己曾經不敢與之私奔的一個女人，那是人家的老婆。

這部小說不怕劇透，因為《一句頂一萬句》重點不在情節，而在細節。劉震云這個長篇的第一關鍵詞是“生計”。小說里有上百個人物，除了楊百順等少數幾個主人公，大部分有姓沒名，尤其是上半部，統統稱之為老楊、老高、老李等等。比方說“出延津記”的第一節，僅僅一節就出現了楊家莊賣豆腐的老楊、馬家莊趕大車的老馬、鐵匠鋪的老李、孔家莊賣驢肉的老孔、竇家莊賣煙絲的老竇、劁牲口又給人補鍋的老董、魏家莊賣生姜的老魏、看相的瞎老賈等等十幾個人。講的卻是一件事情——老楊將老馬當好友，老馬其實看不起老楊，別人都看在眼里，只有老楊不知道。就在這種老楊、老馬、老李、老段的人名疲勞轟炸下，作家悄悄展開了小說人物關系網的一個角落，以后還有幾十上百個老汪、老裴、老曾、老范等等陸續登場。其敘事效果是——第一，做什么事情住什么村，比他們的名字更重要，生計是他們的名字符號。民以食為天，在阿城、史鐵生等人的小說里邊，農民的生計是從知青的角度來強調，但是劉震云筆下，生計對老百姓的重要性在名字上就體現了。第二，寫鄉村世界但幾乎不寫農民，寫的都是鄉村的小商小販。按照社會階級分析，他們也都難以歸類為半無產階級、雇農，也不知道算不算“小資產階級”或貧下中農。老曾、老范說不定還有雇工，將來可能要劃成小業主、中農甚至富農等等。第三，在劉震云這種別開生面的重復人名轟炸敘事當中，老孔、老段、老董、老魏……被一視同仁，都是慘淡人生，辛苦生計。小說后來詳細描寫主角楊百順想跟老裴學剃頭，羨慕一個叫羅長禮的人會喊喪，這里唯一超越生計，有點“詩和遠方”成分的，就是替死人喊喪。之后楊百順又跟老曾學殺豬。底層社會的生計，每一行都有自己的行規，有職業規則，有技術要求。農村大地不僅只是種莊稼，人人要活著，人人要謀生計，這是劉震云小說的第一層背景，基本底色。

但劉震云寫國人生態農民生活，不僅是寫吃、睡、活著，更為了第二層意義——“說話”。不妨把“說話”兩個字打上引號，可以聯想到福柯的所謂“話語”。小說里反反復復強調，人與人之間，老曾、老范、老李、老楊什么的，人跟人之間能否“說話”，至關重要。

二、“說話”：“說得著”與“說不著”

“說得著”就是可以交流，志趣相投甚至有感情。“說不著”就是誤會、隔膜、性情不合，甚至是漠視或者敵視對方。所以人跟人之間能否“說得著”，是上半部人倫關系的關鍵，到了下半部也是家庭和諧的關鍵。

小說第一章講賣豆腐的老楊一心以老馬為友，以為跟他“說得著”，其實“老楊跟老馬過心，老馬跟老楊不過心”[1]。四十年后還被人嘲笑，“經心活了一輩子，活出個朋友嗎”？

這里又出現三個關鍵詞，一個是“朋友”。再窮再苦再鄉下再底層的老鄉們，一生也都需要朋友，這一點，劉震云《一句頂一萬句》比其它“五四”以來的鄉土小說，都強調得更多。窮人不僅是被用來同情和喚醒的，窮人也跟一般人一樣，會孤獨、求自尊。當然畢飛宇以另一種更戲劇的形式描寫過窮人的自尊。

另兩個關鍵詞是“經心”“過心”，就是經過心里。窮人之間的朋友不僅是靠生計合作，靠階級覺悟，也要靠心的交流。怎么交流？就是要“說得著”，所以說話的第一種功能或者說終極目的是過心、經心。

有種常見情況是誤解，話題不自覺地被轉移。小說第二段寫剃頭的老裴，有點像李伯元《官場現形記》的寫法，一個人物會扯到另外一個人物，然后再聯系出第三個故事。不過劉震云繞得再遠總會繞回來，“繞”是劉震云的文字特點，也是他的結構形式。

老裴以前靠販驢為生，在內蒙古有個相好叫斯琴格勒。有了相好，人又老實，留了真名真姓、地址。小說里寫：“靠相好蒙族人不在意，整天吃牛羊肉，熱性大，不在乎夜里那點兒事。”但后來相好懷孕了，怪在老裴頭上，其實是另外一個男人所為。老裴的老婆叫老蔡，老蔡因此責怪老裴，不許老裴再跟相好來往。老裴因為怕老婆，還怕上了老婆的哥蔡寶林——“俺倆一鬧，她就回娘家找她哥，她哥就找我來論理。一件事能扯出十件事，一件事十條理……我嘴不行，說不過他。”因此老裴就一直在他老婆老蔡的嚴管之下。這就是小說強調的“說話”的第二種功能：說不過就要認輸。

這一件事怎么會變成十件事呢？舉個例子，有一天，賣豆腐的老楊責怪楊百順哥倆不該跑出去聽羅長禮喊喪，先是責怪偷了羊，然后就轉到“這個家，到底誰說了算”。小說這里插了一句：“賣豆腐的老楊，已經把一件事說成了另一件事。”一件事說成另一件事（另幾件事），這個句式在整個長篇里多次出現。這是劉震云對延津、對河南乃至對中國人語言文化溝通的第一種概括。

另一個常常出現的句式，就是發生了一件事，作家會說這不是因為這，也不是因為A，也不是因為B，也不是因為C，而是因為你想都想不到的D、E……

這種時候說話就不是誰對誰錯了，而是話題轉移。甲怪乙不能做某事，但甲怪乙不尊重甲，又是另外一個解釋。所以從是非、見解轉到情緒、不尊重，從事實判斷到人際關系，這種情況常常出現，核心其實就是情理不分。小說里很多情況下，人與人說不上話，就是因為語言交談中話題轉換，“已經把一件事說成了另一件事”。

人與人“說得著”是因為經心、過心，“說不著”可能是強詞奪理、話題轉換。但除了這兩種極端的情況，“說話”和人倫關系的演變，在作品里有更多更復雜的例子。

三、缺少忠義俠客的“水滸”

李敬澤說，“讀《一句頂一萬句》，常想到《水滸》”[2]。的確，小說里有些場景、細節——比方說幾個人到某地小店食宿，突然撞到陌生人，一言不合就動刀動棍甚至鬧出人命。小說里有個人物叫姜虎，就是這樣被人打死的——的確很像《水滸傳》的橋段。李丹夢有篇長文，討論劉震云的小說，其中也說《一句頂一萬句》有《水滸傳》的遺風。[3]但是《水滸傳》有兩層主題：官民矛盾與忠義俠客，這個忠義俠客卻分明是劉震云小說里故意留的空白。

劉震云筆下的蕓蕓眾生，持什么人生態度的人都有，就是缺少忠義俠客。官民矛盾偶然也有，處理的方法很平淡，寫了幾個縣官，把縣官也稱之為老胡、小韓。老胡不大懂官場規矩，歪打正著，平安執政幾十年，自己還可以做木匠。小韓上任了以后愛講話，沒聽眾就將教堂變成學堂，百順、百利兩兄弟因此短暫借光。后來小韓縣長演講太過頻繁，據說一年講六十二場，平均三天一場，省長老費不喜歡這個縣官那么喜歡說話，過于勤政的小韓最后反而丟了烏紗帽。官場里邊的任命升降，在小說里只是很清淡地提了一下。

楊百順的弟弟叫楊百利，他認識了朋友牛國興，學會了另一種談話方式叫“噴空”，這也許是劉震云創造的一個詞匯。

這個“噴空”和小韓的演講不同，小韓的演講都是些大而無當的空話和廢話，何為救國救民？而“噴空”有具體的人和事，連在一起是一個生動的故事。

比方說某人看戲入了迷，跟著班子走了，之后就可以虛構了，說他爬墻進了戲班，脫下褲子就要與一個旦角睡覺，最后被武生打等等。其實這就是文學創造了。這種“噴空”不僅使楊百利找到生活樂趣，而且還使他找到了新的工作，找到了新的“噴空”伴侶，有點像捧哏。所以“噴空”——虛構的說話，又是這個小說里“說話”的一個變形。

小說上部第八章的故事是楊家的長子楊百業結婚。有一個富家女叫秦曼卿，因為少了一塊耳垂，被開糧棧的老李家退婚，一怒之下決心隨意下嫁，不論貧富。賣豆腐老楊聽了老馬的建議，替長子去求婚，沒想到這次歪打正著，居然成事。

世事偶然，跨越階級鴻溝也是陰差陽錯。婚禮的時候，三弟楊百利在機務段謀生，照樣“噴空”。只有楊百順最慘，他之前學過殺豬挑過水，隨父親賣過豆腐，吃了無數的苦頭，婚禮上看著場面這么熱鬧，自己卻只能打掃廁所，命運如此之慘，繞來繞去就責怪于欺負他父親的拉車老馬，于是動了殺念。

在《一句頂一萬句》全書不到三分之一處，第八章是一個敘事轉折。這個轉折既是空間的，也是時間的。之前小說線索多頭發展，賣豆腐老楊、剃頭老裴、殺豬老曾、“噴空”百利、演講小韓等等，各種生計故事和說話煩惱，一時看不清楚小說的主角是誰。到了第八章讀者才看清楚，原來主人公是楊百順，這個轉折當然也是時間意義上的。第九章第一句說：“楊百順七十歲時想起來，他十九歲那年認識延津天主教牧師老詹，是件大事。”

這顯然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多年以后”的技巧，而不是《水滸傳》寫法了。提前告知讀者，楊百順會活到七十歲，而且還會回過頭來檢討自己的漫長人生。這其實是虛晃一槍，楊百順中年以后的人生，在小說里其實是個空白。

空間、人物一集中，時間上一有晚年回想，原本的“擬話本”《一句頂一萬句》，瞬間變成一個由舊白話寫成的當代小說了。

第九章楊百順的命運轉折是因為先后認識了兩個人，一個是七十歲的意大利傳教士老詹，還有一個是接替小韓做縣長的老史。百年中國小說貫穿的三種人物形象，就是士、官、民。《老殘游記》等小說里，這三者關系比較簡單清楚——“士見官欺民”。“五四”以后，尤其是魯迅筆下，“士”可以有好些種，有抗爭的“狂人”、《祝福》《故鄉》里邊內疚的“我”、潦倒的孔乙己，還有《阿Q正傳》里邊做幫兇的長衫黨等等。在現代文學中，“官”常常并不直接出面，做壞事的只是幫兇爪牙。最復雜的是“民”，僅僅在一個短篇《藥》里，“民”就分了三四種。

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前八章主要都寫“民”，各種各樣的底層民眾——殺豬的、賣豆腐的、販竹的、剃頭的、染布的、趕車的……雖然這些以不同方式謀生的底層群眾嚴格區分也有窮富之分，但小說主要寫他們之間在生計方面的合作和在說話方面的矛盾。但是，小說的轉折點（劉震云可能也沒有完全想到）就是“民”和“士”、“民”和“官”發生實質性的聯系。

整部《一句頂一萬句》，幾百個人物，各種社會生態，真正算作知識分子的只有一個老詹。他本名希門尼斯·歇爾·本斯普馬基，意大利人，會中文，在延津傳教四十年，一共只發展了八名教徒，平均五年發展一個。楊百順勉強算是第九個。因為百順在哥哥婚禮上發怒甚至想殺人，后來去了老蔣的染坊挑水，十三個伙計分五六個派別。“這些年楊百順經歷過許多事，知道每個事中皆有原委，每個原委之中，又拐著好幾道彎。”雖然他小心打工、謹慎說話，結果還是因為無意中放走了老蔣的一只寵物猴子，而被辭退。荒山野嶺走投無路，碰到老詹，他為了生計，勉強信主，改名楊摩西。知識分子對民眾的啟蒙，很多也是從生計開始“說話”。老詹介紹百順到一個叫老魯的竹業社去打工，晚上給摩西（百順）講經，弄得摩西白天犯困，破竹出差錯，又被辭退。也是碰巧，因為摩西（百順）在社火隊群眾表演當中扮了一個閻羅王，居然表演出色，他在虛擬世界中獲得了幾天第二身份，就被縣長老史招去縣政府種菜。

這個細節，士、官、民三者齊全。主人公出現了一個人生較順心的轉折。當然士、官、民交集的好景不長，不久老詹病死，縣長老史被撤職。當時決定官運的是提拔你的上司是否和更上級的省長或者總理搞好關系。這就決定了你的官運，也決定了下面民眾的命運。在縣政府種菜時期，楊百順入贅，“嫁”入一家饅頭莊。店主姜虎死后，他老婆吳香香主持生意。不過婚后夫妻說不著話，他倒和吳的女兒巧玲關系很好。

后來百順改名吳摩西，“摩西”是因為信教改，“吳”是因為老婆改。他卻發現自己的老婆跟鄰居銀匠老高私通。摩西之前也還自認為跟老高很說得著，是知心朋友，可見說得著話并非人際關系的最高境界。小說上部就結束在吳香香和老高私奔，吳摩西（楊百順）帶著養女去找吳香香，因為鄉間輿論，帶了綠帽必須有所反應。結果老婆沒找到，卻把養女巧玲丟失了。

平凡生活當中，最有戲劇性的就是老婆給丈夫戴綠帽，然后丈夫還要去追。從《水滸傳》到二十世紀都沒有變化。各色人等也差別不大。

下部“回延津記”，一開始突然變了文風，幾十年以后，解放后人民有名字了。主人公叫牛愛國，是巧玲（真名叫曹青娥）的次子。其他大部分人物終于有了正常的名和姓，第一句就是——“牛愛國三十五歲時知道，自己遇到為難的事，世上有三個人指得上。一個是馮文修，一個是杜青海，一個是陳奎一。”句子雖簡單，卻概括了下半部的主要內容——主角牛愛國一直困難地尋找說得著話的知心朋友。

小說上、下兩部完全是兩個時代，人物隔了兩代。社會、政治、文化的巨大變化，小說故意不寫，幾乎看不見。小說強調的是這種變化之中的不變。變化是什么？小飯鋪變成了“老李美食城”，又變成了“老馬汽修廠”，饅頭莊變成了醬菜廠，教堂變成了“金盆洗腳屋”，當年挑水的井現在成了卷煙廠等等。吳摩西大鬧的南街，現在是雜貨鋪旁邊的劇場。總之變化處處有，不變處更多。在社會、政治巨變之中，人們仍然忙于生計，仍然說不著話，仍然要尋找出軌私奔的老婆。

我一度以為下部會改成新白話“五四”文體，以增加前后的語言對比。但沒有，說著說著劉震云又繞回到原來的世情擬話本的舊白話文風。上部和下部的連接點，除了人物都是河南延津地區人、有祖孫隔代親屬關系，更突出一點是兩個男主角，就是楊百順和牛愛國，他們都有一個出軌的老婆，而且都不是偶然出軌，都是明目張膽要跟別的男人出走，而且兩個男主角都有自己喜歡的小女兒——巧玲和百慧。而且他們在尋找老婆的過程中，發現出走的男女活得也很艱辛，甚至很動人。

在“生計”“說話”之外，小說的第三個關鍵詞是“家庭”。“家庭”又充滿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一個貫穿主題——屈辱感，或者是對屈辱感的麻木，表現的是家庭崩潰的可能和挽救家庭的努力。

牛愛國當汽車兵后復員，生計不是問題。他跟三個人說得上話——馮文修退休以后賣肉，喝醉酒就亂說話，所以往來有限；和杜青海不在一個部隊，偶然宿營時吸煙，就說起話來，居然越說越有話說。小說詳細描寫了兩個人怎么說話：

牛愛國從小說話有些亂，說一件事，不知從何處下嘴；嘴下得不對，容易把一件事說成另一件事，或把一件事說成兩件事，或把兩件事說成一件事。杜青海雖然說話慢，但有條理，把一件事說完，再說另一件事；說一件事時，骨頭是骨頭，肉是肉，碼放得整整齊齊。

…………

兩人在戈壁灘上，或開汽車，或坐在弱水河邊，牛愛國一件一件說出來，杜青海一件件剝肉剔骨，幫牛愛國碼放清楚。杜青海遇到煩心事，也說與牛愛國。牛愛國不會碼放，只會說：

“你說呢？”

杜青海只好自己碼放。碼放一節，又問牛愛國。牛愛國又說：

“你說呢？”

杜青海再自己碼放。幾個“你說呢”下來，杜青海也將自己的事碼清楚了，二人心里都輕快許多。

這么詳細地抄錄，因為這里的“說話”其實是一個情理區分、邏輯判斷的過程。《一句頂一萬句》里面，“說話”既是交友——經心、過心，也是誤解——把一件事說成另一件事，而且還是思維和邏輯混淆與判斷的過程。

幾年后牛愛國結婚了，有了小孩百慧。夫妻卻有隔膜，兩個人見面沒有話說。“一開始覺得沒有話說是兩人不愛說話，后來發現不愛說話和沒話說是兩回事。”外人看風平浪靜，但牛愛國發現老婆龐麗娜和開照相館的小蔣有染，而且談笑甚歡。說話比性還重要。

牛愛國開了三天汽車，找到話友杜青海，問是殺人還是離婚。杜青海回答：“你既殺不了人，也離不了婚。”杜青海的建議是“忍”，“量小非君子”。敘事者這時插嘴：“杜青海出的主意，打根上起就錯了。”

還有第三個朋友陳奎一，腦子比牛愛國還亂。牛愛國三十多歲了，受過正常的學校教育，當兵多年，也是新社會長大的，居然只有這么三個人可以說話。馮文修經常醉酒，陳奎一比他還不靠譜，杜青海好像腦子清楚，可是出的主意也是錯的，所以牛愛國的整個人際關系網，只有一個姐姐還能說上幾句話。最能溝通的倒是他女兒百慧，很小。

小說花了不少筆墨，倒敘巧玲當年怎么被三個男人倒賣，這也就是曹青娥（牛愛國的母親）的一生。一講舊事，小說又恢復擬話本的文體，突出悲苦與平淡。現實當中，牛妻龐麗娜與照相館小蔣相好，被小蔣的老婆捉奸。書中寫的捉奸過程，相當瑣碎繁瑣，使人想到《繁花》。《一句頂一萬句》和《繁花》都是新世紀最出色的中國世情小說，在當代文學史上一北一南互相呼應，中間隔了一個王家衛（馮小剛為什么拍不了《一句頂一萬句》？值得思考）。

牛愛國懲罰老婆的方法就是拖著不離婚，一邊在夢中幻想殺老婆，一邊在開車中途睡了一個美食城老板的年輕妻子章楚紅。小說不動聲色地寫了一段床戲，說章楚紅用溫水幫男人洗下身，事后才知道，因為她自己的丈夫有性病。牛、章床戲不只是肉體，女人要跟他遠走他鄉，男主角動搖退卻了，正好母親生病，于是回鄉。

小說最后部分是有雙重意義的尋根回鄉，一是曹青娥臨死前記掛多年前故鄉舊人的信息，要兒子去找楊百順也就是吳摩西的蹤跡、后人。二是牛愛國在回延津家鄉過程中有所感悟，一邊假裝尋找出軌的老婆龐麗娜，一邊尋找情人章楚紅。這時章已經離婚，據說去了北京。

小說沒有結尾，或者說結束在一種過程、狀態之中。小說略過了時代洪流，略過了社會變遷，寫的是一種七十年循環的底層常態，男女忙于生計，難于“說話”，最后尋找背叛自己的老婆或者丈夫，一種沒有英雄的“水滸”傳統。

小說里的“一萬句”，體現在全篇重復在“說話”。可是其中哪一句能頂上這一萬句呢？

上部第十三章，與吳摩西老婆私通的鄰居銀匠老高說了三句話：

第一句是：“話是這么說，但不能這么干。”

第二句是：“事兒能這么干，但不能這么說。”

第三句是：“要讓我說，這事兒從根上起就錯了。”

三句都有意思。但這是三句，不是一句。

另一處，老曹要嫁女了，老婆不同意，說：“我看你是成心，與人聯起手氣我。把我氣死了，你好再娶個小。”小說敘事者說：“已經把一件事說成了另一件事。”這句話在小說里反復出現，好像也能頂上萬句，就是語言的歧義、誤解，無法溝通事理人情，而人情、人倫正是社會的深層秩序所在。

還有一個選擇就是“只說好話”，牛愛國一度照著朋友的建議，只對老婆說好話。

牛愛國發現話也不是好找的，好話也不是好說的……兩人本來無話，專門找來的話，就顯得勉強；兩人說不來，就無所謂壞話或是好話……牛愛國一張嘴，本來不是說好話，是說一件事，龐麗娜也捂耳朵：“求求你，別說了，我一聽你說話就惡心。”

這句話也真“頂”了一句。

牛愛香告訴弟弟自己要結婚了，說：“姐現在結婚，不是為了結婚，就是想找一個人說話。姐都四十二了，整天一個人，憋死我了。”這也是關于“說話”的一句話。還有牛愛國最后在故鄉找舊人舊事的時候，有人勸了他一句，好像漫不經心，卻也是一句金句：“日子是過以后，不是過從前。”這句能不能頂一萬句呢？

“一萬句”的繁瑣、啰嗦、細碎、重復的擬話本敘事效果當中，是人情、世俗、人倫、人際關系的隔膜、疏離與難以溝通，同時也顯示了這種世俗、人性、人倫、人情秩序的延續、修補與代代相傳。

三個名字——百順、摩西、愛國——三個符號之間，變化少，延續多。阿城曾懷疑改造國民性是否可能，他認為改造國民性就要改造中國社會生態的世俗性質[4]。劉震云的長篇在某種意義上繼承了魯迅的使命。維系人倫人情秩序的“說話”，很多時候情理不分，充滿誤解，言不對題，無法溝通。但在另一層意義上，劉震云的小說也在懷疑，要改變這種世俗人情、人倫秩序是否可能，或者至少將會何等艱難？

中國的世情歸根到底還是取決于老百姓怎么謀生，怎么“說話”，怎么“男女”。如果不“說話”呢？那就是另一個作家的題目了：“不響”。

注釋：

[1]劉震云：《一句頂一萬句》，長江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該小說首次發表于《人民文學》2009年第2期與第3期。后文不再另行標注。

[2]參見《一句頂一萬句》（長江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封底推薦語。

[3]李丹夢：《鄉土與市場，“關系”與“說話”——劉震云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年第10期。

[4]參見阿城：《閑話閑說——中國世俗與中國小說》，臺北時報文化有限公司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