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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氏三兄弟：左起依次為郁達夫、郁曼陀、郁養吾

一

現代作家、抗日烈士郁達夫行三，為郁氏兄弟三人中的幼弟。長兄郁華，字曼陀，長其12歲；次兄郁浩，字養吾，長其5歲。父親的早逝，使曼陀早早肩負起支撐門戶的責任。曼陀對郁達夫的人生際遇有著絕大的影響。

他們與通常的兄弟關系不同。郁達夫出生后不久，曼陀已離家去杭州府學堂就學，自幼到大，兄弟二人共同生活的時間無多。1913年，曼陀東渡考察司法，決定攜幼弟同行。如其家信中所言：“三弟居家，斷非上策，此次當偕赴日本也。”（于聽：《郁達夫風雨說》，第106頁）曼陀方在新婚，甫能立身，已為幼弟鋪路、籌劃，這種犧牲，實常見于傳統中國的家庭。這一段原委，郁達夫后來都原原本本寫到他的成名作《沉淪》里去了，就連兄長原信里的話皆照抄無誤。

郁曼陀歸國后，歷任京師審判庭、北京大理院推事，兼司法儲才館、朝陽大學教授，沈陽最高法院東北分院刑庭庭長。“九一八”事變前夕，他擺脫了日本人的種種威逼利誘，化裝潛回關內。1932年起在上海任公共租界內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長，并兼任東吳、法政等大學教授，著有《刑法總則》《判例》等專作。（顧志興主編：《江上自古多才俊：三江兩岸歷史人物》，杭州：杭州出版社，2013年，第265-266頁）

抗戰期間，日軍占領上海，而租界法權仍屬中國，郁華堅持捍衛中國人的司法尊嚴，在他的權力范圍內，他保護過田漢、陽翰笙、廖承志等愛國人士，對民族敗類嚴懲不貸。1939年11月23日，他被敵偽特務機關暗殺于上海寓所門前，成為抗日戰爭期間民國司法界為國捐軀的第一人，犧牲時年僅56歲。1952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批準郁華為革命烈士。（同上，第267頁）

郁曼陀之妻陳碧岑，安徽泗縣人，1893年出生于淮陰清江浦，父為清末秀才，因家貧改業中醫。她在父母相繼謝世后，賴胞姐撫養長大，雖有向學之心，但只有到14歲時方得機會在伯父家讀書數月。以其女、畫家郁風的話來說就是出嫁前“除了跟著大舅二舅偷看《紅樓夢》等小說之外，沒有讀過一天正經書”（郁風：《我的父親母親和三叔》，《神劍》2006年第6期，第93頁）。其閨中教育雖止此，但她性聰敏，警于文字，1911年嫁與曼陀之后，由夫君教習唐詩，同時練習作詩，頗見成績。郁達夫研究者中，有人認為長兄嫂俱對其有“教詩”之功，這個提法是不正確的。陳氏漸能寫作后，與郁達夫有唱和是真，但其早期詩作多經曼陀訂纂過。

陳碧岑1913年與夫君、小叔同來日本，即入東京錦秋高等女校就學。（郁風編：《郁曼陀陳碧岑詩抄》，杭州：郁風苗子藝術館，2014年，第10-11頁）僅比郁達夫大3歲的她，勤學而穎悟。叔嫂之間頗和洽，常在一起習學日語、談論詩詞。郁達夫的舊詩寫作，起步畢竟比陳碧岑要早得多；兄嫂回國后，他對于嫂氏學詩應效何家，曾在家信中發表意見。這些有關女性學詩的建議，如今都成為珍貴的論詩資料。譬如談到學詩的取徑：

吾嫂學詩，盛唐不及中唐，中唐不及晚唐。與其失之粗俗，寧失之纖巧，女人究竟不應作“欲上青天攬日月”語。弟意李杜詩竟可不讀，入手即應誦李義山、溫八叉諸人詩。在宋則歐陽永叔、曾南豐、陸劍南諸家詩可誦。元明人詩弟未曾披讀，故不敢言。然如王世貞、李東陽諸家究不合使閨閣中人模仿……（郁達夫：《致郁曼陀、陳碧岑》，《郁達夫全集》第六卷，第5-6頁）

曼陀被刺后，陳碧岑艱苦撫養二子四女長大成人。（吳祖光：《陳碧岑夫人傳略》，《吳祖光選集》第六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3頁）她終生以吟誦和寫作舊體詩詞為嗜好，有《小隱山房詩稿》傳世，收1913年至1981年所作共129首。曼陀身后的《靜遠堂詩畫集》，與《小隱山房詩稿》合刊為《郁曼陀陳碧岑詩抄》，1983年由上海學林出版社出版。（郁風編：《郁曼陀陳碧岑詩抄》，第185頁）

郁達夫與兄嫂間的唱和，即在《郁曼陀陳碧岑詩抄》中，亦產生出為數不少的篇章。郁達夫不但與長兄唱和，與長嫂亦有獨立的贈答之作，如《有懷碧岑長嫂卻寄》：

簾外風聲過雁群，登樓遙望暮天云。行經故館空嘶馬，病入新秋最憶君。知否夢回能化蝶，記曾春盡看湔裙。何當剪燭江南墅，重試清談到夜分。

（原載1916年11月23日上海《神州日報·文藝俱樂部·文苑》，按首句詹亞園版作“悵望中原日暮云，一聲征雁感離群。”）

有時，郁達夫寫給兄嫂的詩，主要致長嫂，只是“兼呈”長兄，如《奉答長嫂兼呈曼兄四首》：

之一

定知燈下君思我，只為風前我憶君。積淚應添西逝水，關心長望北來云。

之二

昔年作客原非客，骨肉天涯尚剩三。今日孤燈茶榻畔，共誰相對話江南？

之三

垂教殷殷意味長，從今泥絮不多狂。春風廿四橋邊路，悔作煙花夢一場。

之四

何須指日比長安，春水靈槎會豈難？刪去相思千萬語，當頭還是勸加餐。

（1914年秋作，1916年2月9日與陳碧岑原詩同時發表于杭州《全浙公報·雜貨店·詩選》，題作《答家碧岑長嫂和寄懷原韻》）

二

在名古屋就讀的第一年，由于醫科的語言要求，郁達夫開始學習德語；但期間他也得了刺激性神經衰弱癥，時昏絕如羊癲病，未能全科通過考試。郁達夫購書開銷巨大，官費不支，遂向長兄乞資，而曼陀未能即時回復。1916年秋，由于醫科學費浩大，加之自己狀態不佳等，郁氏決定改入第一部，曼陀知聞，以為幼弟天性游移，來信責備，造成兄弟失和事件。失和的開始時間，大略為1916年秋冬。曼陀來信在秋季開學后一個月，郁達夫至1917年3月4日始正式復信以表示態度。1917年2月25日，他甚至鄭重其事寫下遺囑：“曼兄疑予無行，是以屢告急而不欲為之助。此番絕予，想亦此之由。而予卒因不能自明而死……”

兄弟二人復交，當在1917年夏郁達夫回國省親兼定親前后，其8月10日《日記》載：“晨八時發曼兄郵片，寄昨夜聯句去也。”兄弟失和事件對郁達夫的精神、心態影響重大，其后間接造成《沉淪》的問世。

兄弟二人還有第二次失和。1927年，郁達夫在上海結識王映霞，苦苦追求，欲與她結婚；由于民國對重婚罪定論的法律是“告訴乃論”，郁曼陀身為法官，深知茲事體大；他不能眼看兄弟將蹈“重婚罪”，乃出手阻止，正在熱戀中的郁達夫哪里肯聽人勸？ 他再次與長兄翻臉。后因郁氏原配孫荃愿接受“贍養”的保證而不去“告訴”，矛盾得以解決，兄弟又復和好。

1915年秋，時曼陀方任北京大理院推事，而養吾正在京依兄讀書。郁達夫作《寄家長兄曼陀、次兄養吾同客都門》：

十載風塵一腐儒，暮云千里望皇都。紫荊庭外飛花未，銀膾江南入夢無？衙散想曾參廟市，時平也合讀陰符。卻緣家有元方在，贏得人間說小蘇。

（1915年秋作于日本，原載同年10月6日上海《神州日報·神皋雜俎·文苑》）

此詩頸聯二句，原注標有“曼兄嗜畫古玩”“養兄本學陸軍，故云”。郁達夫在日遙想兩位兄長工作之余的日常生活，關切殷殷，透穿紙背。除唐白居易《晚興》詩“將吏隨衙散，文書入務稀”句外，“衙散”一詞，入詩極為稀見。曼陀的工作是官衙性質的，將其工余稱為“衙散”，貼切之至。但這樣一來，往下寫養吾的一句卻不好辦了，因為養吾當時并未有職事。于是郁達夫導入養吾曾經學過軍事的背景，以“時平”來對“衙散”，令人叫絕。陰符為古代兵書，傳為黃帝所撰。此聯的難點在于，“衙”字是與地點相關的名詞，沒有經驗的詩人，斷斷跳不出繼續尋找地點相關的對仗字的套路；而郁達夫卻轉換思路，使用了與時間相關的名詞“時”，這一跳脫旋轉，使得句子顯得格外飄逸。

“元方”又是一個熟典。《世說新語·德行》：“陳元方（陳紀）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陳湛）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于太丘（他們的祖父）。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而大小蘇是北宋的蘇軾、蘇轍兄弟。尾聯謙遜又驕傲地說：家有優秀的兄長，我自己也不忝其后啊，這不，在人世間，我贏得了小蘇的美譽。

1916年兄弟失和前,郁達夫又曾作《寄曼陀長兄》于日本。

悔將詞賦學陳琳，銷盡中原萬里心。書劍飄零傷白也，英雄潦倒感黃金。三年鉛槧貂裘敝，一服參苓痼疾深。聞說求田君意定，富春江上欲相尋。

陳琳，字孔璋，建安七子之一，擅長寫檄文，傳說他所作的《為袁紹檄豫州文》，曹操看后嚇出一身冷汗，順便連頭疼病都治好了。但曹植鄙薄陳琳之不擅辭賦，曾在給楊修的信中嘲笑他“畫虎不成，反為狗也”（[魏]曹植：《與楊德祖書》）。由于有過曹植的定論，后世遂認為陳琳確實寫不好辭賦。劉勰《文心雕龍·知音篇》即枚舉此例而嘆知音之難尋：“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其實，陳琳的文學成就在建安七子中排名是很高的。郁達夫拈出陳琳學辭賦不成的例子，于他的情形，倒很貼切；兄弟倆即將為郁氏的擇科而決裂，幼弟向長兄坦承“辭賦誤我平生”，但后悔云然，實為一種傲氣的正話反說。

鉛槧，古人書寫文字的鉛制筆和木板片，這里代指寫作生涯。參苓是人參，郁達夫入讀名古屋后身體不好，常需服藥。然參苓常為求仙者所服，此句并不宜被過實地理解。“求田”為“求田問舍”的省稱，謂曼陀既有意在家鄉置業，而自己也愿與兄長一起歸隱富春江上。

郁氏兄弟的“求田”，非僅為一種文學修辭，更是實際進行中的計劃。郁母青年守寡，一門老幼的生計皆賴她艱辛維持。故郁曼陀初能經濟自立，即開始扶持家庭，并欲造一座大宅子奉養堂上。其后不久他果然在鸛山建起松筠別墅，又在其西買下兩層樓房一幢，供養吾作行醫之館。“松筠”之名，據云得自民初臨時大總統黎元洪的題贈。蓋曼陀憐念家中祖母和母親兩代孀婦，有旌表貞節的需要，故在起新屋的同時，請得黎元洪之題撰“節比松筠”（一說“節勵松筠”），在富陽街上制成匾額，一式兩塊，一塊掛懸前堂，另一塊則由曼陀親自護送，著人抬至祖母戴氏娘家。此情節為郁達夫研究學會會長蔣增福訪戴氏娘家赤松村時，親聞諸當地鄉老。（蔣增福：《松筠別墅小記》，《郁達夫及其家族女性》，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63-65頁）然有關此節，有的郁達夫研究者并不予采信，如浙江省社科院歷史所副研究員羅以民即提出反詰：“既言郁曼陀于民初曾親自護送此匾，何以郁曼陀乙丑年（1925）之《憶松筠別墅》之詩不言總統題匾事？”（羅以民：《天涯孤舟——郁達夫傳》，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11頁）

或謂曼陀以民初北洋政府的一名小官僚而能請得大總統匾額，事屬情理之外，實則不然。民初總統袁世凱、徐世昌、黎元洪，皆擅書而樂為名流屬吏題款。“節比松筠”“節勵松筠”等旌表貞節的四字套話，就連民國開創者孫中山與武人出身的段祺瑞都曾在不同場合為不同的人士題寫過，有時請題者身份并非格外顯赫。袁、徐、黎的題寫，現仍在中華各地有遺存，有心者可以查詢。

三

養吾的詩才，世人多不知，其實，從以下這首與郁達夫的聯句詩看，他亦是能詩的：

立秋后一夜富春江畔與浩兄聯句

秋月橫江白，（浩）漁歌逼岸青。眾星搖不定，（浩）一雁去無聲。山遠煙波淡，（浩）潮來島嶼平。三更群動息，（浩）好夢滿重城。

（郁達夫、郁浩：《立秋后一夜富春江畔與浩兄聯句》，周艾文、于聽（郁天民）編：《郁達夫詩詞抄》，第38頁）

如果說郁達夫對長兄的感情是尊重、敬畏為多，他對次兄則親近、交心得多。從日記來看，郁達夫在中年以后，與養吾的接觸較密而與曼陀較疏。除了郁達夫居滬居浙，與養吾距離近、走動頻之外，他與長兄兩次失和的原因恐也不能不計。

郁達夫亦作有《寄養吾二兄》：

與君念載鸰原上，舊事依稀記尚新。苜蓿未歸蜒驛馬，煙花難忘故鄉春。悔聽鄒子談天大，剩學王郎斫地頻。來歲秋風思返棹，對床應得話沈淪。（同上）

《詩·小雅·常棣》篇有“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句，“脊令”即鹡鸰，是一種鳥，于是“鸰原”便代表了兄弟之情。《史記·大宛傳》載：“（宛）俗嗜酒，馬嗜苜蓿。”“蜒”字可指水邊居民，此處代指日本。頜聯感嘆自己未能馳馬回到故鄉，那煙花三月的美景他總是難忘。鄒子即戰國時五行說創始人鄒衍，劉向《別錄》：“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故曰‘談天’。”自杜甫作《短歌行贈王郎司直》，出“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句，“拔劍斫地”又成為磊落之才表達抑郁的身段動作。

1918年10月19日，郁達夫作七律《曼兄書來，以勿作苦語為戒，作此答之》。結合其1918年10月14日的日記看：“午前接長兄書，勸予勿作苦語；又云：富春無大人物，為地方山水所縛也。……”（郁達夫：《斷篇日記一》，《郁達夫全集》第五卷，第11頁）當是曼陀來信規勸郁達夫寫詩風格不要過于哀苦，另外亦勸他不要自視太高，總以青云人物自期，因為他們家鄉富陽這小地方從來都不出大人物。

非將苦語訴同群，為恨幽蘭未吐芬。不遇成都嚴仆射，誰憐湖郡杜司勛？富春人物無多子，東海魚鹽惜此文。號召中原今已矣，秋風愁絕宛丘君。

郁達夫在復詩中，對兄長的勸諭一一駁答。他先是自比為杜甫――但老杜至少曾遇到過提挈、欣賞自己的成都嚴仆射嚴武；接著又自比為受晚唐名宦牛僧孺推重、曾任官司勛員外郎和湖州刺史的杜牧，由是感慨自己的不遇堪憐。“無多子”的“子”，此處是指“成名人物”。擁有名山勝水的故鄉，歷史上竟沒有出息過多少人才，但郁達夫堅信，占有東海漁鹽的地理之利的富春，是終將會愛惜“文”的。郁達夫原名的“文”，如郭沫若所言，本有“郁郁乎文哉”的來歷，在這里，詩人巧妙地嵌入自己的名字，意有所寓，高標自許。宛丘君，可能指宋詩人張耒，他曾有《宛丘集》，多發懷鄉客旅之悲；也可能指蘇轍――蘇軾曾在數首懷念蘇轍的詩中將弟弟稱為“宛丘先生”。既然此詩為兄弟間的唱和，則郁達夫很有可能關聯到蘇轍的幼弟身份，以宛丘君自比。

與前詩僅隔兩個月，郁氏又作《奉寄曼兄》：

誰從亂世識機云，兄弟飄零幾處分。天下英雄君與操，富春云樹幻耶真？

如今國事歸經濟，敢把文章托盛勛。記取當時燈下語，阿連有力凈河汾。

從內容上看，此詩仍可能是對曼陀一信的答復。“機云”為滅吳后入晉的南方才子陸機、陸云兄弟的合稱。太康十年（289年），陸氏兄弟來到洛陽，文才傾動一時，受到太常張華的賞識。“君與操”的典故來自著名的“青梅煮酒”，曹操對劉備說：“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借此，郁達夫在抬重長兄的同時，也抬重了自己。

此詩有原注“同住東京時曾有他年偕隱之約。”“燈下語”指的就是要遵守這個約定。“阿連”是指謝靈運族弟謝惠連。“凈河汾”的意思很含混，有可能作者喻指《世說新語·德行》里的“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范，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以黃河及汾河來代表天下，矜美自己的才能。“凈河汾”又作“諍訶紛”，若取此，則為“諍言訶責”的意思，可能與前次兄弟失和時兩人之間產生的言語沖突有關。

四

郁曼陀對幼弟的愛撫之情，可用他本人的一句詩概括：“一家年少最憐君”（《酬達夫弟原韻》）。據郁達夫在北京平民大學的學生張友鸞回憶，二十年代初，郁氏住在曼陀家里，煙癮大，曼陀一天要供他一聽“小炮臺”煙。（張友鸞：《郁達夫二三事》，陳子善、王自立編：《回憶郁達夫》，第43頁）“小炮臺”是英美煙草公司出的名牌香煙，與“大炮臺”“哈德門”齊名，是民國紙煙中的上品，價格極為昂貴，可見曼陀這“最憐君”絕不是說說而已的，還包括著物質上的寵溺。

郁達夫研究者皆承認郁曼陀對郁達夫“兄兼父職”的提挈之恩；于第一次兄弟失和，論者多以為曼陀責弟過切。曼陀其人，嚴肅、不茍言笑，凡見過郁氏兄弟相處的友人，皆謂郁達夫十分敬畏曼陀。

留日同學錢潮回憶：“他寫得一手好詩，與他長兄郁華的指導有關，他們兄弟倆當時時有唱和。在我印象中，郁華對達夫要求很嚴格，達夫好象有點怕他。”（錢潮：《我與郁達夫同學》，陳子善、王自立編：《回憶郁達夫》，第27頁）

郁達夫在武昌師大的弟子、后來成為古籍出版家的李俊民回憶，曼陀的嚴正、不講情面，在整個上海都很有名：“上層人士中給他取的渾名叫“死人的額角頭”，就是說他對人冷冰冰，不講情面，威迫利誘，都不能使他動心，而一切都要按他的主張辦事。”（李俊民：《落花如雨拌春泥——郁達夫先生殉國四十周年祭》，陳子善、王自立編：《回憶郁達夫》，第131頁）

1933年，李俊民和另外一位朋友受郁達夫之邀去虹口公園西側的曼陀家。三人下了電車，正逢暴雨，郁達夫提議“身上可以淋濕，腳底不可沾泥，大家把鞋襪脫下，夾在腋下”。李俊民后來才知道他的用意是“去到他哥哥那里，可以不濺濕打蠟的地板”。所以，“三人夾著鞋在大雨中快跑，身上早已成了落湯雞”。到了郁家，“我們擦干了濕腳，就把未曾沾濕的鞋襪穿上，這樣就可以登堂入室了”。又據李俊民的回憶，雖然曼陀“有點長兄若父的派頭”，但陳碧岑對郁達夫卻“熱情而又恭敬，有點象對待老師。后來知道，她學做舊詩，是經常向郁達夫請教的。”（同上，第132頁）

《郁達夫早年家庭經濟狀況及其成員關系》的作者袁慶豐，既能從郁家的經濟角度、亦能從父親角色缺失對郁達夫造成的心理影響角度出發看問題，觀點已較立體客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7年第3期，第285-296頁）筆者欲補充一點：曼陀要求幼弟學些“真才實學的東西”，在擇科上不能任情，是由于他自己就做出了不任情的表率。

曼陀在擇科就業上，一直非常清醒現實，從沒敢放縱自己的文學追求。自早稻田大學師范科畢業后，曼陀改入法政大學，三年畢業，在天津交涉公署任翻譯二年，其后考取法官，在京師高等審判廳任職。許俊人任司法部長時，他升任大理院推事，被派赴日本考察司法制度――也就是因了這次，他方才抓住機會攜幼弟赴日；回國后，他歸大理院奉職，期間推助二弟養吾考取北京醫專。養吾后參加文官高等考試，及格后進入海軍部工作，亦有了一個出身。

曼陀受過比乃弟更為嚴苛的舊式教育，他的成績也更為優異。光緒十年甲申，他以府道試第一名補博士弟子員，廢科舉后第一期入杭府中學，畢業后成為浙江首批報送留日的官費留學生之一。曼陀以舊詩聞名，與乃弟相似而更早。留日期間，曼陀作有53首《東京竹枝詞》，刊1909年的《民呼日報》和《民吁日報》，其中有20首因署名“曼殊”而常被后來民國舊體文學研究者誤為蘇曼殊之作。（顏廷亮：《關于〈民呼日報〉上的‘曼殊’詩作》，《成歟齋近代文學叢稿》，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62-364頁）曼陀有與郁達夫的同題題壁詩，筆力不凡：

暑假歸省題春江第一樓壁醉放狂懷入太虛，別開云路走雷車。雨中井灶雞鳴外，江上樓臺雁到初。赤土磨無埋獄劍，黃金買盡壓裝書。襕衫徒博群兒笑，轉悔歸來計太疏。（郁風編：《郁曼陀陳碧岑詩抄》，第31頁）

此詩最重要的是“埋獄劍”典，喻人材之埋沒，出《晉書·張華傳》。晉張華命識劍者雷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監獄屋基，于四丈深地下得石函，中藏龍泉、太阿兩劍。后來就以埋獄劍比。曼陀以此自喻，又暗合自己身為執法者的身份，何其貼切！ 曼陀舊式教育充分，詩與畫皆稟天賦，他犧牲了自己親近風雅的天性，為家族撐起了一片天。很難想象，若無長子曼陀的犧牲，郁氏家族是否還能重新振興。曼陀將自己“現實”的經驗反折到對兩位兄弟的擇科就業要求上，是不足為怪的。

1961年春，郁達夫友人郭沫若作《題曼陀遺作》：

雙松挺秀意何如，仿佛眉山有二蘇。況復塤篪同殉國，天涯海角聽相呼。

（蔣增福、夏家鼐編注：《歷代詩人詠富陽》，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39頁）

呼應著郁達夫早年的“贏得人間說小蘇”，此詩譬曼陀、達夫為大蘇小蘇，郭沫若對郁氏兄弟的定位，可謂允當不過了。

（作者為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