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十七年”時期以《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和外文出版社為代表的國家翻譯機構翻譯實踐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翻譯模式，即“計劃翻譯模式”。首先，作為中國文學對外翻譯的組織者與業務負責人，葉君健經過“下鄉”完成知識分子身份認同和思想認識的改造。其次，作為冷戰時期中國國家對外文化交流的窗口，《中國文學》精心設計翻譯策略，開展國家文學翻譯實踐。再次，作為國家翻譯機構和國家文化單位，外文出版社服務于國家對外宣傳的翻譯目的。最后，翻譯界經過組織化、計劃化的整合，成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工具，中國文學對外翻譯是冷戰時期重要的國家文化工程。

關鍵詞：“計劃翻譯模式” 《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 葉君健 對外翻譯

導 言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適應國家對外交往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需要，國家將翻譯納入國家文藝體制，進行領導與管制。同一時期，國家開始對出版業進行公私合營改造。翻譯出版機構的設立與翻譯界、出版界的整合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影響下的翻譯界思想改造，在此基礎上召開的全國翻譯會議制定了國家翻譯政策和方針，決定有組織有計劃地推進翻譯事業；二是成立以外文出版社為代表的國家對外翻譯機構，統一管理翻譯工作；三是人員調控與改造譯者的身份認同。

《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1（后文中簡稱為《中國文學》）是“十七年”時期國家唯一公開出版、持續向國際發行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刊物，它用古今文學作品、作家與藝術家跨文化交流的動態信息向世界表達中國的文化價值、民族精神與世界意識，形成了冷戰時期面向世界的中國國家文學敘事。《中國文學》的翻譯實踐是考察社會主義文藝體制下國家機構翻譯的典型案例。

作為刊物的執行編輯、翻譯審定與編譯工作的組織者，“葉君健在《中國文學》中扮演的角色不亞于魏晉時期的佛經翻譯家道安在組織大型譯場和制訂翻譯規程的作用”2。在國家的意識形態方向、外宣翻譯原則之下，葉君健實際負責確立《中國文學》的翻譯策略。

從翻譯學的角度出發，以往的《中國文學》研究者通常使用翻譯學英國學者勒菲弗爾和巴斯內特在翻譯研究“轉向文化”的新視野下提出的“操控理論”（Manipulation Theory）3來闡釋《中國文學》的翻譯實踐，用“國家贊助人”的理論來解讀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中國對外文學翻譯實踐4。1980年代初曾經在外文出版社從事翻譯工作的澳大利亞學者杜博妮，基于她的親身經歷（特別是后來她與北島的合作翻譯實踐）將外文出版社的翻譯模式定義為“權威命令與禮物交換模式”5。然而，“十七年”時期中國對外文學翻譯本身即是國家事業的一部分，與國家的關系不是與西方歷史上個人勢力、宗教集團、政治團體、社會階級、皇家宮廷、出版社、傳媒機構等的“贊助”與“操控”關系這樣簡單，也不全是“權威命令模式”中的規訓與被規訓關系。正如任東升提出的“國家翻譯實踐”6理論所說，國家翻譯實踐在本質上是“一種融國家行為、話語實踐、傳播行為為一體的翻譯實踐活動”。本文基于葉君健及其編輯、翻譯的《中國文學》翻譯個案，分析這一時期國家對外文學翻譯的代表機構外文出版社的運作方式和單位屬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翻譯界的思想改造和組織化、計劃化整合過程，提出“計劃翻譯模式”的概念。

一、葉君健：從“翻譯家”到“翻譯工作者”

1938年從武漢大學外文系畢業的葉君健在武漢國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廳第七處國際宣傳處工作，此前他已經陸續用英語、世界語寫作了一些短篇小說，如《歲暮》《王得勝從軍記》，發表于國外的英文刊物和世界語出版物。1939年秋，葉君健在香港與戴望舒、徐遲、馮亦代編輯出版英文文學刊物《中國作家》，將抗戰文學翻譯介紹給英文世界的讀者。1944年，受英國戰時宣傳部邀請，葉君健赴英國巡回演講宣傳中國抗日。二戰結束后，葉君健留在劍橋大學學習研究。1949年冬，葉君健從英國回到祖國，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對外聯絡事務局編譯處處長。

1949年年底至1951年年底，在毛澤東的直接倡導下，數十萬知識分子作為土改工作隊員，參加了土地改革運動7。1949年12月30日，錢俊瑞在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總結報告中指出：“中國的知識分子大多與土地有聯系，他們在土地革命的斗爭中是動搖的，但是他們的立場是可以經過教育而改變的，我們必須事先向他們進行土地改革的教育，爭取他們積極參加或支持土地改革工作。”81951年2月與3月間，毛澤東幾次對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川西區黨委的報告作出批示，要求“在今年夏、秋、冬三季的土改和鎮反工作，從各大城市、中等城市分幾十批組織民主黨派，民主人士，教授，教員，資本家下鄉去參觀，或參加工作”9。

在這種情勢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參加三大運動籌備委員會組織的中南區1952年春土地改革工作團10，經過學習土改政策，在陽翰笙、千家駒、田漢、胡繩等人的率領下，于1951年12月10日正式啟程前往漢口。全團982人，分為9個團。到漢口后，各團分赴湖南、廣東和廣西三省。陽翰笙率領中南區土改工作第二十團，前往廣西柳州專區進行歷時7個月的土改。該團共120人，團員多數是知識分子，北京大學和輔仁大學的師生最多，還有上海和北京一些科研文化單位的專家、學者和文化人士。

葉君健即是中南區土改工作第二十團的一名普通團員。到了柳州專區后，葉君健被分配去的地點是柳城縣沙塘鄉附近的一個村子。到農村后，土改工作團與農民實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勞動），負責將當地政治上可靠的年輕貧農培養為“根子”（即土改骨干力量）。土改工作隊的工作一般在晚間展開，工作隊員通過各種村會、小組會、座談會和訴苦會向農民解釋土改政策，了解村里各階層的情況。在收集了大量當地地主的情況、經過多方研究、經法政部門批準之后，有三個“罪大惡極的、血債累累的惡霸地主并土匪頭子”，提交群眾公審。正是這次公審給葉君健帶來了極大的心理震撼。

我目睹了這次公審，而且站得離罪犯不遠。我雖然沒有直接受過他們的摧殘，但聽到農民聲淚俱下的控訴，我也不禁激動起來，再看到這些罪犯站著不動，一點惶恐和緊張的表情都沒有，也感到極端忿怒。有一個瘦的家伙，一邊聽，一邊斜著眼睛盯視控訴者，偶爾還搖搖頭，表示他對控訴的不滿和否定。他這種玩世不恭的樣子更激起了我的忿怒。我也恨不得要跳上去，甩他幾下耳光，只是土改紀律不容許我帶頭犯規——土改政策中有一條，就是不打地主，以免沖淡群眾對地主的仇恨，土改工作隊員當然更不能如此。但這種自我克制，倒反而更激起了我的氣憤，所以當公審宣判這幾名罪犯的死刑、而且立即執行時，我也跟隨群眾一道，涌到刑場上去，親眼看看這幾個敗類在人民的法律面前滅亡。……槍聲響了——一連好幾發槍聲。我向那跪著的罪犯望去，他們已經應聲倒地，他們的腦漿被槍彈轟向上空，向四邊濺去。我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場面。我不敢說我當時有些傻了，但我的腦子確是有一會兒停止了對外界事物的反應。……暮色己經開始降臨，我轉身獨自向遠方的村里走去。一路上，說來也奇怪，一些與這件事毫無關聯的記憶，潛進我的腦子中來。首先是我小時在塾里背誦過的《唐詩三百首》和陶淵明詩中的某些詩句，特別是有關田園風光的某些詩句。接著而來的便是我所讀過的那些西歐和舊俄的現實主義小說中的人物：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所創造的那些充滿人道主義精神的人物。他們曾經感動過我。當我走近村子的時候，我才忽然驚醒過來：難道剛才發生的事是暴力，而不是人道主義的表現嗎？……而農民就這樣、世世代代地活了下來！消滅吸他們血的惡魔，給予他們堪與“人”的稱號相稱的生活，還有什么比這更偉大的“人道主義”呢？11

顯然，近距離目睹活生生的人被槍斃給葉君健的心理帶來了巨大的沖擊，他的腦海里無意識地浮現出幼時熟讀的唐詩及陶淵明有關田園風光的詩句，希望從古詩所表達的人對于生命與永恒的豁達態度中尋求超越現實的安慰。繼而，葉君健又想到19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人道主義，希望從根源于宗教精神的悲憫情懷中獲得心靈的平靜。但回到現實，當葉君健看到與他生活在一起的農民，在結束了強勞動的一天，回到家卻只能吃一碗中午剩下的泡飯（里面只有幾粒米，還有一些芋頭加蘿卜，佐著鹽和辣椒粉吃下去），他的心理和情感立即發生變化，生發出對辛苦勞動卻沒有營養補充的農民的同情，對欺負農民的惡霸的憤恨。正是出于對貧苦農民生存處境的同情，葉君健認同土改政策，認為土改從官紳惡霸的手中解放了下層農民，使得農民能夠獲得基本生存的權利與尊嚴。在他看來，土地分配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維護了農民的根本利益，實現了孫中山關于“平均地權”的理想。在這里，葉君健對土改政策的認同與對底層人們的同情與關切是一致的。在這次事件之后，隨著對當地情況的深入了解，葉君健愈加理解中國的國情，對西方的普世價值有了新的看法，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國情推翻了我在西方所學的人道主義”12。同時，葉君健認為知識分子與農民一起參與運動，協助農民獲得土地，能夠讓知識分子對農民生活的真實狀況有切身的體察。

經過親身參與土改，葉君健從溫和的人文主義者、個體翻譯家逐漸轉變為國家建設服務的集體翻譯工作者中的一員。這種轉變的關鍵是對革命的親身體驗及認同，在柳州，葉君健親眼看到中國農村階級結構的頑固與穩定，除了暴力革命，沒有其他相對溫柔的改良方式可以使其發生改變。正如1927年3月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說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13從而，葉君健在感性與理性上自覺認同農民階級的立場，認同推翻封建地主階級權力的革命。

盡管葉君健在回憶文章中沒有談到土改經歷對于他編輯《中國文學》的直接影響，從1953年、1954年《中國文學》連續選載土改題材長篇小說（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的選材安排，章節節選的考量以及編者撰寫的“編者按”上，我們仍然可以推測這段經歷對于葉君健思考土改對于中國革命的意義、知識分子在新社會中的作用、翻譯如何服務于社會主義建設等問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從葉君健的案例上，我們可以發現翻譯者的身份認同轉換并不是簡單地從個體知識分子、翻譯家變成國家翻譯機構的工作人員就可以完成的，也不是單一地從主動到被動服從的過程，而存在著更為復雜的過程。此后，葉君健一直努力地在作為具有專業翻譯技能的外國語言與文學專家，與服務于崇高的革命目的的外事干部兩種身份之間“如履薄冰”14地尋求平衡。

二、《中國文學》的翻譯策略

作為《中國文學》的執行編輯、翻譯審定和編譯工作組織者，葉君健的土改經歷為我們提供了從參與者的情感認知角度來了解新中國成立初期譯者身份認同問題的個案，而其身份認同的轉變潛移默化地對其確定刊物的翻譯策略產生了影響。

《中國文學》遵循忠實于原文的基本翻譯準則，在此大原則下，需要解決諸多關系到人民中國國家形象建構的具體問題，設定可譯與不可譯的邊界，由此產生了翻譯對原文的刪削、改寫。謝天振認為造成節譯與編譯的原因有幾種：為與接受國的習慣、風俗相一致，為迎合接受國讀者的趣味，為便于傳播，或出于道德、政治等因素的考慮等等15。對于以塑造自我形象為核心使命的《中國文學》來說，更重要的考量因素顯然是道德、政治上的，在此前提下《中國文學》也很重視接受國讀者的眼光，考慮到西方文學影響下的英文讀者的文學閱讀習慣，編譯者會對他們認為寫法過于松散的當代文學作品，從緊湊情節的“文學經濟學”的考量出發，進行節譯和加工處理。此外，需要說明的是，基于道德、政治因素的翻譯改寫的權力在于中文編者，而不在于譯者（無論是中國譯者還是外國譯者），大多數情況下，譯者只是執行翻譯工作，即將中文編輯已經對原文處理過的稿件由中文翻譯成英文。

由于《中國文學》翻譯作品數量龐大，下面僅就刊物翻譯的五四以來的新文學與當代文學中存在的幾種類型化刪改，進行舉例與分析16。

首先，民族立場是國家對外翻譯至高的準則。出于維護正面的、積極的民族形象的考慮，具體體現在政治倫理道德的考量，翻譯會對原文揭露民間陋習、國民性中的黑暗面的情節進行過濾。這種以民族立場為原則的刪削，最典型的例子是改寫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小說描寫浙東農村的典妻習俗給女性造成的生理和精神戕害，其中寫到主人公的丈夫將他們剛生下來三天的女嬰投向沸水，因為在他看來，女嬰是不值錢的物件（甚至不是生命），殺死女嬰是理所應當的。

原文：

他似乎漸漸發怒了。也就走出門外去了。她卻嗚嗚咽咽地哭起來。

這時，在她過去的回憶里，卻想起恰恰一年前的事：那時她生下了一個女兒，她簡直如死去一般地臥在床上。死還是整個的，她卻肢體分作四碎與五裂。剛落地的女嬰，在地上的干草堆上叫：“呱呀，呱呀。”聲音很重的，手腳揪縮。臍帶繞在她底身上，胎盤落在一邊，她很想掙扎起來給她洗好，可是她底頭昂起來，身子凝滯在床上。這樣，她看見她底丈夫，這個兇狠的男子，飛紅著臉，提了一桶沸水到女嬰的旁邊。她簡直用了她一生底最后的力向他喊：“慢！慢……”但這個病前極兇狠的男子，沒有一分鐘商量的余地，也不答半句話，就將“呱呀，呱呀”聲音很重地在叫著的女兒，剛出世的新生命，用他底粗暴的兩手捧起來，如屠戶捧將殺的小羊一般，撲通，投下在沸水里了！除出沸水的濺聲和皮肉吸收沸水的嘶聲以外，女孩一聲也不喊——她疑惑地想，為什么也不重重地哭一聲呢？竟這樣不響地愿意冤枉死去么？啊！——她轉念，那是因為她自己當時昏過去的緣故，她當時剜去了心一般地昏去了。

想到這里似乎淚竟干涸了。“唉，苦命呀！”她低低地嘆息了一聲。17

英文：

He became more and more angry with himself and went out.

“Oh，what a miserable life!” she sighed faintly yet tearlessly.18

可以看到，翻譯直接刪除了溺嬰行為和前后相關情節。實際上，如果《中國文學》的翻譯目的僅僅是為了突顯新舊社會的差別，那么原本不用刪去這一情節，因為這是發生在舊中國的殘忍行為，能夠體現出舊社會對于人的生命的漠視。但同時，這一情節還可能給外國讀者帶來關于中國民族的負面想象，認為中國農村是陰暗的，中國農民是野蠻的。顯然，這不利于塑造正面的中國民族形象，故而翻譯對原文進行了刪節處理。此外，“編者按”在闡述《為奴隸的母親》的意義時也不討論農村典妻制和溺嬰惡習中男性對女性的壓迫問題，而將全部小說意義指向揭露封建制度下地主對底層農民的剝削，從而揭示階級抗爭的意義。這說明，作為國家對外文學刊物，《中國文學》以揭示封建制度對人民的壓迫為選擇現代文學的標準，以確保外國讀者對中國民族形成積極的認知為原則，屏蔽現代文學中表現國民性中的陰暗面與人性中幽暗意識的部分。與此形成對比的，是1955年為《中國文學》翻譯《為奴隸的母親》的譯者張培基于1999年出版的《英譯中國現代散文選》里同一作品的譯本。這個譯本恢復了原文的溺嬰情節19，這表明從作為個體翻譯者的個人立場出發，張培基認同忠實原文文字和精神的思想，不回避民族性中的陰暗面。而從國家立場出發，正面的中國民族形象是崇高的國家意識形態，是冷戰中國家文學表達的至高準則，因而國家對外翻譯要求改寫與這一準則相悖的、柔石的以暴露與批判國民性中的頑疾為宗旨的原文。

在民族立場的基礎上，階級塑造是國家對外文學翻譯的另一重要標準。新中國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出于為維護工人階級正面形象的考量，翻譯會對作為個體的工人的“不文明”言行進行過濾。這是因為“工人階級本身就不是個體，也不是工具，他們本身就是目的，本來就是國家的主人”20，在對外宣傳和塑造自我形象的時候，就更加需要強調作為新中國國家主人的工人階級的正義與先進。以階級塑造為原則的刪改，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翻譯對魯琪的《爐》進行的處理。這篇小說描寫東北解放不久，工廠里的工人還帶有許多舊社會習氣，工人之間的關系也比較隔膜，經過接管干部和工會的情感動員工作，工人們逐漸轉變思想觀念，具有了集體意識，工廠生產效率大大提高。為表現無產階級工人的先進形象，翻譯刪去工人小李的兩次快板“怪話”，并改寫了小說結尾。第一次快板出現在工人們操作化鐵爐遇到障礙，大家都感到懊惱的時候，此時性格俏皮的工人小李編了快板來罵化鐵爐。

原文：

化鐵爐

你這老母豬

處處跟咱找別扭

焦子不化錘子打

疣子不淌鐵條拉

怕你冷了怕你熱

怕你氣著怕你乏

你還常常把稀拉21

第二次快板出現在小說結尾，工人們圍著改造后運作順暢的化鐵爐，大家都感到高興，工人小李編了快板來助興。

原文：

老母豬

頂呱呱

黑焦不用錘

疣子不用拉

……

多生產來

呱呱呱！22

由于快板將化鐵爐以及生產過程俚俗化，翻譯直接刪去了這兩次快板，同時也削弱了小李這個舊工人的形象。快板是一種帶有調侃、諷刺意味的民間話語，早年喚作“數來寶”（也稱“順口溜”“流口轍”“練子嘴”），是從宋代貧民演唱的“蓮花落”演變而成的，最初是乞丐沿街乞討時使用的要錢或者要飯的手段。這種口頭表達包含著一定的底層反抗的意味。小李罵化鐵爐是一種插科打諢的“弱者的反抗”，即用消極的話語來表達不滿的情緒，因為機器難以運作給工人帶來的是工作時間延長的后果。翻譯對調侃、消解工業生產嚴肅性的民間話語進行處理，顯示出國家意識形態對正面的工人階級形象的詢喚。此外，翻譯還在結尾處作了增加，添補的英文為：“And they went about their tasks with the added competence of their strengthened comradeship and unity. ”23這句話清楚地解釋了工人們高興的緣由：他們通過加強彼此的同志感情，團結一致完成任務。通過這種增添的行為，翻譯對小說主題進行了提煉和升華，即個體的工人經過改造而建立了集體意識，具有了工人階級的身份認同，自豪地成為國家建設的主人翁。

在民族塑造與階級塑造的基礎上，中蘇關系是國家對外文學翻譯中改寫發生的重要因素。例如翻譯對劉克的《“曲嘎波”人》的處理。小說寫曲嘎波孩子小丹增一家的故事，爺爺原來是西藏農奴，逃跑來到曲嘎波，靠給商人背馱子養活小孫子。解放軍來到曲嘎波人的莊子以后，起先人們很害怕，爺爺不許小丹增和兵接觸，因為“扛刀的滿清兵，扛槍的英國兵，以及又扛刀又扛槍的各色各樣的兵；這些兵給曲嘎波帶來了多少災難啊！”。24但解放軍對曲嘎波人的友好、真誠，主動幫助莊子上的人家干活以及修通汽車的路，感動了曲嘎波人。在這個過程中，解放軍戰士陳小樹與小丹增也慢慢建立了友誼。半年過去，路修通了，汽車帶著貨物開進曲嘎波，曲嘎波人熱情地歡迎解放軍，孩子們主動幫著解放軍戰士撿松果。小丹增開始感到好奇，后來也幫著撿松果送到陳小樹的門口。隨著小丹增已經當上貨車駕駛員的父親的歸來，小丹增一家團圓。

原文：

小孩說：“拾松果！怎么啦。兵說，人家蘇聯，蘇聯你懂嗎？是我們的好朋友。寫信來要松果！”

“松果能做什么？”丹增驚異了。

“栽呀！我們的松果好，別的地方沒有。”那孩子說著便跑了。25

英文：

“To find pine cones. Anything wrong with that？”

“What do you want pine cones for？”

“To plant. Our cones here are better than anywhere else. Other parts of our country want to have our cones too.” The boy ran off.26

英文刪除了原文里的一句話——“兵說，人家蘇聯，蘇聯你懂嗎？是我們的好朋友。寫信來要松果！”這是因為《中國文學》譯載《“曲嘎波”人》的時間是1964年，從1960年代初開始的中蘇關系持續緊張到此時已經演變為中蘇公開決裂，中國強調“反修反美”，認為蘇聯修正主義是對社會主義的背叛。而原文寫作的時間是1957年12月，此時的中蘇關系雖然已經在蘇共二十大的震動下暗流涌動，但是這種影響主要還限制在高層內部，在國家的國內宣傳與國際宣傳中，尤其是在普通人的認知中，中蘇依然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親密同志，因而作者很自然地用這一敘述來表現中蘇友好關系。此外，《中國文學》的翻譯為原文增加了一句話——“我們祖國的其他地方也想要我們的松果”。增加的這句話將小說意義指向少數民族與祖國其他地方的聯結，從而更加明確了小說的主旨，即新中國給曲嘎波人帶來解放，改善了人們的生活，西藏人民熱愛祖國。此外，英文注釋特別介紹說：“這篇小說描繪了民主改革發生以前西藏人民的生活”27，再次點明小說的主旨，引導和確保外國讀者對這篇小說的理解。

最后，以強調革命者的英雄形象與確保革命的崇高性為原則，翻譯對表現革命與愛情的文學作品進行刪改處理，淡化“性”并清除情欲暗示。例如，翻譯對《林海雪原》原文描寫白茹相貌、神采和身姿的部分進行的刪削和縮寫。

原文：

一對深深的酒窩隨著那從不歇止的笑容閃閃跳動。一對美麗明亮的大眼睛像能說話似的閃著快樂的光亮。兩條不長的小辮子垂掛在耳旁。前額和鬢角上漂浮著毛茸茸的短發，活像隨風浮動的芙蓉花。她的身體長得精巧玲瓏，但很結實。還有一個十分清脆而圓潤的嗓子，善歌又善舞，舞起來體輕似鳥，唱起來委婉如琴。她到了哪里，哪里便是一片歌聲一片笑。她走起路來輕爽而靈巧。她真是人們心目中的一朵花。因為她姓白，又身穿白護士服，性格又是那樣明快樂觀，每天又總是不知多少遍地哼著她最喜愛的和她那性格一樣的“飛飛飛”的歌子，所以人們都叫她小白鴿。

英文：

Pai Ju was a lively girl of eighteen. Her pretty cheeks were dimpled in a broad smile and she was almost skipping for joy. “Success! Success!” she cried. “Our attack’s been a great success!”

This slim young girl was a Model Rescue Nurse. In one battle，she had rescued thirteen men under heavy fire. Because her surname “Pai” meant “white” and since she seemed to fly rather than walk most of the time，the men affectionately called her “white dove”.28

翻譯刪去了原文對于女性身體的細致描寫，這段描寫是男性視角下對女性性別特征的簡單描述，體現出男性視角對于女性身體的審視、打量與評判。英文只保留簡單的人物描寫，即白茹是一個十八歲的少女，性格活潑可愛，并突出強調白茹在戰斗中從火線上搶救十三個傷員，榮獲搶救模范的英雄身份。刪改的效果是弱化青春少女在以男性為主的軍營所引起的關注，將白茹形象的多義性簡化，確定其為一個年輕的模范女戰士，革命隊伍中的普通一兵。同時，《中國文學》節譯的小說英文版還將邵劍波與白茹之間的情愫變得不可見，而隱藏這些戀愛情節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敘述主線簡明清晰，更重要的則是去除個人的情感因素，保持革命者形象的純潔、革命的神圣性。

類似的刪改還有《中國文學》節譯的《青春之歌》英文版對林道靜與江華的“性”的消除。李楊在解讀《青春之歌》時提出“性”與“政治”的雙重變奏的觀點，認為“體制道德主義”是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中國文學的重要特征，即基于維護形而上的世界的純潔性的目的，使“不崇高”的“性”消逝29。實際上，國家對外宣傳和塑造自我形象在這個問題上更加敏感，翻譯將文學作品中豐富的意義含蘊進行清潔處理，以確保清晰、單一的作品旨歸，從而塑造歷史的崇高形象。例如江華留宿林道靜家的情節，原文用轉場來弱化“性”的發生，翻譯則直接刪去并改寫了相關情節。

原文：

“真的？你——不走啦？……那、那就不用走啦！……”她突然害羞地伏在他寬厚的肩膀上，并且用力抱住了他的脖頸。

天剛剛亮，幸福甜美的夢還在朦朧地繼續著。突然一陣叩門聲，把兩個人同時驚醒了。30

英文：

Tao-ching had been drafted to Peking University to do underground work there under the direction of Chiang Hua. The previous evening he had come to discuss with her how to build up a resistance movement among the students. They were still wide awake as the east grew light，when they heard an urgent knocking at the door and they exchanged anxious glance.31

可以看到，原文對于“性”的委婉暗示仍然超過了國家對外宣傳的尺度，翻譯索性抹去相關情節，并改寫過夜的意義，即兩人是為了推進黨在學生中的地下工作而徹夜討論直至天明。這樣一來，讀者看到的是無私地投身革命理想的革命者，同時也是去性別的革命戰友，而不是一個普通男人和一個普通女人的形象。改寫之后，同志情誼而非愛情代替了原文描寫的林道靜與江華的關系。最終，《中國文學》節譯的《青春之歌》成為去情欲化的個人、知識分子如何認同革命的國家對外敘述文本典范。

三、外文出版社：作為國家翻譯機構與國家文化單位

個體翻譯者身份認同的轉變與國家對外文學翻譯代表期刊《中國文學》翻譯策略的確定，根植于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翻譯機構和國家文化單位體制化的歷史語境。

以外文出版社為代表的國家翻譯機構是在出版業與新聞業，以及文學界與藝術界的國家統一管理、整合的過程中設立的專門機構。從國家出版系統的角度來看，翻譯局是新中國成立初統一管理翻譯出版的重要機構，隸屬于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1949年11月1日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是中央人民政府負責指導和管理全國出版事業的總機關32，由此前的三部分出版工作機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新華書店編輯部、出版委員會33）重組而成，下設三個機構，即出版局、編審局、翻譯局。其中，翻譯局的使命是：“為了準備即將到來的工業化和經濟、文化建設，我們需要大量吸收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的先進經驗，以飼育我們的建設工作干部。為了我們祖國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各部門的建設，我們翻譯工作者的面前放著很多工作要做。”34也就是說國家設立翻譯局的構想是培養自己的翻譯工作者，以滿足日漸增長的社會主義建設需求。從國家新聞系統的角度來看，國際新聞局是建國初對外新聞傳播的重要機構，隸屬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1949年11月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主管對外宣傳新聞報道和出版工作，是為打破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的封鎖，向世界人民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設立的國家外宣機構35，下設新華社、廣播事業局、國際新聞局、新聞攝影局、北京新聞學校。其中，國際新聞局負責國際宣傳，通過新聞廣播、《人民中國》半月刊、《人民中國報道》月刊、小冊子和通訊特稿等方式，將國內的情況用外國文字向國外發布。新中國成立初國際新聞局一定程度上延續了1940年代中后期中共在延安設立新華社英文廣播電臺，在香港創辦英文版《中國文摘》等國際新聞宣傳思路。從國家文學設計的角度來看，1949年7月2日到19日在北平召開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以下簡稱第一次文代會）宣告了全國性的文藝組織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成立，“它是國家和執政黨對作家、藝術家進行控制和組織領導的機構”36。其中，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是全國文聯下屬各協會中最重要的。1953年召開的第二次文代會上，全國文協改名為“中國作家協會”，“它對作家的創作活動、藝術交流、權益起到協調保障的作用”，同時更注重“對作家的文學活動進行政治、藝術領導、控制，保證文學規范的實施”37。中國作家協會的國際聯絡部，后改為外國文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外委會）專門負責國際文化交流，外委會的主任是蕭三，副主任是楊朔、陳白塵，辦公室副主任是林紹綱。外委會的任務是：“加強國際文化交流、對外國文學狀況（包括外國文學團體組織情況、作家活動情況等）進行了解，并促進中外文學的相互介紹、翻譯等工作，以及中外文學界的各種聯絡活動。”381958年應亞非作家會議常設事務局要求，中國作協設立聯絡委員會，主席是茅盾，副主席是劉白羽，秘書長是楊朔，聯絡委員會負責安排和接待外國作家來訪39。最終，在出版、新聞、文學藝術事業體制化與國際宣傳和外事需求不斷交叉的過程中，由中國作協與外文出版社從行政和業務兩方面共同領導《中國文學》的局面形成了。

1953年新成立的外文出版社吸收了設立翻譯局培養翻譯人才的構想，并在國際新聞局改組的基礎上大力拓展業務范圍40，不僅包括新聞外宣，還包括文藝外宣。外文出版社有明確的業務方針，即用不同語言的出版物分別向蘇聯、各民主國家和東南亞殖民地國家及資本主義國家愛好和平的人民宣傳介紹我國經濟建設的成就、黨和政府的政策、中國革命的經驗、和平運動、中國文學藝術歷史等41。在此方針下，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新聞、攝影、文藝、時政類外宣書刊，從不同維度構建起冷戰時期中國的國家文化外宣網絡。其中，《人民中國》（People’s China）42以綜合新聞為載體向世界報道新中國的人民生活與國家時事；《人民畫報》（China Pictorial）43以攝影照片為主、文字報道為輔的形式，著重向世界介紹中國經濟和文化建設的成就；《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以形象思維的文學為載體，向世界說明中國的革命歷史，社會主義革命給中國人民生產、生活與精神面貌帶來的變化，介紹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民族文化傳統和豐富多彩的民族民間文化樣態；《北京周報》（Peking Review）報道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發展動態，闡述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以及中國對國際問題的立場和觀點。這幾份期刊互相交叉支持，從不同角度讓世界了解真實的中國。

作為單位的外文出版社，是國家對翻譯工作者進行政治教育與行政管理的有效組織。在單位體制內，個人被“包下來”，“在單位之外，沒有個人的公共活動空間，由此建立一個極其嚴密的城市調控體系”44。隨著1953年下半年《中國文學》劃歸外文出版社管理，《中國文學》編輯部成員成為外文出版社這個國家翻譯機構的工作人員。作為單位的外文出版社為《中國文學》編輯部的工作人員提供工作場所、工作崗位、職務等級工資、組織身份、社會地位、福利待遇，同時收編、管理刊物的所有工作環節，決定刊物的人員構成。

就工作流程來說，外文出版社規定了《中國文學》的集體翻譯模式以及編輯與翻譯的權力分配。中文組負責從大量的全國報刊中挑選符合要求的作品，英文組負責翻譯，中文組組長與英文組組長負責審定，主編負責終審。需要指出的是，對于《中國文學》這樣的國家刊物而言，主編的作用不是同人辦刊時期的主導刊物思想，引領刊物精神，而是負責統稿與協調實際工作，例如組稿、審稿，而選題審定的最終權力在行政領導，不在刊物主編。《中國文學》執行主編葉君健所做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與作協高層文藝干部（如沙汀、郭小川等）商量選題，將選題報給作協，經作協審批后確定。這種行政權力的上下級關系，體現出《中國文學》作為國家對外文學翻譯機構隸屬刊物的運作特點。

就人員構成來說，《中國文學》初創時期（1951-1953）的人員構成帶有同行推薦的特點。楊憲益、戴乃迭夫婦的加盟先是由主編葉君健寫信約譯稿，后由劉尊棋邀請加入外文出版社。《中國文學》劃歸外文出版社以后，引進人員執行自上而下的行政程序，由外文出版社向上級主管單位報備，再經中央審批才能最終決定。例如1953年中宣部向中央申請“由大學外文系及俄文專科學校畢業生中調撥20個學生參加該社工作與實習，并指定外國語學校以及北京大學東方語文系為該社培養青年外文干部”45。這意味著單位對于人員構成有明確的政治導向，有意識地引入新中國外語教育制度培養的新生力量，以達到人員成分上“中外”“新舊”（指具有歐美教育背景的專家）的平衡，并且越來越注重增加新中國自己的翻譯力量的比重，以提升翻譯體制內部的政治可靠性和純潔性。

《中國文學》劃歸外文出版社以后，為滿足日益增多的編譯工作量，人員有所補充。唐笙46與袁可嘉即是這一時期新加入《中國文學》的人員。從1954年開始，唐笙為《中國文學》翻譯作品，后來擔任英文組組長、副總編輯，審定了大量翻譯作品；袁可嘉于1954年至1957年在外文出版社英文部任翻譯，為《中國文學》翻譯現代詩和短篇小說。袁可嘉初譯了陳其通的《萬水千山》，再由英文專家修改。1957年，袁可嘉離開《中國文學》，從事研究工作47。需要補充的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刊物上出現的許多署名譯者并不在《中國文學》編輯部工作，這些人屬于特約翻譯，大多數是大學英文系教員，例如翻譯《暴風驟雨》的許孟雄當時任教于北京外國語學院。

1958年在“大躍進”運動的影響下，《中國文學》由季刊改為雙月刊。為應對增加的工作量，外文出版社從作協創委會、《文藝報》等作協系統引入了何路、甘樹生、朱靖華。何路畢業于延安魯藝，此前在作協創委會工作，在《中國文學》除了編輯工作，還負責黨組工作。何路的加入是為了加強黨對于《中國文學》的政治把關。甘樹生、朱靖華此前是《文藝報》的編輯。

1962年至1964年間，一批新中國自己的高等學校外語、新聞專業畢業的大學生進入《中國文學》工作。如1962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的吳旸，1964年畢業于北京大學英文系的喻璠琴、宋綬荃，與同年畢業于對外經貿學院翻譯系的熊振儒48。

總之，1951年至1966年間《中國文學》的編譯人員構成有著明顯的代際區別，創始一代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國際宣傳以及歐美留學生活經驗，1960年代初加入的一代多是新中國高等教育制度培養的大學生。不同代際的編譯者受到人生經歷、教育背景的影響，在世界觀、審美趣味，以及翻譯理念、翻譯風格上均有明顯的差別。然而，作為國家對外文學翻譯機構外文出版社的工作人員，受到國家意識形態影響下的翻譯政策和翻譯原則的制約，大多數情況下，譯者個人的審美趣味與翻譯理念不能夠體現在工作中。尤其是譯者的權益，存在諸多問題，楊憲益對此有深刻的反思。49

四、對外文學翻譯體制化的過程

《中國文學》與外文出版社的翻譯實踐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知識分子“下鄉”和翻譯界思想改造運動密不可分。

新中國成立初期，翻譯屬于民間行為，翻譯什么，在哪里出版，大多由譯者或民營出版商自由選擇。譯者個人的文學審美趣味、翻譯對象的市場效應是翻譯人員和出版商抉擇的主要依據。由此產生的普遍現象是對譯作沒有統一的評判標準，誤譯、錯譯現象時有發生。且不說翻譯的品質保證，不成系統的翻譯難以成為新中國國家建設的有力支持。《人民日報》分別于1950年3月26日和4月9日刊登《用嚴肅的態度對待翻譯工作》和《認真改進翻譯工作》兩篇文章，嚴厲地批評文學翻譯和出版中存在的問題。顯然，《人民日報》的批評代表了國家態度。隨即，翻譯界在《翻譯通報》上開始了激烈的批評與自我批評54。

要改進和發展翻譯出版工作，首先要統一翻譯工作者對翻譯的思想認識。孫思定在為上海的《翻譯月刊》撰寫的發刊詞中呼吁全國的翻譯工作者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思想，在反帝斗爭中盡前衛的任務。沈志遠在《翻譯通報》發刊詞中強調：“過去的翻譯作為商品，是為了獲取經濟利益，而現在的翻譯，是為人民服務的。”55張蔭槐說：“在舊社會中，大多數的出版物，跟新聞紙一樣，只是一種商品”，而“今天我們的工作，一切都是為了人民，應該對人民負責……這是跟過去最基本的不同。”56馮友蘭說：“現在情形不同了。愛祖國，愛人民，成為我們一切行動底鼓動力，‘為人民服務’成了翻譯的鼓動力。”57這表明翻譯工作者在思想上重新看待翻譯工作的性質，從原來的以個人利益為出發點，轉換為以為人民服務為出發點，樹立對翻譯為了什么的新認知。

從國家層面對翻譯工作實施組織化、計劃化的統籌安排，也即對外翻譯的機構化，大致是在1949年至1954年間逐步完成的。這期間，翻譯界以主動的姿態組織起來響應國家的號召，如上海翻譯工作者協會的成立及其會刊《翻譯月刊》的創辦。此外，國家層面的機構化措施還包括：設立中央政府出版總署編譯局，創辦翻譯界權威刊物《翻譯通報》，召開全國翻譯工作會議，以及對出版業進行公私合營改制（外文出版社即是在整合全國的外語出版社之基礎上設立的）。

其中，對文學翻譯體制化影響最大的是兩次全國性的翻譯會議。1951年11月5日至12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召開的第一屆全國翻譯工作會議的議題是提高翻譯工作質量，提出加強公營出版社在出版翻譯稿件之前的審校工作，建立各編譯機構翻譯稿件的審校制度。這次會議通過《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關于公營出版社出版翻譯書籍的規定草案》和《關于機關團體編譯機構翻譯工作的規定（草案）》以落實編譯合作原則和審校制度58。此外，在翻譯標準的問題上，茅盾認為文學的翻譯在用明白暢達的譯文忠實地傳達原作內容的基礎上，應當將原作的藝術意境傳達出來，使讀者得到啟發、感動和美的感受。也就是說，國家文學翻譯的綱領性標準是在忠實于原文，在此前提下提倡文學翻譯的藝術性。1954年8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文學翻譯工作會議進一步明確了文學翻譯是國際政治斗爭和國內文化建設不可缺少的重要武器，并加快加強推進文學翻譯的組織化、計劃化進程。茅盾在全國文學翻譯工作會議上指出“在進一步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以及實現亞洲及世界各國的集體安全、和平共處的偉大事業中，國與國的文化交流是一個重要因素，而文學翻譯工作，是文化交流中重要的一環”，又說明“文學翻譯必須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由主管機關和各有關方面，統一擬定計劃，組織力量，有方法、有步驟地來進行”59。這兩次全國翻譯會議制定了翻譯界所必須遵守的規章制度和行為原則，將翻譯事業尤其是文學翻譯納入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建設與國際斗爭的軌道之中，成為國家文化建設和意識形態宣傳的重要工具。

結 語

“十七年”時期以《中國文學》為代表的國家對外文學翻譯實踐，從屬于計劃經濟體制是它最大的特點，計劃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地實行中央計劃經濟的資源分配，國家對外文學翻譯的年度計劃與翻譯內容中各種文化資源的比例均由國家意識形態決定，國家領導翻譯業務部門，管理翻譯人員，自上而下地規劃翻譯內容，規劃指標；翻譯業務部門執行具體的任務，實行集體翻譯制，完成指標，個體譯者的審美取向和翻譯價值基本處于隱身狀態。這種翻譯模式的特點是國家高度組織化地領導、管理翻譯生產，國家政權集中全國翻譯精英來開展翻譯事業，體制化地教育、培養翻譯新生力量，又以國家的力量來推動翻譯的國際傳播；存在的問題是約束性強，個體編者、譯者（尤其是譯者）的專業能力不能夠得到充分的尊重與發揮60。中國文學對外翻譯是“十七年”時期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文化實踐的一種重要形式，也是冷戰時期中國與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中國文學》的翻譯實踐是考察社會主義文藝體制下國家機構翻譯的典型案例，總結歷史的經驗與教訓，對當下中國與世界加強人文連接極富啟示。

注釋：

1 《中國文學》于1951年10月創刊，1952年春季出版第二輯，1953年出版第三輯、第四輯，1954年改為季刊，1958年改為雙月刊，1959年1月起改為月刊并持續以月刊形式出版，“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未停刊，一直出版至2001年。根據本文作者的博士論文統計，從1951年創刊號到1966年5期，《中國文學》共出版115期，譯載752個文學作品（包括中國古典文學、“五四”新文學、當代文學、少數民族文學、民間文學，體裁涵蓋小說、詩歌、散文、游記、戲劇、通訊、特寫、報告、電影劇本、相聲、小戲、童話、戲曲、民間故事、民間傳說等），400余篇文學藝術評論文章和包括國內文化事件、國內外文藝往來動態、文學藝術考古評論、作家與藝術家介紹、新出版消息等在內的紀事消息。

2 劉軍平、羅菁：《葉君健翻譯思想及其特征探微——紀念著名翻譯家葉君健先生誕辰100周年》，《中國翻譯》2014年第6期。

3 [英]安德烈·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編《翻譯、改寫以及對文學名聲的制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頁。

4 就筆者所見，主要研究成果有：耿強的《文學譯介與中國文學“走出去”》，《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林文藝的《英文版〈中國文學〉作品翻譯選材要求及影響因素》，《龍巖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倪秀華的《建國十七年外文出版社英譯中國文學作品考察》，《中國翻譯》2012年第5期；江帆的《中國大陸與臺灣文學對外譯介模式對比研究》，《翻譯季刊》2013年第69期；鄭曄的《從讀者反應看中國文學的譯介效果：以英文版〈中國文學〉為例》，《中國比較文學》2017年第1期；馬士奎、倪秀華的《塑造自我文化形象：中國對外文學翻譯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倪秀華的《1949—1966年紅色經典的翻譯與海外傳播》，《當代外語研究》2021年第4期。

5 Bonnie S. McDougall，Translation Zones in Modern China: Authoritarian Command Versus Gift Exchange，New York: Cambria Press，2011.

6 參見任東升、高玉霞：《國家翻譯實踐初探》，《中國外語》2015年第3期。任東升：《國家翻譯實踐概念體系構建》，《外語研究》2019年第4期。

7 于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8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頁。

9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203頁。

10 團員主要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干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中央機關的工作干部和北京、天津、保定、太原、石家莊等大中城市的各界人士。《政協全國委員會參加三大運動籌委會組織土地改革工作團赴漢口》，《人民日報》1951年12月13日。

11 12 葉君健：《參加土改半年》，《柳江怒濤：柳城縣土改回憶錄》，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59頁。

13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頁。

14 在本文作者對葉君健先生的兒子葉念倫先生的訪問中（2017年11月26日，蘇州），葉念倫用“如履薄冰”來形容葉君健編輯《中國文學》時期的謹慎、小心，以避免犯政治錯誤。

15 謝天振：《翻譯研究新視野》，青島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頁。

16 本文將原文和英文同時列出，通過對比來呈現翻譯對原文的刪削、改寫。

17 柔石：《柔石選集》，開明書店1952年版，第5頁。

Jou Shih. “A Slave Mother”，in Chinese Literature，(1)1955, p.109.

19 張培基譯注《英譯中國現代散文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27頁。

20 李楊：《工業題材、工業主義與“社會主義現代性”——〈乘風破浪〉再解讀》，《文學評論》2010年第6期。

21 22 魯琪：《爐》，東北新華書店1949年版，第101、120頁。

Lu Chi，“Blast Furnace”，in Chinese Literature，(1)1951，p.234.

24 25 劉克：《“曲嘎波”人》，《解放軍文藝》1958年第2期。

Liu Keh，“The People of Chhukarpo”，in Chinese Literature，(8)1964，p. 34.

本文作者自譯，原文為：The present storydepicts the life of the Tibetan people before the democratic reform took place. Liu Keh，“The People of Chhukarpo”，in Chinese Literature，(8)1964，p. 17.

Chu Po，“Tracks in the Snow Forest”，in Chinese Literature. (6)1958，p. 66.

29 李楊：《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124頁。

30 楊沫：《青春之歌》，中國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第486頁。

Yang Mo，“The Song of Youth (last instalment of a novel)”，Chinese Literature，(6)1960，p. 78.

32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改進和發展全國出版事業的指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〇年）》，中國出版學科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42頁。

33 參見操樂鵬《新中國成立初期出版總署的文學翻譯活動考釋》，《現代出版》2020年第3期。

34 胡愈之：《第一屆全國翻譯工作會議開幕辭》，《翻譯通報》，第3卷第5期，1951年12月15日。

35 楊正泉：《序》，《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選編（1）》，周東元、亓文公編，新星出版社1999年版。

36 37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2頁。

38 《中國作協設立外國文學委員會》，《作家通訊》1954年第10期。

39 宋春丹：《追憶中國作家往事》，《時代報告》2019年第4期。

40 1952年，國際新聞局改組為外文出版社，改組后之外文出版社成為編譯出版我國對外宣傳之外文書刊的統一的事業機構，也是當年全國14家中央級出版社之一。

41 《外文出版社概況》（摘錄）（1953年7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5 1953年》，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91頁。

《人民中國》（People’s China）創辦于1950年1月，1951年增出俄文版半月刊，1953年增出日文版半月刊。后因俄文《友好報》和英文《北京周報》等相繼創刊，《人民中國》俄文版和英文版在1957年底停刊。從1958年起，以日文版為基礎，增出印度尼西亞文版，同年10月增出法文版。

《人民畫報》（China Pictorial）創辦于1950年7月，創刊時只有中文版，后陸續增出其他文字版。到1958年，為配合國際國內政治斗爭的需要，該刊共有漢、蒙、藏、維吾爾、朝鮮、俄、英、德、法、日、越南、印度尼西亞、印地、西班牙、阿拉伯、緬甸等16種文字版本。

44 劉建軍：《單位中國——社會調控體系重構中的個人、組織與國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頁。

45 《中宣部〈關于檢查外文出版社工作給中央的報告〉（草稿）（1953年）》，周東元，亓文公編《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選編》，新星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頁。

46 唐笙（1922—2016），1942年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1944年入英國劍橋大學進修，后在聯合國從事口譯工作，1951年回國后進入國際新聞局，是我國同聲傳譯事業的開創者。

47 袁可嘉：《自傳：七十年來的腳印》，《新文學史料》1993年第3期。

48 根據熊振儒先生的回憶，熊振儒先生于1964年大學畢業分配到《中國文學》英文組工作。2019年8月熊振儒先生在家接受了本文作者的采訪。

49 60 楊憲益：《漏船載酒憶當年》，薛鴻時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頁。

50 除了刊物正式編譯人員，《中國文學》還邀請包括（但不限于）：許孟雄、王佐良、Tso Cheng、Chang Hui-min、張培基、Ying Yu、Tsao Tun、Jen Chia-chen、路易·艾黎、張素初、Chien Chun-wei、Shirley Wood等在內的大學教師、外文出版社外語專家協助翻譯稿件。還需要說明的是，由于本文主要是從編輯、翻譯的角度來討論《中國文學》的人員構成，對于刊物相關的美術設計人員缺乏了解，實際上他們也是《中國文學》的重要成員。

51 1963年由周揚推薦，唐達成調入《中國文學》編輯部工作，不久后因為覺得這里的中文編輯工作沒有什么意思而離開。參見陳為人：《唐達成文壇風雨五十年》，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頁。

52 表格中1951年至1963年《中國文學》的工作人員名單來源于本文作者對相關人員回憶的比對、整理與確認，可能缺漏。1964年至1966年間《中國文學》的工作人員名單來源于熊振儒的回憶。

53 轉引自鄭曄：《國家機構贊助下中國文學的對外譯介——以英文版〈中國文學〉（1951—2000）為個案》，上海外國語大學2012年博士論文。

54 關于翻譯的當代轉型與新中國成立初期翻譯改造的研究，參見趙稀方：《思想改造與翻譯轉型》，《中國翻譯》2015年第1期；李春：《〈翻譯通報〉與建國初的翻譯改造》，《文藝理論與批評》2016年第4期。

55 沈志遠：《翻譯工作的新方向（代發刊詞）》，《翻譯通報》1950年第1期。

56 張蔭槐：《我對翻譯問題的意見》，《翻譯通報》1950年第1期。

57 馮友蘭：《關于翻譯工作的一點建議》，《翻譯通報》1951年第5期。

58 當代中國研究所編《新中國史編年·1951年卷》，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版，第754頁。

59 茅盾：《為發展文學翻譯事業和提高翻譯質量而奮斗——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九日在全國文學翻譯工作這會議上的報告》，《譯文》1954年第10期。

[作者單位：浙江科技大學人文學院 ]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