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今天我們重新審視楊義留下的六十多部分量很重、很難被人企及和超越的學術著作，都意識到他是一位遠被學術界低估的大學者。大學者需要具備大家氣象。楊義的大家氣象表現為他對兩千年來中國文學和文化經典的貫通文史、融通古今的研究，在縱橫兩個方向上都取得突出成就，這在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學人中，還找不到第二人。

楊義 圖片來源：北京社科官網

楊義之所以可以取得超常的學術成就，得益于他的大文學觀和他的治學及研究方法。

在文學觀方面，我以為楊義的覺悟是比較早的。早在八十年代他寫作《中國現代小說史》時，他就開始有意識地嘗試采用一些西方流行的文學評論的新觀念和新方法。我記得1986年10月社科院文學所舉辦“新時期文學十年”學術研討會，楊義受邀做大會發言。他當時只是個年輕的副研究員，而且其研究方向并不是“新時期文學”，但他卻在會上提出中國文學研究要有大國格局，中國學者和作家需要大家氣象的概念，其論驚人。這表明從那個時期起，在他的內心深處，“大文學觀”的種子已經種下了。

我在過去的文章里面說過，楊義每隔十年會轉移一次戰場。他的學術興趣，由現代而古代，由小說學而詩學，由文學而文化學而史學，沿著追蹤中國文化本源的線索，最后直達先秦諸子之學。這是在縱向上，沿著時間線索逆流而上的研究，跨越了文學史學者分期研究的界限，這反映出他對自己學術的研究有一種戰略規劃，他是用全局的眼光（也是一種大文學觀）看待中國文學史，然后抓住其中的核心問題展開研究的。

當年，他完成《中國現代小說史》（三卷本）以后，已經意識到自己積累的材料夠用一輩子。利用這些積累，再寫十本二十本書沒有問題。但是他感到“不滿足，而想要總攬全局”。他感覺到，中國兩千年的文學，只有“會當凌絕頂”，才能“一覽眾山小”。

所以他開始從戰略上規劃自己的學術研究，并且一路努力實踐。

今天總結起來，他研究分四個部分：敘事學系列，包括《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古典小說史論》《中國敘事學》等；詩學系列，包括《李杜詩學》《楚辭詩學》；圖志系列，包括《中國現代文學圖志》、《中國古典文學圖志——宋、遼、西夏、金、回鶻、吐蕃、大理國、元代卷》；諸子系列，包括《諸子還原》《論語還原》《屈子楚辭還原》《兵家還原》等。

每一個系列，對楊義來說都是一種跨界，一種挑戰，因為每一個新領域都是從挖坑開始，打一口深井。但是楊義的單兵突破能量極強，他的代表性著作，都是精研不同時代的文學和文化經典，提出獨有的學術新見。無論寫哪一部著作，他都是決心超越自己，也超越他人的，絕不流于平庸。他打的井必須出水。盡管他有些觀點可能還存在爭議，但是他確實在提出學術創見方面殫精竭慮。例如，對于先秦典籍的研究，他意識到無論“六經注我”還是“我注六經”，自己可以說的話已經不多了。研究必須另辟蹊徑。所以他要從發生學的角度，“回到歷史現場”去“還原先秦諸子”，這就是出于一種超越的意識。他當然知道，先秦諸子是一個被無數前輩學人反復研讀了一千多年的領域，就是對同代學者來說，他這樣做也是在動別人的奶酪，而且還試圖往奶酪里加糖。但他說：“不超越別人，就沒有必要研究。”對此他是橫下一條心，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結果也曾苦惱，例如他寫完《韓非子還原》，說自己“讀了三遍，沒有感覺，焦慮不堪。”因為超越意識要求他的研究必須有所突破，找到屬于自己的“感覺”，才能落筆定稿，公開發表。這樣他耗時十數年孤軍深入諸子研究，又是研讀了上千種著作，才拿出了與眾不同的“諸子還原”系列。這些著作的出版，因其研究角度和方法的別具一格，如同“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引發學術界討論。我以為這是好現象，至少，楊義通過這種創新研究，把自己的一家之見留給了歷史。

這是從縱的角度理解楊義的大文學觀。其實，在我看來，從橫的角度理解，可能更為重要。因為從未有人嘗試過。這就是，楊義不僅打破了文學研究古今分割的模式，而且打破了文學史研究圖文分離、口頭文學和書面文學分離的模式，以及各民族文學各自研究的模式。

楊義也有一個著名的“夢想”：重繪中國文學地圖。這個理念的提出，我以為和他在1999年之后擔任了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和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兩個所長的職務有關。在所長任上，他的眼界徹底打開了，學術領導的工作平臺促使他思考了許多獨立治學的普通學者通常不會思考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直接觸發了他學術興奮點的轉移。

“圖志”是楊義的研究模式橫向突破的開始。在此之前，中國文學研究缺少采用這種模式的著作，楊義在90年代初期寫出《中國現代文學圖志》，把以圖出史、圖史互證作為研究方法，獲得極大好評。但這本書對他來說只是一次初試鋒芒的預演。他的真正目的，是要做一整套包括中國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的圖志，貫通文學起源直至今天的歷史。在古典文學方面，至少分為四冊，“先秦至兩漢”“魏晉南北朝至隋唐”“宋遼金元”和“明清”時期。2008年前后，他曾經到三聯書店，和我談到過這套書的出版構想。當時他已經寫好了《中國古典文學圖志——宋、遼、西夏、金、回鶻、吐蕃、大理國、元代卷》一冊，我為他編輯出版了。為什么先寫這一冊？這是因為他開始關注文學在融合過程中的漢化和胡化的問題，注意到文學研究的純文學和民間文學、漢民族文學和少數民族文學分離而需要整合的問題。讀者從書名就可以了解這是研究領域的拓寬，眼界的擴大，而且用“圖志”來表達的著作。楊義是要用這本書做出一個模版，形成一個“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架構，告訴學術界，我們過去對中國文學的研究和總結是不完整、不全面的。這本書集中體現了楊義“重繪”文學地圖的大文學觀，也就是文學研究的整體觀。可惜，楊義去了澳門大學以后，集中精力去做先秦諸子“還原”，而沒有顧得上繼續做這種大文學觀的古典文學研究。這很可惜，因為如果他能夠全部完成打通兩千年中國文學史的多卷本“圖志”，那將會是一套橫空出世的著作。

至于說到治學及研究方法，我認為楊義最可稱道的，是“為打一口深井”的收集史料的方法。史料是研究中的證據。為了使用新鮮證據說出新鮮的話，幾十年來，他收集史料（包括文字和圖像），可以說是走到哪里收集到哪里。他曾經告訴我，他的電腦里面儲存了幾萬張和文學史相關的插圖，都是他為寫作多卷本的《中國古典文學圖志》準備的。例如1998年，他去英國訪學，本來是在大學講課，但他利用這個機會，對大英博物館收藏的6萬種中國古籍普查一遍，清理古籍中的各種類型插圖，精選復印。后來又到荷蘭和日本的一些圖書館做過同樣的工作。再比如，當他發現地方少數民族地區文學可以形成“邊緣的活力”以后，他提出“文學地理學”的概念，強調文學研究也要做田野調查，要“接地氣”，以便發現新的研究證據。他曾說治學除了“心學”“手學”“眼學”“耳學”之外，還有“腳學”。所謂“腳學”，就是要四處實地考察。為此他身體力行，不知疲倦，不辭辛苦，到過十多個省，去過幾十趟考察各種古代文化遺址，其中有少數民族史詩的發源地，也有先秦諸子的故里。這對他把人文地理引入文學研究，使自己能夠穿越歷史而從舊時現場去思考問題，極有意義。他還搜集了很多地方文獻，包括族譜、家譜和民間故事。這種調查和挖掘，簡直可以用“跑馬圈地”來形容，看似未必有用，但實際上都成為他學術研究厚積薄發的底氣和背景。

這種廣收和深挖史料的方法，是楊義治學的基本手段。他當年寫《中國現代小說史》，就是跑遍了北京各大圖書館，把能夠借到的所有中國現代小說大約2000本全部讀遍，總字數大約兩億字，摘記卡片5000張。為了寫這套書，他苦讀10年，沒有離開過北京一步。這樣他形成了獨一無二的史料積累，他的研究能夠超越前人，成為小說史方面的經典名著，一個重要原因就在這里。他后來研究李杜，研究屈原，乃至研究先秦諸子，都是采用這種方法。他曾把這種方法傳授給弟子，對他們說，“找一個中等領域，你覺得有興趣，也很有意義和發展潛力的，讀它十年八年，可能在這個領域，全國讀書最多的就是你，你最有發言權。”這其實是一種下笨功夫的方法，可以用“竭澤而漁”來形容。如果講比喻，就是選擇一個中等的魚塘，四邊圍堵，將所有的魚一網打盡。當然，這是花時間花力氣才可以完成的，要求學者必須勤奮努力，耐得住寂寞，甚至忍受孤獨。楊義的勤奮是人所共知的，他以學術為生命，把學術當做日常生活，把生命無條件獻給學術，以致癡迷于學術，甚至享受學術帶來的寂寞和孤獨。他最后可以融通兩千年文史，成功地打出那么多口深井，一來是得益于他的大文學觀，二來受益于他“竭澤而漁”的研究方法，三來要歸功于他的勤奮和他對學術的熱忱。

我們今天紀念楊義先生，一定要認真地思考，楊義究竟給中國的學術界留下了什么？后來的學者，可以從他身上學到什么？我的看法是，他的大文學觀，他的治學和研究方法，都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本文作者系著名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