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39年4月康濯于延安魯迅藝術學院。

1951年于北京鼓樓東大街中央文學研究所。左起：田間、雷加、周立波、康濯。

康濯(1920~1991)是我國現代著名作家、杰出的文學工作組織者。抗戰爆發后，于1938年10月由湖南長沙奔赴延安，就讀于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第一期，同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結業后隨八路軍120師進行戰地實習，任隨軍記者。1939年夏，康濯赴晉察冀邊區，在抗日群眾團體工作，曾任“文救會”宣傳部長等職務。新中國成立前夕，康濯參與籌辦全國第一次文代會，此后近40年從事文藝界的行政和組織工作。曾任中央文學講習所副秘書長，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文藝報》常務編委，中國作家協會創作委員會主任等職。后在河北任省文聯副主席，湖南任省文聯副主席、主席。20世紀80年代后期調回中國作協從事專業創作。

康濯在中學時代即開始發表作品。參加革命后，寫出《災難的明天》《我的兩家房東》《春種秋收》《水滴石穿》《東方紅》等作品，對農村的新人物、新變革、新風貌做了逼真生動的展示，風格清新、筆調細膩。他創作的章回體小說《黑石坡煤窯演義》，是我國第一部描寫煤礦工人生活的長篇小說。康濯的作品在群眾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是解放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繁忙的文藝組織工作同時，他克服病痛，愈老彌堅，以強烈的創作熱情，深刻審視現實，反思社會生活及民族性格的內核，創作了《洞庭湖神話》《十年一聚》等力作。對他的文學成就，無須贅言。王蒙在散文《圖書館的光亮》中說，他11歲時就在同學家里讀了趙樹理、康濯、馬烽、賀敬之的作品。而早在1946年8月，郭沫若在《談解放區文藝》中指出：“十二篇（指周揚同志主編的《中國解放區短篇創作選》第一輯中的十二篇小說——引者注）中，我最喜歡的是康濯的《我的兩家房東》，那可以說是達到了完善的地步。”

康濯的文藝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在文藝行政工作、培養提攜文學新人方面也卓有建樹。

忠誠黨的文藝事業

康濯既是著名作家，也是作家協會的干部，雙重身份，肩扛兩副重擔。縱觀他的全部奮斗歷程，主要精力還是放在文藝行政工作上，只能業余時間搞創作，無論在新中國成立前，還是新中國成立后；無論是在中國作協，還是在河北、湖南工作期間。

康濯從事群眾團體工作，是從烽火連天的抗戰時期開始的。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他深入戰斗前線，進行抗日宣傳和群眾文化工作，在減租反霸、土地改革等運動中，同根據地人民建立起血肉聯系，鍛造了與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錘煉了過硬的政治品格和工作作風。廣大的人民、火熱的生活、激烈的戰斗，也為他走上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道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抗聯”，康濯幫助農民學時事、學政治、學文化，辦夜校掃盲識字班，教唱歌演戲，和邊區人民群眾打成一片。新中國成立后，他把抗戰時群眾團體思想作風帶到了作協，沒有官氣，尊重老作家，關心青年作家，始終以昂揚的工作熱情投身黨的文藝事業。

周巍峙在《一個真誠、謙和的老實人》中說：“他是一個真誠的人，一個謙和的人，一個老實人，一個可以信賴的老實人……康濯一生追求真理，永遠服務人民是他性格的本質……他對黨的文藝思想的遵從可以說是絕對的，他對黨的文藝事業的忠誠也是絕對的。他經常說：‘我首先是黨員，其次才是作家。’”

康濯夫人王勉思也是從晉察冀革命根據地走出來的革命前輩和文化工作者，在回憶老伴康濯的文章中寫道：“看到其他同志能專心致志搞創作，他很羨慕，有時也發發牢騷，說他不是沒有東西可寫，搞這些繁雜的事務，他是憑黨性在工作。”李凖在《音容宛在遺篇永存》中說：“康濯對于工作，可以說是鞠躬盡瘁，一直到生命彌留之際。”

作家徐光耀在《落在河北大地的一片春雨》中寫道：“一個沉重的事實是，來自延安和根據地的老作家越來越少了。這雖是受制于自然，沒有辦法，但反思近年文壇現狀，瞻念文壇前途，想到老一輩革命作家相繼去世，心里確是很難過的。他們大都有著共同的特點：一貫忠于馬列主義，忠于共產主義理想，忠于人民革命事業，在黨的長期教導熏陶下，始終堅持深入生活，密切聯系群眾，堅持革命現實主義創作原則。他們搞文藝，是有明確目的的，是為人生、為社會，有著鮮明的歷史使命感和時代責任感的。他們大多有著擁抱時代、主動追求為人民、為政治服務的自覺意識，一部現代文學史可以證明，這一點極其可貴，他確定了一個作家的高尚品格。綜觀康濯一生，看他的根本精神，看他的始終為革命而戰斗，無疑很值得我們學習。他是當得起無產階級文藝家稱號的。”

未央在《學習康濯同志的園丁精神》一文中說，康濯同志回湖南正當盛年。40來歲，本是一個作家創作生命中的黃金時期。但他擱下正在創作的長篇和已醞釀成熟的多種計劃，而投入到行政領導工作中去。在他與同志們的努力和湖南省委的親切關懷下，湖南省文聯鳥槍換炮，終于有了新辦公樓、新宿舍，有了一個可觀的規模。

孫犁從1939年春季即和康濯認識，直到1944年春季，5年時間里差不多和康濯朝夕相處，聽說康濯去世，“眼里，立刻充滿了淚水”。他說康濯很聰明，很活躍，有辦事能力，也能團結人，那時就受到沙可夫、田間等文藝界領導同志的重視。康濯在組織工作上的才能，以后也為周揚、丁玲等同志所賞識。孫犁在《悼康濯》中鄭重寫道：“他在晉察冀邊區，做了很多工作，寫了不少作品。那時的創作，現在，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說，是像李延壽說的：潛思于戰爭之間，揮翰于鋒鏑之下。是不尋常的。它是當國家危亡之際，一代青年志士的獻身之作，將與民族解放斗爭史光輝永存，絕不會被數典忘祖的后生狂徒輕易抹掉。”

大力培養青年作家

新中國之初，百廢待興，文學創作人才匱乏。為給青年作家提供學習提高的機會和條件，迅速培育文學新軍，康濯在丁玲直接領導下，白手起家，創建中央文學研究所（后改為中央文學講習所）。買房子，置家具，購圖書，調干部等，緊鑼密鼓，夜以繼日。康濯和大家齊心協力，不到5個月時間講習所籌備工作基本就緒，正如馬烽同志言：“老康可以說是我們的主將。”講習所開辦之后，康濯被任命為副秘書長（田間任秘書長、馬烽任支部書記）。康濯除了利用業余時間閱讀到講習所學習的同學們的習作之外，還不斷接待來訪的一些青年作者。他常常要熬到深更半夜，星期日也很少休息。

作為作協干部的康濯，把服務作家、關懷青年作家的成長、扶植業余作者作為自己的神圣使命，傾注真情和氣力做工作。看到優秀的作品，他常常喜不自禁，馬上向有關同志推薦。對一些業余作者，他能準確叫出他們的名字，說出他們作品中的人物和細節。他能廣泛聯系業余作者中的工人、農民、教師、小職員，和他們親密無間，亦師亦友。

馬烽在《難忘的懷念》中寫道：“前不久他住院時我去看望過他，他躺在病床上正閱讀青年作家的作品。出院后我又到家看望他，他又為一本書寫序言而忙碌，談話間不時仍要吸幾口氧氣。據我所知，他不管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以發現、培養青年作家為己任。這可以說是他最大的優點；他只顧事業而不顧自己的身體狀況，這也可以說是他最大的缺點。”

從維熙曾回憶說，1953年時，他還是個年僅20歲的文學青年。新年伊始，他突然接到康濯同志一封來信，信中說看到他發表在《天津日報》文藝周刊上的小說《七月雨》，想邀他去談談。讀信時他誠惶誠恐，一個聞名遐邇的作家，何以召見一個無名小卒？見面后，康濯興奮地與他談了許多文學創作方面的問題，給了他很多鼓勵。在文學與生活關系的闡述上，給了他很大啟迪。1953年他走出校門，要求到邊遠農村去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康濯給予的影響。從維熙《一月的悲愴》凝深情于筆端：“我崇敬他，不僅僅是他的作品，更重要的在他心窩藏有對年輕文學苗苗的厚愛。我和劉紹棠，是經他推薦參加中國作協的。他對年輕人的作品絕少挑剔，而是助其火焰的燃燒。在五十年代文學星空中，文翁為數不少；但能主動充當伯樂并引兒馬蛋子馳騁文壇者，康濯同志是少數功績斐然中的一個。”

劉紹棠在《悼恩師康濯同志》也曾談到，在他的青少年時代，有兩個人對他的成長影響最大，其中之一便是康濯。他和康濯結識于1952年夏，那一年他才16歲，康濯32歲。當時，他寫出小說《青枝綠葉》，交給《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報社邀請沙汀、周立波、嚴文井、康濯審閱這篇小說，分別跟他談話。康濯在4位前輩作家中最年輕。雖然在文壇上已經久負盛名，但還是個只有32歲的青年人，所以劉紹棠跟他交換意見時不覺得拘束，康濯也不以前輩自居。從此，兩人便密切交往。不但在創作上他隨時向康濯請教，而且在入黨，戀愛、上學等各個方面征求康濯的意見。他50年代代表作之一《運河的槳聲》的初稿，首先交給康濯審閱指正。1956年3月，他由康濯和秦兆陽兩位同志介紹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康濯對他的愛護，以及為他從別的前輩作家那里爭取的支持，使他得以在文壇立足。正是學習康濯這種提攜晚進的精神，后來他也盡心竭力幫助了不少青年作家。劉紹棠情真意切地說：“不管別人怎么說怎么做，也不管我有什么浮名虛位，我都當定了康濯同志的門生弟子。”

推進地方文藝事業

康濯到河北、湖南省工作后，工作對象主要是業余作者和少量駐會作家。為幫助他們提高思想水平和藝術修養，他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如辦學習班、讀書會（讀名著等），請知名作家、評論家講課，講創作理論與個人創作實踐，賞析中外文學名著。還舉辦作品分析討論會，組織作家互相品評作品、共同提高。特別是對一些優秀的苗子，經常請到家里當面溝通交流，提出對作家創作方向和作品的具體意見，春風化雨，潤澤心田。

徐光耀說：“康濯為河北作的另一大貢獻，是為我們培養、訓練了相當一批人才。他像老母雞一樣，撲拉著翅膀咕咕叫，帶出一群群的新人來。在河北作家中，直接間接受過康濯教誨和影響的，可說指不勝屈，如張慶田、張峻、申躍中、孫一、孫躍、常庚西……他們都成為我們作家隊伍的骨干。其中有些曾中途擱筆的人，就是在他的啟迪下，重又點燃心靈，并作出了積極貢獻的。”

1962年，康濯在河北工作時，親自組織保定小說座談會，請來著名文藝批評家、當時的文藝報主編侯金鏡，對包括天津市在內全省重點作者，如萬國儒、張知行、孫一、孫躍等十來個人的作品，逐個進行揚優勢、避短板的分析研討，使大家吸收前輩作家營養，并在日后的創作中堅持自己的創作個性，形成獨有的藝術特色。康濯還在這次會上對“五四”以來我國小說創作的發展，特別是對小說名家如趙樹理、孫犁等作家的作品，進行了藝術分析，大家都感到受益匪淺。河北作家張峻當時在承德工作，從1952年到1962年，已十年沒寫東西，參加這次會議后，激發了創作熱情，提高了創作水平，不久便發表短篇小說《尾臺戲》，后來成為河北文壇上很有成就的作家。

河北作家申躍中20歲時還是一名普通農村青年，剛剛發表了4個短篇，加在一起不過萬余字。康濯發現后，馬上引起重視，滿腔熱情給予鼓勵，并以《初露芬芳的香花》為題，寫了近萬言的評論文章。申躍中在《北冀南湘育后人》中回憶道：“我是在生產隊拉棒子秸的時候，接到的刊有那篇文章的刊物，我就是在那拉棒子秸的大車上，顛顛抖抖地讀著它，那心情恰如田野里的小苗吸吮著落地的甘霖。”

回湖南工作不久，康濯請田漢、老舍、張天翼等著名作家到長沙作報告，好評如潮。還請蔣牧良同志作《紅樓夢》分析的專題講座，他自己也結合實際多次講解文學創作理論與實踐。這些活動都深受大家歡迎，影響深遠。正如他本人所說，組織上派他到湖南工作，就是要他和大家共同努力把湖南的文藝工作搞上去。

值得一提的是，康濯作為文聯主席，像關心作家一樣，關心戲劇演員等文藝工作者的專業水平提升。他本人酷愛戲劇，經常觀看地方戲劇演出，曾創作劇本給湖南省湘劇團排演。對青年演員關心關愛，嚴格要求他們多讀書學習，努力提高藝術造詣。湘劇演員左大玢文化基礎不是太好，康濯教育她不要滿足于做個藝人，而是要像梅蘭芳、蓋叫天那樣做真正的藝術家，有一次甚至把左大玢批評得“大哭一場”。康濯無微不至地關心左大玢，寄希望她“把戲劇演員的桂冠——梅花獎拿到手，為你自己爭氣，為湖南人民爭光。”左大玢后來終于獲得了“梅花獎”，并在電視連續劇《西游記》中扮演觀世音，深受廣大觀眾喜愛。左大玢在《慈祥的長者 嚴厲的老師》中寫道：“康老是慈祥的，嚴厲的，也是大度的，像父親一般。就這樣，30年來，他一直關心著我在藝術道路上的成長和進步，真正成了我的慈父、嚴師。他不僅在藝術修養和歷史知識上給了我不少教誨，還常常教導我不少處世、做人的道理，真使我受益匪淺……康老，在我藝術前進的道路上，有你流下的汗水，在我舞臺演出大大小小的劇目中有你留下的智慧，在我梅花獎的獎盤上有你灑下的心血。我忘不了你……”

同樣，康濯對畫家、民間藝人等文藝工作者的關心愛護的事例舉不勝舉，其關心后進、獎掖新人的盛德讓人動容。

譚談說，康濯不光是對那些有影響的作品“鼓掌”，而且更重視基層的文學創作，更關懷基層的業余作者。他回到北京工作以后，不斷給湖南省作協的同志來信，轉來基層業余作者的信，轉達業余作者的要求和呼聲。譚談最后一次在北京見康濯時，康濯的病已經很重了，醫生一再叮囑他不能多說話，但他卻忍不住不時拔下輸氧管，吃力地說幾句，很是動情地和譚談說岳陽的張步真，說他的《魂系青山》，說益陽的劉春來，說郴州的陳第雄……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劉煒說：“康老作為‘文學湘軍’的主帥，不但關注自己的小說出版，更關心湖南作者的文學創作。常常向我介紹他們的情況，也向我詢問湖南作者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投稿和出書的情況。莫應豐創作《將軍吟》、古華創作《芙蓉鎮》，都得到過康老的關懷和鼓勵。后來，這兩部作品雙雙榮獲首屆茅盾文學獎的時候，他心花怒放、喜形于色，還贊許和首肯了我這個兩部長篇小說的責編所做的努力。實踐表明，康老珍惜人才，培養人才，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正是有他這樣具有愛心的勤勞園丁，才使湖南的文學百花園如此茂盛、繁榮！”

力促作家厚積生活

“大海波瀾在，驪珠自不貧。”康濯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指引下跨入文學殿堂的，對生活于創作重要性的認識尤其深刻真切。20世紀80年代初康濯撰文指出：“文藝工作者都應繼續永遠地認真堅持深入人民群眾的火熱斗爭，并應立即進一步付諸實踐，毫無例外而又實事求是地投身到生活的底層中去，鍛煉改造，鉆探礦藏……”他反復強調深入生活是作家提高創作水平的關鍵所在，總是想辦法把作家們“趕”下去。他要求專業作家到基層去“長期落戶”，由于各種原因不能“長期落戶”的，也要去“下馬看花”，至少是“走馬看花”。他認為只有如此，才能真正領悟生活的真諦，才能藝術而又生動形象地反映沸騰的生活，而不是像油一樣漂在水面上。下基層蹲點掛職的作家，長的一兩年，短的也有幾個月。有時還組織作家到先進單位參觀訪問，甚至到外省參觀學習，豐富生活閱歷。對常年生活在農村、工廠的基層業余作者，通過積極想辦法組織他們外出參觀學習等活動，使其開闊視野，增長見識。

未央曾回憶說：“六十年代，我在洞庭湖濱當過大隊長，后來又與王以平去大慶油田。我因身體差沒在油田堅持下去，王以平一住三年，為王鐵人做秘書，寫出了鐵人系列小說。謝璞回家鄉擔任基層干部，寫出《二月蘭》等名篇。劉勇本來長期生活在基層，又回鄉擔任鄉黨委副書記，寫出了《咕噥爺》等佳品，孫健忠回湘西擔任公社干部，寫了大量反映湘西人民戰天地的壯麗生活的力作。‘文革’后下去兼職的作家更多了。如譚談擔任冷水江市委副書記，寫出了反映工業建設的《太陽城》和《美仙灣》等。張揚擔任腫瘤醫院副院長，寫出了長篇小說《癌》。康濯同志回湖南后雖然忙于行政領導，也經常下去‘走馬看花’。他把延安時代深入群眾的老傳統保持下去，給我們做出了榜樣。”

20世紀80年代初，我是一個文學愛好者，有幸多次與康老接觸，他耳提面命，講得最多是，寫東西一定要有厚實的生活，要扎進生活中去，下功夫觀察積累生活……先生啟我茫昧，導以明燈，受益終生。

利用刊物扶持新作者

康濯精于刊物編輯，抗戰勝利后在晉察冀邊區工作時即編輯《時代青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在華北文協編輯《華北文藝》，新中國成立之初擔任《說說唱唱》編委，之后，河北的《蜜蜂》、湖南的《湖南文學》《芙蓉》都留下了他揮灑汗水的印跡。

蕭三的《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是康濯在編輯《時代青年》時參與組稿編輯的。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康濯與同仁持續責編這一作品，在《時代青年》連載了一年多，從而為現代文學史和中共黨史留下了反映毛澤東早期革命和生活情況的彌足珍貴的重要篇章。

20世紀50年代，他在協助趙樹理辦《說說唱唱》時，收到陳登科的中篇小說《活人塘》。當時，他感到這部小說文字基礎太差，錯別字很多，開始不耐煩、不愿看，“直到看了1/3才拍案叫絕”，并細心幫助作者修改后發表。從此，陳登科登上中國文壇，成為一名著名作家。作品發表后，康濯又寫了一篇《陳登科和他的〈活人塘〉》在人民日報副刊發表。

康濯曾對湖南省作協掌管的刊物提出明確要求，提出要做到每期刊物上都有幾個新面孔，對曾經發表過優秀作品的作者，之后如果連續幾次投稿，達不到發表水平的，要求幫助本人找到問題癥結，打開突破口，使之能繼續奔馳在文學的大道上，創作出更多更優秀的作品。各地的青年業余作者寄給他稿子請他修改、推薦，他來者不拒，認真研讀，質量好的推薦刊物發表，甚至親自撰寫評論。有時親自約見作者，面對面探討修改。他為青年作者作品寫了數量可觀的序言、評論以及回復了大量信件。實在沒時間看的稿件，他轉請刊物編輯審閱提出意見。他還要求編輯要尊重作者的勞動，可指出作品的不足，提出修改意見，但最好由作者自己修改，而不要隨便把作品改得面目全非。他提出要特別注意尊重作品的個性，保留作者的風格。可以說，他在利用刊物大力扶持新作者，推出全國有影響的力作方面貢獻殊異。

康濯高度重視作者水平對刊物質量和重要性的影響。在擔任《芙蓉》主編期間，經常親自出面約稿。利用多年的師生戰友情誼，他約請發表了張天翼、蕭三、丁玲、蕭殷、孫犁、周而復、楊沫等一批著名老作家的作品，加上大家的努力，迅速拉起了一支既有文壇耆宿，又有當時名噪中外的中青年作家，也有嶄露頭角的新秀的頗為整齊壯觀的作者隊伍。一時之盛，為海內外文藝界、期刊界矚目。胡代煒、朱樹誠編輯葉蔚林的中篇《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時，曾對其中一章不太滿意，希望做些修改，但作者本人改了幾天仍覺得困難。康濯知道后當即表示，改不動就不要改了，且當天就打電話到編輯部說了他的意見。胡代煒、朱樹誠回憶康濯當時說：“‘一部好作品也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能改當然應當盡量改好，實在改不動也不要緊，不少世界名作不也存在著一些明顯的失誤和敗筆嗎？’從康濯同志的話中我們體會到，看一部作品重在總體把握，不可求全責備。寧要有缺點的好作品，也不要沒有缺點的平庸之作。我們聽了他的話，立即找老葉商量了一下，很快就編發了。一年之后，這部作品榮獲了首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一等獎。”

擔任《芙蓉》主編后，康濯經常強調要抓創作隊伍的建設。1980年10月，《芙蓉》編輯部召開譚談的中篇小說《山道彎彎》討論會時，康濯拖著病體參加討論會，熱情地肯定作品的成功之處并指出瑕疵所在，鼓勵作者寫出新的、更好的作品，使作者受益良多。康濯還指出，要登高望遠，立足全國辦刊，不但為全省、還要為全國的文學繁榮貢獻力量。《芙蓉》辦過好幾次筆會和兩屆青年作家讀書班，都得到了康濯的支持。他不僅指導活動的安排，親自出面邀請講課的教師，而且親自到讀書班講課，談創作思想，談自己的經驗，深入淺出，頗受歡迎。舉辦筆會時，請來老作家楊沫、戈壁舟、劉紹棠、鄧友梅、劉真、從維熙、林斤瀾、梁信，還請來文壇新秀蔣子龍、陳國凱。“康濯同志老當益壯，活躍其間，或啟發誘導，或穿針引線，或‘煽風點火’，或推波助瀾，把一次筆會搞得紅紅火火……客人們說‘滿載而歸’‘不虛此行’，湖南的作家們說‘頗受啟發’。詩人未央用詩作了總結：‘北方吹來十月的風。’這股風對后來文壇‘湘軍’的崛起起了一定的作用。”

追蹤康濯先生百折不回的艱苦跋涉，可以看到，他為繁榮我國文學事業、壯大作家隊伍，傾注了畢生心血。凡是他工作過的地方，青年作家成批涌現，優秀作品源源不斷，他不愧是文學青年的良師益友。他是站在黨的文學事業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歷史高度上，以宏闊的視野和博大的胸懷，付出真心真情來澆灌文學幼苗的。文學要繁榮，須有大批優秀作家方可出大量名篇佳作，關心培養人才自己決不惜力。在康濯創作50周年作品討論會上，他說：“我是多么盼望在自己的泥土上播下更多扎實、深沉的文學種子，以爭取開出更多的社會主義之花啊！”譚談在《滿園桃李送良師》中動情地說：“那年在郴州為電影《山道彎彎》選外景，走進一片竹林。一桿桿翠竹，領一山風騷，令我們陶醉。大家撫摸著一根根挺拔、茁壯的翠竹，連連地贊嘆。末了，領我們看山的老人，卻帶我們來到一根枯黃的老竹前，說：‘全靠它呵！這一山竹子，都是它發的！’呵，種竹！康老，您不也是根種竹！一根文學竹林里的種竹嗎？能為人類、為社會獻出好的作品的作家，固然可貴；而能帶出一批新人，讓更多的人為人類獻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的作家，就更加難能可貴了！我們的好老師——康濯同志，就是這樣的作家！”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年，今天追思康濯先生，銘記老一輩文藝工作者和作家崢嶸歲月的奮斗，感佩其對青年作家無私關愛培育的殷切之意、拳拳之情，不是很有意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