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頓皇帝與中國寓言——論《少水魚》的“歷史”感
內容提要:美國皇帝“諾頓一世”展現了現代歷史中的全民狂歡,然而盧一萍的長篇小說《少水魚》卻為我們再現了一個前現代的中國皇帝夢,這寓言式的夢境荒謬、滑稽又暴虐,引發我們對現代/前現代錯雜人生的聯想。《少水魚》記述晚清民初“自立為王”的傳奇,以此構成對于傳統歷史敘事的偏離和反叛。這顯示出新時期“新歷史主義”傳說的悠遠影響。然而,小說恰恰又是在回歸“歷史”現場之時獲得意義的縱深:“新唐”的建立與歷史上真實發生的“皇帝夢”形成有意味的對照,小說對于個體欲望的書寫也在歷史的“現代性”進程當中改寫寓言的內涵。
關鍵詞:盧一萍 《少水魚》 新歷史小說 帝王史觀 情欲書寫
美利堅短暫的歷史直接從現代開始,然而現代的美利堅人也有過人類歷史上共同的夢想,如何成為“皇帝”。這就是“諾頓一世”。約書亞·亞伯拉罕·諾頓(Joshua Abraham Norton)1818年生于英國倫敦的猶太家庭,兩歲時隨家人遷居南非。其父成為富甲一方的船舶用品商人,直至1840年家道中落。1848年,諾頓的父母及兩個兄弟相繼去世。在此之前,諾頓因為與父親關系緊張而離家遠行。1849年11月,諾頓抵達舊金山創業,躋身當地上流階層。三年后,一場在中國蔓延的饑荒使大米漲價900%,諾頓決定大量囤積,卻不想米價很快因為來自秘魯的豐富供應而跌落。諾頓的財富受到重創,從此一蹶不振。1859年,林肯當選美國總統的前一年,諾頓付費在舊金山《每日晚報》刊出一則“宣言”,簡要描述了他所認為的國家危機和解決方案,署名“合眾國公民”。兩個多月后,他再次付費發布廣告,宣布自己應美國民眾的強烈要求,自立為“諾頓一世,美利堅合眾國皇帝”。1
在猶太移民諾頓一步步成為美國“諾頓一世”的過程中,那場中國饑荒似乎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好像大洋彼岸的蝴蝶偶一振翅,最終引起一場颶風。饑荒當然也給彼時的清帝國帶來巨大麻煩。自1846年起,黃河、長江流域連年遭受水旱災害,糧食產量劇減,社會動蕩,民不聊生2。1851年1月,廣西地區萬余名貧民組成的“拜上帝會”在桂平縣金田村起義,建號“太平天國”,洪秀全即“天王”位。持續十余年的戰亂自此開始,帝國的頹勢也從這里一發不可收拾。
盧一萍的《少水魚》所敘述的就是這場災荒的延續與中國人改朝換代的夢境的延續,不過,與大洋彼岸的諾頓的皇帝夢比較,卻更有一種時空倒錯的感覺,我們大可以在“諾頓皇帝”的現實參照下,解讀這文學世界的中國皇帝的迷離夢境。
與諾頓跨時空的關聯在于,《少水魚》虛構的“新唐”王朝,正是從太平天國運動當中旁逸斜出的一支。李宗羲一族從晚清到民國的傳奇經歷,與歷史的、現實的種種“皇帝夢”多重參照,顯映出人在不同語境下對于“權力”的復雜想象。進入《少水魚》的文本內部,能發現作者將這種復雜“人性”化約為單一的“人欲”,借由多個“單聲道”敘事聲部的聚合,使之成為一種多重復沓的景觀。那么,需要追問的是,小說中所呈現的欲望景觀,到底來自于一種前現代的原始人性,還是一種與世隔絕的“現代性”?這個問題,關乎小說的現實邏輯,也關乎小說的歷史感。
《少水魚》最早構思于1995年3。成書雖然時隔近三十年,未嘗不可將它視作1990年代“新歷史小說”的遙遠回響。在《少水魚》的敘事中,隱匿于歷史書寫中的“第一人稱”顯形,與傳統的歷史敘事模式形成有意味的互文,從中正可窺見風靡一時的新歷史主義批評的影響。由此這部小說也為我們敞開一個在當下重新審視“新歷史小說”及其遺產的契機。當我們不再將一個既有的宏大敘事作為“假想敵”,以日常生活、個體情欲為書寫對象的小說,是否會因為失去核心而彌散?當“歷史”的神話全然被瓦解,“小說”就可以獨立嗎?如果不能,它又從何處尋找依傍?
一、“皇帝夢”的悲喜劇
他看起來有點生氣,又有點困惑。
他是被我們激怒,被我們搞糊涂了嗎?
——“諾頓皇帝基金會”4評價晚年諾頓的相片
愚昧產生專制,專制供立暴君,千古一體!當代中國稱帝者形形色色,無一例外,均是他那一畝三分地上的暴虐之君。
——《帝夢驚華:當代中國稱帝鬧劇》5
以上兩段引文,大致可讀出現代社會對于“稱帝”的兩種態度:前者是戲謔的,但也不乏關切;后者是嚴肅的,帶著沉痛的告誡口吻。這兩種態度的截然不同,當然跟歷史經驗有關。隨著人類社會逐步淘汰封建君主制,作為歷史遺留物的“皇帝”,也成為一個可供投射心理和情緒的空洞能指。人們對“稱帝”的不同反應,折射出的正是在不同語境下對于“權力”的理解和想象。
舊金山民眾有理由對“諾頓一世”的出現抱以足夠的幽默感。在一個從未經歷君主制的國家,“稱帝”是一個奇異的玩笑,經由報紙媒介的放大,更成為當地民眾的狂歡。諾頓稱帝兩年之后,以“諾頓一世”為名的喜劇歌劇即在舊金山上演。同年,當地名錄收入諾頓的姓名,將他記錄為“皇帝”。1870年,人口普查也將諾頓的職業登記為“皇帝”。此后,“諾頓一世”可見于全國各地的報紙。他成為舊金山旅游的熱點,商店里甚至售賣他的小型石膏像。當然,“諾頓一世”的形象并非是以“笑話”的形式存在,他實際上得到當地民眾的熱愛。1867年,諾頓曾因“流浪”而被警方拘留,當地多家報紙為“我們尊貴的陛下”發聲抗議。當窮困潦倒的“皇帝”衣衫破舊之時,人們向他捐贈。劇院在首映禮上為“皇帝”預留位置。“諾頓一世”甚至以自己的名義發行小額債券,名之為“稅收”,實則以募捐維持生活。1880年諾頓去世,超過一萬名民眾自發前往葬禮悼念。
與“諾頓一世”和他引起的文化狂歡不同,《少水魚》所描繪的“新唐”王朝背后的“皇帝夢”,則顯得荒誕而可悲。小說中“新唐”王朝發端所在的大巴山地區,在1980年代前后出現過多個“土皇帝”,其中就有李宗羲“父皇”張清安的現實原型。張清安是四川巴中的一個農民,早年讀過私塾,參加過國民黨軍隊。新中國成立后,他是當地少數能夠識字、粗通醫術的人物。1982年,在某種神秘啟示的召喚下,張清安自封“皇帝”,國號“中原皇清國”。他冊封五十多位文武官員,頒布《天律森吏》作為治國大綱,刻制玉璽,還組織一支七十余人規模的武裝力量向縣城挺進。1982年12月21日,巴中縣人民檢察院以反革命罪將“中原皇清國”頭目及骨干分子逮捕,張清安被判處無期徒刑。與“中原皇清國”類似的,還有江湖術士林文勇所建立的“圣朝國”,農民曹家元自稱“曹玉皇”登基,農民朱仕強自稱“玉皇大帝”……6這些大山深處的“皇帝”,往往是生活艱難,突發奇想,或自命不凡,或蓄意行騙,最后都落得一個鋃鐺入獄的下場。
如果將大巴山“土皇帝”的出現,僅僅看作是迷信或者愚昧,則會忽略其背后更為生動的文化心理。表面上看,現代社會自封為王的行為就如同諾頓在“南北戰爭”的背景下稱帝一樣荒謬,但這兩種“皇帝夢”又有著本質上的不同。諾頓雖然自稱“美國皇帝”,他的目的卻并不是要獲得特權,不是像張清安等人所渴望的黃袍加身、大權在握,而是以“主人翁”的心態參與各項公共事務,實現他的社會理想。在諾頓二十余年的“帝王生涯”中,他在報紙上發布多項政令,包括廢除國會、取消兩黨制、政教分離。1863年,拿破侖三世進攻墨西哥,“諾頓一世”又給自己增添“墨西哥保衛者”的名號。他痛恨政治、商業和個人的一切腐敗與欺詐行為。他捍衛移民和少數群體的權益,支持女性投票,宣布非裔美國人有權搭乘公共汽車、就讀公立學校,要求法院允許中國人出庭作證,還表示一切假稱代表美國印第安人利益的黨派群體都將受到懲罰。即便他自己生活貧困,他仍然關心公共設施建設,及時發布政令申飭不合理的物價和稅率。可見,在諾頓所謂“皇帝”名號之下,是一個積極參與公共事務、關心集體利益的現代公民。他的政治理念頗為激進、超前,富有批判性,而他的價值取向仍然不離現代社會的平等與和諧。這也是為什么“諾頓一世”最終得到的不是嘲諷和敵視,而是尊重和愛戴。時至今日,“諾頓一世”仍有自己的擁躉。2013年開始,由“諾頓皇帝基金會”發起的將舊金山—奧克蘭海灣大橋命名為“諾頓皇帝大橋”的請愿得到六千七百余人簽名支持。2023年,“諾頓皇帝基金會”又發起將舊金山輪渡大樓鐘塔命名為“諾頓皇帝塔”的請愿活動,以此紀念他抵達舊金山175周年。
反觀《少水魚》所虛構的“新唐”王朝,這個雜糅了太平天國“天王”和大巴山“土皇帝”夢想的故事,實際上觸及深植于中國人文化記憶的“權力”想象。面對歷史上第一個皇帝出巡的威儀,項羽“彼可取而代也”的雄心、劉邦“大丈夫當如此也”的感喟7,就已寫入“皇帝”這個詞語所攜帶的文化符碼。千百年封建帝制的歷史經驗,使當代中國人對“皇帝”抱有矛盾的態度:一方面,以“帝王史觀”為核心的傳統歷史塑造了一種難以避免的權力崇拜和權力渴望,宮廷秘辛、皇家逸事始終能夠引發普遍的好奇心和窺探欲,更在某些類似情形下喚起戲仿和模擬心理;另一方面,近現代以來的歷史更迭又讓“皇帝”天然地帶有歷史廢棄物的屬性,附著其上的聯想往往是專制、陰謀、暴力甚至瘋狂,必然被掃進“封建糟粕”的垃圾堆。因此,當1980年代仍然有人試圖將關于“皇帝”的想象付諸實踐之時,《帝夢驚華》的作者會是那樣痛心疾首、如臨大敵。這種震驚和鄙夷背后,也許正暗示著一種繼承而來的、未經清理的歷史情感,一種對于“皇帝”及其象征的極權的“崇拜”與“厭棄”相混合的矛盾態度。
諾頓的故事恰恰從另一個角度提示我們,在一個法制完備的現代社會,“皇帝”也能夠以不侵犯他人權益的形態而存在,甚至產生積極的社會影響。這種情況下,不是“帝制”的復辟震驚現代社會,而是現代社會改寫了“皇帝”的內涵。“稱帝”也是一種公民自我表達的“權利”的演繹,而不是恢復帝制、獲得“權力”的癡想。一種根植于現代社會運行邏輯中的安全感,讓舊金山民眾接得住諾頓的“玩笑”,也能夠包容他的理想。這樣的故事即便稍顯荒誕,卻也是皆大歡喜的,即便是項羽“取而代之”式的個人志氣的伸張、劉邦“大丈夫”式的建功立業的抱負,都有可能在這里獲得部分的滿足。人們對于“皇帝”的復合情感似乎能做出某種分離:他們“崇拜”的是一個人心懷天下的雄心和才能,是一個個體沖破自身局限、通往更廣大境界的命運與決心;他們“厭棄”甚至感到恐懼的是人在本性中對于權力無節制的迷戀和貪婪,是“皇帝”所表征的不受約束的權力系統。在“諾頓一世”看似荒唐而滑稽的行為之下,實則是個人意志的執著和堅韌,而舊金山民眾對他的尊敬和喜愛,也證明了一種不同于“權力”運作邏輯的召喚力和凝聚力的存在。
而在一個只有“皇帝夢”的情形下——如《少水魚》所寫的晚清民初的李氏一族,以及李宗羲背后隱約可見的太平天國“天王”、大巴山“土皇帝”的面影——這夢想的形態必然是畸形而脆弱的。小說中,李宗羲即便已帶著僅剩的族人踏上亡命之旅,在山野中過著茹毛飲血的原始生活,卻仍然享受“皇帝”的御制,掌握支配獵物、俘虜的至高權力。在身邊人不加質疑的崇拜和服從中,他時時比附“舊唐”儀軌,夢想著一統天下,重振盛世。這當然是荒謬的,但小說似乎有意保護這層荒謬不被戳破,謹慎地按照這個理所當然的邏輯運行下去,直到“男人不是王就是侯,不是將就是相;女人不是公主、郡主,就是王妃、夫人”8,“新唐”之夢才卸下由豪情壯志、花言巧語修飾過的偽裝,露出空虛的內核——每個人都背負著對于“權力”的渴望。這種即便不具備任何實際意義的“權力”,也讓“皇帝夢”此起彼伏,“東邊要稱帝的人剛剛蕩平,西邊想登基的人又冒了出來”9,李宗羲的“新唐”之夢還不著邊際,又有孟金榜幻想著領受神啟,建立屬于他的“新蜀”……“皇帝夢”的發端和延續,實際上都維系于眾口一詞的謊言,這與舊金山民眾與“諾頓一世”共同的“表演”仿佛相似,卻有著根本上的不同。
二、可玩味的“歷史”
《少水魚》中處處可見對于“歷史”的反思和審視。“歷史”往往法相莊嚴,但小說對于“歷史”的生成卻加以譏諷和調侃,進行不留情面的揭露。當孟金榜記載眾亡魂的陳述時,“我”道出“歷史”的真相——“原話實錄肯定不行,既然是歷史,肯定要對你們的話進行整理,做適當的加工”10。同樣,林景芳也不相信《樂壩志》對于皇帝李宗羲的記載,“傳說的東西比整理成歷史的東西要真實得多,精彩得多”11。因為歷史不能取信于人,小說干脆給了“正史”一個略顯滑稽的去處:李宗羲對孟金榜編修的《新唐國志》頗為不滿,認為其中有太多溢美之詞,“朕自己看著,都覺得汗顏,好在這部史稿后來掉進了幾水里,付之東流,才沒有貽笑后人”12。小說借李宗羲之口,傾露出對于“歷史”書寫的輕蔑和拒絕。
頗有意味的是,“正史”雖然“落花流水”,小說中人卻儼然以講述“正史”的姿態自居。李清安將自己的出身附會于唐太子李賢和上官婉兒之后,李宗羲指出其中的荒謬,李清安則反駁道——“那是野史,不可信”13。“正史”與“野史”在小說中發生奇異的顛倒,史官的曲筆隱惡、道聽途說只能制造“野史”,而由新唐王朝“亡魂”親口講述的過往才具有“正史”的合法性。可是,當我們翻開這“正史”,又發現句句無關宏旨,通篇風流軼事,這恰恰是一般意義上“野史”所關心的。《少水魚》的講述游走于“正史”與“野史”之間,有意地以“野史”的形式和旨趣反諷“正史”,瓦解“正史”的嚴肅性、權威性。
“文學”與“歷史”之間的張力由來已久。“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14《漢書·藝文志》所謂“小說”未必等同于今日之“小說”,但也能夠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國古典經史傳統當中“文”的相對弱勢,以及“文學”與“野史”的親緣關系。近現代以來,文學觀念的調整造成了古典傳統中“文”與“史”的分離,“文”“史”之辨,特別是文學如何書寫歷史、反映歷史的問題,在不同時期都能引發相當多的爭論。1990年代,圍繞“新歷史主義”的理論熱潮和批評實踐,既是新時期文學自我更新的一部分,也可以視作古老的文史問題在新環境下的變形。以海登·懷特為代表的新歷史主義理論家的引介,為一大批“新歷史小說”的出現推波助瀾。當然,關于“新歷史小說”與“新歷史主義小說”的命名和源流仍有爭議15,但籠統而言,對于歷史觀念、歷史書寫的新認識,與當時文學所要求的寫作題材、敘事技巧以及觀念解綁等方面的變革不謀而合。也就是說,“新歷史主義”之所以能夠在1990年代掀起理論的狂熱,離不開20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范式更新所爆發出來的能量。在一個亟需從歷史的重負當中解放出來的年代,“新歷史主義”為人們提供了向歷史發問的勇氣,以及一種重新審視歷史的目光。
時至今日,我們很難具體地指認當代小說的哪些特征是從1990年代“新歷史主義”批評潮流當中脈延而來——畢竟新時期文學是一個多樣紛呈的混融整體,難以孤立地切割出哪一種理論或流派,“尋根小說”“先鋒小說”“新寫實小說”都或多或少地與“新歷史小說”共享了消解宏大敘事、關注世俗日常的文本特征——但至少有一點可以確鑿無疑,即當代小說在新時期確立自己的初步樣貌,并在此后以個體心靈、日常生活為反復深描、不離其宗的主題。倘若將《少水魚》放置在這樣一個脈絡當中去理解,就能發現這部小說對于“歷史”的思索和玩味,對不容于“正史”的欲望與情感的極盡描繪,仍然位于新時期文學特別是“新歷史主義”批評震蕩的余波當中。傳統歷史書寫所推崇的宏大敘事,既是新歷史主義所要解構的對象,也是新時期文學試圖掙脫的“過去”,二者的合力都指向小說寫作的“內向”化甚至“碎片”化。于是我們能夠看到《少水魚》中紛至沓來的人物,各自以第一人稱講述“我”的所思所感,披露那些隱秘而熱烈的生命細節,這無疑還是對于日常的、心靈的“微觀史”的又一次強調和實驗,是新時期文學不可抹卻的遺產;而正是這樣的講述方式,這些“亡魂”的囈語和自白,構成小說所呈現的“新唐”歷史的全部,這更提示我們留意其中暗含的新歷史主義的余緒。
那么,問題在于:在取消“宏大敘事”的同時,小說能否憑借個體化、碎片化的書寫,呈現出另一種歷史?這當然不僅是《少水魚》要面對的挑戰,也是“新歷史小說”需要回應的問題。正如行超所指出的,“過分強調以敘事與修辭為核心的‘文本’,極大削弱了作家的‘主體性’,導致新歷史小說普遍存在著歷史真實的缺席、歷史審美化乃至消費化的現象,這樣的寫作也面臨著歷史不可知論、歷史相對主義甚至歷史虛無主義的危險”16。針對這個現象,也有論者提出“從新歷史主義中拯救歷史”17。應該說,“新歷史主義”的確為新時期文學提供了解構傳統歷史敘事的法門,但與此同時,也把小說創作推向一個尷尬的境地:當小說致力于瓦解敘事的“中心”和“結構”,也必然面臨著將自己一并瓦解的風險。
實際上,史學理論、史學哲學中的新歷史主義,自有其發生語境和理論關懷。“新歷史主義”旨在把目光聚焦于歷史“敘事”,揭示歷史書寫過程蘊含的意識形態和權力因素,從而挑戰固有的“真實”,倡導多元價值。如葛兆光所言,“后現代史學有一個很明顯的理路,先是瓦解歷史學的真實性權威,動搖理性與科學的絕對性,然后進一步批判西方代表的‘現代性’,然后是瓦解西方中心論,批判文化上的殖民主義,包括西方中心、男性中心、理性中心,對舊說法進行顛覆”18。也就是說,在后現代史學的語境當中,“新歷史主義”的提出是針對歷史書寫當中的既有“結構”,而歷史究竟是否存在“真實”這一問題只是暫時懸置,而不是否認甚至取消。阿蘭·梅吉爾評價海登·懷特等人時即提出:“這些具有文學性的試驗暗示了一種深層的、本體論上的要點:歷史客體本身就是一個‘虛構性’的創造物,是歷史學家和她的讀者們的心靈建構的客體。這并不是宣稱‘不存在那個過去’;而是,歷史學家在她的作品中呈現的某個特定的歷史客體是由歷史學家(并不是無中生有地)建造出來的。”19可見,承認歷史具有“虛構性”,也并不妨礙歷史“真實”的存在;打破既有的“真實”權威,也并不意味著從此再沒有“真實”。在這個前提下再看文學理論和批評視域中的“新歷史主義”,能發現在新時期文學求新求變的需要下,“新歷史主義”更多地被借重為一種反叛和解構的力量,而其中對于歷史“真實”的保留、對多元價值的推崇很可能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陳新在評述海登·懷特在中國的接受史時指出,文學批評對于懷特理論的借用存在脫離他本人的語境和時代的情況,甚至不乏“深深的誤解”20。“新歷史主義”在中國的理論旅行是一個更復雜的話題,此處不及展開,只是需要提請注意:也許正是新時期文學出于現實需要來轉化“新歷史主義”的過程中,埋伏下自身必將面對的抵抗虛無的危機和困境。
具體到《少水魚》這個文本,我們能夠更清晰地看到小說所面臨的難度:當全知全能的“中心”敘事(“史官”孟金榜的記述)宣布無效,由多個視角出發的個體聲音(一個個“新唐”人的自白)聚合在一起,最終又指向什么?當個人的聲音相互重復甚至抵消,“新唐”的歷史還存在嗎?小說中,紛繁的情欲世界次第展現之后,“白鳥”的出現是富有深意的:這個神祇化身成為“王朝史的記錄者”,“它給新唐子民帶來了精神的依托,忠誠地守護著新唐這個孤獨的、從沒被承認的、漂泊在征途上的王朝”21。可以說,作者仍要借助“白鳥”這樣一個近乎于“上帝”的視角來判斷“新唐”的命運,作為神話的“白鳥”拯救了“新唐”子民混沌無依的精神,作為敘事意象的“白鳥”則終結了漫無目的的言說,將小說拉回到以“歷史”為中心的敘述當中。那些對“正史”的嘲弄,最終也得到加倍的回擊:象征著“新唐”命運的李宗羲在一次次返老還童之后,終于聽到外界“新唐三四百老弱病殘,封閉山野,形同野人,徒有名號”22的評判,迅速走向生命的衰落。這個結局仿佛在提示我們,小說在對“正史”進行漫長的抵抗和消解之后,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回到歷史的懷抱中去。
三、情欲書寫的寓言性質
《少水魚》這部小說呈現在文本上的異質性,很重要的一部分來源于“眾說紛紜”的講述方式。在這種敘述情形中,一般所謂以“情節”為中心的小說結構被取消,代之以人物的只言片語,側面交代故事的走向。小說也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沖突,更多的是人物內心世界和感官細節的流露。不過,即便是在小說中得到最大程度聚焦的“人物”們,似乎也并不具有各自顯明的特征,而是在眾聲喧嘩的氛圍中,聚合成同一個高度抽象化的情欲的聲音——無論是關于嫉妒,關于渴望,還是關于哀怨,關于忿恨,均是求而不得的“欲望”的壓抑和迸裂,譬如李方吾對林景芳,孟金榜對陸云珠,朱征遠對李娥兒,李娥兒對神秘愛人……這情感不知何所起,也沒有多加解釋,卻是驅使小說人物上下求索的行動力,也成為小說著墨最多的核心表達。
因此,在“講史”的外殼之下,《少水魚》書寫的實質是“言情”,是記錄人物的心靈動蕩,刻畫人物的情欲世界。在這個意義上,小說遵循的是情感邏輯而非歷史邏輯。李宗羲一族雖然生活在清季民初,但當他們踏上流亡之路,就走出了這段歷史的規定和約束。小說對于他們遷徙路線的描寫,具體而又抽象,仿佛是從“歷史”一路走向“虛構”:
從被燒毀的桂花園出發,越過張家山,沿著趙家河,抵達林家寨,然后朝西,到達李家坪,過王家莊,經過竇家關、吳家場,沿岳家河一直走到河源處,再翻彭家嶺、梁家山、黃家梁,涉游家河,越沈家山、楊家山、賈家山、蔣家山、閔家山、歐家山、鄭家山、宋家山,攀爬陸家坡、茍家梁,翻越閔家山埡口,過了鮑家溪,看到一條叫萬家河的大河,在田家渡口上船——如果那里還有人撐船的話,逆流而行,沿人煙稀少的河岸走三十四里路,到達中游和上游交界的凌家灘,拐向蒲家溝,順溝走四十七里,到毛家渡過河,在河的右岸行約三十五里,翻過焦家山,入死人谷,進黑熊溝,在野人洞住一宿,走鹿兒梁,爬猴子巖,過野豬坪,到野牛砭,越豹子嶺、老虎峰,即入大森林。23
無論是隱身于叢林,還是遁走于田野,“新唐”王朝都仿佛進入了某種形態的“伊甸園”或“桃花源”,在那里他們被剝除屬于特定時代的經濟身份、文化身份,只有虛設的“政治”身份(或者說“等級”身份)和糾纏不休的情欲關系——相當于回歸到帶有原始社會色彩的“前現代”狀態。在這里,小說對于女性身體和愛欲的“凝視”,充斥著象征化、夸張化的處理手法。與此同時,小說所刻畫的種種欲望渴求,分明又帶有現代人的色彩,是現代人才有的思維和主張。比如李方吾獵熊時內心升騰起的“弒父”情結,李紹謀對于生命的厭倦和無力感,陸云珠、劉秀芬之間的奇情……小說對人物情欲的解釋,也富有相當程度的“現代”意味:“……最多也只因生命的虛無,只是命運沒有著落和內心無所皈依時的一種舉動,只是一種單純的發泄,一種淪落時對生命的揮霍,一種對瞬間安慰的渴求,一種對愛的短暫遺忘和肉體的輕易放逐。”24如此種種,表明小說是借“新唐”這段逃逸的歷史之名,寫現代社會的情感體驗和心靈處境。
倘若“新唐”王朝能夠一直隔絕世外,這部小說就會是一個全然懸浮于歷史之外的、關于現代人的情愛寓言——看似是歷史的,實則是“架空”的、當下的。然而,在小說最后,當李氏家族第四代、李宗羲的“皇曾孫”李廖走出森林之時,民國城鎮的科技手段和經濟形態在他面前展露無遺,小說所小心翼翼營造的現代人的思想和情感,在真正的“現代性”入侵的時刻全面崩塌。這時我們才發現,原來“新唐”子民是一群徹頭徹尾的原始人,他們所擁有的“前現代”的社會形態和小說所賦予他們的現代情感模式之間,其實充滿了矛盾和齟齬。歷史的邏輯和情感的邏輯在這里發生對撞,“新唐”的寓言跌落在具體的歷史情境當中,小說對于人物的情欲刻畫也失去了原本的象征性與合理性。因此,嚴格地說,《少水魚》是一部關于“歷史”的小說,而不是一部歷史小說。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領軍人才項目(項目編號:22VRC148)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本文關于“諾頓一世”的材料均譯自“諾頓皇帝基金會(The Emperor Norton Trust)”官方網站https://emperornortontrust.org/。
2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綱》(第1冊),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第27—28頁。
3 參見盧一萍:《少水魚》,百花文藝出版社2023年,第538頁。小說落款“1995 年冬,烏魯木齊南山,殘稿”。
4 諾頓皇帝基金會(The Emperor Norton Trust)2013年成立于美國舊金山,最早名為“皇帝橋運動(The Emperor’s Bridge Campaign)”,是一個紀念和研究“諾頓一世”的非營利組織。
5 6 莫辛編《帝夢驚華:當代中國稱帝鬧劇》,廣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此書記述1980年代前后湘贛交界、豫西、大別山、大巴山等地區的“稱帝”事件,下文簡稱《帝夢驚華》。
7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96、344頁。
8 9 10 11 12 13 21 22 23 24 盧一萍:《少水魚》,百花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361、260、20、85、23、26、292、500、203、208頁。
14 班固:《漢書藝文志講疏》,顧實講疏,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165頁。
15 參見李楊《“新歷史小說”與“新歷史主義小說”之辨》,《廣西社會科學》2021年第8期;薛紅云《新歷史小說·新歷史主義小說·新歷史主義文學思潮》,《文藝爭鳴》2022年第10期。
16 行超:《重寫歷史與再造個人——重讀20世紀90年代的新歷史小說》,《東吳學術》2022年第5期。
17 羅雅琳:《從新歷史主義中拯救歷史——論麥家的諜戰小說》,《當代作家評論》2022年第4期。
18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版,第87頁。
19 [美]阿蘭·梅吉爾:《“宏大敘事”與歷史學學科》,《后現代史學理論讀本》,彭剛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61頁。
20 陳新:《文學理論與史學理論——海登·懷特研究在中國(1987—2018)》,《世界歷史評論》2019年第1期。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