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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16日是黃埔軍校建校100周年。1927年4月8日，魯迅應友人邀請，來到黃埔軍校（廣州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為近千名學生作了《革命時代的文學》演講……

“革命需要我，我就去”

1927年1月16日，魯迅離開廈門大學，乘坐“蘇州輪”，于18日午后抵達國民革命的中心廣州，受聘擔任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一時間，廣州各家報紙紛紛刊登消息歡迎魯迅的到來。

彼時，黃埔軍校留守政治部主任、中共黨員熊雄讀了報紙以后，便與政治部的同事孫炳文、劉弄潮商議如何邀請魯迅到軍校演講。

聯想到廣州復雜尖銳的斗爭形勢，熊雄不無憂慮地指出，請魯迅來演講，會不會影響他在中大任教和人身安全？劉弄潮分析說，只要魯迅同意，應該不會有什么問題：“魯迅是支持革命的。他贊成辦黃埔軍校，曾介紹他的學生李秉中報考黃埔三期。請他來演講，他是不會推辭的。”因劉弄潮1925年春曾在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擔任交通員，受李大釗指示多次拜訪魯迅，并有書信往來，所以三人最終決定，由劉弄潮出面邀請魯迅。

1月25日，劉弄潮來到魯迅寓所，略事寒暄后，就把話題引到演講事項上。魯迅初聞之下略有顧慮，他說：“現在去，怕起不了多大效果。”當時北伐戰爭還在進行，魯迅剛到廣州，各方勢力都在以各種緣由，設法接近并爭取、利用魯迅，如國民黨高層戴季陶、孔祥熙、陳公博等先后請他赴宴。但魯迅不愿受人牽制，一概予以拒絕，因請柬太多，且源源不斷，他索性將它們送至傳達室，寫上“概不赴宴”。

這一階段，魯迅除參加校務會議外，或參加歡迎會、或應邀作演講，忙碌不堪，幾無閑暇時間。如3月15日，他在給李霽野的信中寫道：“我太忙，每天胡里胡涂的過去……住在校內……從早十點至夜十點，都有人來找。”而在給李小峰的信中（9月3日）亦曾回憶說：“……我到中山大學的本意，原不過是教書。然而有些青年大開其歡迎會……”“訪問的，研究的，談文學的，偵探思想的，要做序，題簽的，請演說的，鬧得個不亦樂乎。”

劉弄潮解釋說：“黃埔同學，尤其是第五期，有許多是過去的大學生，都聽過你的課。”他告訴魯迅，這些學生入學前的文化水平比以往各期學生要高，政治大隊的學生大都是政治水平較高的優秀分子，還有很大一批學生是國民革命軍一至六軍中的有文化的戰士，又年輕又有思想。魯迅聽了后終于表示：“革命需要我，我就去，權在革命方面，不在個人方面。”

4月8日，魯迅在“湖畔派”詩人、黃埔軍校政治部教官、中共黨員應修人等陪同下，來到黃埔軍校本部禮堂，作了約兩個小時、題為《革命時代的文學》的演講。

“革命武裝斗爭的重要性”

演講一開始，魯迅開宗明義地指出，在動蕩時代，文學的作用并不顯著：“這幾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經驗，對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講的文學的議論，都漸漸的懷疑起來。那是開槍打殺學生的時候（指‘三一八慘案’）罷，文禁也嚴厲了，我想：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并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即使幸而不被殺，但天天吶喊，叫苦，鳴不平，而有實力的人仍然壓迫，虐待，殺戮，沒有方法對付他們，這文學于人們又有什么益處呢？”

隨后，魯迅從“革命時代與文學的關系”和“革命武裝斗爭的重要性”兩個方面，旁征博引，深入淺出，分別論述了“為革命起見，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學’倒無需急急，革命人做出東西來，才是革命文學”；中國目前“沒有嶄新的進行曲”，“中國革命還沒有成功，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刻，現在到了民眾攜起手來，為打破一個“舊世界”開展武裝斗爭的時候了。

魯迅在此不僅糾正了自己早年片面看重文藝改造作用的唯心史觀，而且清醒地認識到，在改造舊社會的過程中，革命的暴力往往比紙上談兵的文學更為重要，開始強調“武器的批判”作用、“革命武裝斗爭的重要性”。

魯迅繼而又聯系社會現實，鞭辟入里地指出：“廣東報紙所講的文學，都是舊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證明廣東社會沒有受革命的影響……廣州仍然是十年前的廣州。”并進一步闡述道：“中國現在的社會情狀，只有實地的革命戰爭，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甚至預言，當革命成功之后，文學中將會出現對舊制度的挽歌和對新制度的謳歌。

演講最后，魯迅不失幽默地說：“我呢，自然倒愿意聽聽大炮的聲音，仿佛覺得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更好聽得多似的。”臺下近千名黃埔學生群情激奮，掌聲經久不息……

魯迅在黃埔軍校的演講記錄稿，經謄錄整理后，發表在當年6月12日出版的軍校校刊《黃埔生活》周刊第4期。后來又經魯迅修改，收入在1928年10月出版的雜文集《而已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